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六日。）
從“別字”說開去
自從議論寫別字以至現在的提倡手頭字，其間的經過，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記得自己並沒有說什麽話。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麽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他在那裏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於“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別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象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別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麵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標之法。至於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別字微有不同。（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裏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象得了什麽寶貝一樣。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麽，他隻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說，別國的學生對於本國的文字，決不致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於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於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隻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著纏不清的障害，至今沒有完。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於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對於這些打著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為別字辯護，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別字。這確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別不別了，因為這會引到今文《尚書》，骨甲文字去，麻煩得很。這就是改革者的勝利──至於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別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之後，重整陣容的最穩的方法，他已經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即別不別了。他隻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
“……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裏所說的‘幹父之蠱’。縱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別省別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後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嗎？……”
這頭幾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麽做“正字”，《說文》，金文，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願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幹父之蠱”。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著的主張是已經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將來破壞文字的統一。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並不算壞，但直白的說起來，卻隻是維持現狀說而已。
維持現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讚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將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將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孳乳而成“字”，篆決不解散而為隸，隸更不簡單化為現在之所謂“真書”。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幹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回複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也是沒有的，隻可權大小。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別字，今人也寫別字，可見要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別字病將與方塊字本身並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並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
複古是難了，何先生也承認。不過現狀卻也維持不下去，因為我們現在一般讀書人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中，但二十年來，在不聲不響中又有了一點改變。從古訖今，什麽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狀說來了，複古說也來了。這些說頭自然也無效。但一時不失其為一種窒礙卻也是真的，它能夠使一部分的有誌於改革者遲疑一下子，從招潮者變為乘潮者。
我在這裏，要說的隻是維持現狀說聽去好象很穩健，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史實在不斷的證明著它隻是一種“並無其事”：僅在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
愛倫堡（Ilia Ehrenburg）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他說，此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著，實驗X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奮身去救自己的夥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麵。……一方麵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麵卻是荒**與無恥。”
這末兩句，真也好象說著現在的中國。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手頭沒有書，說不清見於那裏的了，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亙氏的著作罷，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為蒙古人所**殺，俘獲，踐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卻仍舊向殘山剩水間的黎民施威，在殘山剩水間行樂；逃到那裏，氣焰和奢華就跟到那裏，頹靡和貪婪也跟到那裏。“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著行在賣酒醋。”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
人民在欺騙和壓製之下，失了力量，啞了聲音，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麽？百姓就隻好永遠鉗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但也許不能開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論，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雅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拳變，八國聯軍，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曆史的著作，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莫談國事”，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
我們的學者也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閑之輩征服了的。近如東三省被占之後，聽說北平富戶，就不願意關外的難民來租房子，因為怕他們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義軍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斃土匪，蒸骨驗屍，阮玲玉自殺，姚錦屏化男的能夠聳動大家的耳目罷？“一方麵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麵卻是荒**與無恥。”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還是時代太近，還未湮沒的緣故，我卻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國民族，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但這書卻於“心的征服”有礙。心的征服，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曾以黨獄替滿清鉗口。這書當然不容於滿洲帝國，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於中華民國。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
好書為什麽倒會不容於中華民國呢？那當然，上麵已經說過幾回了──
“一方麵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麵卻是荒**與無恥！”
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讀者是決不和我計較這些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魯迅讀畢記。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我覺得中國有時是極愛平等的國度。有什麽稍稍顯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長刀來削平它。以人而論，孫桂雲是賽跑的好手，一過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較的有成績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氣吃下三瓶安眠藥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來。但這捧了起來，卻不過為了接著摔得粉碎。大約還有人記得“美人魚”罷，簡直捧得令觀者發生肉麻之感，連看見姓名也會覺得有些滑稽。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裏。”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隻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在所謂文壇上當然也不會有什麽兩樣：翻譯較多的時候，就有人來削翻譯，說它害了創作；近一兩年，作短文的較多了，就又有人來削“雜文”，說這是作者的墮落的表現，因為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他還一片婆心，勸人學學托爾斯泰，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去。這一流論客，在禮儀上，別人當然不該說他是“昏蛋”的。批評家嗎？他謙虛得很，自己不承認。攻擊雜文的文字雖然也隻能說是雜文，但他又決不是雜文作家，因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墮落。如果恭維他為詩歌小說戲劇之類的偉大的創作者，那麽，恭維者之為“昏蛋”也無疑了。歸根結底，不是東西而已。不是東西之談也要算是“人言”，這就使弱者覺得倒是安眠藥片較為可愛的緣故。不過這並非戰死。問是有人要問的：給誰害死的呢？種種議論的結果，凶手有三位：曰，萬惡的社會；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藥片。完了。
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麽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這真要使有誌於成為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並不是爬進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托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麽大學的講義之後，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隻知道這樣的寫起來，於大家有益。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隻為了米麥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點不虧心的糊口之資，曆史上有沒有“鄉下人列傳”或“泥水匠列傳”，他向來就並沒有想到。如果他隻想著成什麽所謂氣候，他就先進大學，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變居士或隱逸去了。曆史上很尊隱逸，《居士傳》不是還有專書嗎，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雜文這東西，我卻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學樓台去的。小說和戲曲，中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引為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為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竟和《詩經》、《離騷》並列了。雜文中之一體的隨筆，因為有人說它近於英國的 Essay ，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寓言和演說，好象是卑微的東西，但伊索和契開羅，不是坐在希臘羅馬文學史上嗎？雜文發展起來，倘不趕緊削，大約也未必沒有擾亂文苑的危險。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個好消息。但這一段話，我是和不是東西之流開開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熱剌剌的覺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進的雜文作者，倒決不計算著這些。
其實，近一兩年來，雜文集的出版，數量並不及詩歌，更其趕不上小說，慨歎於雜文的泛濫，還是一種胡說八道。隻是作雜文的人比先前多幾個，卻是真的，雖然多幾個，在四萬萬人口裏麵，算得什麽，卻就要誰來疾首蹙額？中國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國有一點生氣；用比喻說：此之謂“虎倀”。
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驚人集》，我隻見過一篇自序；書呢，不知道那裏去了。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夠出版，也給中國的著作界豐富一點。我不管這本書能否入於文藝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詩來比一比：“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地獄鄹氏邑，宅接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猶與夢時同。”這是《唐詩三百首》裏的第一首，是“文學概論”詩歌門裏的所謂“詩”。但和我們不相幹，那裏能夠及得這些雜文的和現在切貼，而且生動，潑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對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攪亂你們的文苑，至少，是將不是東西之流的唾向雜文的許多唾沫，一腳就踏得無蹤無影了，隻剩下一張滿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臉。
這嘴臉當然還可以嘮叨，說那一首“夫子何為者”並非好詩，並且時代也過去了。但是，文學正宗的招牌呢？“文藝的永久性”呢？
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隻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極高興為這本集子作序，並且借此發表意見，願我們的雜文作家，勿為虎倀所迷，以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費買安眠藥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記於上海之卓麵書齋。
人生識字胡塗始
中國的成語隻有“人生識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們常常給我好教訓，其一是學話。他們學話的時候，沒有教師，沒有語法教科書，沒有字典，隻是不斷的聽取，記住，分析，比較，終於懂得每個詞的意義，到得兩三歲，普通的簡單的話就大概能夠懂，而且能夠說了，也不大有錯誤。小孩子往往喜歡聽人談天，更喜歡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於一同吃點心，但也為了愛熱鬧，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麽對於自己有關係──能懂，該問，或可取的。
我們先前的學古文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師並不講解，隻要你死讀，自己去記住，分析，比較去。弄得好，是終於能夠有些懂，並且竟也可以寫出幾句來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為通，別人也以為通了，但一看底細，還是並不怎麽通，連明人小品都點不斷的，又何嚐少有？人們學話，從高等華人以至下等華人，隻要不是聾子或啞子，學不會的是幾乎沒有的，一到學文，就不同了，學會的恐怕不過極少數，就是所謂學會了的人們之中，請恕我坦白的再來重複的說一句罷，大約仍然胡胡塗塗的還是很不少。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為我們雖然拚命的讀古文，但時間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說話，整天的可以聽見；而且所讀的書，也許是《莊子》和《文選》呀，《東萊博議》呀，《古文觀止》呀，從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讀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駁雜，腦子給古今各種馬隊踐踏了一通之後，弄得亂七八遭，但蹄跡當然是有些存留的，這就是所謂“有所得”。這一種“有所得”當然不會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自己本是胡塗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塗，讀者看起文章來，自然也不會倒明白。然而無論怎樣的胡塗文作者，聽他講話，卻大抵清楚，不至於令人聽不懂的──除了故意大顯本領的講演之外。因此我想，這“胡塗”的來源，是在識字和讀書。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會用些書本子上的詞匯的。雖然並非什麽冷僻字，或者連讀者也並不覺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細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老的文章裏，說過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麽一副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鉤出一點輪廓來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洞可鑽。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麽樣子，這形容詞，是從舊書上鈔來的，向來就並沒有弄明白，一經切實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瓏”，“蹣跚”，“囁嚅”……之類，還多得很。
說是白話文應該“明白如話”，已經要算唱厭了的老調了，但其實，現在的許多白話文卻連“明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隻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至於舊語的複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須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這是另一問題，在這裏不說它了。
（四月二日。）
文人相輕
老是說著同樣的一句話是要厭的。在所謂文壇上，前年嚷過一回“文人無行”，去年是鬧了一通“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號，叫作“文人相輕”。
對於這風氣，口號家很憤恨，他的“真理哭了”，於是大聲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輕蔑。“輕蔑”，他是最憎惡的，但因為他們“相輕”，損傷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風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隻好施行輕蔑術了。自然，這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古聖人的良法，但“相輕”的惡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們如果到《文選》裏去找詞匯的時候，大概是可以遇著“文人相輕”這四個字的，拾來用用，似乎也還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先生已經在《自由談》（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謂“文人相輕”者，是“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所指摘，僅限於製作的範圍。一切別的攻擊形體，籍貫，誣賴，造謠，以至施蟄存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這樣的呀”，或魏金枝先生式的“他的親戚也和我一樣了呀”之類，都不在內。倘把這些都作為曹丕所說的“文人相輕”，是混淆黑白，真理雖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壇的黑暗的。
我們如果到《莊子》裏去找詞匯，大概又可以遇著兩句寶貝的教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記住了來作危急之際的護身符，似乎也不失為漂亮。然而這是隻可暫時口說，難以永遠實行的。喜歡引用這種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遠，更甚於叭兒之與老聃，這裏不必說它了。就是莊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裏，曆舉了別人的缺失，以他的“無是非”輕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嗎？要不然，一部《莊子》，隻要“今天天氣哈哈哈……”七個字就寫完了。
但我們現在所處的並非漢魏之際，也不必恰如那時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批評家的對於文人，或文人們的互相評論，各各“指其所短，揚其所長”固可，即“掩其所短，稱其所長”亦無不可。然而那一麵一定得有“所長”，這一麵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輕”這一個模模胡胡的惡名所嚇昏，對於充風流的富兒，裝古雅的惡少，銷**書的癟三，無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那麽，這是怎樣的批評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輕”不可的！
（四月十四日。）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師曾經大大的奚落了一頓海派小醜，海派小醜也曾經小小的回敬了幾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灘上的風波，總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當。我也曾經略略的趕了一下熱鬧，在許多唇槍舌劍中，以為那時我發表的所說，倒也不算怎麽分析錯了的。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亦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過一整年帶點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說的並不圓滿。目前的事實，是證明著京派已經自己貶損，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裏抬高，不但現身說法，演述了派別並不專與地域相關，而且實踐了“因為愛他，所以恨他”的妙語。當初的京海之爭，看作“龍虎鬥”固然是錯誤，就是認為有一條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為現在已經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過黃鱔田雞，炒在一起的蘇式菜──“京海雜燴”來了。
實例，自然是瑣屑的，而且自然也不會有重大的例子。舉一點罷。一、是選印明人小品的大權，分給海派來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選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說是冒牌的，這回卻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題簽，所以的確是正統的衣缽。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頭，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開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東西，和純粹海派自說是自掏腰包來辦的出產品頗有區別的。要而言之：今兒和前兒已不一樣，京海兩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這裏要附帶一點聲明：我是故意不舉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來的。先前，曾經有人用過“某”字，什麽緣故我不知道。但後來該刊的一個作者在該刊上說，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為這是因為不替它來作廣告。這真是聰明的好朋友，不愧為“熟悉商情”。由此啟發，子細一想，他的話實在千真萬確：被稱讚固然可以代廣告，被罵也可以代廣告，張揚了榮是廣告，張揚了辱又何嚐非廣告。例如罷，甲乙決鬥，甲贏，乙死了，人們固然要看殺人的凶手，但也一樣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屍，如果用蘆席圍起來，兩個銅板看一下，準可以發一點小財的。我這回的不說出這刊物的名目來，主意卻正在不替它作廣告，我有時很不講陰德，簡直要妨礙別人的借死屍斂錢。然而，請老實的看官不要立刻責備我刻薄。他們那裏肯放過這機會，他們自己會敲了鑼來承認的。
聲明太長了一點了。言歸正傳。我要說的是直到現在，由事實證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來根柢上並不是奚落，倒是路遠迢迢的送來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實本領的，法郎士做過一本《泰綺思》，中國已有兩種譯本了，其中就透露著這樣的消息。他說有一個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亞曆山大府的名妓泰綺思，是一個貽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們，也給自己積無量功德。事情還算順手，泰綺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毀壞了她在俗時候的衣飾。但是，奇怪得很，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獨房裏繼續修行時，卻再也靜不下來了，見妖怪，見**的女人。他急遁，遠行，然而仍然沒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為其實愛上了泰綺思，所以神魂顛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卻還是硬要當他聖僧，到處跟著他祈求，禮拜，拜得他“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他終於決計自白，跑回泰綺思那裏去，叫道“我愛你！”然而泰綺思這時已經離死期不遠，自說看見了天國，不久就斷氣了。
不過京海之爭的目前的結局，卻和這一本書的不同，上海的泰綺思並沒有死，她也張開兩條臂膊，叫道“來 ！”於是──團圓了。
《泰綺思》的構想，很多是應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說的，倘有嚴正的批評家，以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實本領”，我也不想來爭辯。但我覺得自己卻真如那本書裏所寫的愚民一樣，在沒有聽到“我愛你”和“來 ”之前，總以為奚落單是奚落，鄙薄單是鄙薄，連現在已經出了氣的弗洛伊特學說也想不到。
到這裏又要附帶一點聲明：我舉出《泰綺思》來，不過取其事跡，並非處心積慮，要用妓女來比海派的文人。這種小說中的人物，是不妨隨意改換的，即改作隱士、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類，都無不可。況且泰綺思其實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時是潑剌的活，出家後就刻苦的修，比起我們的有些所謂“文人”，剛到中年，就自歎道“我是心灰意懶了”的死樣活氣來，實在更其像人樣。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寧可向潑剌的妓女立正，卻不願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
至於為什麽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來”了呢？說起來，可又是事前的推測，對不對很難定了。我想：也許是因為幫閑幫忙，近來都有些“不景氣”，所以隻好兩界合辦，把斷磚、舊襪、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兒……之類，湊在一處重行開張，算是新公司，想借此來新一下主顧們的耳目罷。
（四月十四日。）
鎌田誠一墓記
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滬，出納圖書，既勤且謹，兼修繪事，斐然有成。中遭艱巨，篤行靡改，扶危濟急，公私兩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歸國休養，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藥石無靈，終以不起，年僅二十有八。嗚呼，昊天難測，蕙荃早摧，曄曄青春，永玄壤，忝居友列，銜哀記焉。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會稽魯迅撰。
衖堂生意古今談
“薏米杏仁蓮心粥！”
“玫瑰白糖倫教糕！”
“蝦肉餛飩麵！”
“五香茶葉蛋！”
這是四五年前，閘北一帶弄堂內外叫賣零食的聲音，假使當時記錄了下來，從早到夜，恐怕總可以有二三十樣。居民似乎也真會化零錢，吃零食，時時給他們一點生意，因為叫聲也時時中止，可見是在招呼主顧了。而且那些口號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從“晚明文選”或“晚明小品”裏找過詞匯的呢，還是怎麽的，實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鄉下人，一聽到就有饞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蓮心粥”，這是新鮮到連先前的夢裏也沒有想到的。但對於靠筆墨為生的人們，卻有一點害處，假使你還沒有練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鬧得整天整夜寫不出什麽東西來。
現在是大不相同了。馬路邊上的小飯店，正午傍晚，先前為長衫朋友所占領的，近來已經大抵是“寄沉痛於幽閑”；老主顧呢，坐到黃包車夫的老巢的粗點心店裏麵去了。至於車夫，那自然隻好退到馬路邊沿餓肚子，或者幸而還能夠咬侉餅。弄堂裏的叫賣聲，說也奇怪，竟也和古代判若天淵，賣零食的當然還有，但不過是橄欖或餛飩，卻很少遇見那些“**肉感”的“藝術”的玩意了。嚷嚷呢，自然仍舊是嚷嚷的，隻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約決不會停止的。然而現在卻切實了不少：麻油，豆腐，潤發的刨花，曬衣的竹竿；方法也有改進，或者一個人賣襪，獨自作歌讚歎著襪的牢靠。或者兩個人共同賣布，交互唱歌頌揚著布的便宜。但大概是一直唱著進來，直達弄底，又一直唱著回去，走出弄外，停下來做交易的時候，是很少的。
偶然也有高雅的貨色：果物和花。不過這是並不打算賣給中國人的，所以他用洋話：
“Ringo，Banana，Appulu–u，Appulu–u–u！”
“Hana呀Hana–a–a！Ha–a–na–a– a！”
也不大有洋人買。
間或有算命的瞎子，化緣的和尚進弄來，幾乎是專攻娘姨們的，倒還是他們比較的有生意，有時算一命，有時賣掉一張黃紙的鬼畫符。但到今年，好象生意也清淡了，於是前天竟出現了大布置的化緣。先隻聽得一片鼓鈸和鐵索聲，我正想做“超現實主義”的語錄體詩，這麽一來，詩思被鬧跑了，尋聲看去，原來是一個和尚用鐵鉤鉤在前胸的皮上，鉤柄係有一丈多長的鐵索，在地上拖著走進弄裏來，別的兩個和尚打著鼓和鈸。但是，那些娘姨們，卻都把門一關，躲得一個也不見了。這位苦行的高僧，竟連一個銅子也拖不去。
事後，我探了探她們的意見，那回答是：“看這樣子，兩角錢是打發不走的。”
獨唱，對唱，大布置，苦肉計，在上海都已經賺不到大錢，一麵固然足征洋場上的“人心澆薄”，但一麵也可見隻好去“複興農村”了，唔。
（四月二十三日。）
不應該那麽寫
凡是有誌於創作的青年，第一個想到的問題，大概總是“應該怎樣寫？”現在市場上陳列著的“小說作法”，“小說法程”之類，就是專掏這類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象沒有效，從“小說作法”學出來的作者，我們至今還沒有聽到過。有些青年是設法去問已經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還很少見有什麽發表，但結果是不難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領。這也難怪，因為創作是並沒有什麽秘訣，能夠交頭接耳，一句話就傳授給別一個的，倘不然，隻要有這秘訣，就真可以登廣告，收學費，開一個三天包成文豪學校了。以中國之大，或者也許會有罷，但是，這其實是騙子。
在不難推想而知的種種答案中，大概總該有一個是“多看大作家的作品”。這恐怕也很不能滿文學青年的意，因為太寬泛，茫無邊際──然而倒是切實的。凡是已有定評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說明著“應該怎樣寫”。隻是讀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領悟。因為在學習者一方麵，是必須知道了“不應該那麽寫”，這才會明白原來“應該這麽寫”的。
這“不應該那麽寫”，如何知道呢？惠列賽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裏，答複著這問題──
“應該這麽寫，必須從大作家們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領會。那麽，不應該那麽寫這一麵，恐怕最好是從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學習了。在這裏，簡直好象藝術家在對我們用實物教授。恰如他指著每一行，直接對我們這樣說──‘你看──哪，這是應該刪去的。這要縮短，這要改作，因為不自然了。在這裏，還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顯豁些。’”
這確是極有益處的學習法，而我們中國卻偏偏缺少這樣的教材。近幾年來，石印的手稿是有一些了，但大抵是學者的著述或日記。也許是因為向來崇尚“一揮而就”，“文不加點”的緣故罷，又大抵是全本幹幹淨淨，看不出苦心刪改的痕跡來。取材於外國呢，則即使精通文字，也無法搜羅名作的初版以至改定版的各種本子的。
讀書人家的子弟熟悉筆墨，木匠的孩子會玩斧鑿，兵家兒早識刀槍，沒有這樣的環境和遺產，是中國的文學青年的先天的不幸。
在沒奈何中，想了一個補救法：新聞上的記事，拙劣的小說，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寫成一部文藝作品的，不過那記事，那小說，卻並非文藝——這就是“不應該這樣寫”的標本。隻是和“應該那樣寫”，卻無從比較了。
（四月二十三日。)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報紙，報告著因為日本的湯島，孔子的聖廟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就寄贈了一幅向來珍藏的孔子的畫像。老實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裏麵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於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象連形象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孔夫子沒有留下照相來，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獻中雖然偶有記載，但是胡說白道也說不定。若是從新雕塑的話，則除了任憑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無辦法，更加放心不下。於是儒者們也終於隻好采取“全部，或全無”的勃蘭特式的態度了。
然而倘是畫像，卻也會間或遇見的。我曾經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裏的插畫；一次是梁啟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枝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筆直，經過兩三點鍾，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約總不免急於逃走的了。
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於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和《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麽也不知道，於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不知道為了覺得與其拜著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們之為得計呢，還是為了什麽，總而言之，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書籍來了。屬於科學上的古典之作的，則有侯失勒的《談天》，雷俠兒的《地學淺釋》，代那的《金石識別》，到現在也還作為那時的遺物，間或躺在舊書鋪子裏。
然而一定有反動。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後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政府就又以為外國的政治法律和學問技術頗有可取之處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學，也就在那時候。達了目的，入學的地方，是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在這裏，三澤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養氣和輕氣所合成，山內繁雄先生教我貝殼裏的什麽地方其名為“外套”。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禦茶之水的孔廟裏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麽？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的。孟子批評他為“聖之時者也”，倘翻成現代語，除了“摩登聖人”實在也沒有別的法。為他自己計，這固然是沒有危險的尊號，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歡迎的頭銜。不過在實際上，卻也許並不這樣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隻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隻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麵係著冠纓，一麵被人砍成肉醬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消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裏的肉醬雲。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麽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麽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複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製。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餘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麵複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麽《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於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裏，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裏去了。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著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裏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眾並無關係，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麽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 答文學社問
這試題很難解答。
因為唐代傳奇，是至今還有標本可見的，但現在之所謂六朝小說，我們所依據的隻是從《新唐書·藝文誌》以至清《四庫書目》的判定，有許多種，在六朝當時，卻並不視為小說。例如《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搜神記》、《續齊諧記》等，直至劉昫的《唐書經籍誌》，還屬於史部起居注和雜傳類裏的。那時還相信神仙和鬼神，並不以為虛造，所以所記雖有仙凡和幽明之殊，卻都是史的一類。
況且從晉到隋的書目，現在一種也不存在了，我們已無從知道那時所視為小說的是什麽，有怎樣的形式和內容。現存的惟一最早的目錄隻有《隋書經籍誌》，修者自謂“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誌錄”，也許尚存王儉《今書七誌》，阮孝緒《七錄》的痕跡罷，但所錄小說二十五種中，現存的卻隻有《燕丹子》和劉義慶撰《世說》合劉孝標注兩種了。此外，則《郭子》、《笑林》、殷芸《小說》、《水飾》，及當時以為隋代已亡的《青史子》、《語林》等，還能在唐宋類書裏遇見一點遺文。
單從上述這些材料來看，武斷的說起來，則六朝人小說，是沒有記敘神仙或鬼怪的，所寫的幾乎都是人事；文筆是簡潔的；材料是笑柄，談資；但好象很排斥虛構，例如《世說新語》說裴啟《語林》記謝安語不實，謝安一說，這書即大損聲價雲雲，就是。
唐代傳奇文可就大兩樣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隨便驅使；文筆是精細，曲折的，至於被崇尚簡古者所詬病；所敘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瀾，不止一點斷片的談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顯示著這事跡的虛構，以見他想象的才能了。
但六朝人也並非不能想象和描寫，不過他不用於小說，這類文章，那時也不謂之小說。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陶潛的《桃花源記》，其實倒和後來的唐代傳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聖賢高士傳讚》（今僅有輯本），葛洪的《神仙傳》，也可以看作唐人傳奇文的祖師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傳》，李肇為之讚，這就是嵇康的《高士傳》法；陳鴻《長恨傳》置白居易的長歌之前，元稹的《鶯鶯傳》既錄《會真詩》，又舉李公垂《鶯鶯歌》之名作結，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記》。
至於他們之所以著作，那是無論六朝或唐人，都是有所為的。《隋書經籍誌》抄《漢書藝文誌》說，以著錄小說，比之“詢於芻蕘”，就是以為雖然小說，也有所為的明證。不過在實際上，這有所為的範圍卻縮小了。晉人尚清談，講標格，常以寥寥數言，立致通顯，所以那時的小說，多是記載畸行雋語的《世說》一類，其實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門書。唐以詩文取士，但也看社會上的名聲，所以士子入京應試，也須豫先幹謁名公，呈獻詩文，冀其稱譽，這詩文叫作“行卷”。詩文既濫，人不欲觀，有的就用傳奇文，來希圖一新耳目，獲得特效了，於是那時的傳奇文，也就和“敲門磚”很有關係。但自然，隻被風氣所推，無所為而作者，卻也並非沒有的。
（五月三日。）
什麽是“諷刺”？
── 答文學社問
我想：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麵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群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蔑”；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麽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譬如罷，洋服青年拜佛，現在是平常事，道學先生發怒，更是平常事，隻消幾分鍾，這事跡就過去，消滅了。但“諷刺”卻是正在這時候照下來的一張相，一個撅著屁股，一個皺著眉心，不但自己和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很雅觀，連自己看見也覺得不很雅觀；而且流傳開去，對於後日的大講科學和高談養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說，所照的並非真實，是不行的，因為這時有目共睹，誰也會覺得確有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認這是真實，失了自己的尊嚴。於是挖空心思，給起了一個名目，叫作“諷刺”。其意若曰：它偏要提出這等事，可見也不是好貨。
有意的偏要提出這等事，而且加以精煉，甚至於誇張，卻確是“諷刺”的本領。同一事件，在拉雜的非藝術的記錄中，是不成為諷刺，誰也不大會受感動的。例如新聞記事，就記憶所及，今年就見過兩件事。其一、是一個青年，冒充了軍官，向各處招搖撞騙，後來破獲了，他就寫懺悔書，說是不過借此謀生，並無他意。其二、是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還上門來逞凶。較可注意的事件，報上是往往有些特別的批評文字的，但對於這兩件，卻至今沒有說過什麽話，可見是看得很平常，以為不足介意的了。然而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Swift）或果戈理（N.Gogol）的手裏，我看是準可以成為出色的諷刺作品的。在或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於作諷刺。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為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群卻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群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群，倒反成為有益。我想：從別一群看來，感受是和被諷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於“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隻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
（五月三日。）
論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後，發見於她的遺書中的話。這哄動一時的事件，經過了一通空論，已經漸漸冷落了，隻要《玲玉香消記》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殺事件一樣，完全煙消火滅。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裏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
這句話，開初是也曾惹起一點小風波的。有評論者，說是使她自殺之咎，可見也在日報記事對於她的訴訟事件的張揚；不久就有一位記者公開的反駁，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可憐極了，那裏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的力量，況且那些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絕非捏造的謠言，舊報具在，可以複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聞記者是毫無關係的。
這都可以算是真實話。然而──也不盡然。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麽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前兩種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所以我們且不要高談什麽連自己也並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誌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罷，那麽，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但新聞記者的辯解，以為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卻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那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巨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就是“豆蔻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兒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麽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麽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麽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也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卻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國的習慣，這些句子是搖筆即來，不假思索的，這時不但不會想到這也是玩弄著女性，並且也不會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無論你怎麽描寫，在強者是毫不要緊的，隻消一封信，就會有正誤或道歉接著登出來，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的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麽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那麽，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為還沒有到達如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為它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幹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豫備自殺的。但我的不豫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麽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為容易麽，那麽，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過他不屑，因為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筆記簿，寫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曾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麽樣。
（五月五日。）
再論文人相輕
今年的所謂“文人相輕”，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號，掩護著文壇的昏暗，也在給有一些人“掛著羊頭賣狗肉”的。
真的“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能有多少呢！我們在近凡年所遇見的，有的是“以其所短，輕人所短”。例如白話文中，有些是詰屈難讀的，確是一種“短”，於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語錄，向這一點昂然進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來，暴露了他連對於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點著破句，“短”得很。有的卻簡直是“以其所短，輕人所長”了。例如輕蔑“雜文”的人，不但他所用的也是“雜文”，而他的“雜文”，比起他所輕蔑的別的“雜文”來，還拙劣到不能相提並論。那些高談闊論，不過是契訶夫（A.Chekhov）所指出的登了不識羞的頂顛，傲視著一切，被輕者是無福和他們比較的，更從什麽地方“相”起？現在謂之“相”，其實是給他們一揚，靠了這“相”，也是“文人”了。然而，“所長”呢？
況且現在文壇上的糾紛，其實也並不是為了文筆的短長。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裏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如果第三者不以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實是“是”，他所憎的其實該愛來，單用了籠統的“文人相輕”這一句空話，是不能抹殺的，世間還沒有這種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糾紛，但到後來，誰是誰非，孰存孰亡，都無不明明白白。因為還有一些讀者，他的是非愛憎，是比和事老的評論家還要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