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象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我隻能將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 van Eeden），紹介了愛倫堡（I. 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它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麽，素園，從此別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魯迅記。
憶劉半農君
這是小峰出給我的一個題目。
這題目並不出得過分。半農去世，我是應該哀悼的，因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這是十來年前的話了，現在呢，可難說得很。
我已經忘記了怎麽和他初次會麵，以及他怎麽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後，由蔡孑民先生或陳獨秀先生去請來的，到了之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裏的一個戰士。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信，“她”字和“牠”字的創造，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現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約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單是剪下辮子就會坐牢或殺頭的了。然而這曾經是事實。
但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進行之際，心口並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閑天，一多談，就露出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象到處都這麽的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有時候，連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於寫稿，但試去看舊報去，很有幾期是沒有他的。那些人們批評他的為人，是：淺。
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但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的，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我最懶於通信，從此我們就疏遠起來了。他回來時，我才知道他在外國鈔古書，後來也要標點《何典》，我那時還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說了幾句老實話，事後，才知道半農頗不高興了，“駟不及舌”，也沒有法子。另外還有一回關於《語絲》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回麵，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
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將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歎。我想，假如見麵，而我還以老朋友自居，不給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許會弄到衝突罷。
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
（八月一日。）
答曹聚仁先生信
聚仁先生：
關於大眾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卻依然如故。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拚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為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麽一回事），而且要分為多少區，每區又分為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為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夠，就隻好采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它已經采用著新字匯，我想，這就是“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匯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可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眾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為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眾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啟蒙的大眾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麵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為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義。如果也照樣的寫著“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麽都要媽的了。”那麽於大眾有什麽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眾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為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為“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卻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為說“打”，工人也一樣的能夠懂。有些人以為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語文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為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製定羅馬字拚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采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眾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眾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麵，是立論極高，使大眾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麵，借此攻擊他當麵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專此布複，即頌
時綏。
迅上。八月二日。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準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裏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
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麵對我說：“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於頗近於“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這種爸爸，什麽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幹二淨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麽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於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如果真的是一個“什麽爸爸”，他還敢當麵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麽？
但那健康和活潑，有時卻也使他吃虧，九一八事件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罵了好幾回，還挨過一次打──自然是並不重的。這裏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話：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裏的有些人，都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裏給他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裏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麵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為了這事，我曾經想了一想。
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後，他就瞪了眼睛，機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表情是總在變化的，時而活潑，時而頑皮，時而馴良，時而拘謹，時而煩厭，時而疑懼，時而無畏，時而疲勞……。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刹那的，是中國孩子相；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刹那的，就好象日本孩子相。
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麵罵我“什麽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卻隻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麵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麵……凡是屬於“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曆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複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隻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裏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隻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麽？否則，隻不過是一個“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這裏還要附加一句象是多餘的聲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於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八月七日。）
門外文談
一 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麽？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麽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麽的不同的。那麽，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
二 字是什麽人造的？
字是什麽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麽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麽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 字是怎麽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麽，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隻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
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麽有閑，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麽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麵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麵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麵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麽，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 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隻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麽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隻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隻得來“象事”，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寜可”的寜，卻又得在碗下麵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麽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寶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鬆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麵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隻好躊躕一下了。
五 古時候言文一致麽？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象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麽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麽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麽，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
一麵是──
一尺布，尚可縫；
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麵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象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 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麽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麽，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象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麽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 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麽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 Literature 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麽，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麽，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麽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麽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 怎麽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製，隻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麵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 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象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隻有二十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 Rhen，“房子”就是 Fangz，“我吃果子”是 Wo ch goz，“他是工人”是 Tau sh gungrhen 。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隻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隻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麽窮鄉僻壤去了。
那麽，隻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閑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 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麵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們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隻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麵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象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
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麽一堆古怪成績麽？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麽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 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隻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麵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嚐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
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麽？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閑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蓮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鬆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鬆，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隻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鬆，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 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麵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嚐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隻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麽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麽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麽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哪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匯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象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隻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 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隻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麽看風看水，目的隻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今年的尊孔，是民國以來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來的，幾乎全都施展出來了。上海的華界雖然接近夷（亦作彝）場，也聽到了當年孔子聽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八月三十日的《申報》報告我們說──
“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廟舉行孔誕紀念會，到黨政機關，及各界代表一千餘人。有大同樂會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樂器因欲擴大音量起見，不分古今，凡屬國樂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種。其譜一仍舊貫，並未變動。聆其節奏，莊嚴肅穆，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如親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也。……”
樂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蓋和周朝的韶樂，該已很有不同。但為“擴大音量起見”，也隻能這麽辦，而且和現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聖之時者也”，“亦即聖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魚翅燕窩味，樂器大約決非“共四十種”不可；況且那時候，中國雖然已有外患，卻還沒有夷場。
不過因此也可見時勢究竟有些不同了，縱使“擴大音量”，終於還擴不到鄉間，同日的《中華日報》上，就記著一則頗傷“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的體麵的新聞，最不湊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
“（寧波通訊）餘姚入夏以來，因天時亢旱，河水幹涸，住民飲料，大半均在河畔開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爭先後，而起衝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裏之朗霞鎮後方屋地方，居民楊厚坤與姚士蓮，又因爭井水，發生衝突，互相加毆。姚士蓮以煙筒頭猛擊楊頭部，楊當即昏倒在地。繼姚又以木棍石塊擊楊中要害，竟遭毆斃。迨鄰近聞聲施救，楊早已氣絕。而姚士蓮見已闖禍，知必不能免，即乘機逃避……”
聞韶，是一個世界，口渴，是一個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個世界，口渴而爭水，又是一個世界。自然，這中間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無以養君子”，到底還不可任憑他們互相打死，渴死的。
聽說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經是寶貝，為了喝水，要用血去換。“我國民族性”是“酷愛和平”的，想必不至於如此。但餘姚的實例卻未免有點怕人，所以我們除食肉者聽了而不知肉味的“韶樂”之外，還要不知水味者聽了而不想水喝的“韶樂”。
（八月二十九日。）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隻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隻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麽？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隻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複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曆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隻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隻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製度有什麽關係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麽，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麵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隻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麽久。
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讚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九月二十四日。）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以前，我們總自誇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隻希望著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誇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於是有人慨歎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後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隻能說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後，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會疑，一個轉身，也許能夠隻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條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漸玄虛起來了。信“地”和“物”，還是切實的東西，國聯就渺茫，不過這還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賴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虛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時就找不出分明的結果來，它可以令人更長久的麻醉著自己。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
“自欺”也並非現在的新東西，現在隻不過日見其明顯，籠罩了一切罷了。然而，在這籠罩之下，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嚐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麵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麵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以眼還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於‘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重讀了莎士比亞的《凱撒傳》。這一讀是頗有關係的，結果使我們能夠拜讀他從讀舊書而來的新文章：《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眾》（見《文藝風景》創刊號）。
這個劇本，杜衡先生是“曾經用兩個月的時間把它翻譯出來過”的，就可見讀得非常子細。他告訴我們：“在這個劇裏，莎氏描寫了兩個英雄──凱撒，和……勃魯都斯。……還進一步創造了兩位政治家（煽動家）──陰險而卑鄙的卡西烏斯，和表麵上顯得那麽麻木而糊塗的安東尼。”但最後的勝利卻屬於安東尼，而“很明顯地，安東尼底勝利是憑借了群眾底力量”，於是更明顯地，即使“甚至說，群眾是這個劇底無形的主腦，也不嫌太過”了。
然而這“無形的主腦”是怎樣的東西呢？杜衡先生在敘事和引文之後，加以結束──決不是結論，這是作者所不願意說的──道──
“在這許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記把群眾表現為一個力量的；不過，這力量隻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家所控製著，所操縱著。……自然，我們不能貿然地肯定這是群眾底本質，但是我們倘若說，這位偉大的劇作者是把群眾這樣看法的，大概不會有什麽錯誤吧。這看法，我知道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眾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至於我，說實話，我以為對這些問題的判斷，是至今還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詞。……”
杜衡先生是文學家，所以這文章做得極好，很謙虛。假如說，“媽的群眾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據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現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現在是“這位偉大的劇作者”莎士比亞老前輩“把群眾這樣看法的”，您以為怎麽樣呢？“巽語之言，能無說乎”，至少也得客客氣氣的搔一搔頭皮，如果你沒有翻譯或細讀過莎劇《凱撒傳》的話──隻得說，這判斷，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於是我們都不負責任，單是講莎劇。莎劇的確是偉大的，僅就杜衡先生所紹介的幾點來看，它實在已經打破了文藝和政治無關的高論了。群眾是一個力量，但“這力量隻是一種盲目的暴力。他們沒有理性，他們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據莎氏的表現，至少，他們就將“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況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不能判斷了。一本《凱撒傳》，就是作政論看，也是極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卻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將使作者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群眾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自然，在杜衡先生，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應該愛惜這一位以《凱撒傳》給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斷了那一種“朋友們”，卻未免太不顧事實了。現在不但施蟄存先生已經看見了蘇聯將要排演莎劇的“醜態”（見《現代》九月號），便是《資本論》裏，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嚐說他有罪麽？將來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來證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責莎士比亞的迷信一樣，會特地“吊民伐罪”，和杜衡先生一般見識的。
況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寫給心情和他兩樣的人們來讀的，因為會看見《文藝風景》這一本新書的，當然決不是懷著“與其看一部新的書，還不如看一部舊的書”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書，可也就不至於隻看一本《文藝風景》了，講莎劇的書又很多，涉獵一點，心情就不會這麽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動家）所煽動。那些“朋友們”除注意作者的時代和環境而外，還會知道《凱撒傳》的材料是從布魯特奇的《英雄傳》裏取來的，而且是莎士比亞從作喜劇轉入悲劇的第一部；作者這時是失意了。為什麽事呢，還不大明白。但總之，當判斷的時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簡單。
單是對於“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群眾”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兩樣的就有的是。現在隻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國的顯斯妥夫（Lev Shestov）先生的見解，而且是結論在這裏罷──
“在《攸裏烏斯·凱撒》中活動的人，以上之外，還有一個。那是複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說‘群眾’。莎士比亞之被稱為寫實家，並不是無意義的。無論在那一點，他決不阿諛群眾，做出凡俗的性格來。他們輕薄，胡亂，殘酷。今天跟在彭貝的戰車之後，明天喊著凱撒之名，但過了幾天，卻被他的叛徒勃魯都斯的辯才所惑，其次又讚成安東尼的攻擊，要求著剛才的紅人勃魯都斯的頭了。人往往憤慨著群眾之不可靠。但其實，豈不是正有適用著‘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裏嗎？劈開底來看，群眾原是輕蔑著彭貝、凱撒、安東尼、辛那之輩的，他們那一麵，也輕蔑著群眾。今天凱撒握著權力，凱撒萬歲。明天輪到安東尼了，那就跟在他後麵罷。隻要他們給飯吃，給戲看，就好。他們的功績之類，是用不著想到的。他們那一麵也很明白，施與些像個王者的寬容，借此給自己收得報答。在擁擠著這些滿是虛榮心的人們的連串裏，間或夾雜著勃魯都斯那樣的廉直之士，是事實。然而誰有從山積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來的閑工夫呢？群眾，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從群眾看來，不過是餘興。在其間，正義就占了勝利，而幕也垂下來了。”（《莎士比亞〔劇〕中的倫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