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比較學
齊物論
《國聞周報》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國學珍本叢書》的誤用引號，錯點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編”的施蟄存先生來答複了，承認是為了“養生主”，並非“修兒孫福”，而且該承認就承認，該辨解的也辨解，態度非常磊落。末了，還有一段總辨解雲：
“但是雖然失敗，雖然出醜，幸而並不能算是造了什麽大罪過。因為充其量還不過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書來，到底並沒有出賣了別人的靈魂與血肉來為自己的‘養生主’，如別的一些文人們也。”
中國的文人們有兩“些”，一些，是“充其量還不過印出了一些草率的書來”的，“別的一些文人們”，卻是“出賣了別人的靈魂與血肉來為自己的‘養生主’”的，我們隻要想一想“別的一些文人們”，就知道施先生不但“並不能算是造了什麽大罪過”，其實還能夠算是修了什麽“兒孫福”。
但一麵也活活的畫出了“洋場惡少”的嘴臉──不過這也並不是“什麽大罪過”，“如別的一些文人們也”。
大小奇跡
何幹
元旦看報，《申報》的第三麵上就見了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這回是“羅家倫先生選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奮鬥》（A.Hitler：My Battle），遂“摘錄羅先生序”雲：
“希特拉之崛起於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希特拉《我之奮鬥》一書係為其黨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以此書列為星期標準書至為適當。”
但即使不看譯本，僅“由此處入手”，也就可以認識三種小“奇跡”，其一，是堂堂的一個國立中央編譯館，竟在百忙中先譯了這一本書；其二，是這“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跡”的東西，卻須從英文轉譯；其三，堂堂的一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卻不過“欲認識此一奇跡者尤須由此處入手”。
真是奇殺人哉！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
凱綏·勖密特（Kaethe Schmidt）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於東普魯士的區匿培克（Koenigsberg）。她的外祖父是盧柏（Julius Rupp），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協會的創立者。父親原是候補的法官，但因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見，沒有補缺的希望了，這窮困的法學家便如俄國人之所說：“到民間去”，做了木匠，一直到盧柏死後，才來當這教區的首領和教師。他有四個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凱綏的藝術的才能。凱綏先學的是刻銅的手藝，到一八八五年冬，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學的柏林，向斯滔發·培倫（Stauffer Bern）去學繪畫。後回故鄉，學於奈台（Neide），為了“厭倦”，終於向閔興的哈台列克（Herterich）那裏去學習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爾·珂勒惠支（Karl Kollwitz）結婚，他是一個開業的醫生，於是凱綏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間住下，這才放下繪畫，刻起版畫來。待到孩子們長大了，又用力於雕刻。一八九八年，製成有名的《織工一揆》計六幅，取材於一八四四年的史實，是與先出的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的劇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萊親》，零一年刻《斷頭台邊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連續版畫《農民戰爭》七幅，獲盛名，受 VillaRomana 獎金，得遊學於意大利。這時她和一個女友由佛羅棱薩步行而入羅馬，然而這旅行，據她自己說，對於她的藝術似乎並無大影響。一九○九年作《失業》，一○年作《婦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為題材的小圖。
世界大戰起，她幾乎並無製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兒子以義勇兵死於弗蘭兌倫（Flandern）戰線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選為普魯士藝術學院會員，這是以婦女而入選的第一個。從一九年以來，她才仿佛從大夢初醒似的，又從事於版畫了，有名的是這一年的紀念裏勃克內希（Liebknecht）的木刻和石刻，二二至二三年的木刻連續畫《戰爭》，後來又有三幅《無產者》，也是木刻連續畫。一九二七年為她的六十歲紀念，霍普德曼那時還是一個戰鬥的作家，給她書簡道：“你的無聲的描線，侵人心髓，如一種慘苦的呼聲：希臘和羅馬時候都沒有聽到過的呼聲。”法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則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偉大的詩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用了陰鬱和纖穠的同情，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裏了。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然而她在現在，卻不能教授，不能作畫，隻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兒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兒子像那父親一樣，也是一個醫生。
在女性藝術家之中，震動了藝術界的，現代幾乎無出於凱綏·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讚美，或者攻擊，或者又對攻擊給她以辯護。誠如亞斐那留斯（Ferdinand-Avenarius）之所說：“新世紀的前幾年，她第一次展覽作品的時候，就為報章所喧傳的了。從此以來，一個說，‘她是偉大的版畫家’；人就過作無聊的不成話道：‘凱綏·珂勒惠支是屬於隻有一個男子的新派版畫家裏的’。別一個說：‘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家’，第三個卻道：‘她是悲觀的困苦的畫手’。而第四個又以為‘是一個宗教的藝術家’。要之：無論人們怎樣地各以自己的感覺和思想來解釋這藝術，怎樣地從中隻看見一種的意義──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沒有忘記她。誰一聽到凱綏·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見這藝術。這藝術是陰鬱的，雖然都在堅決的動彈，集中於強韌的力量，這藝術是統一而單純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們中國，紹介的還不多，我隻記得在已經停刊的《現代》和《譯文》上，各曾刊印過她的一幅木刻，原畫自然更少看見；前四五年，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國所複製的作品，據我所見，以《凱綏·珂勒惠支畫帖》（Kaethe Kollwitz Mappe，Herausgegeben Von Kunstwart Kunstwart–Verlag，Muenchen，1927）為最佳，但後一版便變了內容，憂鬱的多於戰鬥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數較多的，則有《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Das Kaethe Kollwitz Werk，Carl Reisner Verlag，Dresden，1930），隻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紮，聯合和奮起。此後又出了一本新集（Das Neue K.Kollwitz Werk 1933），卻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Wilhelm Hausenstein）批評她中期的作品，以為雖然間有鼓動的男性的版畫，暴力的恐嚇，但在根本上，是和頗深的生活相聯係，形式也出於頗激的糾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緊握著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並取她的後來之作，以這批評為不足，他說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和裏培爾曼（Max Liebermann）不同，並非隻覺得題材有趣，來畫下層世界的；她因為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所以非畫不可，這是對於榨取人類者的無窮的“憤怒”。“她照目前的感覺，──永田一修說──描寫著黑土的大眾。她不將樣式來範圍現象。時而見得悲劇，時而見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無論她怎樣陰鬱，怎樣悲哀，卻決不是非革命。她沒有忘卻變革現社會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脫離了悲劇的，或者英雄的，陰暗的形式。”
而且她不但為周圍的悲慘生活抗爭，對於中國也沒有像中國對於她那樣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間，六個青年作家遇害之後，全世界的進步的文藝家聯名提出抗議的時候，她也是署名的一個人。現在，用中國法計算作者的年齡，她已屆七十歲了，這一本書的出版，雖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為她作一個小小的記念的罷。
選集所取，計二十一幅，以原版拓本為主，並複製一九二七年的印本畫帖以足之。以下據亞斐那留斯及第勒（Louise Diel）的解說，並略參己見，為目錄──
（1）《自畫像》（Selbstbild）。石刻，製作年代未詳，按《作品集》所列次序，當成於一九一○年頃；據原拓本，原大 34×30cm.這是作者從許多版畫的肖像中，自己選給中國的一幅，隱然可見她的悲憫，憤怒和慈和。
（2）《窮苦》（Not）。石刻，原大 15×15cm.據原版拓本，後五幅同。這是有名的《織工一揆》（Ein Weberaufstand）的第一幅，一八九八年作。前四年，霍普德曼的劇本《織匠》始開演於柏林的德國劇場，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勖列濟安（Schlesien）麻布工人的蜂起，作者也許是受著一點這作品的影響的，但這可以不必深論，因為那是劇本，而這卻是圖畫。我們借此進了一間窮苦的人家，冰冷，破爛，父親抱一個孩子，毫無方法的坐在屋角裏，母親是愁苦的，兩手支頭，在看垂危的兒子，紡車靜靜的停在她的旁邊。
（3）《死亡》（Tod）。石刻，原大 22×18cm.同上的第二幅，還是冰冷的房屋，母親疲勞得睡去了，父親還是毫無方法的，然而站立著在沉思他的無法。桌上的燭火尚有餘光，“死”卻已經近來，伸開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張得極大，在凝視我們，他要生存，他至死還在希望人有改革運命的力量。
（4）《商議》（Beratung）。石刻，原大 27×17cm.同上的第三幅。接著前兩幅的沉默的忍受和苦惱之後，到這裏卻現出生存競爭的景象來了。我們隻在黑暗中看見一片桌麵，一隻杯子和兩個人，但為的是在商議摔掉被踐踏的運命。
（5）《織工隊》（Weberzug）。銅刻，原大 22×29cm.同上的第四幅。隊伍進向吮取脂膏的工場，手裏捏著極可憐的武器，手臉都瘦損，神情也很頹唐，因為向來總餓著肚子。隊伍中有女人，也疲憊到不過走得動；這作者所寫的大眾裏，是大抵有女人的。她還背著孩子，卻伏在肩頭睡去了。
（6）《突擊》（Sturm）。銅刻，原大 24×29cm.同上的第五幅。工場的鐵門早經鎖閉，織工們卻想用無力的手和可憐的武器，來破壞這鐵門，或者是飛進石子去。女人們在助戰，用**的手，從地上挖起石塊來。孩子哭了，也許是路上睡著的那一個。這是在六幅之中，人認為最好的一幅，有時用這來證明作者的《織工》，藝術達到怎樣的高度的。
（7）《收場》（Ende）。銅刻，原大 24×30cm.同上的第六和末一幅。我們到底又和織工回到他們的家裏來，織機默默的停著，旁邊躺著兩具屍體，伏著一個女人；而門口還在抬進屍體來。這是四十年代，在德國的織工的求生的結局。
（8）《格萊親》（Gretchen）。一八九九年作石刻；據畫帖，原大未詳。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有浮士德愛格萊親，誘與通情，有孕；她在井邊，從女友聽到鄰女被情人所棄，想到自己，於是向聖母供花禱告事。這一幅所寫的是這可憐的少女經過極狹的橋上，在水裏幻覺的看見自己的將來。她在劇本裏，後來是將她和浮士德所生的孩子投在水裏淹死，下獄了。原石已破碎。
（9）《斷頭台邊的舞蹈》（Tanz Um Die Guillotine）。一九○一年作，銅刻；據畫帖，原大未詳。是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一種情景：斷頭台造起來了，大家圍著它，吼著“讓我們來跳加爾瑪弱兒舞罷！”（Dansons La Carmagnole！）的歌，在跳舞。不是一個，是為了同樣的原因而同樣的可怕了的一群。周圍的破屋，像積疊起來的困苦的峭壁，上麵隻見一塊天。狂暴的人堆的臂膊，恰如淨罪的火焰一般，照出來的隻有一個陰暗。
（10）《耕夫》（Die Pflueger）。原大31×45cm.這就是有名的曆史的連續畫《農民戰爭》（Bauernkrieg）的第一幅。畫共七幅，作於一九○四至○八年，都是銅刻。現在據以影印的也都是原拓本。“農民戰爭”是近代德國最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以一五二四年頃，起於南方，其時農民都在奴隸的狀態，被虐於貴族的封建的特權；瑪丁·路德既提倡新教，同時也傳播了自由主義的福音，農民就覺醒起來，要求廢止領主的苛例，發表宣言，還燒教堂，攻地主，擾動及於全國。然而這時路德卻反對了，以為這種破壞的行為，大背人道，應該加以鎮壓，諸侯們於是放手的討伐，恣行殘酷的複仇，到第二年，農民就都失敗了，境遇更加悲慘，所以他們後來就稱路德為“撒謊博士”。這裏刻劃出來的是沒有太陽的天空之下，兩個耕夫在耕地，大約是弟兄，他們套著繩索，拉著犁頭，幾乎爬著的前進，像牛馬一般，令人仿佛看見他們的流汗，聽到他們的喘息。後麵還該有一個扶犁的婦女，那恐怕總是他們的母親了。
（11）《淩辱》（Vergewaltigt）。同上的第二幅；原大 35×53cm.男人們的受苦還沒有激起變亂，但農婦也遭到可恥的淩辱了；她反縛兩手，躺著，下頦向天，不見臉。死了，還是昏著呢，我們不知道。隻見一路的野草都被**，顯著曾經格鬥的樣子，較遠之處，卻站著可愛的小小的葵花。
（12）《磨鐮刀》（Beim Dengeln）。同上的第三幅，原大 30×30cm.這裏就出現了飽嚐苦楚的女人，她的壯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塊磨石，磨快大鐮刀的刀鋒，她那小小的兩眼裏，是充滿著極頂的憎惡和憤怒。
（13）《圓洞門裏的武裝》（Bewaffnung In Einem Gewoelbe）。同上的第四幅，原大 50×33cm.大家都在一個陰暗的圓洞門下武裝了起來，從狹窄的戈諦克式階級蜂湧而上：是一大群拚死的農民。光線愈高愈少；奇特的半暗，陰森的人相。
（14）《反抗》（Losbruch）。同上的第五幅，原大 51×50cm.誰都在草地上沒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卻是一個女人，從全體上洋溢著複仇的憤怒。她渾身是力，揮手頓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還好象天上的雲，也應聲裂成片片。她的姿態，是所有名畫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個。也如《織工一揆》裏一樣，女性總是參加著非常的事變，而且極有力，這也就是“這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的精神。
（15）《戰場》（Schlachtfeld）。同上的第六幅，原大 41×53cm.農民們打敗了，他們敵不過官兵。剩在戰場上的是什麽呢？幾乎看不清東西。隻在隱約看見屍橫遍野的黑夜中，有一個婦人，用風燈照出她一隻勞作到滿是筋節的手，在觸動一個死屍的下巴。光線都集中在這一小塊上。這，恐怕正是她的兒子，這處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現在流著的卻不是汗而是鮮血了。
（16）《俘虜》（Die Gefangenen）。同上的第七幅，原大 33×42cm.畫裏是被捕的孑遺，有赤腳的，有穿木鞋的，都是強有力的漢子，但竟也有兒童，個個反縛兩手，禁在繩圈裏。他們的運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各人的神氣，有已絕望的，有還是倔強或憤怒的，也有自在沉思的，卻不見有什麽萎靡或屈服。
（17）《失業》（Arbeitslosigkeit）。一九○九年作，銅刻；據畫帖，原大 44×54cm.他現在閑空了，坐在她的床邊，思索著──然而什麽法子也想不出。那母親和睡著的孩子們的模樣，很美妙而崇高，為作者的作品中所罕見。
（18）《婦人為死亡所捕獲》（Frau Vom Tod Gepackt），亦名《死和女人》（Tod Und Weib）。一九一○年作，銅刻；據畫帖，原大未詳。“死”從她本身的陰影中出現，由背後來襲擊她，將她纏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無法叫回他自己的慈愛的母親。一轉眼間，對麵就是兩界。“死”是世界上最出眾的拳師，死亡是現社會最動人的悲劇，而這婦人則是全作品中最偉大的一人。
（19）《母與子》（Mutter Und Kind）。製作年代未詳，銅刻；據畫帖，原大 19×13cm.在《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中所見的百八十二幅中，可指為快樂的不過四五幅，這就是其一。亞斐那留斯以為從特地描寫著孩子的呆氣的側臉，用光亮襯托出來之處，頗令人覺得有些忍俊不禁。
（20）《麵包！》（Brot！）。石刻，製作年代未詳，想當在歐洲大戰之後；據原拓本，原大 30×28cm.饑餓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親的的心的。這裏是孩子們徒然張著悲哀，而熱烈地希望著的眼，母親卻隻能彎了無力的腰。她的肩膀聳了起來，是在背人飲泣。她背著人，因為肯幫助的和她一樣的無力，而有力的是橫豎不肯幫助的。她也不願意給孩子們看見這是剩在她這裏的僅有的慈愛。
（21）《德國的孩子們餓著！》（Deutschlands Kinder Hungern！）。石刻，製作年代未詳，想當在歐洲大戰之後，據原拓本，原大 43×29cm.他們都擎著空碗向人，瘦削的臉上的圓睜的眼睛裏，炎炎的燃著如火的熱望。誰伸出手來呢？這裏無從知道。這原是橫幅，一麵寫著現在作為標題的一句，大約是當時募捐的揭帖。後來印行的，卻隻存了圖畫。作者還有一幅石刻，題為《決不再戰！》（Nie Wieder Krieg！），是略早的石刻，可惜不能搜得；而那時的孩子，存留至今的，則已都成了二十以上的青年，可又將被驅作兵火的糧食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魯迅。
難答的問題
何幹
大約是因為經過了“兒童年”的緣故罷，這幾年來，向兒童們說話的刊物多得很，教訓呀，指導呀，鼓勵呀，勸諭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兒童的人，是看了要頭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報》的《兒童專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對兒童講“武訓先生”。它說他是一個乞丐，自己吃臭飯，喝髒水，給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錢，卻把它儲起來。隻要有人給他錢，甚至他可以跪下來的”。
這並不算什麽特別。特別的是他得了錢，卻一文也不化，終至於開辦了一個學校。
於是這篇《武訓先生》的作者提出一個問題來道：
“小朋友！你念了上麵的故事，有什麽感想？”
我真也極願意知道小朋友將有怎樣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麵的故事的人，是一個乞丐，或者比乞丐景況還要好，那麽，他大約要自愧弗如，或者憤慨於中國少有這樣的乞丐。然而小朋友會怎樣感想呢，他們恐怕隻好圓睜了眼睛，回問作者道：
“大朋友！你講了上麵的故事，是什麽意思？”
登錯的文章
何幹
印給少年們看的刊物上，現在往往見有描寫嶽飛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這兩位，是給中國人掙麵子的，但來做現在的少年們的模範，卻似乎迂遠一點。
他們倆，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將，倘使少年們受了感動，要來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學校卒業之後，或進大學，再應文官考試，或進陸軍學校，做到將官，於是武的呢，準備被十二金牌召還，死在牢獄裏；文的呢，起兵失敗，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麽樣呢？有曆史在，恕不多談。
不過這兩位，卻確可以勵現任的文官武將，愧前任的降將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為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麽一來，卻錯登在少年讀物上麵了，要不然，作者是決不至於如此低能的。
記蘇聯版畫展覽會
我記得曾有一個時候，我們很少能夠從本國的刊物上，知道一點蘇聯的情形。雖是文藝罷，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學者們，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樣，不但決不沾手，離得還遠呢，卻已經皺起了鼻子。近一兩年可不同了，自然間或還看見幾幅從外國刊物上取來的諷刺畫，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紹介著建設的成績，令人抬起頭來，看見飛機，水閘，工人住宅，集體農場，不再專門兩眼看地，惦記著破皮鞋搖頭歎氣了。這些紹介者，都並非有所謂可怕的政治傾向的人，但決不幸災樂禍，因此看得鄰人的平和的繁榮，也就非常高興，並且將這高興來分給中國人。我以為為中國和蘇聯兩國起見，這現象是極好的，一麵是真相為我們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麵是不再誤解，而且證明了我們中國，確有許多“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必說真話的人們。
但那些紹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畫展覽會，卻將藝術直接陳列在我們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幾個是由於作品的複製，姓名已為我們所熟識的，但現在才看到手製的原作，使我們更加覺得親密。
版畫之中，木刻是中國早已發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從新興起的是取法於歐洲，與古代木刻並無關係。不久，就遭壓迫，又缺師資，所以至今不見有特別的進步。我們在這會裏才得了極好，極多的模範。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內戰時期，就改革木刻，從此不斷的前進的巨匠法複爾斯基（V.Favorsky），和他的一派兌內加（A.Deineka），岡察洛夫（A.Goncharov），葉卡斯托夫（G.Echeistov），畢珂夫（M.Pikov）等，他們在作品裏各各表現著真摯的精神，繼起者怎樣照著導師所指示的道路，卻用不同的方法，使我們知道隻要內容相同，方法不妨各異，而依傍和模仿，決不能產生真藝術。
兌內加和葉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國未曾紹介過的，可惜這裏也很少，和法複爾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諾夫（P.Pavlinov）的木刻，我們隻見過一幅，現在卻彌補了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的木刻能夠幸而寄到中國，翻印紹介了的也隻有一幅，到現在大家才看見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會鼓動我們的青年的熱情，而注意於背景和細致的表現，也將使觀者得到裨益。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簡，變成空虛，這弊病還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裏，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爾建造》（Dneprostroy），是驚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鍾。至於畢斯凱萊夫（N.Piskarev），則恐怕是最先紹介到中國來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鐵流》的插畫，早為許多青年讀者所欣賞，現在才又見了《安娜·加裏尼娜》的插畫，──他的刻法的別一端。
這裏又有密德羅辛（D.Mitrokhin），希仁斯基（L.Khizhinsky），莫察羅夫（S.Mochalov），都曾為中國豫先所知道，以及許多第一次看見的藝術家，是從十月革命前已經有名，以至生於二十世紀初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都在向我們說明通力合作，進向平和的建設的道路。別的作者和作品，展覽會的說明書上各有簡要說明，而且臨末還揭出了全體的要點：“一般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對於現實主義的根本的努力”，在這裏也無須我贅說了。
但我們還有應當注意的，是其中有烏克蘭、喬其亞、白俄羅斯的藝術家的作品，我想，倘沒有十月革命，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們見麵，也未必會得出現的。
現在，二百餘幅的作品，是已經燦爛的一同出現於上海了。單就版畫而論，使我們看起來，它不像法國木刻的多為纖美，也不像德國木刻的多為豪放；然而它真摯，卻非固執，美麗，卻非**豔，愉快，卻非狂歡，有力，卻非粗暴；但又不是靜止的，它令人覺得一種震動──這震動，恰如用堅實的步法，一步一步，踏著堅實的廣大的黑土進向建設的路的大隊友軍的足音。
附記：會中的版畫，計有五種。一木刻，一膠刻（目錄譯作“油布刻”，頗怪），看名目自明。兩種是用強水浸蝕銅版和石版而成的，譯作“銅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錄，譯作“蝕刻”和“石印”亦無不可。還有一種 Monotype，是在版上作畫，再用紙印，所以雖是版畫，卻隻一幅的東西，我想隻好譯作“獨幅版畫”。會中的說明書上譯作“摩諾”，還不過等於不譯，有時譯為“單型學”，卻未免比不譯更難懂了。其實，那不提撰人的說明，是非常簡而得要的，可惜譯得很費解，如果有人改譯一遍，即使在閉會之後，對於留心版畫的人也還是很有用處的。
（二月十七日。）
我要騙人
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一樣，外麵非有殼不可的。而且還得有清水。淺間山邊，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罷，但我想，卻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為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為窮餘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個水兵，在閘北被暗殺了。忽然有了許多搬家的人，汽車租錢之類，都貴了好幾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馬路旁邊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裏，非常之冷靜，再沒有賣食物的小商人了，隻聽得有時從遠處傳來著犬吠。然而過了兩三天，搬家好象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毆打那些拉著行李的大車夫和洋車夫，日本的報章，中國的報章，都異口同聲的對於搬了家的人們給了一個“愚民”的徽號。這意思就是說，其實是天下太平的，隻因為有這樣的“愚民”，所以把頗好的天下，弄得亂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終沒有動，並未加入“愚民”這一夥裏。但這並非為了聰明，卻隻因為懶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戰爭──日本那一麵，好象是喜歡稱為“事變”似的──的火線下，而且自由早被剝奪，奪了我的自由的權力者，又拿著這飛上空中了，所以無論跑到那裏去，都是一個樣。中國的人民是多疑的。無論那一國人，都指這為可笑的缺點。然而懷疑並不是缺點。總是疑，而並不下斷語，這才是缺點。我是中國人，所以深知道這秘密。其實，是在下著斷語的，而這斷語，乃是：到底還是不可信。但後來的事實，卻大抵證明了這斷語的的確。中國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沒有搬家，也並不是因為懷著天下太平的確信，說到底，仍不過為了無論那裏都一樣的危險的緣故。五年以前翻閱報章，看見過所記的孩子的死屍的數目之多，和從不見有記著交換俘虜的事，至今想起來，也還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毆打車夫，還是極小的事情，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現在單是這模樣就完事，總算好得很。
但當大家正在搬家的時候，我也沒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熱鬧，或者坐在家裏讀世界文學史之類的心思。走遠一點，到電影院裏散悶去。一到那裏，可真是天下太平了。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處所。我剛要跨進大門，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學生，在募集水災的捐款，因為冷，連鼻子尖也凍得通紅。我說沒有零錢，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覺得對不起人，就帶她進了電影院，買過門票之後，付給她一塊錢。她這回是非常高興了，稱讚我道，“你是好人”，還寫給我一張收條。隻要拿著這收條，就無論到那裏，都沒有再出捐款的必要。於是我，就是所謂“好人”，也輕鬆的走進裏麵了。
看了什麽電影呢？現在已經絲毫也記不起。總之，大約不外乎一個英國人，為著祖國，征服了印度的殘酷的酋長，或者一個美國人，到亞非利加去，發了大財，和絕世的美人結婚之類罷。這樣的消遣了一些時光，傍晚回家，又走進了靜悄悄的環境。聽到遠地裏的犬吠聲。女孩子的滿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現，自己覺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來，好象嚼了肥皂或者什麽一樣。
誠然，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的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國有著叫作“水利局”的機關，每年從人民收著稅錢，在辦事。但反而出了這樣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個團體演了戲來籌錢，因為後來隻有二十幾元，衙門就發怒不肯要。連被水災所害的難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處來，說是有害治安，就用機關槍去掃射的話也都聽到過。恐怕早已統統死掉了罷。然而孩子們不知道，還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費，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歡。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煙卷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著，卻好象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裏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躕，答道真有的罷。
然而這一天的後來的心情卻不舒服。好象是又以為孩子和老人不同，騙她是不應該似的，想寫一封公開信，說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釋誤解，但又想到橫豎沒有發表之處，於是中止了，時候已是夜裏十二點鍾。到門外去看了一下。
已經連人影子也看不見。隻在一家的簷下，有一個賣餛飩的，在和兩個警察談閑天。這是一個平時不大看見的特別窮苦的肩販，存著的材料多得很，可見他並無生意。用兩角錢買了兩碗，和我的女人兩個人分吃了。算是給他賺一點錢。
莊子曾經說過：“幹下去的（曾經積水的）車轍裏的鮒魚，彼此用唾沫相濕，用濕氣相噓，”──然而他又說，“倒不如在江湖裏，大家互相忘卻的好。”
可悲的是我們不能互相忘卻。而我，卻愈加恣意的騙起人來了。如果這騙人的學問不畢業，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寫不出圓滿的文章來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業，又未中止之際，遇到山本社長了。因為要我寫一點什麽，就在禮儀上，答道“可以的”。因為說過“可以”，就應該寫出來，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
寫著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麽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台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單是自己一個人的過慮也說不定：要彼此看見和了解真實的心，倘能用了筆，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謂眼淚洗明了眼睛那樣的便當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這樣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這是可以悲哀的。一麵寫著漫無條理的文章，一麵又覺得對不起熱心的讀者了。
臨末，用血寫添幾句個人的豫感，算是一個答禮罷。
（二月二十三日。）
“譯文”複刊詞
先來引幾句古書，──也許記的不真確，──莊子曰：“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
《譯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出世的。那時候，鴻篇巨製如《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庫》之類，還沒有誕生，所以在這青黃不接之際，大約可以說是仿佛戈壁中的綠洲，幾個人偷點餘暇，譯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讀者，也大家看看，自尋一點樂趣，也希望或者有一點益處，──但自然，這決不是江湖之大。
不過這與世無爭的小小的期刊，終於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終刊號”和大家告別了。雖然不過野花小草，但曾經費過不少移栽灌溉之力，當然不免私心以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氣和慰安：這是許多讀者用了筆和舌，對於《譯文》的憑吊。
我們知道感謝，我們知道自勉。
我們也不斷的希望複刊。但那時風傳的關於終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雖然大抵是“傳播文化”的，而“折本”卻是“傳播文化”的致命傷，所以荏苒半年，簡直死得無藥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說這才起了動搖，得到再造的運會，再和大家相見了。
內容仍如創刊時候的《前記》裏所說一樣：原料沒有限製；門類也沒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圖畫，也有和文字有關係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沒有關係的，那就算是我們貢獻給讀者的一點小意思。
這一回，將來的運命如何呢？我們不知道。但今年文壇的情形突變，已在宣揚寬容和大度了，我們真希望在這寬容和大度的文壇裏，《譯文》也能夠托庇比較的長生。
（三月八日。）
白莽作“孩兒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還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瀝瀝，深夜獨坐，聽得令人有些淒涼，也因為午後得到一封遠道寄來的信，要我給白莽的遺詩寫一點序文之類；那信的開首說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罷。……”──這就使我更加惆悵。
說起白莽來，──不錯，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經寫過一篇《為了忘卻的記念》，要將他們忘卻。他們就義了已經足有五個年頭了，我的記憶上，早又蒙上許多新鮮的血跡；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像活著一樣，熱天穿著大棉袍，滿臉油汗，笑笑的對我說道：“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來的。前兩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幹涉我，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錯的，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長，終於和他成了殊途同歸的兄弟；他卻叫徐白，較普通的筆名是殷夫。
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麽，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類的義務。我所惆悵的是我簡直不懂詩，也沒有詩人的朋友，偶爾一有，也終至於鬧開，不過和白莽沒有鬧，也許是他死得太快了罷。現在，對於他的詩，我一句也不說──因為我不能。
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
那一世界裏有許多許多人，白莽也是他們的亡友。單是這一點，我想，就足夠保證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類。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魯迅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這一卷裏，幾乎全是關於文學的論說；隻有《現實》中的五篇，是根據了雜誌《文學的遺產》撰述的，再除去兩篇序跋，其餘就都是翻譯。
編輯本集時，所據的大抵是原稿；但《綏拉菲摩維支〈鐵流〉序》，卻是由排印本收入的。《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版畫》一篇，既係摘譯，又好象曾由別人略加改易，是否合於譯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為關於藝術的隻有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
《冷淡》所據的也是排印本，本該是收在《高爾基論文拾補》中的，可惜發見得太遲一點，本書已將排好了，因此隻得附在卷末。
對於文辭，隻改正了幾個顯然的筆誤和補上若幹脫字；至於因為斷續的翻譯，遂使人地名的音譯字，先後不同，或當時缺少參考書籍，注解中偶有未詳之處，現在均不訂正，以存其真。
關於搜羅文稿和校印事務種種，曾得許多友人的協助，在此一並誌謝。
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編者。
我的第一個師父
不記得是那一部舊書上看來的了，大意說是有一位道學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卻名自己的小兒子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這件事來質問他。他回答道：“這正是表示輕賤呀！”那人無話可說而退雲。
其實，這位道學先生是詭辯。名孩子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和尚這一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卻是下賤之流。讀書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見當然和讀書人相同，所以也就不來攪擾了。這和名孩子為阿貓阿狗，完全是一樣的意思：容易養大。
還有一個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為師，也就是舍給寺院了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拜師是否要贄見禮，或者布施什麽的呢，我完全不知道。隻知道我卻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我也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侄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卻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綢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為“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曆本，鏡子，銀篩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象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卻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篩，是那時的惟一的記念。仔細一看，原來那篩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麵一本書，下麵一卷畫，左右綴著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胡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麵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著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卻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為“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須的，他卻有兩綹下垂的小胡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念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焰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念經，因為是住持，隻管著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發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著一塊牌位，用金字寫著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不想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麵的時候，她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著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不過我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卻有些不平常。“戀愛”，這是現在的術語，那時我們這偏僻之區隻叫作“相好”。《詩經》雲，“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離文武周公的時候不怎麽久就有了的，然而後來好象並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話。這且不管它罷。總之，聽說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尚，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台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尚是隻應該念經拜懺的，台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眾我寡”，他隻好退走，一麵退，一麵一定追，逼得他又隻好慌張的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家，又隻有一位年青的寡婦。以後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總而言之，她後來就是我的師母。
自從《宇宙風》出世以來，一向沒有拜讀的機緣，近幾天才看見了“春季特大號”。其中有一篇銖堂先生的《不以成敗論英雄》，使我覺得很有趣，他以為中國人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話，說中國民族富於同化力，所以遼、金、元、清都並不曾征服中國。其實無非是一種惰性，對於新製度不容易接收罷了”。我們怎樣來改悔這“惰性”呢，現在姑且不談，而且正在替我們想法的人們也多得很。我隻要說那位寡婦之所以變了我的師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敗論英雄”。鄉下沒有活的嶽飛或文天祥，所以一個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頭中，從戲台逃下，也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失敗的英雄。她不免發現了祖傳的“惰性”，崇拜起來，對於追兵，也像我們的祖先的對於遼、金、元、清的大軍似的，“不承認成功的英雄”了。在曆史上，這結果是正如銖堂先生所說：“乃是中國的社會不樹威是難得帖服的”，所以活該有“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時的鄉下人，卻好象並沒有“樹威”，走散了，自然，也許是他們料不到躲在家裏。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舍在寺裏，或是賣在寺裏的；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麽稀奇。大師兄隻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著秘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師兄比我恐怕要大十歲，然而我們後來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擔心。還記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經，想來未必深通什麽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門上，放上兩排艾絨，同時燒起來，我看是總不免要叫痛的，這時善男信女，多數參加，實在不大雅觀，也失了我做師弟的體麵。這怎麽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樣。然而我的師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說戒律，不談教理，隻在當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師兄去，厲聲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這一種大喝，實在比什麽《妙法蓮花經》或《大乘起信論》還有力，誰高興死呢，於是儀式很莊嚴的進行，雖然兩眼比平時水汪汪，但到兩排艾絨在頭頂上燒完，的確一聲也不出。我噓一口氣，真所謂“如釋重負”，善男信女們也個個“合十讚歎，歡喜布施，頂禮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為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為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為和尚隻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尚為師，或與和尚為友的世俗的謬見。寺裏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吃葷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師兄即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象總是鬱鬱不樂，他們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尚。
我那時並不詫異三師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樣的女人。人也許以為他想的是尼姑罷，並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當。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這“相思”或“單相思”──即今之所謂“單戀”也──的媒介的是“結”。我們那裏的闊人家，一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結”的儀式的，因為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著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這天拜完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著幾盤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盤，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一群和尚便環坐桌旁，且唱且解，解開之後，錢歸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結也從此完全消失了。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誰都這樣辦，並不為奇，大約也是一種“惰性”。不過解結是並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有和尚以為打得精致，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寶結帶回寺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恰如我們的或亦不免偏愛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樣。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沒有文學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至於心理狀態，則我雖曾拜和尚為師，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細。隻記得三師兄曾經不得已而分給我幾個，有些實在打得精奇，有些則打好之後，浸過水，還用剪刀柄之類砸實，使和尚無法解散。解結，是替死人設法的，現在卻和和尚為難，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麽意思。這疑問直到二十年後，學了一點醫學，才明白原來是給和尚吃苦，頗有一點虐待異性的病態的。深閨的怨恨，會無線電似的報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學先生可還沒有料到這一層。
後來，三師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還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嚴守秘密，道行遠不及他的父親了。這時我也長大起來，不知道從那裏，聽到了和尚應守清規之類的古老話，還用這話來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金剛怒目”式，向我大喝一聲道：
“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那裏來！？”
這真是所謂“獅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啞口無言，我的確早看見寺裏有丈餘的大佛，有數尺或數寸的小菩薩，卻從未想到他們為什麽有大小。經此一喝，我才澈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薩的來源，不再發生疑問。但要找尋三師兄，從此卻艱難了一點，因為這位出家人，這時就有了三個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卻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四月一日。）
續記
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個不相識者由漢口寄來的信，自說和白莽是同濟學校的同學，藏有他的遺稿《孩兒塔》，正在經營出版，但出版家有一個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於原稿，因為紙張零碎，不寄來了，不過如果要看的話，卻也可以補寄。其實，白莽的《孩兒塔》的稿子，卻和幾個同時受難者的零星遺稿，都在我這裏，裏麵還有他親筆的插畫，但在他的朋友手裏別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於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兩年來，大開了印賣遺著的風氣，雖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這已不是先前的所謂“骸骨的迷戀”，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餘光，想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我不大佩服這些活家夥。可是這一回卻很受了感動，因為一個人受了難，或者遭了冤，所謂先前的朋友，一聲不響的固然有，連趕緊來投幾塊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屬於勝利者一方麵的，也並不算怎麽希罕；至於抱守遺文，曆多年還要給它出版，以盡對於亡友的交誼者，以我之孤陋寡聞，可實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瀝，愴然有懷，便力疾寫了一點短文，到第二天付郵寄去，因為恐怕連累付印者，所以不題他的姓名；過了幾天，才又投給《文學叢報》，因為恐怕妨礙發行，所以又隱下了詩的名目。
此後不多幾天，看見《社會日報》，說是善於翻戲的史濟行，現又化名為齊涵之了。我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騙，因為漢口的發信者，署名正是齊涵之。他仍在玩著騙取文稿的老套，《孩兒塔》不但不會出版，大約他連初稿也未必有的，不過知道白莽和我相識，以及他的詩集的名目罷了。
至於史濟行和我的通信，卻早得很，還是八九年前，我在編輯《語絲》，創造社和太陽社聯合起來向我圍剿的時候，他就自稱是一個藝術專門學校的學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現了，投稿是幾則當時所謂革命文豪的劣跡，信裏還說這類文稿，可以源源的寄來。然而《語絲》裏是沒有“劣跡欄”的，我也不想和這種“作家”往來，於是當時即加以拒絕。後來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謠言，或者忽又化為“天行”（《語絲》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別一人）或“史岩”，卑詞征求我的文稿，我總給他一個置之不理。這一回，他在漢口，我是聽到過的，但不能因為一個史濟行在漢口，便將一切漢口的不相識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雖以多疑為忠厚長者所詬病，但這樣多疑的程度是還不到的。不料人還是大意不得，偶不疑慮，偶動友情，到底成為我的弱點了。
今天又看見了所謂“漢出”的《人間世》的第二期，卷末寫著“主編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兒塔〉》在。但卷端又聲明著下期要更名為《西北風》了，那麽，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陣《西北風》裏。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題目是《日譯本〈中國小說史略〉序》。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寫的，這裏卻不知道何人所譯，僅止一頁的短文，竟充滿著錯誤和不通，但前麵卻附有一行聲明道：“本篇原來是我為日譯本《支那小說史》寫的卷頭語……”乃是模擬我的語氣，冒充我自己翻譯的。翻譯自己所寫的日文，竟會滿紙錯誤，這豈不是天下的大怪事麽？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即使無端誣人為投降或轉變，國賊或漢奸，社會上也並不以為奇怪。所以史濟行的把戲，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聲明的，隻在請讀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兒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這希望，因為這是我先受了欺騙，一轉而成為我又欺騙了讀者的。
最後，我還要添幾句由“多疑”而來的結論：即使真有“漢出”《孩兒塔》，這部詩也還是可疑的。我從來不想對於史濟行的大事業講一句話，但這回既經我寫過一篇序，且又發表了，所以在現在或到那時，我都有指明真偽的義務和權利。
（四月十一日。）
寫於深夜裏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之入中國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裏麵，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創刊不久便被禁止的雜誌《北鬥》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畫，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aethe Kollwitz）的木刻連續畫《戰爭》的第一幅，題目叫作《犧牲》；也是她的版畫紹介進中國來的第一幅。
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紀念。他是我的學生和朋友，一同紹介外國文藝的人，尤喜歡木刻，曾經編印過三本歐、美作家的作品，雖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為了什麽，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龍華和別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槍斃。當時的報章上毫無記載，大約是不敢，也不能記載，然而許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間了，因為這是常有的事。隻有他那雙目失明的母親，我知道她一定還以為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偶然看到德國書店的目錄上有這幅《犧牲》，便將它投寄《北鬥》了，算是我的無言的紀念。然而，後來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覺得所含的意義的，不過他們大抵以為紀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這時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畫集正在由歐洲走向中國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懇的紹介者卻早已睡在土裏了，我們連地點也不知道。好的，我一個人來看。這裏麵是窮困，疾病，饑餓，死亡……自然也有掙紮和爭鬥，但比較的少；這正如作者的自畫像，臉上雖有憎惡和憤怒，而更多的是慈愛和悲憫的相同。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的母親的心的圖像。這類母親，在中國的指甲還未染紅的鄉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說做母親的隻愛不中用的兒子，但我想，她是也愛中用的兒子的，隻因為既然強壯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孩子去了。
現在就有她的作品的複印二十一幅，來作證明；並且對於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又有這樣的益處的──
一、近五年來，木刻已頗流行了，雖然時時受著迫害。但別的版畫，較成片段的，卻隻有一本關於卓倫（Anders Zorn）的書。現在所介紹的全是銅刻和石刻，使讀者知道版畫之中，又有這樣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畫之類更加普遍，而且看見和卓倫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內容。
二、沒有到過外國的人，往往以為白種人都是對人來講耶穌道理或開洋行的，鮮衣美食，一不高興就用皮鞋向人亂踢。有了這畫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有為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
三、現在中國的報紙上多喜歡登載張口大叫著的希特拉像，當時是暫時的，照相上卻永久是這姿勢，多看就令人覺得疲勞。現在由德國藝術家的畫集，卻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並非英雄，卻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而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後的滿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後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國式計算起來，她是七十歲了，這也可以算作一個紀念。作者雖然現在也隻能守著沉默，但她的作品，卻更多的在遠東的天下出現了。是的，為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
二 略論暗暗的死
這幾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個人是極其慘苦的事。
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臨刑，先在大街上通過，於是他或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為，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隨著觀看的人們，便喝一聲采，後來還傳述開去。在我年青的時候，常聽到這種事，我總以為這情形是野蠻的，這辦法是殘酷的。
新近在林語堂博士編輯的《宇宙風》裏，看到一篇銖堂先生的文章，卻是別一種見解。他認為這種對死囚喝采，是崇拜失敗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組織上實在要不得。抑強扶弱，便是永遠不願意有強。崇拜失敗的英雄，便是不承認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來成功的帝王，欲維持幾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殘害幾萬幾十萬無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時的懾服”。
殘害了幾萬幾十萬人，還隻“能博得一時的懾服”，為“成功的帝王”設想，實在是大可悲哀的：沒有好法子。不過我並不想替他們劃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眾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隻以為“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於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