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又有人來恐嚇了。他說，你不怕麽？古之嵇康，在柳樹下打鐵，鍾會來看他，他不客氣，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於是得罪了鍾文人，後來被他在司馬懿麵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無論遇見誰，應該趕緊打拱作揖，讓坐獻茶，連稱“久仰久仰”才是。這自然也許未必全無好處，但做文人做到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麽？況且這位恐嚇家的舉例，其實也是不對的，嵇康的送命，並非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鍾會不去搬是非，也總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過我在這裏，並非主張文人應該傲慢，或不妨傲慢，隻是說，文人不應該隨和；而且文人也不會隨和，會隨和的，隻有和事老。但這不隨和，卻又並非回避，隻是唱著所是，頌著所愛，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恰如赫爾庫來斯（Hercules）的緊抱了巨人安太烏斯（Antaeus）一樣，因為要折斷他的肋骨。
（五月五日。）
“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
木刻的圖畫，原是中國早先就有的東西。唐末的佛像，紙牌，以至後來的小說繡像，啟蒙小圖，我們至今還能夠看見實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來就是大眾的，也就是“俗”的。明人曾用之於詩箋，近乎雅了，然而歸結是有文人學士在它全體上用大筆一揮，證明了這其實不過是踐踏。
近五年來驟然興起的木刻，雖然不能說和古文化無關，但決不是葬中枯骨，換了新裝，它乃是作者和社會大眾的內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僅有若幹青年們的一副鐵筆和幾塊木板，便能發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現的是藝術學徒的熱誠，因此也常常是現代社會的魂魄。實績具在，說它“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為“俗”，卻又斷乎不能。這之前，有木刻了，卻未曾有過這境界。
這就是所以為新興木刻的緣故，也是所以為大眾所支持的原因。血脈相通，當然不會被漠視的。所以木刻不但淆亂了雅俗之辨而已，實在還有更光明，更偉大的事業在它的前麵。
曾被看作高尚的風景和靜物畫，在新的木刻上是減少了，然而看起出品來，這二者反顯著較優的成績。因為中國舊畫，兩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覺見其久經攝取的所長了，而現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著力的人物和故事畫，卻仍然不免有些遜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態，也間有不合實際的。由這事實，一麵固足見古文化之裨助著後來，也束縛著後來，但一麵也可見入“俗”之不易了。
這選集，是聚全國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這是開始，不是成功，是幾個前哨的進行，願此後更有無盡的旌旗蔽空的大隊。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記。
文壇三戶
二十年來，中國已經有了一些作家，多少作品，而且至今還沒有完結，所以有個“文壇”，是毫無可疑的。不過搬出去開博覽會，卻還得顧慮一下。
因為文字的難，學校的少，我們的作家裏麵，恐怕未必有村姑變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時候聽說有過一麵看牛牧羊，一麵讀經，終於成了學者的人的，但現在恐怕未必有。──我說了兩回“恐怕未必”，倘真有例外的天才，尚希鑒原為幸。要之，凡有弄弄筆墨的人們，他先前總有一點憑借：不是祖遺的正在少下去的錢，就是父積的還在多起來的錢。要不然，他就無緣讀書識字。現在雖然有了識字運動，我也不相信能夠由此運出作家來。所以這文壇，從陰暗這方麵看起來，暫時大約還要被兩大類子弟，就是“破落戶”和“暴發戶”所占據。
已非暴發，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頗有出些著作的人，但這並非第三種，不近於甲，即近於乙的，至於掏腰包印書，仗奩資出版者，那是文壇上的捐班，更不在本論範圍之內。所以要說專仗筆墨的作者，首先還得求之於破落戶中。他先世也許暴發過，但現在是文雅勝於算盤，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見世態的炎涼，人生的苦樂，於是真的有些撫今追昔，“纏綿悱惻”起來。一歎天時不良，二歎地理可惡，三歎自己無能。但這無能又並非真無能，乃是自己不屑有能，所以這無能的高尚，倒遠在有能之上。你們劍拔弩張，汗流浹背，到底做成了些什麽呢？惟我的頹唐相，是“十年一覺揚州夢”，惟我的破衣上，是“襟上杭州舊酒痕”，連懶態和汙漬，也都有曆史的甚深意義的。可惜俗人不懂得，於是他們的傑作上，就大抵放射著一種特別的神彩，是：“顧影自憐”。
暴發戶作家的作品，表麵上和破落戶的並無不同。因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銅臭，這才爬上一向為破落戶所主宰的文壇來，以自附於“風雅之林”，又並不想另樹一幟，因此也決不標新立異。但仔細一看，卻是屬於別一本戶口冊上的；他究竟顯得淺薄，而且裝腔，學樣。房裏會有斷句的諸子，看不懂；案頭也會有石印的駢文，讀不斷。也會嚷“襟上杭州舊酒痕”呀，但一麵又怕別人疑心他穿破衣，總得設法表示他所穿的乃是筆挺的洋服或簇新的綢衫；也會說“十年一覺揚州夢”的，但其實倒是並不揮霍的好品行，因為暴發戶之於金錢，覺得比懶態和汙漬更有曆史的甚深的意義。破落戶的頹唐，是掉下來的悲聲，暴發戶的做作的頹唐，卻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擬到和破落戶的傑作幾乎相同，但一定還差一塵：他其實並不“顧影自憐”，倒在“沾沾自喜”。
這“沾沾自喜”的神情，從破落戶的眼睛看來，就是所謂“小家子相”，也就是所謂“俗”。風雅的定律，一個人離開“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識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對，就俗；富家兒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詩，又做不好，就俗了。這在文壇上，向來為破落戶所鄙棄。
然而破落戶到了破落不堪的時候，這兩戶卻有時可以交融起來的。如果誰有在找“詞匯”的《文選》，大可以查一查，我記得裏麵就有一篇彈文，所彈的乃是一個敗落的世家，把女兒嫁給了暴發而冒充世家的滿家子：這就足見兩戶的怎樣反撥，也怎樣的聯合了。文壇上自然也有這現象；但在作品上的影響，卻不過使暴發戶增添一些得意之色，破落戶則對於“俗”變為謙和，向別方麵大談其風雅而已：並不怎麽大。
暴發戶爬上文壇，固然未能免俗，曆時既久，一麵持籌握算，一麵誦詩讀書，數代以後，就雅起來，待到藏書日多，藏錢日少的時候，便有做真的破落戶文學的資格了。然而時勢的飛速的變化，有時能不給他這許多修養的工夫，於是暴發不久，破落隨之，既“沾沾自喜”，也“顧影自憐”，但卻又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確信，可又還沒有配得“顧影自憐”的風姿，僅存無聊，連古之所謂雅俗也說不上了。向來無定名，我姑且名之為“破落暴發戶”罷。這一戶，此後是恐怕要多起來的。但還要有變化：向積極方麵走，是惡少；向消極方麵走，是癟三。
使中國的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
（六月六日。）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於侑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麽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隻在弄臣之例。不滿於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麵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上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麽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誌，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誌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隻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
聽到了拙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譯《支那小說史》已經到了出版的機運，非常之高興，但因此又感到自己的衰退了。
回憶起來，大約四五年前罷，增田涉君幾乎每天到寓齋來商量這一本書，有時也縱談當時文壇的情形，很為愉快。那時候，我是還有這樣的餘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陰如駛，近來卻連一妻一子，也將為累，至於收集書籍之類，更成為身外的長物了。改訂《小說史略》的機緣，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準備輟筆的老人，見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興一樣，我也因而高興的罷。
然而，積習好象也還是難忘的。關於小說史的事情，有時也還加以注意，說起較大的事來，則有今年已成故人的馬廉教授，於去年翻印了清平山堂殘本，使宋人話本的材料更加豐富；鄭振鐸教授又證明了《四遊記》中的《西遊記》是吳承恩《西遊記》的摘錄，而並非祖本，這是可以訂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說的，那精確的論文，就收錄在《痀僂集》裏。還有一件，是《金瓶梅詞話》被發見於北平，為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文章雖比現行本粗率，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的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作的書。
但我卻並不改訂，目睹其不完不備，置之不問，而隻對於日本譯的出版，自在高興了。但願什麽時候，還有補這懶惰之過的時機。
這一本書，不消說，是一本有著寂寞的運命的書。然而增田君排除困難，加以翻譯，賽棱社主三上於菟吉氏不顧利害，給它出版，這是和將這寂寞的書帶到書齋裏去的讀者諸君，我都真心感謝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燈下，魯迅。
“題未定”草（一至三）
一
極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著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象在腦子裏麵摸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躕”，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確確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麽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裏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裏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麽的。嗚呼，——這裏隻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它修養的《莊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裏，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為這倒不算什麽，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裏麵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夥。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麵也自然隻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幹的：硬著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麽花樣了。
好象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裏，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確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麵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麽“冤沉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它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著，想打盹，筆一在手，麵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麽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裏，是隻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隻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麽，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麵，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隻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隻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卻還是使用的，因為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誌，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
“……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曆史地’為形容詞，‘曆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 histor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隻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采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氣，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並不將“快來”改為“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構，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裏隻有幾個洋教堂，裏麵想必各有幾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隻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後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著許多洋人，因此有著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機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幾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家夥，專用於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裏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幾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並非標新立異，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餘閑，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製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遊，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色，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仆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裏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著“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係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種“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並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
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種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曆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眾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勝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裏──
“……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今文八弊》中）
但是，這種“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製，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餘波。但生長於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於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麽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著“媚”字。
對於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裏來的──
“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不過後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寧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國卻確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為時已久，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但後來卻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於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於民國的“勤工儉學”。學英語最早，一為了商務，二為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為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隻知漢文的林紓，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莎士比亞的幾篇劇本的，也有待於並不專攻英文的田漢。這緣故，可真是非“在於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機，弱國文人，將聞名於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恒心，誌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德、法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極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雲：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驚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驚拒，豈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雲：“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
（六月十日。）
名人和名言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於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後，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為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現在的口頭語，並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裏麵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於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裏去找本字，那的確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裏尋出本字來的，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應人之稱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們即使知道了這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並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於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曆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後，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於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於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麽樣呢，我不知道。隻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悳’，從‘’從‘心’，‘’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裏去了，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商界的名人稱讚畫家，說他“精研六法”。……
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Virschow），是醫學界的泰鬥，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Haeckel）說，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於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後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於上帝了。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Fabre），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於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於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於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並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麽，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餘波。那時候，儒生在私塾裏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如何呢，不待我多說。
這病根至今還沒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我想，自此以後，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是由於那一門，而對於他的專門以外的縱談，卻加以警戒。蘇州的學子是聰明的，他們請太炎先生講國學，卻不請他講簿記學或步兵操典，──可惜人們卻又不肯想得更細一點了。
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於我的所說，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
（七月一日。）
“靠天吃飯”
“靠天吃飯說”是我們中國的國寶。清朝中葉就有《靠天吃飯圖》的碑，民國初年，狀元陸潤庠先生也畫過一張：一個大“天”字，末一筆的尖端有一位老頭子靠著，捧了碗在吃飯。這圖曾經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許還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確是實行著這學說，和圖不同者，隻是沒有碗捧而已。這學說總算存在著一半。
前一月，我們曾經聽到過嚷著“旱象已成”，現在是梅雨天，連雨了十幾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並無颶風暴雨，卻又到處發現水災了。植樹節所種的幾株樹，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去今已遠，靠天而竟至於不能吃飯，大約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罷。到底還是做給俗人讀的《幼學瓊林》聰明，曰：“輕清者上浮而為天”，“輕清”而又“上浮”，怎麽一個“靠”法。
古時候的真話，到現在就有些變成謊話。大約是西洋人說的罷，世界上窮人有份的，隻有日光空氣和水。這在現在的上海就不適用，賣心賣力的被一天關到夜，他就曬不著日光，吸不到好空氣；裝不起自來水的，也喝不到幹淨水。報上往往說：“近來天時不正，疾病盛行”，這豈隻是“天時不正”之故，“天何言哉”，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為了一塘水，爭奪起來比我們這裏的才子爭奪愛人還激烈，他們要拚命，決不肯做一首“阿呀詩”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博士，不是從甘肅敦煌的沙裏掘出了許多古董麽。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區，靠天的結果，卻被天風吹了沙埋沒了。為製造將來的古董起見，靠天確也是一種好方法，但為活人計，卻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這裏，就不免要說征服自然了，但現在談不到，“帶住”可也。
（七月一日。）
幾乎無事的悲劇
果戈理（Nikolai Gogol）的名字，漸為中國讀者所認識了，他的名著《死魂靈》的譯本，也已經發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譯文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總算借此知道了從第二至六章，一共寫了五個地主的典型，諷刺固多，實則除一個老太婆和吝嗇鬼潑留希金外，都各有可愛之處，至於寫到農奴，卻沒有一點可取了，連他們誠心來幫紳士們的忙，也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當時的紳士們很不滿意，一定的照例的反擊，是說書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並不知道大俄羅斯地主的情形。這是說得通的，作者是烏克蘭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時也簡直和書中的地主的意見相類似。然而即使他並不知道大俄羅斯的地主的情形罷，那創作出來的腳色，可真是生動極了，直到現在，縱使時代不同，國度不同，也還使我們象是遇見了有些熟識的人物。諷刺的本領，在這裏不及談，單說那獨特之處，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話，深刻的顯出當時地主的無聊生活。例如第四章裏的羅士特來夫，是地方惡少式的地主，趕熱鬧，愛賭博，撒大謊，要恭維，──但挨打也不要緊。他在酒店裏遇到乞乞科夫，誇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過狗耳朵之後，還要摸鼻子──
“乞乞科夫要和羅士特來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會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著說。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頭，拿手來呀！’因為要不使他掃興，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於是說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這種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圓滑的應酬，是我們現在還隨時可以遇見的，有些人簡直以此為一世的交際術。“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樣的鼻子呢？說不明的，但聽者隻要這樣也就足夠了。後來又同到羅士特來夫的莊園去，曆覽他所有的田產和東西──
“還去看克理米亞的母狗，已經瞎了眼，據羅士特來夫說，是就要倒斃的。兩年以前，卻還是一條很好的母狗。大家也來察看這母狗，看起來，它也確乎瞎了眼。”
這時羅士特來夫並沒有說謊，他表揚著瞎了眼的母狗，看起來，也確是瞎了眼的母狗。這和大家有什麽關係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卻確是嚷鬧，表揚，誇示著這一類事，又竭力證實著這一類事，算是忙人和誠實人，在過了他的整一世。
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於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於極平常的，或者簡直近於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
聽說果戈理的那些所謂“含淚的微笑”，在他本土，現在是已經無用了，來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別的地方，也依然有用，因為其中還藏著許多活人的影子。況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麵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淚的微笑”，倘傳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讀者的臉上，也就成為健康：這是《死魂靈》的偉大處，也正是作者的悲哀處。
（七月十四日。）
三論“文人相輕”
《芒種》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是為以前的《文學論壇》上的《再論“文人相輕”》而發的。他先給了原則上的幾乎全體的讚成，說，“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中間雖說“凡人在落難時節……能與猿鶴為伍，自然最好，否則與鹿豕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萬沒有辦法的時候，至於躺在破廟角裏，而與麻瘋病菌為伍，倘然我的體力，尚能為自然的抗禦，因而不至毀滅以死，也比被實際上也做著騙子屠夫的所誘殺臠割，較為心願。”看起來好象有些微辭，但其實說的是他的憎惡騙子屠夫，遠在猿鶴以至麻瘋病菌之上，和《論壇》上所說的“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話，也並不兩樣。至於說：“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確論。”則在近來的莊子道友中，簡直是鶴立雞群似的卓見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論的主旨，並不專在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難定，於是愛憎就為難。因為“譬如有一種人，……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於是其所謂‘是’，不免似是而實非了。”但“至於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的。到這地步，我們的文人就隻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淚了。“似是之非”其實就是“非”，倘使已經看穿，不是隻要給以熱烈的憎惡就成了嗎？然而“天下的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又不得不愛護“非中之是”，何況還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細的方法，於是就不適用了。天下何嚐有黑暗，據物理學說，地球上的無論如何的黑暗中，不是總有 X 分之一的光的嗎？看起書來，據理就該看見 X 分之一的字的，──我們不能論明暗。
這並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卻正走到“無是非”的結論的。他終於說：“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於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嗬！”人無全德，道無大成，剛說過“非中之是”，勝過“似是之非”，怎麽立刻又變成“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鐵，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擊，怎麽同時又說是“手無寸鐵”了呢？這可見要抬舉“非中之是”，卻又不肯明說，事實上是怎樣的難，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舉了許多對手的“排擠”，“大言”，“賣友”的惡諡，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無阻，卻還是覺得“手無寸鐵”，歸根結蒂，掉進“無是非”說的深坑裏，和自己以為“原非確論”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說成了“朋友”──這裏不說“門閥”──了。
況且，“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結論而言，就先沒有動筆的必要。不過要說結果，這無須動筆的動筆，卻還是有戰鬥的功效的，中國的有些文人一向謙虛，所以有時簡直會自己先躺在地上，說道，“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論戰中的了，卻又立刻肩出一麵“小民”旗來，推得幹幹淨淨，連肋骨在那裏也找不到了。論“文人相輕”竟會到這地步，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備考】：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 魏金枝
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但天下的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除了是非之外，還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這當口，我們的好惡，便有些為難了。
譬如有一種人，他們借著一個好看的幌子，做其為所欲為的勾當，不論是非，無分好惡，一概置之在所排擠之列，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但他還要大言不慚，自以為是。於是其所謂“是”，不免似是而實非了。這是我們在談話是非之前，所應最先將它分辯明白的。次則以趣觀之，往往有些具著兩張麵孔的人，對於腰骨硬朗的，他會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對於下一點的，也會裝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給你當頭一腳，拒之千裏之外。其時是非，便會煞時分手，各歸其主，因之好惡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時際，要談是非，就得易地而處，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確論。
至於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凡人在落難時節，沒有朋友，沒有六親，更無是非天道可言，能與猿鶴為伍，自然最好，否則與鹿豕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萬沒有辦法的時候，至於躺在破廟角裏，而與麻瘋病菌為伍，倘然我的體力，尚能為自然的抗禦，因而不至毀滅以死，也比被實際上也做著騙子屠夫的所誘殺臠割，較為心願。所以，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來那般似是的人，還在那裏大登告白，說是“少卿教匈奴為兵”，那個意思，更為凶惡，為他營業，賣他朋友，甚而至於陷井下石，望人萬劫不複，那層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麽呢？
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於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嗬！
（七月一日，《芒種》第八期。）
四論“文人相輕”
前一回沒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裏，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文章。他以為現在“往往有些具著兩張麵孔的人”，重甲而輕乙；他自然不至於主張文人應該對誰都打拱作揖，連稱久仰久仰的，隻因為乙君原是大可欽敬的作者。所以甲乙兩位，“此時此際，要談是非，就得易地而處”，甲說你的甲話，乙呢，就覺得“非中之是，……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把“門閥”留給甲君，自去另找講交道的“朋友”，即使沒有，竟“與麻瘋病菌為伍，……也比被實際上也做著騙子屠夫的所誘殺臠割，較為心願”了。
這擁護“文人相輕”的情境，是悲壯的，但也正證明了現在一般之所謂“文人相輕”，至少，是魏先生所擁護的“文人相輕”，並不是因為“文”，倒是為了“交道”。朋友乃五常之一名，交道是人間的美德，當然也好得很。不過騙子有屏風，屠夫有幫手，在他們自己之間，卻也叫作“朋友”的。
“必也正名乎”，好名目當然也好得很。隻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著美德。“翻手為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這是李太白先生罷，就早已“感慨係之矣”，更何況現在這洋場──古名“彝場”──的上海。最近的《大晚報》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在通知我們要在上海交朋友，說話先須漂亮，這才不至於吃虧，見麵第一句，是“格位（或‘迪個’）朋友貴姓？”此時此際，這“朋友”兩字中還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說下去，就要一步緊一步的顯出愛憎和取舍，即決定共同玩花樣，還是用作“阿木林”之分來了。“朋友，以義合者也。”古人確曾說過的，然而又有古人說：“義，利也。”嗚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時會遇見幾個人蹲在地上賭錢，莊家隻是輸，押的隻是贏，然而他們其實是莊家的一夥，就是所謂“屏風”──也就是他們自己之所謂“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熱，也來出手，然後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來，他們又覺得你並非蠢才，隻因為好奇，未必來上當，就會說：“朋友，管自己走，沒有什麽好看。”這是一種朋友，不妨害騙局的朋友。荒場上又有變戲法的，石塊變白鴿，壇子裝小孩，本領大抵不很高強，明眼人本極容易看破，於是他們就時時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這並非在要求撒錢，是請托你不要說破。這又是一種朋友，是不戳穿戲法的朋友。把這些識時務的朋友穩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執花槍，來趕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窺探底細的傻子，惡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們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還要危險。現在有許多文章裏，不是常在很親熱的叫著“小朋友，小朋友”嗎？這是因為要請他做未來的主人公，把一切擔子都擱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買兒童畫報，雜誌，文庫之類，據說否則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們所占領的文壇上，當然不至於有這麽彰明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麵大叫朋友，一麵卻要他悄悄的納錢五塊，買得“自己的園地”，才有發表作品的權利的“交道”，可也不見得就不會出現的。
（八月十三日。）
五論“文人相輕”──明術
“文人相輕”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話。如果自己是這局麵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輕則是輕人，他決不用這對等的“相”字。但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卻也可以拿這四個字來遮掩一下。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戰術，所以這口訣還被有一些人所寶愛。
不過這是後來的話。在先，當然是“輕”。
“輕”之術很不少。粗糙的說：大略有三種。一種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裏，然後來拖敵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見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這形容自然未免過火一點，然而較文雅的現象，文壇上卻並不怎麽少見的。埋伏之法，是甲乙兩人的作品，思想和技術，分明不同，甚而至於相反的，某乙卻偏要設法表明，說惟獨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補救之法，是某乙的缺點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說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備，而且自己也正從某甲那裏學了來的。此外，已經把別人評得一錢不值了，臨末卻又很謙虛的聲明自己並非批評家，凡有所說，也許全等於放屁之類，也屬於這一派。
一種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麵把不利於自己的批評，統統謂之“漫罵”，一麵又竭力宣揚自己的好處，準備跨過別人。但這方法比較的麻煩，因為除“辟謠”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觀的，所以做這些文章時，自己得另用一個筆名，或者邀一些“講交道”的“朋友”來互助。不過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會變成保駕的打手或抬駕的轎夫，而使那“朋友”會變成這一類人物的，則這禦駕一定不過是有些手勢的花花公子，抬來抬去，終於脫不了原形，一年半載之後，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麽花頭去，而且打手轎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飽滿，是沒法維持的。如果能用死轎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來抬，再請一位活名人喝道，自然較為輕而易舉，但看過去的成績和效驗，可也並不見佳。
還有一種是自己連名字也並不拋頭露麵，隻用匿名或由“朋友”給敵人以“批評”──要時髦些，就可以說是“批判”。尤其要緊的是給與一個名稱，像一般的“諢名”一樣。因為讀者大眾的對於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評”或“批判”者同仇敵慨的，一篇文章，縱使題目用頭號字印成，他們也不大起勁，現在製出一個簡括的諢名，就可以比較的不容易忘記了。在近十年來的中國文壇上，這法術，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卻很小。
法術原是極利害，極致命的法術。果戈理誇俄國人之善於給別人起名號──或者也是自誇──說是名號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著你走，怎麽擺也擺不脫。這正如傳神的寫意畫，並不細畫須眉，並不寫上名字，不過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隻要見過被畫者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誰；誇張了這人的特長──不論優點或弱點，卻更知道這是誰。可惜我們中國人並不怎樣擅長這本領。起源，是古的。從漢末到六朝之所謂“品題”，如“關東觥觥郭子橫”，“五經紛綸井大春”，就是這法術，但說的是優點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條好漢都有諢名，也是這一類，不過著眼多在形體，如“花和尚魯智深”和“青麵獸楊誌”，或者才能，如“浪裏白跳張順”和“鼓上蚤時遷”等，並不能提挈這人的全般。直到後來的訟師，寫狀之際，還常常給被告加上一個諢名以見他原是流氓地痞一類，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鏡，即使毫無才能的師爺，也知道這是不足注意的了。現在的所謂文人，除了改用幾個新名詞之外，也並無進步，所以那些“批判”，結果還大抵是徒勞。
這失敗之處，是在不切帖。批評一個人，得到結論，加以簡括的名稱，雖隻寥寥數字，卻很要明確的判斷力和表現的才能的。必須切帖，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離，這才會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現在卻大抵隻是漫然的抓了一時之所謂惡名，摔了過去：或“封建餘孽”，或“布爾喬亞”，或“破鑼”，或“無政府主義者”，或“利己主義者”……等等；而且怕一個不夠致命，又連用些什麽“無政府主義封建餘孽”或“布爾喬亞破鑼利己主義者”；怕一人說沒有力，約朋友各給他一個；怕說一回還太少，一年內連給他幾個：時時改換，個個不同。這舉棋不定，就因為觀察不精，因而品題也不確，所以即使用盡死勁，流完大汗，寫了出去，也還是和對方不相幹，就是用漿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脫落了。汽車夫發怒，便罵洋車夫阿四一聲“豬玀”，頑皮孩子高興，也會在賣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畫一個烏龜，雖然也許博得市儈們的一笑，但他們是決不因此就得“豬玀阿四”或“烏龜阿五”的諢名的。此理易明：因為不切帖。
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是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住《文選》尋字匯的人們的，而某一種人確也是這一流，形容愜當，所以這名目的流傳也較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沒有什麽還留在大家的記憶裏了。到現在，和這八個字可以匹敵的，或者隻好推“洋場惡少”和“革命小販”了罷。前一聯出於古之“京”，後一聯出於今之“海”。
創作難，就是給人起一個稱號或諢名也不易。假使有誰能起顛撲不破的諢名的罷，那麽，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倘弄創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連稱號或諢名起得不得法，也還是因為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八月十四日。）
“題未定”草（五）
五
Ｍ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閑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於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預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於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二、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誌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擱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卻也許會去撥一撥誰的下巴：這於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Ｍ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隻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隻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裏，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舍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著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著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態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仿的（其實是隻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隻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卻永遠是不正確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為什麽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群中並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為什麽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我們為什麽不直接的了解？為什麽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態度？為什麽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著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著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紮克，我們也號；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於那些所謂‘文學遺產’，我們並不要求那些跟著人家對喊‘文學遺產’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產’送給中國的‘大眾’的責任。可是我們卻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產’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並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隻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確太落後。法國有紀德和巴爾紮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著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隨”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但是，並不“追隨”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隻看了一麵，各罵了一麵，獨跳猶可，並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為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致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為他是“預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內，絕不會見到那些紹介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照這“預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別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裏提出作家來。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為追隨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說得遠一些罷，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