1911年10月10日晚，駐防武昌的湖北新軍工程營發生嘩變，部分官兵不顧禁令衝出營房，奪取楚望台軍械所，繳獲大量武器彈藥，並迅即公推在楚望台當值隊官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
辛亥革命第一槍
吳兆麟畢業於湖北參謀學堂，足智多謀，欣然受命後即部署炮隊、工程營等嘩變士兵連夜進攻湖廣總督衙門。總督瑞澂聞風喪膽，越牆而逃；第八鎮統製張彪抵抗了一陣，終於也在猛烈炮火攻擊下倉皇而逃。
11日晨，槍聲停止，義軍代表蔡濟民、鄧玉麟、張振武等來到湖北省谘議局，希望與谘議局方麵負責人最好是議長湯化龍就局勢及未來交換意見，商量對策。
進士出身的湯化龍曾經留學日本，有著豐富的政治閱曆和廣泛人脈，是幾年前國會請願運動重要參與者，也是1910年各省谘議局聯合會第一次會議主席，是皇族內閣最早最堅定的反對者，其政治態度非常明白，那就是中國必須無條件實行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所以他盡管對湖北新軍昨天夜裏的起義沒有足夠心理準備，但他還是坦率地為起義軍出主意想辦法。他告訴義軍代表：他個人對各位義舉深表支持，隻是文人不知治兵，他個人可以出山，可以入夥，但實在沒有能力去統領軍隊，去保衛武昌，去奪取漢口與漢陽，去指揮部隊抵抗來自北方的軍事進攻。所以比較好的辦法還是應該去找黎元洪。
黎元洪出身於北洋，服務於湖廣，應該說是張之洞一手**的新軍將領。黎元洪的性格比較溫和，與各路英雄都有結交，在官場上一路順風，也是張之洞比較信賴的幹才，湖北新軍大約一半兵力都掌控在黎元洪手中。
聽了義軍官兵的介紹和邀請，黎元洪並沒有像湯化龍那樣很快答應入夥，據說他足足獨自思考了三天三夜。10月13日，思想豁然開朗的黎元洪向義軍代表表示：從此後，兄弟願與各位同生死共患難，不計成敗不計艱難。黎元洪終於踏上兵諫這條路，成為武昌義軍首領。
湖北新軍嘩變引起清廷高度重視。12日，命軍谘府、陸軍部速派北洋新軍精銳開赴前線，準備武力鎮壓。14日，朝廷啟用賦閑三年的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責其全權處理。然而這些措施都沒有收到什麽效果，22日，長沙新軍起義，湖南光複；陝西新軍起義。23日，九江新軍起義。30日，南昌新軍起義，江西光複。29日，太原新軍起義，山西光複；30日，昆明新軍起義。
進入11月，各地新軍起義更像得了傳染病一樣，接連不斷，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義四十一天的時候，關內十八行省中隻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和山東四省繼續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後宣告獨立。最為詭異的是，這十四獨立省份基本上都是各省新軍發動起義，宣布獨立宣布光複。
更為蹊蹺的，朝廷派來鎮壓武昌嘩變的也是新軍，不論是袁世凱，還是馮國璋、段祺瑞，他們都是朝廷命官，是新軍將領，然而他們在與湖北新軍簡單交手後，竟然坐地言和，一起反逼朝廷就範，達成清帝退位，民國肇建的政治妥協。兩千年帝製就此終結，兩百多年的大清國至此瓦解，而導致這一係列結果的，竟然是清廷傾心構建培植的新軍。
從忠誠衛士到掘墓人
原本應該成為大清王朝“忠誠衛士”的新軍，為什麽反而成為清廷的掘墓人呢？這確實是一個不得不說的曆史教訓。這與新軍的創建、成軍及指導思想有著密切關係，是好心辦成了壞事，至少對大清王朝是這樣說。
新軍的創建要從1894年甲午戰爭說起。戰爭爆發後，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原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朝廷命令在天津小站運用西法編練十營定武軍，總計四千七百人。第二年，胡燏棻調任平漢鐵路督辦，天津小站定武軍便由從朝鮮歸來的袁世凱接手，並按照朝廷意思將這支軍隊定名為“新建陸軍”。
胡燏棻訓練定武軍原本就是德國人的建議，待袁世凱接手後依然延續這個辦法，一切按照德軍製度進行，教官也主要是德國人，規模隨之擴大至七千人。稍後被編為武衛軍前後左中右五路中的武衛右軍。這支名義上歸朝廷歸國家的新建陸軍，實際上成了袁世凱的親兵。
在新建陸軍成軍同時，署兩江總督張之洞也奉旨編練了一支名為自強軍的新式軍隊。這支自強軍也是依照西方軍隊製度進行編練，分為步兵、炮兵、馬兵、工兵等十三個營共計兩千人。這支自強軍後因張之洞回任湖廣而交給了兩江總督劉坤一，再往後就被袁世凱收編至武衛右軍。
1901年新政開始後，整軍經武又一次提上政治日程。1903年，清廷在中央政府層麵設置練兵處，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袁世凱會辦。1905年，練兵處製定陸軍軍製，各省設立督練公所，準備用十年或更長時間在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每鎮包括步、馬、炮、工程、輜重等兵種，每鎮總人數為一萬兩千人，有統製率領。鎮下分為協、標、營、隊、排、棚，其首長分別為協統、標統、管帶、隊官、排長等。新軍的中下級軍官由各省武備學堂畢業生充任，間有少量留學歸來的軍事人才。新軍士兵采用募兵製，對身體、文化及生活習慣、品行等方麵都有比較高的要求。這確實是一支近代化軍隊，是大清國柱石，隻是誰也想不到這支花了無數銀子訓練的新軍，竟然動手埋葬了大清國。
至武昌首義，清廷訓練的新軍已編成十三鎮。北洋新軍為中央軍，亦稱國軍，即國家的軍隊。北洋新軍占全國三十六鎮中的六鎮，即六分之一。各省新軍為地方軍，而由張之洞一手訓練的湖北新軍就屬於地方軍係統，最先編為湖北常備軍左右兩翼。1905年整編為兩鎮，分別由張彪、黎元洪任統領。翌年又按照中央練兵處全國新軍三十六鎮統一規劃，湖北新軍第一鎮改番號為督練第八鎮，第二鎮改番號為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相當於旅）。第八鎮的統領還是張彪，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還是黎元洪。
從理論上說，所有的新軍不論北洋新軍，還是地方新軍，都是國家柱石，屬於國家，然而大清國的可悲之處在於這個理論始終沒有真正貫徹，結果所有的軍隊不是忠於國家而是忠於個人，成為私人武裝或衛隊，也為後來的軍閥混戰提供了借口和機會。
“忠誠教育”是雙刃劍
軍隊屬於個人或者屬於皇上，當然有它的好處，有利於皇上對軍隊的直接控製，有利於培養軍隊將領的政治忠誠，比如在1898年政治轉折中，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夠出於大義調動新軍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後，逼迫皇太後向皇上交權，以便推動政治改革。而袁世凱就以軍隊平時政治訓練中總是教導官兵熱愛皇太後忠於皇太後予以婉拒。這不僅是袁世凱的政治智慧，也是新軍體製特殊化的好處。
然而問題在於，新軍體製一直對官兵進行忠誠教育而不是職業化教育，這種忠誠教育說到底就是一個雙刃劍。你可以向軍隊灌輸皇上、皇太後如何偉大如何英明，應該忠於皇上忠於皇太後。經過長時期灌輸，軍隊官兵當然會信這一套。但是這種灌輸無疑打開了另外一扇方便之門，那就是你可以灌輸忠於皇上忠於皇太後，革命黨人也可以在軍隊中宣傳皇上和皇太後都不是東西，腐敗墮落，罪大惡極，是革命的對象。於是熱衷於政治憂心於國事的湖北新軍當皇族內閣宣布後，當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宣布後，尤其是當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發生後，他們覺得作為國家柱石，有責任表達自己的看法，有責任推動政治良性發展。這就是湖北新軍發動武昌起義的根本原因。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清廷不惜代價訓練新軍的目的原本是為了向日本複仇，是用於對外戰爭，然而在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中，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大清國都沒有機會將新軍用於對外進攻或防衛。這樣一支經過精心訓練的新軍一直沒有對外戰爭的機會。然而不論是否有對外戰爭的機會，國防軍的功能是不應該改變的，其職責隻能是對外戰爭，是與外國維持和平，這是國防軍的惟一責任。但是，十幾年的和平發展，清廷始終沒有去規範新軍的功能，始終對新軍抱有一種政治上的額外期待，總是想著將這支重要的力量用於國內政治變革上，於是你可以將這支軍隊用於維護朝廷推動君主立憲，我就可以動用煽動這支軍隊反對朝廷進行革命。在晚清最後十年，新軍將領確實對清廷倡導的預備立憲貢獻極大，許多將領差不多就是那時最傑出的政治領袖。從狹隘的利益和短期目標說，這是成功，是必要，但從長遠利益看，這在很大程度上種下了1911年大革命的種子。這對後來的民主革命來說固然是一件幸事，但從近代民主民族國家構建說，未免還差十萬八千裏，也為後來的政治糾紛預留了巨大空間，其遺害絕對不應該低估。
灤州兵諫並無太多革命性質，純粹是體製內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