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一 關於中國的火
希臘人所用的火，聽說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但中國的卻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發見——或者該說是發明罷。因為並非偷兒，所以拴在山上，給老雕去啄的災難是免掉了，然而也沒有普洛美修斯那樣的被傳揚，被崇拜。
中國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隨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
自從燧人氏發見，或者發明了火以來，能夠很有味的吃火鍋，點起燈來，夜裏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罷，同時也開始了火災，故意點上火，燒掉那有巢氏所發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現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該被忘卻的。即使傷了食，這回是屬於神農氏的領域了，所以那神農氏，至今還被人們所記得。至於火災，雖然不知道那發明家究竟是什麽人，但祖師總歸是有的，於是沒有法，隻好漫稱之曰火神，而獻以敬畏。看他的畫像，是紅麵孔，紅胡須，不過祭祀的時候，卻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
他因此受著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
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因了他們而熱鬧。賽會也隻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卻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了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於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於火神，就是對於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麽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其實，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燒飯來，卻也許更有趣。外國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無論查檢怎樣的曆史，總尋不出燒飯和點燈的人們的列傳來。在社會上，即使怎樣的善於燒飯，善於點燈，也毫沒有成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著名人，至於引為希特拉燒書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於開電燈，烤麵包罷，那麽，要在曆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但是，幸而那樣的事，是不會哄動一世的。
燒掉房子的事，據宋人的筆記說，是開始於蒙古人的。因為他們住著帳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這是誑話。蒙古人中，懂得漢文的很少，所以不來更正的。其實，秦的末年就有著放火的名人項羽在，一燒阿房宮，便天下聞名，至今還會在戲台上出現，連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燒以前的阿房宮裏每天點燈的人們，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姓呢？
現在是爆裂彈呀，燒夷彈呀之類的東西已經做出，加以飛機也很進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麽，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從遠處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樣，而那火光，便令人以為是光明。
二 關於中國的王道
在前年，曾經拜讀過中裏介山氏的大作《給支那及支那國民的信》。隻記得那裏麵說，周漢都有著侵略者的資質。而支那人都謳歌他，歡迎他了。連對於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謳歌了。隻要那侵略，有著安定國家之力，保護民生之實，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於是對於支那人的執迷不悟之點，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滿洲出版的雜誌上，是被譯載了的，但因為未曾輸入中國，所以象是回信的東西，至今一篇也沒有見。隻在去年的上海報上所載的胡適博士的談話裏，有的說，“隻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不消說，那不過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覺得好象是對於那信的答複。
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是胡適博士給中國之所謂王道所下的定義，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罷。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有曆史癖和考據癖”的胡博士，該是不至於不知道的。
不錯，中國也有過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如果給與一個暗示，說是倘不謳歌，便將更加虐待，那麽，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還可以使人們來謳歌。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於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覺得不滿麽？那可連現在所給與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當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時候，我一麵佩服著陳氏的精通王道的學識，一麵有時也不免想，真該是謳歌三民主義的。然而，現在是已經太晚了。
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象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漢的高祖，據曆史家說，是龍種，但其實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對的。至於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國，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時的民眾的聲音，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確曾大大的宣傳過那王道，但先生們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並且周遊曆國，有所活動，所以恐怕是為了想做官也難說。說得好看一點，就是因為要“行道”，倘做了官，於行道就較為便當，而要做官，則不如稱讚周朝之為便當的。然而，看起別的記載來，卻雖是那王道的祖師而且專家的周朝，當討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齊扣馬而諫，非拖開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著是殷民又造了反，雖然特別稱之曰“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但總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種什麽破綻似的。好個王道，隻消一個頑民，便將它弄得毫無根據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國特產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這兩件在中國終於都沒有。據長久的曆史上的事實所證明，則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孟子生於周季，所以以談霸道為羞，倘使生於今日，則跟著人類的智識範圍的展開，怕要羞談王道的罷。
三 關於中國的監獄
我想，人們是的確由事實而從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發生變化的。從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許多年間，專以代聖賢立言的“製藝”這一種煩難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國打了敗仗，這才省悟了這方法的錯誤。於是派留學生到西洋，開設兵器製造局，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這還不夠，是在和日本打了敗仗之後，這回是竭力開起學校來。於是學生們年年大鬧了。從清朝倒掉，國民黨掌握政權的時候起，才又省悟了這錯誤，作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麽也沒有了。
在中國，國粹式的監獄，是早已各處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點西洋式，即所謂文明式的監獄。那是為了示給旅行到此的外國人而建造，應該與為了和外國人好互相應酬，特地派出去，學些文明人的禮節的留學生，屬於同一種類的。托了這福，犯人的待遇也還好，給洗澡，也給一定分量的飯吃，所以倒是頗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兩三禮拜前，政府因為要行仁政了，還發過一個不準克扣囚糧的命令。從此以後，可更加幸福了。
至於舊式的監獄，則因為好象是取法於佛教的地獄的，所以不但禁錮犯人，此外還有給他吃苦的職掌。擠取金錢，使犯人的家屬窮到透頂的職掌，有時也會兼帶的。但大家都以為應該。如果有誰反對罷，那就等於替犯人說話，便要受惡黨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進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該放犯人回家一趟，給以解決性欲的機會的，頗是人道主義氣味之說的官吏。其實，他也並非對於犯人的性欲，特別表著同情，不過因為總不愁竟會實行的，所以也就高聲嚷一下，以見自己的作為官吏的存在。然而輿論頗為沸騰了。有一位批評家，還以為這麽一來，大家便要不怕牢監，高高興興的進去了，很為世道人心憤慨了一下。受了所謂聖賢之教那麽久，竟還沒有那位官吏的圓滑，固然也令人覺得誠實可靠，然而他的意見，是以為對於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卻也因此可見了。
從別一條路想，監獄確也並非沒有不像以“安全第一”為標語的人們的理想鄉的地方。火災極少，偷兒不來，土匪也一定不來搶。即使打仗，也決沒有以監獄為目標，施行轟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釋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沒有的。當福建獨立之初，雖有說是釋放犯人，而一到外麵，和他們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們倒反而失蹤了的謠言，然而這樣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過的。總而言之，似乎也並非很壞的處所。隻要準帶家眷，則即使不是現在似的大水、饑荒、戰爭、恐怖的時候，請求搬進去住的人們，也未必一定沒有的。於是虐待就成為必不可少了。
牛蘭夫婦，作為赤化宣傳者而關在南京的監獄裏，也絕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麽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的監獄的精神的緣故。有一位官員詫異的說過：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麽關係呢？豈但和仁政並無關係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於監獄有益的。甘地的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就毫無成效了。
然而，在這樣的近於完美的監獄裏，卻還剩著一種缺點。至今為止，對於思想上的事，都沒有很留心。為要彌補這缺點，是在近來新發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種監獄裏，施著教育。我還沒有到那裏麵去反省過，所以並不知道詳情，但要而言之，好象是將三民主義時時講給犯人聽，使他反省著自己的錯誤。聽人說，此外還得做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終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夠格，也還是非反省到死則不可。現在是進去的也有，出來的也有，因為聽說還得添造反省院，可見還是進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爾也可以遇見，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將力氣使盡了罷。那前途，是在沒有希望這一麵的。
答國際文學社問
原問──
一、蘇聯的存在與成功，對於你怎樣？（蘇維埃建設的十月革命，對於你的思想的路徑和創作的性質，有什麽改變？）
二、你對於蘇維埃文學的意見怎樣？
三、在資本主義的各國，什麽事件和種種文化上的進行，特別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麽，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於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並且懷疑。現在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但在創作上，則因為我不在革命的旋渦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處去考察，所以我大約仍然隻能暴露舊社會的壞處。
二、我隻能看別國──德國、日本──的譯本。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毀滅》、《鐵流》等──於我有興趣，並且有益。我看蘇維埃文學，是大半因為想紹介給中國，而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
三、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
“草鞋腳”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 小引
在中國，小說是向來不算文學的。在輕視的眼光下，自從十八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後，實在也沒有產生什麽較偉大的作品。小說家的侵入文壇，僅是開始“文學革命”運動，即一九一七年以來的事。自然，一方麵是由於社會的要求的，一方麵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
但這新的小說的生存，卻總在不斷的戰鬥中。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隻要掃**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遇到保守家們的迫壓和陷害。大約十年之後，階級意識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學者，而迫害也更加厲害，禁止出版，燒掉書籍，殺戮作家，有許多青年，竟至於在黑暗中，將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這一本書，便是十五年來的，“文學革命”以後的短篇小說的選集。因為在我們還算是新的嚐試，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見它恰如壓在大石下麵的植物一般，雖然並不繁榮，它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
至今為止，西洋人講中國的著作，大約比中國人民講自己的還要多。不過這些總不免隻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國有一句古諺，說：“肺腑而能語，醫師麵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說話，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罷，然而，也一定能有醫師所診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實是十分真實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魯迅記於上海。
論“舊形式的采用”
“舊形式的采用”的問題，如果平心靜氣的討論起來，在現在，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開首便遭到了耳耶先生的筆伐。“類乎投降”，“機會主義”，這是近十年來“新形式的探求”的結果，是克敵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幹不淨。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為他同時也在譯《藝術底內容和形式》，一經登完，便會洗淨他激烈的責罰；而且有幾句話也正確的，是他說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舊形式的采用機械的地分開。
不過這幾句話已經可以說是常識；就是說內容和形式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已經是常識；還有，知道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當然是常識。舊形式為什麽隻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卻指為“為整個（！）舊藝術捧場”──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幹，和“整個”捧來是不同的，前進的藝術家不能有這思想（內容）。然而他會想到采取舊藝術，因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眾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以為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像鼻子發癢的人，隻要打出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新思想（內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采取，這采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在我看來，是既沒有將內容和形式機械的地分開，更沒有看得《姊妹花》叫座，於是也來學一套的投機主義的罪案的。
自然，舊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須說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但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不能隻斥他交代未清之後，便可逍遙事外。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采取什麽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跡，我們無從目睹了，但還能知道大抵以故事為題材，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和明快，宋的院畫，萎靡柔媚之處當舍，周密不苟之處是可取的，米點山水，則毫無用處。後來的寫意畫（文人畫）有無用處，我此刻不敢確說，恐怕也許還有可用之點的罷。這些采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
隻是上文所舉的，亦即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都是消費的藝術。它一向獨得有力者的寵愛，所以還有許多存留。但既有消費者，必有生產者，所以一麵有消費者的藝術，一麵也有生產者的藝術。古代的東西，因為無人保護，除小說的插畫以外，我們幾乎什麽也看不見了。至於現在，卻還有市上新年的花紙，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連環圖畫。這些雖未必是真正的生產者的藝術，但和高等有閑者的藝術對立，是無疑的。但雖然如此，它還是大受著消費者藝術的影響，例如在文學上，則民歌大抵脫不開七言的範圍，在圖畫上，則題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經加以提煉，成為明快，簡捷的東西了。這也就是蛻變，一向則謂之“俗”。注意於大眾的藝術家，來注意於這些東西，大約也未必錯，至於仍要加以提煉，那也是無須贅說的。
但中國的兩者的藝術，也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畫的滿幅雲煙，是豪華的裝璜，花紙也有一種硬填到幾乎不見白紙的，卻是惜紙的節儉；唐伯虎畫的細腰纖手的美人，是他一類人們的欲得之物，花紙上也有這一種，在賞玩者卻隻以為世間有這一類人物，聊資博識，或滿足好奇心而已。為大眾的畫家，都無須避忌。
至於謂連環圖畫不過圖畫的種類之一，與文學中之有詩歌，戲曲，小說相同，那自然是不錯的。但這種類之別，也仍然與社會條件相關聯，則我們隻要看有時盛行詩歌，有時大出小說，有時獨多短篇的史實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與內容相關聯。現在社會上的流行連環圖畫，即因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著眼於此，因而加以導引，正是前進的藝術家的正確的任務；為了大眾，力求易懂，也正是前進的藝術家正確的努力。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而且，這工作是決不如旁觀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罷，當然不會就是很高的藝術。藝術的前進，還要別的文化工作的協助，某一文化部門，要某一專家唱獨腳戲來提得特別高，是不妨空談，卻難做到的事，所以專責個人，那立論的偏頗和偏重環境的是一樣的。
（五月二日。）
連環圖畫瑣談
“連環圖畫”的擁護者，看現在的議論，是“啟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圖右史”，現在隻剩下一句話，看不見真相了，宋元小說，有的是每頁上圖下說，卻至今還有存留，就是所謂“出相”；明、清以來，有卷頭隻畫書中人物的，稱為“繡像”。有畫每回故事的，稱為“全圖”。那目的，大概是在誘引未讀者的購讀，增加閱讀者的興趣和理解。
但民間另有一種《智燈難字》或《日用雜字》，是一字一像，兩相對照，雖可看圖，主意卻在幫助識字的東西，略加變通，便是現在的《看圖識字》。文字較多的是《聖諭像解》，《二十四孝圖》等，都是借圖畫以啟蒙，又因中國文字太難，隻得用圖畫來濟文字之窮的產物。
“連環圖畫”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燈難字》的功效的，倘要啟蒙，實在也是一種利器。
但要啟蒙，即必須能懂。懂的標準，當然不能俯就低能兒或白癡，但應該著眼於一般的大眾，譬如罷，中國畫是一向沒有陰影的，我所遇見的農民，十之九不讚成西洋畫及照相，他們說：人臉那有兩邊顏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畫，是觀者作為站在一定之處的，但中國的觀者，卻向不站在定點上，所以他說的話也是真實。那麽，作“連環圖畫”而沒有陰影，我以為是可以的；人物旁邊寫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於表示做夢從人頭上放出一道毫光來，也無所不可。觀者懂得了內容之後，他就會自己刪去幫助理解的記號。這也不能謂之失真，因為觀者既經會得了內容，便是有了藝術上的真，倘必如實物之真，則人物隻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沒有和地球一樣大小的紙張，地球便無法繪畫。
艾思奇先生說：“若能夠觸到大眾真正的切身問題，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這話也並不錯。不過要商量的是怎樣才能夠觸到，觸到之法，“懂”是最要緊的，而且能懂的圖畫，也可以仍然是藝術。
（五月九日。）
儒術
元遺山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麵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傳》這樣說──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誌》，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嚐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於《元史》《張德輝》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餘闕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製。郡中衣冠之族，惟範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讚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讚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弨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準，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麽？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看圖識字”
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卻了的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麽會跟著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麽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象魚之在水，遊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時怎麽講得清楚呢，家境還不算精窮，當然還不如給一點所謂教育，首先是識字。上海有各國的人們，有各國的書鋪，也有各國的兒童用書。但我們是中國人，要看中國書，識中國字。這樣的書也有，雖然紙張、圖畫、色彩、印訂，都遠不及別國，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給孩子買來的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國難後第六版”的《看圖識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麽惡濁，但這且也不管他。圖畫又多麽死板，這且也不管他。出版處雖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圖上有蠟燭，有洋燈，卻沒有電燈；有朝靴，有三鑲雲頭鞋，卻沒有皮鞋。跪著放槍的，一腳拖地；站著射箭的，兩臂不平，他們將永遠不能達到目的，更壞的是連釣竿、風車、布機之類，也和實物有些不同。
我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記起幼小時候看過的《日用雜字》來。這是一本教育婦女婢仆，使她們能夠記帳的書，雖然名物的種類並不多，圖畫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潑，也很像。為什麽呢？就因為作畫的人，是熟悉他所畫的東西的，一個“蘿卜”，一隻雞，在他的記憶裏並不含胡，畫起來當然就切實。現在我們隻要看《看圖識字》裏所畫的生活狀態──洗臉，吃飯，讀書──就知道這是作者意中的讀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狀態，是在租界上租一層屋，裝了全家，既不闊綽，也非精窮的，埋頭苦幹一日，才得維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學校，自己須穿長衫，用盡心神，撐住場麵，又那有餘力去買參考書，觀察事物，修煉本領呢？況且，那書的末葉上還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即西曆一九○八年，雖是前年新印，書卻成於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無生氣，正也不足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麵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即如《看圖識字》這兩本小書，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有。其實是，倘不是對於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
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才，什麽都不放在眼裏。即使因為時勢所趨，隻得施一點所謂教育，也以為隻要付給蠢才去教就足夠。於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
然而我們這些蠢才，卻還在變本加厲的愚弄孩子。隻要看近兩三年的出版界，給“小學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別的多就知道。中國突然出了這許多“兒童文學家”了麽？我想：是並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麽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隻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隻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隻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裏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麽，否則太不“摩登”了。我隻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麽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麽，怎麽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汙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隻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隻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隻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隻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麽，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
隔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才被從新提起。最起勁的是“南社”裏的有幾個人，為被害者輯印遺集；還有些留學生，也爭從日本搬回文證來。待到孟森的《心史叢刊》出，我們這才明白了較詳細的狀況，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
這一兩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夠令人敬服，但它卻印給了我們一種好書，曰《清代文字獄檔》，去年已經出到八輯。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而最有趣的，則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馮起炎注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
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縣的生員，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在這裏犯不上抄錄，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一大段，卻是十分特別的──
“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嚐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這何嚐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實結局卻不大好，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擬奏罪名是“閱其呈首，膽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尤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突儀仗為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俟部複到日，照例解部刺字發遣。”這位才子，後來大約終於單身出關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雖然沒有這麽風雅，但並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運命大概很悲慘，不是淩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們覺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憐。但再來一想，事情是並不這麽簡單的。這些慘案的來由，都隻為了“隔膜”。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隻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裏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裏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劃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才又衝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象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
施蟄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裏，很為“忠而獲咎”者不平，就因為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這是《顏氏家訓》或《莊子》、《文選》裏所沒有的。
(六月十日。）
“木刻紀程”小引
中國木刻圖畫，從唐到明，曾經有過很體麵的曆史。但現在的新的木刻，卻和這曆史不相幹。新的木刻，是受了歐洲的創作木刻的影響的。創作木刻的紹介，始於朝花社，那出版的《藝苑朝華》四本，雖然選擇印造，並不精工，且為藝術名家所不齒，卻頗引起了青年學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國最初的木刻講習會。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鈴社，曾印《木鈴木刻集》兩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畫》一輯。有無名木刻社，曾印《木刻集》。但木鈴社早被毀滅，後兩社也未有繼續或發展的消息。前些時在上海還剩有M.K.木刻研究社，是一個曆史較長的小團體，曾經屢次展覽作品，並且將出《木刻畫選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員多遭捕逐，木版也為工部局所沒收了。
據我們所知道，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一個研究木刻的團體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個人。如羅清楨，已出《清楨木刻集》二輯；如又村，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連環圖。這是都值得特記的。
而且仗著作者曆來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見其優良，現在不但已得中國讀者的同情，並且也漸漸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雖然還未堅實，但總之，是要跨出去了。不過，同時也到了停頓的危機。因為倘沒有鼓勵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於自足。本集即願做一個木刻的路程碑，將自去年以來，認為應該流布的作品，陸續輯印，以為讀者的綜觀，作者的借鏡之助。但自然，隻以收集所及者為限，中國的優秀之作，是決非盡在於此的。
別的出版者，一方麵還正在紹介歐美的新作，一方麵則在複印中國的古刻，這也都是中國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麵也是一條路。如果作者都不斷的奮發，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會知道上文所說，實在不僅是一種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鐵木藝術社記。
難行和不信
中國的“愚民”──沒有學問的下等人，向來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無端的問他多少年紀，什麽意見，兄弟幾個，家景如何，他總是支吾一通之後，躲了開去。有學識的大人物，很不高興他們這樣的脾氣。然而這脾氣總不容易改，因為他們也實在從經驗而來的。
假如你被誰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點小當，譬如罷，中國是改革過的了，孩子們當然早已從“孟宗哭竹”“王祥臥冰”的教訓裏蛻出，然而不料又來了一個嶄新的“兒童年”，愛國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曾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誌士；一個說要愛國，古時候曾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奇童。這些故事，作為閑談來聽聽是不算很壞的，但萬一有誰相信了，照辦了，那就會成為乳臭未幹的吉訶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見四號鉛字的螢火蟲，那豈是一件容易事？但這還隻是不容易罷了，倘去鑿壁，事情就更糟，無論在哪裏，至少是挨一頓罵之後，立刻由爸爸媽媽賠禮，雇人去修好。
請援，殺敵，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國，都是三四十歲的人們所做的。他們那裏的兒童，著重的是吃，玩，認字，聽些極普通，極緊要的常識。中國的兒童給大家特別看得起，那當然也很好，然而出來的題目就因此常常是難題，仍如飛劍一樣，非上武當山尋師學道之後，決計沒法辦。到了二十世紀，古人空想中的潛水艇，飛行機，是實地上成功了，但《龍文鞭影》或《幼學瓊林》裏的模範故事，卻還有些難學。我想，便是說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罷。
所以聽的人也不相信。我們聽了千多年的劍仙俠客，去年到武當山去的隻有三個人，隻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見。古時候也許還要多，現在是有了經驗，不大相信了，於是照辦的人也少了。──但這是我個人的推測。
不負責任的，不能照辦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少；利己損人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遠害的塹壕，也是使他們成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這脾氣的也不但是“愚民”，雖是說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別人的，現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將他的錢試買各種股票，分存許多銀行一樣，其實是那一麵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買“小學大全”記
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於清朝禁書，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於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閑逛，竟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卻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銓，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這部書便成於兩年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也曾進呈，終於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欽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銓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朱批是“與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欽此。”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著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從祀孔廟，“至於臣父尹會一，既蒙禦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就查抄，這並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並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銓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書和別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並無什麽幹礙之作。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銓著加恩免其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並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銓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隻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別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於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裏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銓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於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現在抄三條在下麵──
“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誌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麽？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並沒有見過他的麵。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麽？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誌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還有一件要緊事是銷毀和他有關的書。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
但我所得的《小學大全》，卻是光緒二十二年開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統丁巳”（實是中華民國六年）重校的遺老本，有張錫恭跋雲：“世風不古若矣，願讀是書者，有以轉移之。……”又有劉安濤跋雲：“晚近淩夷，益加甚焉，異言喧豗，顯與是書相悖，一唱百和，……馴致家與國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來先聖先賢蒙以養正之遺意，掃地盡矣。剝極必複，天地之心見焉。……”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麵卻也使昧於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銷毀”的書，雖遺老也不複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從新奉為寶典了。這莫非也是“剝極必複”麽？恐怕是遺老們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罷。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製”，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麵，積極的一麵，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隻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麵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
現在這影響好象是淡下去了，遺老們的重刻《小學大全》，就是一個證據，但也可見被愚弄了的性靈，又終於並不清醒過來。近來明人小品，清代禁書，市價之高，決非窮讀書人所敢窺，但《東華錄》、《禦批通鑒輯覽》、《上諭八旗》、《雍正朱批諭旨》……等，卻好象無人過問，其低廉為別的一切大部書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鉤稽，將其中的關於駕禦漢人，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之處，分別排比，輯成一書，我想，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
自然，這決不及賞玩性靈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點演成了現在的所謂性靈的曆史，卻也十分有益的。
(七月十日。）
韋素園墓記
韋君素園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嗚呼，宏才遠誌，厄於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叢蕪，友靜農，霽野立表；魯迅書。
憶韋素園君
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象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著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汙了賞鑒家的眼目。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紀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隻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豫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紹介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峰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麽雄心和大誌，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誌，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象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著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麽？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小例子。──我們是隻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閑們的迫壓，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著的幾個教員為“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卻好象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為“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於是在《狂飆》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卻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卻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著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天才”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麽？──我不禁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想到他隻是一個文人，又生著病，卻這麽拚命的對付著內憂外患，又怎麽能夠持久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麽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 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麵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麽？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隻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麵的麽？……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誌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麽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