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黑馬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下鄉插隊，隨後兩年半的艱苦生活，使我有了直麵人生和社會的機會。我所在的那個知青組，前後有三十多人，吃住在村裏專門設置的“知青組大院”裏，但分散到各生產小隊去勞動和分配。當時正值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高峰，各地農村都在爭創“大寨縣”，村裏則是在爭取畝產“過長江”，“跨綱要”。我們那個村子很窮，三百多戶家，一千多口人，八個生產隊，隻有為數不多的十幾輛自行車，沒聽說誰有手表和半導體收音機，縫紉機也沒有幾台。那時村裏沒有電，更沒有拖拉機，僅有的機械就是幾台破舊195柴油機，所有的農活都是靠鋤鐮銑、牛馬和笨重的體力。生活也很艱苦，長年的主食就是地瓜麵“煎餅”和玉米麵“窩窩頭”，白麵很少，肉和油很缺，吃臭蝦醬時常常會吃出蒼蠅來，能在過節時吃上一頓肉包子，簡直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剛下去那回兒，知青們熱情極高，牛氣衝天，我們的口號是：“紮根農村六十年，六十年不死接著幹。”大家的確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夏天戰洪水，冬天修梯田，誰都想“磨兩手老繭”，認認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記得有一次地頭“賽詩會”上，一位知青朗誦自己創作的描寫“推小車”情景的詩歌：“懷一顆紅——心——露一臉鋼——筋——看，填平的車轍複壓深……”大家頓時笑得前仰後合，滿地亂滾。的確，我們當時就那麽幼稚。
那會兒，我的美術特長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村裏村外，“大寨田”山頭，公社大街兩旁，到處都可以看到我的大字，最大的字有幾米見方，用石頭在山坡上擺成，遠遠就能看到。我還參加了公社文藝宣傳隊，翻山越嶺到各自然村、生產隊、地頭和場院裏演出。那會兒我很自豪，自以為我們正在為那個“崇高理想”紮紮實實地奮鬥著。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逐漸地認識和體會到什麽是真正的社會和人生，它與狂熱的理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那時知青下鄉是隨父母的所在單位的，這樣便於管理。我們那個組知青們的父母來頭都比較大，當時那個專區第一、二把手及各局委主要領導的孩子基本都在我們這個組待過。由於這樣一幫地區領導的千金或公子住到了這個偏僻的小山村，從縣、公社到大隊都極為重視，生怕有所閃失，弄丟了頭上的“烏紗”。
剛開始時，知青們的安排和待遇還是一樣的，可謂“同吃，同住，同勞動”，可這種狀況很快就有了明顯的差別。那些領導的子女先後被安排去當會計、保管、供銷社的售貨員、民辦老師、赤腳醫生、廣播員等，脫離了繁重的體力勞動，成了所謂的“公職人員”，有的甚至幹脆回家泡病假。因為他們的老子手裏有權，可以給大隊、公社乃至縣裏批幾張條子，帶來諸如化肥、農藥、水泥、鋼筋等當時的“緊俏物資”，生產隊和公社的幹部又可以借知青家訪的名義，到那些領導人的家裏串串門，送上一點兒農村的“土特產”，為將來的仕途暢順通融一下感情。而我們這些來自普通幹部家庭的知青，則被另眼相待，不僅好位置輪不到我們，入黨的次序也排在那些知青的後麵。後者是我尤其不能容忍的，因為當時我對“政治上的進步”看得比什麽都重要，自認為在中學階段時曾比他們強過，下鄉後又是知青組副組長，大隊團支部書記，還負責著大隊的宣傳以及公社的知青文藝演出隊，連年被評為縣裏的“先進知青”，一直積極勞動在第一線，理所當然會“優先入黨”，可事實卻把我的幻想和自尊心砸得粉碎。
下鄉不到一年時，我與同組的另兩個正副組長一起填寫了“入黨誌願書”，經本村黨支部通過後報公社黨委審批，據說是因“名額限製”沒被批準。那次我很委屈，有苦無處訴。其實我應該明白，與那兩位知青相比，我除了埋頭苦幹外，並不能為村裏和公社多作點兒“貢獻”，怎能這麽輕易地“撈”到“黨票”呢？
第一次入黨失敗後，帶隊幹部怕我有情緒還專門找我談話，希望我接受“組織的新考驗”。我還認真地反省過，準備“端正態度，放下包袱”，以更大的熱情投身到各項工作中。不出半年，組裏又有兩位知青因“特殊貢獻”而被接受入黨，我也再次“陪殺場”，結果還是不批，據說這次是“材料不全”。哈哈，第一次材料齊全，第二次反而不全了，誰信呢？這次，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知青組裏也有人嘀咕，說我家裏有“重大曆史問題”，所以兩次入黨才被“刷”下來。這種說法在當時簡直是等於被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真比殺了我還難受。兩次挫折，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傷害，更有一種被戲弄、被羞辱的感覺。
一九七六年夏季，村裏小麥豐收，社員們都指望著這下會多分一些麥子了。誰知都打了兩遍場了，公糧還是沒有繳足，後來了解到那是層層吹噓，弄虛作假，爭當“大寨縣”、“大寨村”造成的惡果。畝產吹得高了，繳公糧的指標當然也高，最後的結果是從上到下得了錦旗，有的人被提拔了，而勞苦了一年的社員們，那年人均僅分得了二斤麥子。二斤啊，喂老鼠都不夠，其他的全是地瓜和玉米。第二年春夏青黃不接時，一些人家就斷糧了，隻好偷偷地東借西湊，挖野菜度日。記得知青組在自己的菜地裏種了一些大蒜，收回來把蒜頭切下來醃鹹菜，那扔掉的蒜稈蒜葉都被社員們揀回去吃了。我們知道後都流了淚：為什麽種糧食的人卻吃不飽，餓著肚子還不敢聲張？
那年初春，本村民辦小學的一位女教師回家生孩子，學生沒人教，村裏讓我去代幾天課。那是一所怎樣的學校啊，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教室裏沒有爐子，窗戶和門上沒有玻璃，用塑料薄膜封著，寒風不時從破洞裏吹進來，課桌和凳子用土磚和水泥壘成。孩子們就是坐在冰冷的“土堆子”上，伏在冰涼的“土台子”上，忍受著寒冷聽課。這就是“祖國的花朵”嗎？他們能擔負起農村的未來嗎？看著孩子們凍紅的小臉和小手，我的心都在流血。
目睹了農村的艱難困苦和各級幹部結黨營私、勾心鬥角，以及周圍那些“優秀分子”的拙劣表演，我慢慢對自己所追求目標的正確性產生了迷惑和懷疑：為什麽理想與現實有這樣大的反差？是理想錯了還是現實出了問題？或是我個人對理想的認識有偏差？當時我經過一段時間的思索之後，決定放棄對那個虛無縹緲的目標的追求，從痛苦的旋渦中解脫出來，轉向於充實自我。那時的想法中，或多或少地夾雜著與他們比高低的情緒，但無論如何，我因禍得福了，從那以後不再那麽輕狂，開始冷靜地思考和學點東西了。
農村的生活是艱苦單調的，但我卻過得很充實。白天的田間地頭和夜晚的油燈下，是我看書的好地方。知識填充了大腦，使我擺脫了煩惱；樸實的農村社員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們鼓勵我且給予我許多的幫助；月光下知青組前麵的小河，漂走我多少悠揚的琴聲。我相信是金子總會發光，即使它可能一時被埋在土裏。我想，無論組織是否接納我，我都是社會的一員，我還可以為社會的進步、祖國的發展，貢獻自己的聰明和才智，這是誰也不能奪走的權利。由於我的及早醒悟和堅持不懈，多年荒廢了的學業又重新拾了回來。一九七七年恢複了高考製度，那年十二月十日，我冒著嚴寒，步行十幾裏路，去公社所在地參加了考試，實現了繼續深造的夢想。
說來也滑稽，就在我接到了入學通知，準備離開知青組的前十幾天，大隊黨支書突然通知我，說我的入黨申請被公社黨委批準了，要我和最近新入黨的一批知青一起參加入黨宣誓儀式。當我站在那麵“鐮刀斧頭”的旗幟下時，心情是複雜的。我很喜歡歌劇《江姐》中《繡紅旗》那首歌，江姐當年為理想獻身的英雄氣概永遠激勵著我。可是我不知道，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所向往的，是不是我們這樣的社會，他們的鮮血有沒有白流。我們是在繼承他們的遺誌嗎？為什麽我看到了那麽多的醜惡？由於心中充滿了疑惑，所以在那個儀式上，也就沒有了激動和神聖感，我隻是機械地重複地念著別人的話而已。
之後，我離開了農村。在那裏，我不僅流下了汗水和眼淚，也拋棄了不著邊際的幻想，我學到了樸實和勤勞，學會了麵對挫折和選擇人生。艱苦的農村歲月，使我成熟，讓我長大，令我永遠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