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隻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卻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於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卻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怕有“奴性”，隻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於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維支的祝賀日，我卻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於想到，還不如測定為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隻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菲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群，有這麽相近，卻又有這麽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裏，自以為總算又鉤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 一九三五年度文藝“預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八月十六日。)
論毛筆之類
國貨也提倡得長久了，雖然上海的國貨公司並不發達，“國貨城”也早已關了城門，接著就將城牆撤去，日報上卻還常見關於國貨的專刊。那上麵，受勸和挨罵的主角，照例也還是學生，兒童和婦女。
前幾天看見一篇關於筆墨的文章，中學生之流，很受了一頓訓斥，說他們十分之九，是用鋼筆和墨水的，這就使中國的筆墨沒有出路。自然，倒並不說這一類人就是什麽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婦女的愛用外國脂粉和香水似的，應負“入超”的若幹的責任。
這話也並不錯的。不過我想，洋筆墨的用不用，要看我們的閑不閑。我自己是先在私塾裏用毛筆，後在學校裏用鋼筆，後來回到鄉下又用毛筆的人，卻以為假如我們能夠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麽，羊毫和鬆煙當然也很不壞。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這就是說，它敵不過鋼筆和墨水。譬如在學校裏抄講義罷，即使改用墨盒，省去臨時磨墨之煩，但不久，墨汁也會把毛筆膠住，寫不開了，你還得帶洗筆的水池，終於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擺開“文房四寶”。況且毛筆尖觸紙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細，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勞，越寫越慢。閑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青年裏麵，當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掛一枝萬年筆，做做裝飾的人，但這究竟是少數，使用者的多，原因還是在便當。便於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決非勸諭，譏刺，痛罵之類的空言所能製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勸那些坐汽車的人，在北方改用騾車，在南方改用綠呢大轎試試看。如果說這提議是笑話，那麽，勸學生改用毛筆呢？現在的青年，已經成了“廟頭鼓”，誰都不妨敲打了。一麵有繁重的學科，古書的提倡，一麵卻又有教育家喟然興歎，說他們成績壞，不看報紙，昧於世界的大勢。
但是，連筆墨也乞靈於外國，那當然是不行的。這一點，卻要推前清的官僚聰明，他們在上海立過製造局，想造比筆墨更緊要的器械──雖然為了“積重難返”，終於也造不出什麽東西來。歐洲人也聰明，金雞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為去偷種子，還死了幾個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這裏種起來了，使我們現在如果發了瘧疾，可以很便當的大吃金雞那霜丸，而且還有“糖衣”，連不愛服藥的嬌小姐們也吃得甜蜜蜜。製造墨水和鋼筆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沒有偷金雞那子那麽危險的。所以與其勸人莫用墨水和鋼筆，倒不如自己來造墨水和鋼筆；但必須造得好，切莫“掛羊頭賣狗肉”。要不然，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個白費。
但我相信，凡有毛筆擁護論者大約也不免以我的提議為空談：因為這事情不容易。這也是事實；所以典當業隻好呈請禁止奇裝異服，以免時價早晚不同，筆墨業也隻好主張吮墨舐毫，以免國粹漸就淪喪。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然而這辦法卻是沒有好結果的，不是無效，就是使一部分青年又變成舊式的斯文人。
（八月二十三日。）
逃名
就在這幾天的上海報紙上，有一條廣告，題目是四個一寸見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隻看題目，恐怕會猜想到這是展覽著外科醫生對重病人施行大手術，或對淹死的人用人工呼吸，救助觸礁船上的人員，挖掘崩壞的礦穴裏麵的工人的。但其實並不是。還是照例的“籌賑水災遊藝大會”，看陳皮梅沈一呆的獨腳戲，月光歌舞團的歌舞之類。誠如廣告所說，“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舉兩得，何樂不為”，錢是要拿去救命的，不過所“看”的卻其實還是遊藝，並不是“救命”。
有人說中國是“文字國”，有些像，卻還不充足，中國倒該說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遊戲國”，一切總愛玩些實際以上花樣，把字和詞的界說，鬧得一團糟，弄到暫時非把“解放”解作“孥戮”，“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搗一場小亂子，就是偉人，編一本教科書，就是學者，造幾條文壇消息，就是作家。於是比較自愛的人，一聽到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駭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實是愛名的，逃的是這一團糟的名，不願意醬在那裏麵。
天津《大公報》的副刊《小公園》，近來是標榜了重文不重名的。這見識很確當。不過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當然為了作品好，不是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張上，卻發表了很有意思的“許多前輩作家附在來稿後麵的叮囑”：
“把我這文章放在平日，我願意那樣，我驕傲那樣。我和熟人的名字並列得厭倦了，我願著擠在虎生生的新人群裏，因為許多時候他們的東西來得還更新鮮。”
這些“前輩作家”們好象都撒了一點謊。“熟”，是不至於招致“厭倦”的。我們一離乳就吃飯或麵，直到現在，可謂熟極了，卻還沒有厭倦。這一點叮囑，如果不是編輯先生玩的雙簧的花樣，也不是前輩作家玩的借此“返老還童”的花樣，那麽，這所證明的是：所謂“前輩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盜名的，因此使別一批羞與為伍，覺得和“熟人的名字並列得厭倦”，決計逃走了。
從此以後，他們隻要“擠在虎生生的新人群裏”就舒舒服服，還是作品也就“來得還更新鮮”了呢，現在很難測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說是豁達，但有去就，有愛憎，究竟總不失為潔身自好之士。《小公園》裏，已經有人在現身說法了，而上海灘上，卻依然有人在“掏腰包”，造消息，或自稱“言行一致”，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屍搭台，或請現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辭典中，定為“中國作家”，或自編自己的作品入畫集裏，名曰“現代傑作”──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
作家一排一排的坐著，將來使人笑，使人怕，還是使人“厭倦”呢？──現在也很難測定。但若據“前車之鑒”，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大約也還不免於“悲夫”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今年文壇上的戰術，有幾手是恢複了五六年前的太陽社式，年紀大又成為一種罪狀了，叫作“倚老賣老”。
其實呢，罪是並不在“老”，而在於“賣”的，假使他在叉麻醬，念彌陀，一字不寫，就決不會惹青年作家的口誅筆伐。如果這推測並不錯，文壇上可又要增添各樣的罪人了，因為現在的作家，有幾位總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點特產的贈品，有的賣富，說賣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詩思不過在太太的奩資中，就有幫閑的來說這人是因為得不到這樣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隻好說葡萄酸。有的賣窮，或賣病，說他的作品是挨餓三天，吐血十口，這才做出來的，所以與眾不同。有的賣窮和富，說這刊物是因為受了文閥文僚的排擠，自掏腰包，忍痛印出來的，所以又與眾不同。有的賣孝，說自己做這樣的文章，是因為怕父親將來吃苦的緣故，那可更了不得，價值簡直和李密的《陳情表》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銜煙鬥，穿洋服，唉聲歎氣，顧影自憐，老是記著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兒，這裏和“賣老”相對，姑且叫他“賣俏”罷。
不過中國的社會上，“賣老”的真也特別多。女人會穿針，有什麽希奇呢，一到一百多歲，就可以開大會，穿給大家看，順便還捐錢了。說中國人“起碼要學狗”，倘是小學生的作文，是會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幾十年，新聞上就大登特登，還用方體字標題道：“皤然一老蒞故都，吳稚暉語妙天下”；勸人解囊賑災的文章，並不少見，而文中自述年紀曰：“餘年九十六歲矣”者，卻隻有馬相伯先生。但普通都不謂之“賣”，另有極好的稱呼，叫作“有價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這法律在文壇上已經好幾年了，不過或者指為落伍，或者說是把持，……總沒有指出明白的壞處。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發了要點，是在“賣”他的“老”。
那就不足慮了，很容易掃**。中國各業，多老牌子，文壇卻並不然，創作了幾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業，或者教書，或者卷逃，或者經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見了。“老”在那裏的原已寥寥無幾，真有些像耆英會裏的一百多歲的老太婆，居然會活到現在，連“民之父母”也覺得希奇古怪。而且她還會穿針，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頭巷尾弄得鬧嚷嚷。然而呀了，這其實是為了奉旨旌表的緣故，如果一個十六七歲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針來，看的人也決不會少的。
誰有“賣老”的嗎？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過中國的文壇雖然幼稚，昏暗，卻還沒有這麽簡單；讀者雖說被“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但有辨別力的也不少，而且還在多起來。所以專門“賣老”，是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不是養老堂，又所以專門“賣俏”，也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賣俱非，由非見是，混沌之輩，以為兩傷。
（九月十二日。）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閑適，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隻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閑，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於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麽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於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麵都不是好東西。這裏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麽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隻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鬥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製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鬥爭’。）”雲。
於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製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並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麽“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隻“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嚐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隻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於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麵自幹之感。到這裏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並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於相打，他們並不都成為醜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於不成為醜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在也不算是醜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隻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於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塚中，怎麽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麽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麵等於二加二，一麵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麵較“是”，那一麵較“非”來。
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裏霸著：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
蕭紅作“生死場”序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後來仗著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閑。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裏罷，就是一個這麽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麽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複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裏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隻為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驛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於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著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裏，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裏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象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但是，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麽，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麵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紮的力氣。
魯迅。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到了關於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說一兩句話的時候了。說什麽呢？他太偉大了，而自己卻沒有很細心的讀過他的作品。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裏，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峻峭的岩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爛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象很是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著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為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卻常常想廢書不觀。
醫學者往往用病態來解釋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這倫勃羅梭式的說明，在現今的大多數的國度裏，恐怕實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們的讚許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經病者，也是俄國專製時代的神經病者，倘若誰身受了和他相類的重壓，那麽，愈身受，也就會愈懂得他那夾著誇張的真實，熱到發冷的熱情，快要破裂的忍從，於是愛他起來的罷。
不過作為中國的讀者的我——卻還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的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在中國，君臨的是“禮”，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從，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堅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歲的所謂節婦身上，也許偶然可以發見罷，但在一般的人們，卻沒有。忍從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為恐怕也還是虛偽。因為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卻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從，終於也並不隻成了說教或抗議就完結。因為這是當不住的忍從，太偉大的忍從的緣故。人們也隻好帶著罪業，一直闖進但丁的天國，在這裏這才大家合唱著，再來修練天人的功德了。隻有中庸的人，固然並無墮入地獄的危險，但也恐怕進不了天國的罷。
（十一月二十日。）
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
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國故，麗句清詞，如何抑揚，怎樣請托，於是害得名人連寫日記和信也不敢隨隨便便。晉人寫信，已經得聲明“匆匆不暇草書”，今人作日記，竟日日要防傳鈔，來不及出版。王爾德的自述，至今還有一部分未曾公開，羅曼羅蘭的日記，約在死後十年才可發表，這在我們中國恐怕辦不到。
不過現在的讀文人的非文學作品，大約目的已經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較的歐化了的：遠之，在鉤稽文壇的故實，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後者似乎要居多數。因為一個人的言行，總有一部分願意別人知道，或者不妨給別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卻不然。然而一個人的脾氣，又偏愛知道別人不肯給人知道的一部分，於是尺牘就有了出路。這並非等於窺探門縫，意在發人的陰私，實在是因為要知道這人的全般，就是從不注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
就是在《文學概論》上有了名目的創作上，作者本來也掩不住自己，無論寫的是什麽，這個人總還是這個人，不過加了些藻飾，有了些排場，仿佛穿上了製服。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願意別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編這部書，我想是為了顯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奧如叔本華先生者，中國還未必有。隻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寫信，總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經：這是要請編者讀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魯迅記於上海閘北之且介亭。
雜談小品文
自從“小品文”這一個名目流行以來，看看書店廣告，連信劄，論文，都排在小品文裏了，這自然隻是生意經，不足為據。一般的意見，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並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條幾何定理不過數十字，一部《老子》隻有五千言，都不能說是小品。這該像佛經的小乘似的，先看內容，然後講篇福。講小道理，或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至於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謂之“短文”，短當然不及長，寥寥幾句，也說不盡森羅萬象，然而它並不“小”。
《史記》裏的《伯夷列傳》和《屈原賈誼列傳》除去了引用的騷賦，其實也不過是小品，隻因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見，所以沒有人來選出，翻印。由晉至唐，也很有幾個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詩，卻確是我所謂的小品。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據說“抒寫性靈”是它的特色。那時有一些人，確也隻能夠抒寫性靈的，風氣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隻能有這樣的意思，寫這樣的文章。雖說抒寫性靈，其實後來仍落了窠臼，不過是“賦得性靈”，照例寫出那麽一套來。當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難，後來是身曆了危難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時也夾著感憤，但在文字獄時，都被銷毀，劈板了，於是我們所見，就隻剩了“天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靈。
這經過清朝檢選的“性靈”，到得現在，卻剛剛相宜，有明末的灑脫，無清初的所謂“悖謬”，有國時是高人，沒國時還不失為逸士。逸士也得有資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責任：現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實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過“高人兼逸士夢”恐怕也不長久。近一年來，就露了大破綻，自以為高一點的，已經滿紙空言，甚而至於胡說八道，下流的卻成為打諢，和猥鄙醜角，並無不同，主意隻在挖公子哥兒們的跳舞之資，和舞女們爭生意，可憐之狀，已經下於五四運動前後的的鴛鴦蝴蝶派數等了。
為了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謂“珍本”的事。有些論者，也以為可慮。我卻覺得這是並非無用的。原本價貴，大抵無力購買，現在隻用了一元或數角，就可以看見現代名人的祖師，以及先前的性靈，怎樣疊床架屋，現在的性靈，怎樣看人學樣，啃過一堆牛骨頭，即使是牛骨頭，不也有了識見，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騙去了嗎？
不過“珍本”並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為它無聊，沒有人要看，這才日就滅亡，少下去；因為少，所以“珍”起來。就是舊書店裏必討大價的所謂“禁書”，也並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奮起的作品，清初，單為了作者也會禁，往往和內容簡直不相幹。這一層，卻要讀者有選擇的眼光，也希望識者給相當的指點的。
（十二月二日。）
“題未定”草（六至九）
六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蟄存先生曾在什麽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著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隻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著一個“銷”字，“銷”者，銷毀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麽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麽特別糟蹋了紙墨。至於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著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麽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麽，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隻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裏的《述行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於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委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讚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誌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如果隻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為**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聵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隻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麽，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徹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嚐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為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為陳跡，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惄然憂之，以為足煽複古之焰。我卻沒有這麽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裏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並非他的什麽“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為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裏仍得舉，因為寫到這裏，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於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隻顧空麵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為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卻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隻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裏，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髁。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禦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雲：“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王且詢。則含血前。淰禦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尊原本﹚那麽，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尚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詢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詢。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它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裏，有這樣的句子：
“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征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裏隻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征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麽會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幹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裏，也還是以“魏征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裏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了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七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幹，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為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為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
“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於我啟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峰青’所表現的是永恒。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麵。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象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峰，好象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裏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麽；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峰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裏麵？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麽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了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之類，就往往為人所稱道。因為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隻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裏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眾生擾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裏所謂‘靜穆’（Serenity）自然隻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裏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裏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於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於人一樣。至於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為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著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為也許有些因為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於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於大煞風景，但有時卻自以為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麽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幹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象得了一種啟示。這啟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幹幹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隻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隻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胡，不過這含胡，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峰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麽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於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隻有一部《大曆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隻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隻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曆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淩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義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隻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麵看作者的文章，一麵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麽要說那些話……現在采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隻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隻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麽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隻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隻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麽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集子裏麵，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胡須；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誣蔑的文章，以為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曆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麽，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隻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為明槍，但又說這是因為被誣為“假想敵”的報複。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它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隻剩了一麵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象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我嚐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麵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此後該有博采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隻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著“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盡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麵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為群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裏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雲：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凶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鍾，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嚐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雲：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象兩麵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麽，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隻有幾個書呆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十二月十八 ── 十九夜。)
論新文字
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係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隻有羅馬字拚音。這拚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
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煩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羅馬字拚音能顯四聲，拉丁化字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之分，羅馬字拚音卻也不能顯。單拿能否細別一兩個字來定新文字的優劣，是並不確當的。況且文字一用於組成文章，那意義就會明顯。雖是方塊字，倘若單取一兩個字，也往往難以確切的定出它的意義來。例如“日者”這兩個字，如果隻是這兩個字，我們可以作“太陽這東西”解，可以作“近幾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種動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個“一”字，在孤立的時候，也不能決定它是數字“一二三”之“一”呢，還是動詞“四海一”之“一”。不過組織在句子裏，這疑難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個字，說它含胡，並不是正當的指摘。
主張羅馬字拚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拚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以憑著實驗，逐漸補正呢。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複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麵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遊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眾是有聯係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係密，倘要大家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獲切要的知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隻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麽《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死魂靈百圖”小引
果戈理開手作《死魂靈》第一部的時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離現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還是不幸呢，其中的許多人物，到現在還很有生氣，使我們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讀者，也覺得仿佛寫著自己的周圍，不得不歎服他偉大的寫實的本領。不過那時的風尚，卻究竟有了變遷，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現在雖然小異大同，而閨秀們的高髻圓裙，則已經少見；那時的時髦的車子，並非流線形的摩托卡，卻是三匹馬拉的篷車，照著跳舞夜會的所謂眩眼的光輝，也不是電燈，隻不過許多插在多臂燭台上的蠟燭：凡這些，倘使沒有圖畫，是很難想像清楚的。
關於《死魂靈》的有名的圖畫，據裏斯珂夫說，一共有三種，而最正確和完備的是阿庚的百圖。這圖畫先有七十二幅，未詳何年出版，但總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現在也快要九十年；後來即成為難得之品，新近蘇聯出版的《文學辭典》裏，曾采它為插畫，可見已經是有了定評的文獻了。雖在它的本國，恐怕也隻能在圖書館中相遇，更何況在我們中國。今年秋末，孟十還君忽然在上海的舊書店裏看到了這畫集，便像孩子望見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號，總算弄到手裏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圖完備，還增加了收藏家藹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並那時的廣告畫和第一版封紙上的小圖各一幅，共計一百零五圖。
這大約是十月革命之際，俄國人帶了逃出國外來的；他該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終於隻好拿它來換衣食之資；在中國，也許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來，對己對人，說不定都是一種罪業，所以現在就設法來翻印這一本書，除紹介外國的藝術之外，第一，是在獻給中國的研究文學，或愛好文學者，可以和小說相輔，所謂“左圖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紀上半的俄國中流社會的情形，第二，則想獻給插畫家，借此看看別國的寫實的典型，知道和中國向來的“出相”或“繡像”有怎樣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處；同時也以慰售出這本畫集的人，將他的原本化為千萬，廣布於世，實足償其損失而有餘，一麵也庶幾不枉孟十還君的一番奔走呼號之苦。對於木刻家，卻恐怕並無大益，因為這雖說是木刻，但畫者一人，刻者又別一人，和現在的自畫自刻，刻即是畫的創作木刻，是已經大有差別的了。
世間也真有意外的運氣。當中文譯本的《死魂靈》開始發表時，曹靖華君就寄給我一卷圖畫，也還是十月革命後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這正是裏斯珂夫所說的梭可羅夫畫的十二幅。紙張雖然頗為破碎，但圖像並無大損，怕它由我而亡，現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圖之後，於是俄國藝術家所作的最寫實，而且可以互相補助的兩種《死魂靈》的插畫，就全收在我們的這一本集子裏了。
移譯序文和每圖的題句的，也是孟十還君的勞作；題句大概依照譯本，但有數處不同，現在也不改從一律；最末一圖的題句，不見於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記乞乞科夫免罪以後的事，這是那時俄國文藝家的習尚：總喜歡帶點教訓的。至於校印裝製，則是吳朗西君和另外幾位朋友們所經營。這都應該在這裏聲明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