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建國
每當人們提起海南島，就勾起我二十年前一段難忘的南繁經曆。讀者中誰知道海南島是我國的南繁基地，甚或你也曾南繁過，我就終於找到知音了。要不然，聽我慢慢道來。
所謂南繁，顧名思義，就是到南邊去繁殖。所繁殖的，當然是莊稼。什麽水稻啦、棉花啦、玉米啦、西瓜啦，應有盡有。好多人問我：幹嗎一定要去海南島種你的那幾棵水稻？
二十年前，我是含著眼淚踏上去海南島南繁的“征途”的。
其實在當時，去海南島南繁可說是一件美差。且不說到過“天涯海角”吹起牛來的分量，光那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出差補貼，就能把人美死。而且，人到了天涯海角，幾點上工，幾點收工，誰還管得著？不就幾棵水稻嗎？小菜一碟。因此，幾乎所有的男知青都盯著這份美差。說實話，我也不知這麽好的事情咋會落到我頭上。
話雖這麽說，當我真的聽到這一消息時，可以說像是聽到了晴天中的一聲霹靂，幾乎給暈了過去。原因是就在這之前沒多長時間，我聽到了一個更“要命”的消息——鄧小平決定恢複高考。口號大體是：單位同意，文化考試，擇優錄取。不管上大學是塞翁得馬也好，是塞翁失馬也好，這可是我們知青盼了多年，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大事，你說這不是要命的消息嗎？
當我從“昏迷”中稍微清醒過來一點後，立馬回家求救。其實父母除了比我更急外，也沒什麽高招兒，無非就是上衙門去求“公仆”。可憐天下父母心！“公仆”的搪塞非常有藝術：十屆考一屆，是那麽容易考的嗎？從他們的目光中，不難看出這樣的潛台詞：看你這蟲頭蟲腦的草民兒子，還能考上大學？猛一想，他們講得、想得也不無道理。可再仔細一想就不對了：考得上也罷，考不上也罷，你總得給我一次機會吧？
說到機會，現在的年輕人大概不會有我們當時那樣痛徹的體驗。且不論“文革”後期上山下鄉運動中的朝令夕改，以及滿廟遍寺的歪嘴和尚念經，光那“反擊右傾翻案風”，就能讓你對時局的變幻莫測目瞪口呆好一陣子。想想看，如果今天小平說全國恢複高考，明天冒出一個毛澤東的接班人，說要堅持“五七”指示的道路，反擊“右傾”高考風，那時甭說高考沒戲唱，恐怕有高考思想的人都得“講清楚”。考上的，當然是“右傾”高考風的受害者，就既往不咎啦；沒考上的，想辦法上調吧；像我這種沒機會考的，上吊也沒用。
就這樣，在高考報名即將開始前的幾天，我極不情願地登上了去廣州的列車。哥哥在送我上火車之前，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一大捆書，顯然想讓我來年東山再起。上大學是哥多年的理想，因“文革”後的種種原因，終究沒能上成。因此，在我整個高考折騰中，他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四處借書，八方請師。想起來慚愧，我對弟弟十分之一的心都沒盡到。我自己也暗下決心，隻要高考政策不朝三暮四，我對高考將是海枯石爛，永不變心。
海誓山盟究竟不牢靠，我一到海南島就“整個一個陳世美”了。這倒並不是因為旖旎的南國風光和婀娜的黎族姑娘使人樂不思蜀，而是因為當時海南艱苦的環境使人苦不思書。即使看到駐地部隊師部首長的幾個千金正張羅著準備高考，我也沒動心。理由很簡單，人家是首長千金，與我們不能同日而語，咱不用去湊熱鬧。要是我的哥們兒全都出國了，我才會像螞蟻呢。
要說最艱苦的，莫過於缺水。我們的南繁點，在三亞附近的一個部隊營地，那個地方叫荔枝溝。不過，我隻看到溝，沒看到過荔枝。一談到荔枝，人們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水汪汪。可惜荔枝溝沒清清的淡水河。當地的莊稼靠上遊水庫限量供水。據說因為截水的事而常有械鬥發生。不過，我們倒不用操心械鬥，因為一到冬天，天公作美，天天給你陽光燦爛，水庫水位直線下降，滴水不放。我們知道，水稻是靠水養出來的（不用水的叫旱稻，等你培養出來呢），因此，我們一到營地，第一件事就是找水。洗澡不也要水嗎？營房邊上有一口井，一隊官兵和所有南繁隊的用水全指望著它。
於是，我和另一個哥們兒到海南的第一大任務就變成了找水。要是光找水還好，可惜世上還很少一缺一難的事，就像很少十全十美的事一樣。難的是要找到一塊在水源邊上尚沒人霸占的地。盡管我們翻山越嶺，走村串寨折騰了好一陣子，結果還是無功而返。眼看日子一天天過去，再不播種要誤事了，哥兒倆一咬牙：挑水種稻。
這話說起來難，幹起來更難。灌稻田可不像澆菜秧子，水稻開始幾個月可基本上是泡在水裏長大的。那時候，多麽希望下一場雨啊。可太陽每天比你起得還早。有時天上偶然飄來一朵雲，就有人對著它打降雨彈。但是那親愛的雲兒一會兒就跑得無影無蹤了。不知哪家的錄音機傳來“你不要像/天上的雲/飄呀飄呀飄得不見了”。此情此景，咱貧下中農不禁想起那惱人的江南好——不是文人騷客的這個紅那個綠，也不是流香汗者的這個雕樓那個玉砌。江南好，好就好在它星羅棋布的河流、湖泊和池塘，盡管有時你會對冰冷刺骨的水恨之入骨。
不管怎麽說，靠著肩挑手提，總算把那些個“雜種”給播下了。這些雜交種一顆顆一粒粒都是寶貝。可麻雀卻並不這麽認為，它們才不管你種的是什麽雜交種不雜交種，能填飽肚子的就不是孬種。這一下又把人給害苦了，整天得盯著這些寶貝。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造成某一族雜交種的斷子絕孫。當時，雜交水稻在中國方興未艾，農業界對它寄予厚望，我們的任務就是培育雜交水稻新品種。
講到雜交種，有必要把水稻的雜交進一步交代一下，免得讓人誤解。其實，水稻是一種十分規矩的植物。規矩到什麽程度呢——其雌蕊隻認屬於自己的花粉，隻要有自己的花粉存在，她絕不接受其他花粉。事實上，水稻的花是雌雄同苞的。我們平時見到的稻殼，在開花（我們貧下中農稱揚花）季節，裏麵藏著一個雌蕊和六個花藥。花藥裏有無數花粉，用來傳種接代。因此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要使水稻雜交，得先把尚未開花的雄蕊燙死（雌蕊比雄蕊耐溫）或者幹脆把花藥整個給掐了，留下雌蕊（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隻有人才想得出來），用套子套起來。等到雌蕊長成二八姝麗時，硬把素不相識的花粉抖上去。此時，雖然雌蕊是幾千個不願意（對花粉的識別能力），也無可奈何了（這是典型的逼良為娼）。
言歸正傳。哥兒倆起早貪黑，看著播下的種子從發芽、成苗、分蘖、抽穗，一天天長大，也自有一份樂趣。接下來的事就是做手腳。具體的手腳就不介紹了，反正在我們工作的地方，周圍的含羞草都閉上了眼睛。最後，終於到了開花季節。水稻一定要見到陽光才開花，大概在十點左右，原來合上的殼開始分開，六個雄蕊慢慢伸出，同時散出無數的花粉。到十二點左右，雖然雄蕊伸得最長，最大，但花粉已全部散盡，顯得蒼白無力，耷拉著腦袋。而此時稻殼也開始閉上。我們那哥們兒挺會充積極，每天過了十二點，頂著中午的烈日，去瞄有沒有開花。等到剛開始開出稀稀拉拉幾朵花，就用那已萎了的花去給人家授粉。我跟他講了幾次萎花無用論，他卻不屑一顧，我行我素（後來我接觸的人多了，才知道自己臉上有“書呆子”三個字）。不過大家不用擔心，我自是成竹在胸。等到花開得最盛的那兩天，我十點半左右到作案現場，也不用頂烈日，也不用擔心花源不足，穩穩當當地就把那事給辦妥了。帶著飽滿的種子向領導報功的當然不是我。說不定我還被向領導匯報怎麽怕頂烈日，怎麽偷懶的呢。
在海南島的半年多時間，使人忙得團團轉的當然不光是水稻，其他事情像“騙”幾個椰子啦，“偷”幾個芒果啦，揀些個貝殼啦，還有向漁家姑娘討價還價買未經加工的珊瑚啦，等等。不過，海南島給我印象最深的，一直縈繞在我心頭的，是那“趕集的牛車”。為找水，我們到過許多小村鎮。住在招待所，每天清晨，那吱呀吱呀的牛車聲就會把你從睡夢中喚醒。那牛車包括輪子全部是用木頭做成的，輪子和軸之間，沒有任何減少阻力的機製，難怪滾動起來發出吱呀吱呀之聲。當時我就心想，要是在輪子和軸之間，裝上一個滾珠軸承，那老牛該省多少力氣。如今二十年過去了，我很想問一下眼下去海南的人：在遠離海口，三亞的小村鎮上，當年那些牛車是不是都換成機動車了，或者至少裝上了滾珠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