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 B 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侶，這昏蛋！
二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麽，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三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象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四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著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的逸民。後來自己壽終林下，兒子已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五
A：B，我們當你是一個可靠的好人，所以幾種關於革命的事情，都沒有瞞了你。你怎麽竟向敵人告密去了？
B：豈有此理！怎麽是告密！我說出來，是因為他們問了我呀。
A：你不能推說不知道嗎？
B：什麽話！我一生沒有說過謊，我不是這種靠不住的人！
六
A：阿呀，B 先生，三年不見了！你對我一定失望了罷？……
B：沒有的事……為什麽？
A：我那時對你說過，要到西湖上去做二萬行的長詩，直到現在，一個字也沒有，哈哈哈！
B：哦，……我可並沒有失望。
A：您的“世故”可是進步了，誰都知道您記性好，“責人嚴”，不會這麽隨隨便便的，您現在也學會了說謊。
B：我可並沒有說謊。
A：那麽，您真的對我沒有失望嗎？
B：唔，無所謂失不失望，因為我根本沒有相信過你。
七
莊生以為“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死後的身體，大可隨便處置，因為橫豎結果都一樣。
我卻沒有這麽曠達。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
養肥了獅虎鷹隼，它們在天空，岩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群癩皮狗，隻會亂鑽，亂叫，可多麽討厭！
八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著輕蔑什麽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九
作為缺點較多的人物的模特兒，被寫入一部小說裏，這人總以為是晦氣的。
殊不知這並非大晦氣，因為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
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寫小說的，便回避我，我常想這樣的勸止他，但可惜我的毒還不到這程度。
“這也是生活”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病初愈，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麵前有一把圓椅，坐著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著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了業，卻隻好到襪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著，不想飲食，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的醫生來看，說是全體什麽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麽法子治。自然，連接而來的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麽欲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幹，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欲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才能覺得疲勞，才需要休息。
象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嗬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無法發表，印出來隻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麵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三”，仔細一想是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於每一位讀者，甚而至於不能希望於批評家。於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讚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裏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裏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為什麽？……”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為我在講昏話。
“因為我要過活。你懂得麽？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麵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它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卻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侖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說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於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著了腳，即以為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卻是不錯的。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為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即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臥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麵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麵卻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
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禦香縹緲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的《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麵這樣想，一麵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勁咽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咚的響它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為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卻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吃下，成為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麽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說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麵吃，一麵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隻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卻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鬥起來就和喉幹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卻是不相幹。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麽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八月二十三日。）
立此存照（一）
曉角
海派《大公報》的《大公園地》上，有《非廣漫話》，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題為《太學生應試》，雲：
“這次太學生應試，國文題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理科的是《擬南粵王複漢文帝書》，並把漢文帝遺南粵王趙佗書的原文附在題後。也許這個試題，對於現在的異動，不無見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學生對於這兩個策論式的命題，很有些人摸不著頭腦。有一位太學生在試卷上大書：‘漢文帝三字仿佛故識，但不知係漢高祖幾代賢孫，答南粵王趙他，則素昧生平，無從說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見。’某試官見此生誤佗為他，輒批其後雲：‘漢高文帝爸，趙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來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題後，並未作文，僅書‘若見美人甘下拜，凡聞過失要回頭’一聯，擲筆出場而去。某試官批雲：‘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臨考試而動愛美之興，幸該生尚能懸崖勒馬，否則應打竹板四十，趕出場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資談助者。”
寥寥三百餘字耳，卻已將學生對於舊學之空疏和官師態度之浮薄寫盡，令人覺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者，誠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國文亦良難：漢若無趙他，中華民國亦豈得有“太學生”哉。
立此存照（二）
曉角
《申報》（八月九日）載本地人盛阿大，有一養女，名杏珍，年十六歲，於六日忽然失蹤，盛在家檢點衣物，從杏珍之箱篋中發現他人寄與之情書一封，原文雲：
“光陰如飛的過去了，倏忽已六個月半矣，在此過程中，很是覺得悶悶的，然而細想真有無窮快樂在眼前矣，細算時日，不久快到我們的時候矣，請萬事多多秘密為要，如有東西，有機會拿來，請你愛惜金錢，不久我們需要金錢應用，幸勿浪費，是幸，你的身體愛惜，我睡在**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開門，我多看見你芳影，很是快活，請你勿要想念，再會吧，日健，愛書，”
盛遂將信呈交捕房，不久果獲誘拐者雲雲。
案這種事件，是不足為訓的。但那一封信，卻是十足道地的語錄體情書，置之《宇宙風》中，也堪稱佳作，可惜林語堂博士竟自赴美國講學，不再顧念中國文風了。
現在錄之於此，以備他日作《中國語錄體文學史》者之采擇，其作者，據《申報》雲，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號協盛水果店夥無錫項三寶也。
死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著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著有二大主題支配著，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象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麽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裏，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卻還沒有感到這麽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卻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卻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為死後就去輪回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回，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麽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麵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麽體麵，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為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著叫化子或是遊泳家的衣服的麽？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回，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著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卻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麵化為居士，準備成佛，一麵自然也主張讀經複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著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為死後也超出了輪回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回，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隻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吃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麽，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隻要很閑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沉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為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象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麵也為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複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麽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麽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麽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煉到“心如古井”，就隻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隻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象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隻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著，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隻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卻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說的罷：“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這對於我們紹興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歡聽到，或引用這兩句話。但其實，是並不的確的；這地方，無論為那一樣都可以用。
不過一般的紹興人，並不像上海的“前進作家”那樣憎惡報複，卻也是事實。單就文藝而言，他們就在戲劇上創造了一個帶複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這就是“女吊”。我以為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我已經在《朝花夕拾》裏得了紹介給全國讀者的光榮了，這回就輪到別一種。
“女吊”也許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話，隻好說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實，在平時，說起“吊死鬼”，就已經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為投繯而死者，向來以婦人女子為最多。有一種蜘蛛，用一枝絲掛下自己的身體，懸在空中，《爾雅》上已謂之“蜆，縊女”，可見在周朝或漢朝，自經的已經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時不稱它為男性的“縊夫”或中性的“縊者”。不過一到做“大戲”或“目連戲”的時候，我們便能在看客的嘴裏聽到“女吊”的稱呼。也叫作“吊神”。橫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號的，我還沒有發見過第二位，則其受民眾之愛戴也可想。但為什麽這時獨要稱她“女吊”呢？很容易解：因為在戲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現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紹興，那時沒有達官顯宦，所以未聞有專門為人（堂會？）的演劇。凡做戲，總帶著一點社戲性，供著神位，是看戲的主體，人們去看，不過叨光。但“大戲”或“目連戲”所邀請的看客，範圍可較廣了，自然請神，而又請鬼，尤其是橫死的怨鬼。所以儀式就更緊張，更嚴肅。一請怨鬼，儀式就格外緊張嚴肅，我覺得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許我在別處已經寫過，“大戲”和“目連”，雖然同是演給神、人、鬼看的戲文，但兩者又很不同。不同之點：一在演員，前者是專門的戲子，後者則是臨時集合的 Amateur——農民和工人；一在劇本，前者有許多種，後者卻好歹總隻演一本《目連救母記》。然而開場的“起殤”，中間的鬼魂時時出現，收場的好人升天，惡人落地獄，是兩者都一樣的。
當沒有開場之前，就可看出這並非普通的社戲，為的是台兩旁早已掛滿了紙帽，就是高長虹之所謂“紙糊的假冠”，是給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內行人，緩緩的吃過夜飯，喝過茶，閑閑而去，隻要看掛著的帽子，就能知道什麽鬼神已經出現，因為這戲開場較早，“起殤”在太陽落盡時候，所以飯後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會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殤”者，紹興人現已大抵誤解為“起喪”，以為就是召鬼，其實是專限於橫死者的。《九歌》中的《國殤》雲：“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當然連戰死者在內。明社垂絕，越人起義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稱為叛賊，我們就這樣的一同招待他們的英靈。在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台下了；戲子扮好一個鬼王，藍麵鱗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都可以應募。我在十餘歲時候，就曾經充過這樣的義勇鬼，爬上台去，說明誌願，他們就給在臉上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擁上馬，疾馳到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三匝，下馬大叫，將鋼叉用力的連連刺在墳墓上，然後拔叉馳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聲，將鋼叉一擲，釘在台板上。我們的責任，這就算完結，洗臉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頓竹篠（這是紹興打孩子的最普通的東西），一以罰其帶著鬼氣，二以賀其沒有跌死，但我卻幸而從來沒有被覺察，也許是因為得了惡鬼保佑的緣故罷。
這一種儀式，就是說，種種孤魂厲鬼，已經跟著鬼王和鬼卒，前來和我們一同看戲了，但人們用不著擔心，他們深知道理，這一夜決不絲毫作怪。於是戲文也接著開場，徐徐進行，人事之中，夾以出鬼：火燒鬼，淹死鬼，科場鬼（死在考場裏的），虎傷鬼，……孩子們也可以自由去扮，但這種沒出息鬼，願意去扮的並不多，看客也不將它當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時分──“跳”是動詞，意義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鬆緊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涼的喇叭來，中央的橫梁上，原有一團布，也在這時放下，長約戲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們都屏著氣，台上就闖出一個不穿衣褲，隻有一條犢鼻褌，麵施幾筆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徑奔懸布，像蜘蛛的死守著蛛絲，也如結網，在這上麵鑽，掛。他用布吊著各處：腰，脅，**，肘彎，腿彎，後項窩……一共七七四十九處。最後才是脖子，但是並不真套進去的，兩手扳著布，將頸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連戲時，獨有這一個腳色須特請專門的戲子。那時的老年人告訴我，這也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也許會招出真的“男吊”來。所以後台上一定要扮一個王靈官，一手捏訣，一手執鞭，目不轉睛的看著一麵照見前台的鏡子。倘鏡中見有兩個，那麽，一個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將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該跑到河邊，洗去粉墨，擠在人叢中看戲，然後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會在戲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還會認識，跟住他。這擠在人叢中看自己們所做的戲，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遊曆一樣，也正是一種缺少不得的過渡儀式。
這之後，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涼的喇叭；少頃，門幕一掀，她出場了。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發蓬鬆，頸掛兩條紙錠，垂頭，垂手，彎彎曲曲的走一個全台，內行人說：這是走了一個“心”字。為什麽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隻知道她何以要穿紅衫。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但再看後來的文字和圖畫，卻又並無一定顏色，而在戲文裏，穿紅的則隻有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為她投繯之際，準備作厲鬼以複仇，紅色較有陽氣，易於和生人相接近，……紹興的婦女，至今還偶有搽粉穿紅之後，這才上吊的。自然，自殺是卑怯的行為，鬼魂報仇更不合於科學，但那些都是愚婦人，連字也不認識，敢請“前進”的文學家和“戰鬥”的勇士們不要十分生氣罷。我真怕你們要變呆鳥。
她將披著的頭發向後一抖，人這才看清了臉孔：石灰一樣白的圓臉，漆黑的濃眉，烏黑的眼眶，猩紅的嘴唇。聽說浙東的有幾府的戲文裏，吊神又拖著幾寸長的假舌頭，但在紹興沒有。不是我袒護故鄉，我以為還是沒有好；那麽，比起現在將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時式打扮來，可以說是更徹底，更可愛。不過下嘴角應該略略向上，使嘴巴成為三角形：這也不是醜模樣。假使半夜之後，在薄暗中，遠處隱約著一位這樣的粉麵朱唇，就是現在的我，也許會跑過去看看的，但自然，卻未必就被**得上吊。她兩肩微聳，四顧，傾聽，似驚，似喜，似怒，終於發出悲哀的聲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身楊家女，
嗬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這一句，也還是剛從克士那裏聽來的。但那大略，是說後來去做童養媳，備受虐待，終於弄到投繯。唱完就聽到遠處的哭聲，這也是一個女人，在銜冤悲泣，準備自殺。她萬分驚喜，要去“討替代”了，卻不料突然跳出“男吊”來，主張應該他去討。他們由爭論而至動武，女的當然不敵，幸而王靈官雖然臉相並不漂亮，卻是熱烈的女權擁護家，就在危急之際出現，一鞭把男吊打死，放女的獨去活動了。老年人告訴我說：古時候，是男女一樣的要上吊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時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處，都可以吊死的，自從王靈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處才隻在脖子上。中國的鬼有些奇怪，好象是做鬼之後，也還是要死的，那時的名稱，紹興叫作“鬼裏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靈官打死，為什麽現在“跳吊”，還會引出真的來呢？我不懂這道理，問問老年人，他們也講說不明白。
而且中國的鬼還有一種壞脾氣，就是“討替代”，這才完全是利己主義；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們相處的。習俗相沿，雖女吊不免，她有時也單是“討替代”，忘記了複仇。紹興煮飯，多用鐵鍋，燒的是柴或草，煙煤一厚，火力就不靈了，因此我們就常在地上看見刮下的鍋煤。但一定是散亂的，凡村姑鄉婦，誰也決不肯省些力，把鍋子伏在地麵上，團團一刮，使煙煤落成一個黑圈子。這是因為吊神誘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煉成的緣故。散掉煙煤，正是消極的抵製，不過為的是反對“討替代”，並非因為怕她去報仇。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複的毒心，也決無被報複的恐懼，隻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麵東西的秘密。
（九月十九──二十日。）
立此存照（三）
曉角
飽暖了的白人要搔癢的娛樂，但菲洲食人蠻俗和野獸影片已經看厭，我們黃臉低鼻的中國人就被搬上銀幕來了。於是有所謂“辱華影片”事件，我們的愛國者，往往勃發了義憤。
五六年前罷，因為《月宮盜寶》這片子，和範朋克大鬧了一通，弄得不歡而散。但好象彼此到底都沒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實是蒙古王子，和我們不相幹；而故事是出於《天方夜談》的，也怪不得隻是演員非導演的範朋克。
不過我在這裏，也並無替範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車》事件，卻比《盜寶》案切實得多了。我情願做一回“文剪公”，因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刪節了怕會索然無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內《大公俱樂部》上所載的，蕭運先生的《馮史丹堡過滬再誌》：
“這幾天，上海的電影界，忙於招待一位從美國來的貴賓，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導演約瑟夫·馮史丹堡（Josef Von Sternberg），當一些人在熱烈地歡迎他的時候，同時有許多人在向他攻擊，因為他是辱華片《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的導演人，他對於我國曾有過重大的侮蔑。這是令人難忘的一回事！
“說起《上海快車》，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當一二八戰事之後，一般人的敵愾心理還很敏銳，所以當這部歪曲了事實的好萊塢出品在上海出現時，大家不由都一致發出憤慨的呼聲，像曇花一現地，這部影片隻映了兩天，便永遠在我國人眼前消滅了。到了五年後的今日，這部片子的導演人還不能避免輿論的譴責。說不定經過了這回教訓之後，馮史丹堡會明白，無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車》的時候，馮史丹堡對於中國，可以說一點印象沒有，中國是怎樣的，他從來不曉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辯護，這回侮辱中國，並非有意如此。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他看過中國了，如果回好萊塢之後，他再會製出《上海快車》那樣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希望他這是真話。”
（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這天的《大公報》，而在《戲劇與電影》上，登有棄揚先生的《藝人訪問記》雲：
“以《上海快車》一片引起了中國人注意的導演人約瑟夫·馮史登堡氏，無疑，從這次的旅華後，一定會獲得他的第二部所謂辱華的題材的。
“‘中國人沒有自知，《上海快車》所描寫的，從此次的來華，益給了我不少證實……’不像一般來華的訪問者，一到中國就改變了他原有的論調；馮史登堡氏確有著這樣一種雋然的藝術家風度，這是很值得我們的敬佩的”。
（中略。）
“沒有極正麵去抗議《上海快車》這作品，隻把他在美時和已來華後，對中日的感想來問了。
“不立刻置答，繼而莞然地說：
“‘在美時和已來華後，並沒有什麽不同，東方風味確然兩樣，日本的風景很好，中國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華了，蘇州太舊，神秘的情調，確實是有的。許多訪問者都以《上海快車》事來質問我，實際上，不必掩飾是確有其事的。現在是更留得了一個真切的印象。……我不帶攝影機，但我的眼睛，是不會叫我忘記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數年前南京中山路，為了招待外賓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來他不但並不改悔，倒更加堅決了，怎樣想著，便怎麽說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麵的蠻風，我同意記者之所說：“值得我們的敬佩。”
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該有知人之明：我們要知道他並不把中國的“輿論的譴責”放在心裏，我們要知道中國的輿論究有多大的權威。
“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看過中國了”，“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據《訪問記》，也確是“真話”。不過他說“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國人，中國的地方，從他們看來，和人們已經幾乎並無關係了。
況且我們其實也並無什麽好的人事給他看。我看過關於馮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閱前一天的，十九日的報紙，也沒有什麽體麵事，現在就剪兩條電報在這裏：
“（北平十八日中央社電）平九一八紀念日，警憲戒備極嚴，晨六時起，保安偵緝兩隊全體出動，在各學校公共場所衝要街巷等處配置一切，嚴加監視，所有軍警，並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氣頗呈緊張，但在平安中渡過。”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時專電）本日傍晚，豐台日軍突將二十九軍駐防該處之馮治安部包圍，勒令繳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軍已自北平增兵赴豐台，詳況不明。查月來日方迭請宋哲元部將馮部撤退，宋迄未允。”
跳下一天，二十日的報上的電報：
“（豐台十九日同盟社電）十八日之豐台事件，於十九日上午九時半圓滿解決，同時日本軍解除包圍形勢，集合於車站前大坪，中國軍亦同樣整列該處，互釋誤會。”
再下一天，二十一日報上的電報：
“（北平二十日中央社電）豐台中日軍誤會解決後，雙方當局為避免今後再發生同樣事件，經詳細研商，決將兩軍調至較遠之地方，故我軍原駐豐台之二營五連，已調駐豐台迤南之趙家村，駐豐日軍附近，已無我軍蹤跡矣。”
我不知道現在馮史丹堡在那裏，倘還在中國，也許要錯認今年為“誤會年”，十八日為“學生造反日”的罷。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隻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胡塗，誤認他為肥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象肥胖，並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眾不同。如果有人，當麵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病而已矣。那麽，他就失望，含羞，於是成怒，罵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又希望他畏懼主人的憤怒和罵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著了。
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紮，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立此存照（四）
曉角
近年的期刊有《越風》，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談也非盡屬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須痛罵貳臣和漢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貳臣漢奸的醜史和惡果》，第一節之末雲：
明朝頗崇氣節，所以亡國之際，忠臣義烈，殉節不屈的多不勝計，實為我漢族生色。但是同時漢奸貳臣，卻也不少，最大漢奸吳三桂，貳臣洪承疇，這兩個沒廉恥的東西，我們今日聞名，還須掩鼻。其實他們在當時昧了良心努力討好清廷，結果還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漢奸的下場尚且如此，許多次等漢奸，結果自更屬可慘。……”
後又據《雪庵絮墨》，述清朝對於開創功臣，皆配享太廟，然無漢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吳三桂、洪承疇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貳臣傳》之首，於是誡曰：
“似這樣丟臉的事情，我想不獨含怨泉下的洪經略要大吃一驚，凡一班吃裏爬外，槍口向內的狼鼠之輩，讀此亦當憬然而悟矣。”
這種訓誡，是反問不得的。倘有不識時務者問：“如果那時並不‘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漢人也配享太廟，洪承疇不入《貳臣傳》，則將如何？”我覺得頗費唇舌。
因為衛國和經商不同，值得與否，並不是第一著也。
立此存照（五）
曉角
《社會日報》久不載《藝人膩事》了，上海《大公報》的《本埠增刊》上，卻載起《文人膩事》來。“文”“膩”兩音差多，事也並不全“膩”，這真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但也常有意外的有趣文章，例如九月十五日的《張資平在女學生心中》條下，有記的是：
“他雖然是一個戀愛小說作家，而他卻是一個頗為精明方正的人物。並沒有文學家那一種浪漫熱情不負責任的習氣，他之精明強幹，恐怕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個來吧。胖胖的身材，矮矮的個子，穿著一身不合身材的西裝，襯著他一付團團的黝黑的麵孔，一手裏經常的夾著一個大皮包，大有洋行大板公司經理的派頭，可是，他的大皮包內沒有支票帳冊，隻有戀愛小說的原稿與大學裏講義。”
原意大約是要寫他的“頗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畫出了開樂群書店賺錢時代的張資平老板麵孔。最妙的是“一手裏經常夾著一個大皮包”，但其中“隻有戀愛小說的原稿與大學裏講義”：都是可以賺錢的貨色，至於“沒有支票帳冊”，就活畫了他用不著記帳，和開支票付錢。所以當書店關門時，老板依然“一付團團的黝黑的麵孔”，而有些賣稿或抽板稅的作者，卻成了一付尖尖的晦氣色的麵孔了。
立此存照（六）
曉角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張獻忠之一股陷安徽之巢縣，秀水人沈國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紀異錄》。今年春，上虞羅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記》，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經了。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嚴大尹拜滅之；戒市人勿張燈。時餘與友人薛希珍楊子喬同步街頭，各有憂色，蓋以賊鋒甚銳，毫無防備，城不可守也。街談巷議，無不言賊事，各以‘來了’二字，互相驚怖。及賊至，果齊聲呼‘來了來了’：非市讖先兆乎？”
《熱風》中有《來了》一則，臆測而已，這卻是具象的實寫；而賊自己也喊“來了”，則為《熱風》作者所沒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賊”即民耳，故逃與追不同，而所喊的話如一：易地則皆然。
又雲：
“二十二日，……餘……匿金身後，即聞有相攜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繈負而至者，一聞賊來，無地可入，真人生之絕境也。及賊徜徉而前，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懼而走。……”
非經宋、元、明三朝的壓迫，殺戮和麻醉，不能到這田地。民覺醒於四年前之春，而宋、元、明、清之教養亦醒矣。
立此存照（七）
曉角
近來的日報上作興附“專刊”，有講醫藥的，有講文藝的，有談跳舞的；還有“大學生專刊”，“中學生專刊”，自然也有“小學生”和“兒童專刊”；隻有“幼稚園生專刊”和“嬰兒專刊”，我還沒有看見過。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報》，遇到了《兒童專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還有一篇“兒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無用的書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兒童刊物，或則看看星期日《申報》出版的《兒童專刊》，那是可以增進我們兒童知識的”。
在手裏的就是這《兒童專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發見了不忍刪節的應時的名文：
小學生們應有的認識 夢蘇
最近一個月中，四川的成都，廣東的北海，湖北的漢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連續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僑民及水兵的被人殺害，國交顯出分外嚴重的不安。
小朋友對於這種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於我們民族前途的關係是極大的。
國際的交涉，在非常時期，做國民的不可沒有抗敵禦侮的精神；但國交尚在常態的時期，卻絕對不可有傷害外僑的越軌行動。倘若以個人的私忿，而殺害外僑，這比較殺害自國人民，罪加一等。因為被殺害的雖然是絕少數人，但會引起別國的誤會，加重本國外交上的困難；甚至發生意外的糾紛，把整個民族複興運動的步驟亂了。這種少數人無意識的軌外行動，實是國法的罪人，民族的敗類。我們當引為大戒。要知道這種舉動，和戰士在戰爭時的殺敵致果，功罪是絕對相反的。
小朋友們！試想我們住在國外的僑民，倘使被別國人非法殺害，雖然我們沒有兵艦派去登陸保僑，小題大做：我們政府不會提出嚴厲的要求，得不到絲毫公道的保障；但總禁不住我們同情的憤慨。
我們希望別國人民敬視我們的華僑，我們也當敬視任何的外僑；使傷害外僑的非法行為以後不再發生。這才是大國民的風度。
這“大國民的風度”非常之好，雖然那“總禁不住”“同情的憤慨”，還嫌過激一點，但就大體而言，是極有益於敦睦邦交的。不過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卻還“希望”我們對於自己，也有這“大國民的風度”，不要把自國的人民的生命價值，估計得隻值外僑的一半，以至於“罪加一等”。主殺奴無罪，奴殺主重辦的刑律，自從民國以來（嗚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經廢止了麽？
真的要“救救孩子”。這“於我們民族前途的關係是極大的！”
而這也是關於我們的子孫。大朋友，我們既然生著人頭，努力來講人話罷！
（九月二十七日。）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歎，以為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歎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麵──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誌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誌。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誌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铓。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於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於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鬥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於《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願為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製《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鬥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序
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候，喧傳有好幾位名人都要譯《資本論》，自然依據著原文，但有一位還要參照英、法、日、俄各國的譯本。到現在，至少已經滿六年，還不見有一章發表，這種事業之難可想了。對於蘇聯的文學作品，那時也一樣的熱心，英譯的短篇小說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墜入狼群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則化為“飛腳阿息普”，或則化為“飛毛腿奧雪伯”；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譯《蔚藍的城》輸入的時候，誌士們卻已經沒有這麽起勁，有的還早覺得“伊凡”“彼得”，還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並不一哄而起的人，當時好象落後，但因為也不一哄而散，後來卻成為中堅。靖華就是一聲不響，不斷的翻譯著的一個。他二十年來，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煙袋》和《四十一》，出了《鐵流》以及其他單行小冊很不少，然而不尚廣告，至今無煊赫之名，且受擠排，兩處受封鎖之害。但他依然不斷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譯作，而他的譯作，也依然活在讀者們的心中。這固然也因為一時自稱“革命作家”的過於吊兒郎當，終使堅實者成為碩果，但其實卻大半為了中國的讀書界究竟有進步，讀者自有確當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騙了。
靖華是未名社中之一員；未名社一向設在北京，也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小團體。但還是遭些無妄之災，而且遭得頗可笑。它被封閉過一次，是由於山東督軍張宗昌的電報，聽說發動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後來沒有事，啟封了。出盤之後，靖華譯的兩種小說都積在台靜農家，又和“新式炸彈”一同被收沒，後來雖然證明了這“新式炸彈”其實隻是製造化裝品的機器，書籍卻仍然不發還，於是這兩種書，遂成為天地之間的珍本。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圖書館被焚毀，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以及未名社的橫禍，我那時頗覺得北方官長，辦事較南方為森嚴，元朝分奴隸為四等，置北人於南人之上，實在並非無故。後來知道梁教授雖居北地，實是南人，以及靖華的小說想在南邊出版，也曾被錮多日，就又明白我的決論其實是不確的了。這也是所謂“學問無止境”罷。
但現在居然已經得到出版的機會，閑話休題，是當然的。言歸正傳：則這是合兩種譯本短篇小說集而成的書，刪去兩篇，加入三篇，以篇數論，有增無減。所取題材，雖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見水閘建築，不見集體農場，但在蘇聯，還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從我們中國人看來，也全是親切有味的文章。至於譯者對於原語的學力的充足和譯文之可靠，是讀書界中早有定論，不待我多說的了。
靖華不厭棄我，希望在出版之際，寫幾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體力衰憊，不能為文，以上雲雲，幾同塞責。然而靖華的譯文，豈真有待於序，此後亦如先前，將默默的有益於中國的讀者，是無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機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魯迅記於上海且介亭之東南角。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寫完題目，就有些躊躕，怕空話多於本文，就是俗語之所謂“雷聲大，雨點小”。
做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後，好象還可以寫一點閑文，但已經沒有力氣，隻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覺醒來，日報已到，拉過來一看，不覺自己摩一下頭頂，驚歎道：“二十五周年的雙十節！原來中華民國，已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豈不快哉！”但這“快”是迅速的意思。後來亂翻增刊，偶看見新作家的憎惡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頂澆半瓢冷水。自己心裏想：老人這東西，恐怕也真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罷，性情即日見乖張，二十五年而已，卻偏喜歡說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著什麽；而且這摩一下頭頂的手勢，也實在可以說是太落伍了。
這手勢，每當驚喜或感動的時候，我也已經用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猶言“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這種心情，和現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隻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跡，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張勳來也好，段祺瑞來也好，我真自愧遠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當我還是孩子時，那時的老人指教我說：剃頭擔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掛頭的。滿人入關，下令拖辮，剃頭人沿路拉人剃發，誰敢抗拒，便砍下頭來掛在旗竿上，再去拉別的人。那時的剃發，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確是氣悶的，但掛頭故事卻並不引起我的驚懼，因為即使我不高興剃發，剃頭人不但不來砍下我的腦袋，還從旗竿鬥裏摸出糖來，說剃完就可以吃，已經換了懷柔方略了。見慣者不怪，對辮子也不覺其醜，何況花樣繁多，以姿態論，則辮子有鬆打，有緊打，辮線有三股，有散線，周圍有看發（即今之“劉海”），看發有長短，長看發又可打成兩條細辮子，環於頂搭之周圍，顧影自憐，為美男子；以作用論，則打架時可拔，犯奸時可剪，做戲的可掛於鐵竿，為父的可鞭其子女，變把戲的將頭搖動，能飛舞如龍蛇，昨在路上，看見巡捕拿人，一手一個，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則一把辮子，至少十多個，為治民計，也極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謂“海禁大開”，士人漸讀洋書，因知比較，縱使不被洋人稱為“豬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辮，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覺得毫無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這是縱使生於民國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於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自然，排滿的學說和辮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是早經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實際上感到不便的，卻是那辮子。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我第一次所經曆的是在一個忘了名目的會場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不覺肅然起敬。但聽下去，到得他說“我在這裏罵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裏罵吳稚暉”，聽講者一陣大笑的時候，就感到沒趣，覺得留學生好象也不外乎嬉皮笑臉。“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後。吳稚暉在東京開會罵西太後，是眼前的事實無疑，但要說這時西太後也正在北京開會罵吳稚暉，我可不相信。講演固然不妨夾著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不過吳先生這時卻正在和公使蔡鈞大戰，名馳學界，白紗布下麵，就藏著名譽的傷痕。不久，就被遞解回國，路經皇城外的河邊時，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撈起，押送回去了。這就是後來太炎先生和他筆戰時，文中之所謂“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麵目上露”。其實是日本的禦溝並不狹小，但當警官護送之際，卻即使並未“麵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撈起的。這筆戰愈來愈凶，終至夾著毒詈，今年吳先生譏刺太炎先生受國民政府優遇時，還提起這件事，這是三十餘年前的舊賬，至今不忘，可見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叢書》內，卻都不收錄這些攻戰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虜，而服膺於幾個清儒，殆將希縱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
剪掉辮子，也是當時一大事。太炎先生去發時，作《解辮發》，有雲──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餘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強鄰，戮使略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涔涔曰，餘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剪除，餘之罪也。將薦紳束發，以複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於是曰，昔祁班孫、釋隱玄，皆以明氏遺老，斷發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發’，《漢書·嚴助傳》曰：‘越發’，（晉灼曰：‘，張揖以為古剪字也。’）餘故吳越間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也。……”
文見於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書》中，後經更定，改名《檢論》時，也被刪掉了。我的剪辮，卻並非因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斷發文身”，今特效之，以見先民儀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歸根結蒂，隻為了不便：一不便於脫帽，二不便於體操，三盤在囟門上，令人很氣悶。在事實上，無辮之徒，回國以後，默然留長，化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黃克強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發，也未嚐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