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也未必是正確的見解，顯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說他是哲學家或文學家。不過便是這一點點，就很可以看見雖然同是從《凱撒傳》來看它所表現的群眾，結果卻已經和杜衡先生有這麽的差別。而且也很可以推見，正不會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眾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亞發愁。彼此其實都很明白：“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麵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就是在那時候的群眾，也“不過是餘興”而已。
（九月三十日。）
說“麵子”
“麵子”，是我們在談話裏常常聽到的，因為好象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裏，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隻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麵子；他既然沒有麵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麵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麵子”給我們。
但“麵子”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塗。它象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份，就有一種“麵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麵去了，即失了麵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麵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並不算什麽，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並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於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見，是失了麵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仿佛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是改頭換麵的良方。
誰都要“麵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麵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貰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麵，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十人，各執鐵棍，據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並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麵”，演成這樣的大戰了。這時候，好象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麵子”，而自己成了什麽，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勸進表中為“有麵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於萬民傘上為“有麵子”。
所以，要“麵子”也可以說並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並非說，人應該“不要臉”。現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麵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麽？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誇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麽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麵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麵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麽？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雖然還不是“有麵子”，卻也不算怎麽“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於“有麵子”。
中國人要“麵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麵子”是“圓機活法”，善於變化，於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穀川如是閑說“盜泉”雲：“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麵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運命
有一天，我坐在內山書店裏閑談──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閑談的，我的可憐的敵對的“文學家”，還曾經借此竭力給我一個“漢奸”的稱號，可惜現在他們又不堅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歲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還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個，所以想結婚是很困難的。這自然是一種迷信，但日本社會上的迷信也還是真不少。
我問：可有方法解除這夙命呢？回答是：沒有。
接著我就想到了中國。
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家，都說中國人是定命論者，命中注定，無可奈何；就是中國的論者，現在也有些人這樣說。但據我所知道，中國女性就沒有這樣無法解除的命運。“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總有法子想，就是所謂“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結婚，製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種命，說是要連克五六個丈夫的罷，那就早有道士之類出場，自稱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個男人，畫上符咒，和這命的女人一同行“結儷之禮”後，燒掉或埋掉，於是真來訂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個，毫無危險了。
中國人的確相信運命，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移的。所謂“沒有法子”，有時也就是一種另想道路──轉移運命的方法。等到確信這是“運命”，真真“沒有法子”的時候，那是在事實上已經十足碰壁，或者恰要滅亡之際了。運命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的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象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麵想玩弄他，也尊後妃，但一麵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麵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隻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隻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麽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於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並不這樣想。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並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不過現在為止，是在用迷信來轉移別的迷信，所以歸根結蒂，並無不同，以後倘能用正當的道理和實行──科學來替換了這迷信，那麽，定命論的思想，也就和中國人離開了。
假如真有這一日，則和尚、道士、巫師、星相家、風水先生……的寶座，就都讓給了科學家，我們也不必整年的見神見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臉譜臆測
對於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征主義，或中國戲裏有無象征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並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征”，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
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奸詐，紅表忠勇之類，是隻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並不象征奸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於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隻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麵的，這假麵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征，一麵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麵和現在的打臉的關係，好象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係，那麽，“白表奸詐”之類，就恐怕隻是人物的分類，卻並非象征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麵”不同，並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隻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麽都做得出，於是白就表了奸詐。紅表忠勇，是從關雲長的“麵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麵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於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麵去戰鬥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麽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台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麽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誇大化，漫畫化，甚而至於到得後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象象征手法了。
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並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構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隨便翻翻
我想講一點我的當作消閑的讀書──隨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會受害也說不定的。
我最初去讀書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讀的是《鑒略》，桌上除了這一本書和習字的描紅格，對字（這是做詩的準備）的課本之外，不許有別的書。但後來竟也慢慢的認識字了，一認識字，對於書就發生了興趣，家裏原有兩三箱破爛書，於是翻來翻去，大目的是找圖畫看，後來也看看文字。這樣就成了習慣，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麽，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到得現在，還是如此，不用心，不費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書籍之後，覺得疲勞的時候，也拿這玩意來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確能夠恢複疲勞。
倘要騙人，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現在有一些老實人，和我閑談之後，常說我書是看得很多的，略談一下，我也的確好象書看得很多，殊不知就為了常常隨手翻翻的緣故，卻並沒有本本細看。還有一種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庫書目提要》，倘還怕繁，那麽，《簡明目錄》也可以，這可要細看，它能做成你好象看過許多書。不過我也曾用過正經工夫，如什麽“國學”之類，請過先生指教，留心過學者所開的參考書目。結果都不滿意。有些書目開得太多，要十來年才能看完，我還疑心他自己就沒有看；隻開幾部的較好，可是這須看這位開書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塗蟲，那麽，開出來的幾部一定也是極頂胡塗書，不看還好，一看就胡塗。
我並不是說，天下沒有指導後學看書的先生，有是有的，不過很難得。
這裏隻說我消閑的看書──有些正經人是反對的，以為這麽一來，就“雜”！“雜”，現在又算是很壞的形容詞。但我以為也有好處。譬如我們看一家的陳年賬簿，每天寫著“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魚五十文，醬油一文”，就知先前這幾個錢就可買一天的小菜，吃夠一家；看一本舊曆本，寫著“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這麽多的禁忌。看見了宋人筆記裏的“食菜事魔”，明人筆記裏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嗬，原來‘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書，都是些那時的名人軼事，某將軍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飯，某先生體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聞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婦產生人麵蛇，毫無益處的也有。這時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這是幫閑文士所做的書。凡幫閑，他能令人消閑消得最壞，他用的是最壞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誘過去，那就墜入陷阱，後來滿腦子是某將軍的飯量，某先生的體重，蜈蚣精和人麵蛇了。
講扶乩的書，講婊子的書，倘有機會遇見，不要皺起眉頭，顯示憎厭之狀，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已經過時的書，也用一樣的辦法。例如楊先生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來，他的思想是活著的，現在意見和他相近的人們正多得很。這也有一點危險，也就是怕被它誘過去。治法是多翻，翻來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較，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鄉下人常常誤認一種硫化銅為金礦，空口是和他說不明白的，或者他還會趕緊藏起來，疑心你要白騙他的寶貝。但如果遇到一點真的金礦，隻要用手掂一掂輕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隨便翻翻”是用各種別的礦石來比的方法，很費事，沒有用真的金礦來比的明白，簡單。我看現在青年的常在問人該讀什麽書，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而且一識得真金，一麵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一舉兩得了。
但這樣的好東西，在中國現有的書裏，卻不容易得到。我回憶自己的得到一點知識，真是苦得可憐。幼小時候，我知道中國在“盤古氏開辟天地”之後，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又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裏，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我久不看現行的曆史教科書了，不知道裏麵怎麽說；但在報章雜誌上，卻有時還看見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過去了，原沒有什麽大關係，但也許正有著大關係，而且無論如何，總是說些真實的好。所以我想，無論是學文學的，學科學的，他應該先看一部關於曆史的簡明而可靠的書。但如果他專講天王星，或海王星，蝦蟆的神經細胞，或隻詠梅花，叫妹妹，不發關於社會的議論，那麽，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為懂一點日本文，在用日譯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國社會史》應應急的，都比我曆來所見的曆史書類說得明確。前一種中國曾有譯本，但隻有一本，後五本不譯了，譯得怎樣，因為沒有見過，不知道，後一種中國倒先有譯本，叫作《中國社會發展史》，不過據日譯者說，是多錯誤，有刪節，靠不住的。
我還在希望中國有這兩部書。又希望不要一哄而來，一哄而散，要譯，就譯他完；也不要刪節，要刪節，就得聲明，但最好還是譯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讀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拿破侖與隋那
我認識一個醫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擊，有一回，自解自歎道：要得稱讚，最好是殺人，你把拿破侖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
我想，這是真的。拿破侖的戰績，和我們什麽相幹呢，我們卻總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於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隸，我們卻還恭維成吉思；從現在的卐字眼睛看來，黃人已經是劣種了，我們卻還誇耀希特拉。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
但我們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總有幾個疤，這就是種過牛痘的痕跡，是使我們脫離了天花的危症的。自從有這種牛痘法以來，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雖然有些人大起來也還是去給英雄們做炮灰，但我們有誰記得這發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
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是還要毀壞，人們也還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答“戲”周刊編者信
魯迅先生鑒：
《阿Q》的第一幕已經登完了，搬上舞台實驗雖還不是馬上可以做到，但我們的準備工作是就要開始發動了。我們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剛登完的時候先發表一點意見，一方麵對於我們的公演準備或者也有些幫助，另方麵本刊的叢書計劃一實現也可以把你的意見和《阿Q》劇本同時付印當作一篇序。這是編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讀者和演出的同誌們的要求。祝健！
編者。
編輯先生──
在《戲》周刊上給我的公開信，我早看見了；後來又收到郵寄的一張周刊，我知道這大約是在催促我的答複。對於戲劇，我是毫無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複，是一聲也不響。但如果先生和讀者們都肯豫先了解我不過是一個外行人的隨便談談，那麽，我自然也不妨說一點我個人的意見。
《阿Q》在每一期裏，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斷斷續續的看過，也陸陸續續的忘記了。現在回憶起來，隻記得那編排，將《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進去，以顯示未莊或魯鎮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說的紹興話，我卻有許多地方看不懂。
現在我自己想說幾句的，有兩點──
一，未莊在那裏？《阿Q》的編者已經決定：在紹興。我是紹興人，所寫的背景又是紹興的居多，對於這決定，大概是誰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這脾氣。那時我想，假如寫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罷，那麽，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閑氣──《閑話揚州》是最近的例子。為了醫病，方子上開人參，吃法不好，倒落得滿身浮腫，用蘿卜子來解，這才恢複了先前一樣的瘦，人參白買了，還空空的折貼了蘿卜子。人名也一樣，古今文壇消息家，往往以為有些小說的根本是在報私仇，所以一定要穿鑿書上的誰，就是實際上的誰。為免除這些才子學者們的白費心思，另生枝節起見，我就用“趙太爺”，“錢大爺”，是《百家姓》上最初的兩個字；至於阿Q的姓呢，誰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時還是發生了謠言。還有排行，因為我是長男，下有兩個兄弟，為豫防謠言家的毒舌起見，我的作品中的壞腳色，是沒有一個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麵所說那樣的苦心，並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滅各種無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較能集中，發揮得更強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國的譯本，卻將這極要緊的一句刪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象是寫自己，又象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曆來的批評家，是沒有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這回編者的對於主角阿Q所說的紹興話，取了這樣隨手胡調的態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為俗塵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紹興也好。於是跟著起來的是第二個問題──
二，阿Q該說什麽話？這似乎無須問，阿Q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紹興，他當然該說紹興話。但是第三個疑問接著又來了──
三，《阿Q》是演給那裏的人們看的？倘是演給紹興人看的，他得說紹興話無疑。紹興戲文中，一向是官員秀才用官話，堂倌獄卒用土話的，也就是生，旦，淨大抵用官話，醜用土話。我想，這也並非全為了用這來區別人的上下，雅俗，好壞，還有一個大原因，是警句或煉話，譏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於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話，使本地的看客們能夠徹底的了解。那麽，這關係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倘使演給紹興的人們看，別的腳色也大可以用紹興話，因為同是紹興話，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說的也並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簡，語助詞和感歎詞少，後者句子長，語助詞和感歎詞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話，可以冗長到一倍。但如演給別處的人們看，這劇本的作用卻減弱，或者簡直完全消失了。據我所留心觀察，凡有自以為深通紹興話的外縣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標點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樣，並不怎麽懂得的；至於北方或閩粵人，我恐怕他聽了之後，不會比聽外國馬戲裏的打諢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過也是作家的棺材釘，會將他釘死。譬如現在的中國，要編一本隨時隨地，無不可用的劇本，其實是不可能的，要這樣編，結果就是編不成。所以我以為現在的辦法，隻好編一種對話都是比較的容易了解的劇本，倘在學校之類這些地方扮演，可以無須改動，如果到某一省縣，某一鄉村裏麵去，那麽，這本子就算是一個底本，將其中的說白都改為當地的土話，不但語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變換，使看客覺得更加切實。譬如罷，如果這演劇之處並非水村，那麽，航船可以化為大車，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辮兒”的。
我的意見說完了，總括一句，不過是說，這劇本最好是不要專化，卻使大家可以活用。
臨末還有一點尾巴，當然決沒有叭兒君的尾巴的有趣。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過還是非說不可。記得幾個月之前，曾經回答過一個朋友的關於大眾語的質問，這信後來被發表在《社會月報》上了，末了是楊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紹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說我已經和楊邨人先生調和，並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國人之富於調和性。這一回，我的這一封信，大約也要發表的罷，但我記得《戲》周刊上已曾發表過曾今可葉靈鳳兩位先生的文章；葉先生還畫了一幅阿Q像，好象我那一本《呐喊》還沒有在上茅廁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紹伯先生的判決所震懾，這回是應該不敢再寫什麽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隻是在這裏要順便聲明：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豫先知道，所以對於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這倒並非個人的事情，因為現在又到了紹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時候，我若不聲明，則我所說過的各節，縱非買辦意識，也是調和論了，還有什麽意思呢？
專此布複，即請
文安。
魯迅。十一月十四日。
寄“戲”周刊編者信
編輯先生：
今天看《戲》周刊第十四期，《獨白》上“抱憾”於不得我的回信，但記得這信已於前天送出了，還是病中寫的，自以為巴結得很，現在特地聲明，算是討好之意。
在這周刊上，看了幾個阿Q像，我覺得都太特別，有點古裏古怪。我的意見，以為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遊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從洋車夫和小車夫裏麵，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來的，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隻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這是一種黑色的，半圓形的東西，將那帽邊翻起一寸多，戴在頭上的；上海的鄉下，恐怕也還有人戴。
報上說要圖畫，我這裏有十張，是陳鐵耕君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請寄回。他是廣東人，所用的背景有許多大約是廣東。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這四幅，比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遠於事實，那時那裏有摩托車給阿Q坐呢？該是大車，有些地方叫板車，是一種馬拉的四輪的車，平時是載貨物的。但紹興也並沒有這種車，我用的是那時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紹興，其實並未見過這樣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Q正傳》上說：“小D大約是小董罷？”並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來，和阿Q一樣。
專此布達，並請
撰安。
魯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一
當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從合作改為剿滅之後，有人說，國民黨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豫定的計劃。但我以為這說的並不是真實。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願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後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於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象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隻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願意。為什麽呢？她舍不得住著的老房子，養著的雞和狗。劉先生隻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於並沒有變化。假使共產主義國裏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讚成的。然而後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於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於是許多青年們，共產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力者們的錯誤。權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幹淨。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學畢，騎著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壞，簡簡單單的隻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於優待的。而且也並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極其崇高的。
二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麵被指為共產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後的結論是：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黨。於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麵，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裏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於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於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並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為，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鬥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階級鬥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隻好順風轉舵，改為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準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隻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裏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隻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裏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麽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麵，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麽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隻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時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麵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裏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裏麵。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Gorky），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綏拉斐摩維支（Serafimovich），辛克萊（Upton Sinclair），甚而至於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羅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
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毀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誌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采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後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麵所滿足，當即被采用了，雖然並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準談階級鬥爭，卻並不說世界上並無階級鬥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斯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準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誌，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準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象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隻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麵前說昏話，是弗理契（Friche），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於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裏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隻看見刊物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鬥。
（十一月二十一日。）
關於新文字
──答問
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沒有知道拚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當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的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拚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
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於學不會的也多得很。最近，宣傳古文的好處的教授，竟將古文的句子也點錯了，就是一個證據──他自己也沒有懂。不過他們可以裝作懂得的樣子，來胡說八道，欺騙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麵，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隻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拚音字來，要大家容易學，也就是更容易教訓，並且延長他們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還很繁瑣，因為學者總忘不了官話，四聲，以及這是學者創造出來的字，必需有學者的氣息。這回的新文字卻簡易得遠了，又是根據於實生活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現在正在中國試驗的新文字，給南方人讀起來，是不能全懂的。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言語來拚，待將來再圖溝通。反對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將這當作一個大缺點，以為反而使中國的文字不統一了，但他卻抹殺了方塊漢字本為大多數中國人所不識，有些知識階級也並不真識的事實。
然而他們卻深知道新文字對於勞苦大眾有利，所以在彌漫著白色恐怖的地方，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殘的。現在連並非新文字，而隻是更接近口語的“大眾語”，也在受著苛酷的壓迫和摧殘。中國的勞苦大眾雖然並不識字，但特權階級卻還嫌他們太聰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們的思索機關呢，例如用飛機擲下炸彈去，用機關槍送過子彈去，用刀斧將他們的頸子砍斷，就都是的。
（十二月九日。）
病後雜談
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麽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誌向，一看好象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隻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裏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隻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象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讚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象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麵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呐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麽，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幹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麽，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了。這關鍵，隻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被稱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麵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
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象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隻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麵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麵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了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著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裏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麽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隻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麵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麽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複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象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還缺著末筆。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隻著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於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麵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讚”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豳，雅終《召旻》，托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蔑以加茲；生逢 盛世，****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麵卻刻著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著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以為這和“君子遠庖廚也”的法子是大兩樣的，因為這時是君子自己也親到了庖廚裏。瞑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了然，仿佛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二，是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並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換一句話說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惡俗人的“道破”。其實，“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於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後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衝突，於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了。彼此說謊也決不是傷雅的事情，東坡先生在黃州，有客來，就要客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姑妄言之！”至今還算是一件韻事。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後來，忘卻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永樂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頗以為不大好的。尤其是對於他的慘殺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殺的還有鐵鉉，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兩個女兒則發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後來二女獻詩於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
這真是“曲終奏雅”，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聖明，好人也終於得救。她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詩的才女，她父親又是大忠臣，為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必須“浮光掠影”到這裏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樂的上諭，有些是凶殘猥褻，將張獻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尚饗！”的名文，和他的比起來，真是高華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雜誌，那就會覺得永樂皇帝決不像一位愛才憐弱的明君。況且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裏是並非靜候嫖客的，據永樂定法，還要她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裏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為多數男性所淩辱，生出“小龜子”和“**賤材兒”來！所以，現在成了問題的“守節”，在那時，其實是隻準“良民”專利的特典。在這樣的治下，這樣的地獄裏，做一首詩就能超生的麽？
我這回從杭世駿的《訂訛類編》（續補卷上）裏，這才確切的知道了這佳話的欺騙。他說：
“……考鐵長女詩，乃吳人範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雲：‘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鬟半臨青鏡，雨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為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為不倫。宗正睦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皆好事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
《國朝文纂》我沒有見過，鐵氏次女的詩，杭世駿也並未尋出根底，但我以為他的話是可信的，──雖然他敗壞了口口相傳的韻事。況且一則他也是一個認真的考證學者，二則我覺得凡是得到大殺風景的結果的考證，往往比表麵說得好聽，玩得有趣的東西近真。
首先將範昌期的詩嫁給鐵氏長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罷了，一經杭世駿道破，再去看時，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確是詠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現任官妓的口吻。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關於鐵氏二女的撒謊，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麽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豔傳，那個步韻，比對於華屋丘墟，生民塗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到底是刻了一本集，連自己們都附進去，而韻事也就完結了。
我在寫著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著寫遺書。但我想在這裏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麽記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鬥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於我死人，於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益處，挽聯做得好，也不過挽聯做得好而已。
現在的意見，我以為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閑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於大家很有益處的。但是要認真，用點工夫，標點不要錯。
(十二月十一日。）
病後雜談之餘
──關於“舒憤懣”
一
我常說明朝永樂皇帝的凶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閑錄》的影響的。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著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著這“流賊”的凶殘。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裏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閑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