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他隻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調笑。到得就要失敗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財產的數目和安放的處所；再下去，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殺人。這時他也如銖堂先生一樣，覺得民眾自有好惡，不論成敗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種秘密法，是即使沒有策士的獻議，也總有一時要采用的，也許有些地方還已經采用。這時街道文明了，民眾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卻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曆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三 一個童話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有為紀念海涅（H.Heine）死後八十年，勃萊兌勒（Willi Bredel）所作的《一個童話》，很愛這個題目，也來寫一篇。
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都是強敵了，拚音字好象機關槍，木刻好象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地麵上也不能走了，總得在空中飛來飛去；而且皮膚的抵抗力也衰弱起來，一有要緊的事情，就傷風，同時還傳染給大臣們，一齊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於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裏麵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槍斃”；“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雲：“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雲：“為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道德”條下注雲：“不準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條下注雲：“放大水入田地裏，用飛機載炸彈向‘匪賊’頭上擲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采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隻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為壞人才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為壞人才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
有一天的早晨，許多軍警圍住了一個美術學校。校裏有幾個中裝和西裝的人在跳著，翻著，尋找著，跟隨他們的也是警察，一律拿著手槍。不多久，一位西裝朋友就在寄宿舍裏抓住了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的肩頭。
“現在政府派我們到你們這裏來檢查，請你……”
“你查罷！”那青年立刻從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條箱來。
這裏的青年是積多年的經驗，已頗聰明了的，什麽也不敢有。但那學生究竟隻有十八歲。終於被在抽屜裏，搜出幾封信來了，也許是因為那些信裏麵說到他的母親的困苦而死，一時不忍燒掉罷。西裝朋友便子子細細的一字一字的讀著，當讀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吃去了，天下無數無數的母親也會被吃去的……”的時候，就把眉頭一揚，摸出一枝鉛筆來，在那些字上打著曲線，問道：
“這是怎麽講的？”
“…………”
“誰吃你的母親？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嗎？我們吃你的母親？好！”他凸出眼珠，好象要化為槍彈，打了過去的樣子。
“那裏！……這……那裏！……這……”青年發急了。
但他並不把眼珠射出去，隻將信一折，塞在衣袋裏；又把那學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鐵流》、《靜靜的頓河》，剪貼的報，都放在一處，對一個警察說：
“我把這些交給你！”
“這些東西裏有什麽呢，你拿去？”青年知道這並不是好事情。
但西裝朋友隻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順手一指，對別一個警察命令道：
“我把這個交給你！”
警察的一跳好象老虎，一把抓住了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門口去了。門外還有兩個年紀相仿的學生，背脊上都有一隻勇壯巨大的手在抓著。旁邊圍著一大層教員和學生。
四 又是一個童話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後，拘留所裏開審了。一間陰暗的小屋子裏，上麵坐著兩位老爺，一東一西。東邊的一個是馬褂，西邊的一個是西裝，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樂天派，錄口供的。警察吆喝著連抓帶拖的弄進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蒼白臉，髒衣服，站在下麵。馬褂問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之後，就又問道：
“你是木刻研究會的會員麽？”
“是的。”
“誰是會長呢？”
“Ch……正的，H……副的。”
“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都被學校開除了，我不曉得。”
“你為什麽要鼓動風潮呢，在學校裏？”
“阿！……”青年隻驚叫了一聲。
“哼。”馬褂隨手拿出一張木刻的肖像來給他看，“這是你刻的嗎？”
“是的。”
“刻的是誰呢？”
“是一個文學家。”
“他叫什麽名字？”
“他叫盧那卻爾斯基。”
“他是文學家？──他是那一國人？”
“我不知道！”這青年想逃命，說謊了。
“不知道？你不要騙我！這不是露西亞人嗎？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亞紅軍軍官嗎？我在露西亞的革命史上親眼看見他的照片的呀！你還想賴？”
“那裏！”青年好象頭上受到了鐵椎的一擊，絕望的叫了一聲。
“這是應該的，你是普羅藝術家，刻起來自然要刻紅軍軍官呀！”
“那裏……這完全不是……”
“不要強辯了，你總是‘執迷不悟’！我們很知道你在拘留所裏的生活很苦。但你得從實說來，好使我們早些把你送給法院判決。──監獄裏的生活比這裏好得多。”
青年不說話──他十分明白了說和不說一樣。
“你說，”馬褂又冷笑了一聲，“你是 CP，還是 CY ？”
“都不是的。這些我什麽也不懂！”
“紅軍軍官會刻，CP，CY 就不懂了？人這麽小，卻這樣的刁頑！去！”於是一隻手順勢向前一擺，一個警察很聰明而熟練的提著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寫到這裏，似乎有些不像童話了。但如果不稱它為童話，我將稱它為什麽呢？特別的隻在我說得出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實的信
“敬愛的先生：
你問我出了拘留所以後的事情麽，我現在大略敘述在下麵──
在當年的最後一月的最後一天，我們三個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開檢查庭。這檢察官的審問很特別，隻問了三句：
‘你叫什麽名字？’──第一句；
‘今年你幾歲？’──第二句；
‘你是那裏人？’──第三句。
開完了這樣特別的庭，我們又被法院解到了軍人監獄。有誰要看統治者的統治藝術的全般的麽？那隻要到軍人監獄裏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緊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槍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於危急的時候，曾在三刻鍾之內，打死了二十二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也槍斃了不少。刑場就是獄裏的五畝大的菜園，囚犯的屍體，就靠泥埋在菜園裏，上麵栽起菜來，當作肥料用。
約莫隔了兩個半月的樣子。起訴書來了。法官隻問我們三句話，怎麽可以做起訴書的呢？可以的！原文雖然不在手頭，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條目已經忘記了──
‘……Ch……H……所組織之木刻研究會，係受共黨指揮，研究普羅藝術之團體也。被告等皆為該會會員，……核其所刻，皆為紅軍軍官及勞動饑餓者之景象，借以鼓動階級鬥爭而示。無產階級必有專政之一日。……’
之後，沒有多久，就開審判庭。庭上一字兒坐著老爺五位，威嚴得很。然而我倒並不怎樣的手足無措，因為這時我的腦子裏浮出了一幅圖畫，那是陀密埃（Honoré Daumier）的《法官》，真使我讚歎！
審判庭開後的第八日，開最後的判決庭，宣判了。判決書上所開的罪狀，也還是起訴書上的那麽幾句，隻在它的後半段裏，有──
‘核其所為，當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條，刑法第×百×十×條第×款，各處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不無可憫，特依××法第×千×百×十×條第×款之規定，減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於判決書送到後十日以內，不服上訴……’雲雲。
我還用得到‘上訴’麽？‘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
總結起來，我從被捕到放出，竟遊曆了三處殘殺人民的屠場。現在，我除了感激他們不砍我的頭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幾多的知識。單在刑罰一方麵，我才曉得現在的中國有：一、抽藤條，二、老虎凳，都還是輕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鐵杠放在他的腿彎上，兩頭站上彪形大漢去，起先兩個，逐漸加到八人；四、跪火鏈，是把燒紅的鐵鏈盤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還有一種叫‘吃’的，是從鼻孔裏灌辣椒水，火油，醋，燒酒……六、還有反綁著犯人的手，另用細麻繩縛住他的兩個大拇指，高懸起來，吊著打，我叫不出這刑罰的名目。
我認為最慘的還是在拘留所裏和我同櫳的一個年青的農民。老爺硬說他是紅軍軍長，但他死不承認。嗬，來了，他們用縫衣針插在他的指甲縫裏，用榔頭敲進去。敲進去了一隻，不承認，敲第二隻，仍不承認，又敲第三隻……第四隻……終於十隻指頭都敲滿了。直到現在，那青年的慘白的臉，凹下的眼睛，兩隻滿是鮮血的手，還時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難於忘卻！使我苦痛！……
然而，入獄的原因，直到我出來之後才查明白。禍根是在我們學生對於學校有不滿之處，尤其是對於訓育主任，而他卻是省黨部的政治情報員。他為了要鎮壓全體學生的不滿，就把僅存的三個木刻研究會會員，抓了去做示威的犧牲了。而那個硬派盧那卻爾斯基為紅軍軍官的馬褂老爺，又是他的姐夫。多麽便利嗬！
寫完了大略，抬頭看看窗外，一地慘白的月色，心裏不禁漸漸地冰涼了起來。然而我自信自己還並不怎樣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涼起來了……
願你的身體康健！
人凡。 四月四日，後半夜。”
（附記：從《一個童話》後半起至篇末止，均據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記》。四月七日。）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軍發表了一篇小品，題目是《大連丸上》，記著一年多以前，他們夫婦倆怎樣幸而走出了對於他們是荊天棘地的大連──
“第二天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青島青青的山角時，我們的心才又從凍結裏蠕活過來。
“‘啊！祖國！’
“我們夢一般這樣叫了！”
他們的回“祖國”，如果是做隨員，當然沒有人會說話，如果是剿匪，那當然更沒有人會說話，但他們竟不過來出版了《八月的鄉村》。這就和文壇發生了關係。那麽，且慢“從凍結裏蠕活過來”罷。三月裏，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
“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
誰說的呢？就是“有人”。為什麽呢？因為這部《八月的鄉村》“裏麵有些還不真實”。然而我的傳話是“真實”的。有《大晚報》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壇》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為證──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他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麵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為什麽沒有人指出呢？”
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營裏，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使有誰去爭論，那麽，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卻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為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於來做低能兒的幸福的時期。
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來做小說了，卻“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不來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後”，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為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麽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麽“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
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並未比田軍回來得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卻知道夠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確”的批評，因為在沒有人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豫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
到這裏，就是坦克車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到這裏，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
題目很有勁。作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但卻實行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它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機。因為這種模模胡胡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於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並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
（四月十六日。）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學的作品：詩，劇本，小說。也都是翻譯。
編輯時作為根據的，除《克裏慕·薩慕京的生活》的殘稿外，大抵是印本。隻有《沒工夫唾罵》曾據譯者自己校過的印本改正幾個錯字。高爾基的早年創作也因為得到原稿校對，補入了幾條注釋，所可惜的是力圖保存的《第十三篇關於列爾孟托夫的小說》的原稿終被遺失，印本上雖有可疑之處，也無從質證，而且連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樣了。
譯者采擇翻譯的底本，似乎並無條理。看起來：大約一是先要能夠得到，二是看得可以發表，這才開手來翻譯。而且有時也許還因了插圖的引動，如雷赫台萊夫（B.A.Lekhterev）和巴爾多（R.Barto）的繪畫，都曾為譯者所愛玩，觀最末一篇小說之前的小引，即可知。所以這裏就不顧體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圖畫，也全數插入，──這，自然想借以增加讀者的興趣，但也有些所謂“懸劍空壟”的意思的。至於關於辭句的辦法，卻和上卷悉同，茲不贅。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編者。
“出關”的“關”
我的一篇曆史的速寫《出關》在《海燕》上一發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評，但大抵自謙為“讀後感”。於是有人說：“這是因為作者的名聲的緣故”。話是不錯的。現在許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沒有這麽的受批評家注意，偶或為讀者所發現，銷上一二千部，便什麽“名利雙收”呀，“不該回來”呀，“嘰哩咕嚕”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還有活氣，一定要弄到此後一聲不響，這才算天下太平，文壇萬歲。然而別一方麵，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臉了，他戟指大叫道：“我們中國有半個托爾斯泰沒有？有半個歌德沒有？”慚愧得很，實在沒有。不過其實也不必這麽激昂，因為從地殼凝結，漸有生物以至現在，在俄國和德國，托爾斯泰和歌德也隻有各一個。
我並沒有遭著這種打擊和恫嚇，是萬分幸福的，不過這回卻想破了向來對於批評都守緘默的老例，來說幾句話，這也並無他意，隻以為批評者有從作品來批判作者的權利，作者也有從批評來批判批評者的權利，咱們也不妨談一談而已。
看所有的批評，其中有兩種，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縮得更小，或者簡直封閉了。
一種，是以為《出關》在攻擊某一個人。這些話，在朋友閑談，隨意說笑的時候，自然是無所不可的，但若形諸筆墨，昭示讀者，自以為得了這作品的魂靈，卻未免像後街阿狗的媽媽。她是隻知道，也隻愛聽別人的陰私的。不幸我那《出關》並不合於這一流人的胃口，於是一種小報上批評道：“這好象是在諷刺傅東華，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見並不“是在諷刺傅東華”了，這不是該從別處著眼了麽？然而他因此又覺得毫無意味，一定要實在“是在諷刺傅東華”，這才嚐出意味來。
這種看法的人們，是並不很少的，還記得作《阿Q正傳》時，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說是在諷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但小說裏麵，並無實在的某甲或某乙的麽？並不是的。倘使沒有，就不成為小說。縱使寫的是妖怪，孫悟空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裏，豬八戒高老莊招親，在人類中也未必沒有誰和他們精神上相像。有誰相像，就是無意中取誰來做了模特兒，不過因為是無意中，所以也可以說是誰竟和書中的誰相像。我們的古人，是早覺得做小說要用模特兒的，記得有一部筆記，說施耐庵──我們也姑且認為真有這作者罷──請畫家畫了一百零八條梁山泊上的好漢，貼在牆上，揣摩著各人的神情，寫成了《水滸》。但這作者大約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倆，而不知道畫家的能力，以為他倒能憑空創造，用不著模特兒來作標本了。
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這比較的易於描寫，但若在書中是一個可惡或可笑的角色，在現在的中國恐怕大抵要認為作者在報個人的私仇──叫作“個人主義”，有破壞“聯合戰線”之罪，從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但因為“雜取種種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數，更能招致廣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後一法的，當初以為可以不觸犯某一個人，後來才知道倒觸犯了一個以上，真是“悔之無及”，既然“無及”，也就不悔了。況且這方法也和中國人的習慣相合，例如畫家的畫人物，也是靜觀默察，爛熟於心，然後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向來不用一個單獨的模特兒的。
不過我在這裏，並不說傅東華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兒，他一進小說，是有代表一種人物的資格的；我對於這資格，也毫無輕視之意，因為世間進不了小說的人們倒多得很。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隻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幹了。例如《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隻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隻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霑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裏：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
還有一種，是以為《出關》乃是作者的自況，自況總得占點上風，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說得最淒慘的是邱韻鐸先生──
“……至於讀了之後，留在腦海裏的影子，就隻是一個全身心都浸**著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覺著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跟著我們的作者。要是這樣，那麽，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魯迅先生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是不在這裏的。……”（《每周文學》的《海燕讀後記》）
這一來真是非同小可，許多人都“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前麵一個老子，青牛屁股後麵一個作者，還有“以及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還有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竟一窠蜂似的湧“出關”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隻是一個全身心都浸**著孤獨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會不再出關，回上海請我們吃飯，出題目征集文章，做道德五百萬言的了。
所以我現在想站在關口，從老子的青牛屁股後麵，挽留住“像魯迅先生一樣的作家們”以及許多讀者們連邱韻鐸先生在內。首先是請不要“墜入孤獨和悲哀去”，因為“本意是不在這裏”，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沒說出在那裏，也許看不出在那裏。倘是前者，真是“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了”；倘因後者，那麽，卻是我的文字壞，不夠分明的傳出“本意”的緣故。現在略說一點，算是敬掃一回兩月以前“留在腦海裏的影子”罷──
老子的西出函穀，為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為一定的事實。至於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卻是我的意見：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卻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則是“無為而無不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要無所不為，就隻好一無所為，因為一有所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無不為”了。我同意於關尹子的嘲笑：他是連老婆也娶不成的。於是加以漫畫化，送他出了關，毫無愛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這樣的淒慘，我想，這大約一定因為我的漫畫化還不足夠的緣故了，然而如果更將他的鼻子塗白，是不隻“這篇小說的意義，就要無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隻好這樣子。
再引一段邱韻鐸先生的獨白──
“……我更相信，他們是一定會繼續地運用他們的心力和筆力，傾注到更有利於社會變革方麵，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加強起來，同時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轉為有利的力量，以聯結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
一為而“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僅次於“無為而無不為”一等，我“們”是沒有這種玄妙的本領的，然而我“們”和邱先生不同之處卻就在這裏，我“們”並不“墜入孤獨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卻會“真切地感覺著讀者是會墜入孤獨和悲哀去”的關鍵也在這裏。他起了有利於老子的心思，於是不禁寫了“巨大無比”的抽象的封條，將我的無利於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閉了。但我疑心：邱韻鐸先生以及像邱韻鐸先生一樣的作家們的本意，也許倒隻在這裏的。
（四月三十日。）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一 來信
魯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中國康繆尼斯脫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預備再起，而乃轉向軍事投機。他們放棄了城市工作，命令黨員在革命退潮後到處暴動，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來，幾十萬勇敢有為的青年，被這種政策所犧牲掉，使現在民族運動高漲之時，城市民眾失掉革命的領袖，並把下次革命推遠到難期的將來。
現在Reds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脫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麵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史太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史太林黨的這“新政策”。這是無足怪的。莫斯科的傳統威信，中國Reds的流血史跡與現存力量──還有比這更值得利用的東西嗎？可是史太林黨的“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作不懈的鬥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即反對史太林派的盲動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道路。我們認為大革命既然失敗了，一切隻有再從頭做起。我們不斷地團結革命幹部，研究革命理論，接受失敗的教訓，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這反革命的艱苦時期，為下次革命打下堅固的基礎。幾年來的各種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我們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與官僚黨製，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為此，我們現在受到各投機分子與黨官僚們的嫉視。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現在送上近期刊物數份，敬乞收閱。如蒙賜複，請留存×處，三日之內當來領取。順頌
健康！
陳×× 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麵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麽？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為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卻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麵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幹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麵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麽？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複。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隻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麽什麽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誌，是自以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即頌
大安。
魯迅。 六月九日。
（這信由先生口授，O.V.筆寫。）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病中答訪問者，O.V.筆錄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著；到現在更具體底地，更實際鬥爭底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著，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著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縵的花來罷。因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曆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楊。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胡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胡塗的昏蟲。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隻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它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幹，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卻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闊佬，什麽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需在作品的後麵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麵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著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六月十日。）
“蘇聯版畫集”序
──前大半見上麵《記蘇聯版畫展覽會》，而將《附記》刪去，再後便接下文：
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間，蘇聯版畫展覽會在上海開會的時候，我寫來登在《申報》上麵的。這展覽會對於中國給了不少的益處；我以為因此由幻想而入於腳踏實地的寫實主義的大約會有許多人，良友圖書公司要印一本畫集，我聽了非常高興，所以當趙家璧先生希望我參加選擇和寫作序文的時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應了：這是我所願意做，也應該做的。
參加選擇繪畫，尤其是版畫，我是踐了夙諾的，但後來卻生了病，纏綿月餘，什麽事情也不能做了，寫序之期早到，我卻還連拿一張紙的力量也沒有。停印等我，勢所不能，隻好仍取舊文，印在前麵，聊以塞責。不過我自信其中之所說也還可以略供參考，要請讀者見恕的是我竟偏在這時候生病，不能寫出一點新的東西來。
這一個月來，每天發熱，發熱中也有時記起了版畫。我覺得這些作者，沒有一個是瀟灑，飄逸，伶俐，玲瓏的。他們個個如廣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時簡直顯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後，開山的大師就忍饑，鬥寒，以一個廓大鏡和幾把刀，不屈不撓的開拓了這一部門的藝術。這回雖然已是複製了，但大略尚存，我們可以看見，有那一幅不堅實，不懇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這集子的出世，對於中國的讀者有好影響，不但可見蘇聯的藝術的成績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魯迅述，許廣平記。
捷克譯本
記得世界大戰之後，許多新興的國家出現的時候，我們曾經非常高興過，因為我們自己也是曾被壓迫，掙紮出來的人民。捷克的興起，自然為我們所大歡喜；但是奇怪，我們又很疏遠，例如我，就沒有認識過一個捷克人，看見過一本捷克書，前幾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鋪裏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們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記得。但以現在的一般情況而言，這並不算壞事情，現在各國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為了交情太好了的緣故。自然，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隻有用文藝來溝通，可惜走這條道路的人，曆來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譯者竟將首先來試盡這任務的光榮，加在我這裏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夠橫在捷克的讀者的眼前，這在我，實在比譯成通行很廣的別國語言更高興。我想，我們兩國，雖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為我們都走過艱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麵尋求著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魯迅。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讚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為主體的，但其成為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曆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為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隻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者；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麽？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隻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為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隻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為什麽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麽？）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裏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太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
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裏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並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它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就也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麽？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裏，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卻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於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麽“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麽？）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讚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於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麽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麵上扮著“革命”的麵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隻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於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麽人，但倘使他們真的誌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於“文藝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為它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卻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於加入者的資格就限製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著“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於“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年講的話，並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製定了加入的限製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讚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麵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著，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麽“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它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於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卻並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關係。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於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隻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麽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裏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並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注過冊。但現在文壇上仿佛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裏是並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係。──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隻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隻在它有沒有錯誤。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為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麽它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麽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幹的。這裏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群眾”，“民眾”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眾”這意思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利益。我以為這兩個口號的並存，不必像辛人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讚成人們以各種的限製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為“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麽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為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盡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為“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為生，但盡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著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閑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譯過幾章《死魂靈》，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也並未到過鹹肉莊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麽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著，以及助長什麽惡劣傾向。難道因為我生病麽？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隻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隻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 O.V. 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 O.V. 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為“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麽？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為“內奸”，然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麽？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複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但他明明是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於黃源，我以為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為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為什麽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為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諂”，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為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嚐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著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麽便是“諂”，怎麽便是對於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於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諂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著什麽，來斷定和諂佞於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並未實見的徐懋庸，對於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於極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麽，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象天羅地網的。不是隻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諂”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裏麵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麵前，就附著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衣缽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嚐一麵，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隻在爭座位，鬥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胡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裏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諂，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並不急於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麽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於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麽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麵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半夏小集
一
A：你們大家來品評一下罷，B 竟蠻不講理的把我的大衫剝去了！
B：因為 A 還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剝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還不屑剝呢。
A：不過我自己卻以為還是穿著好……
C：現在東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隻嚷你自己的大衫，你這利己主義者，你這豬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