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德國
三、 德國：執政聯盟的脆弱與引擎的失速
長期以來，德國被視為歐洲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錨點”，其共識驅動的政治文化、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及強大的工業基礎，使其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扮演著無可替代的領導角色。然而，隨著安格拉•默克爾時代——一個以務實、平衡和危機管理為標誌的時代——的終結，德國政治正步入一個前所未有的不穩定與碎片化階段。2021年聯邦議院選舉產生的所謂“紅綠燈聯盟”（Ampel-Koalition），由社會民主黨（SPD）、綠黨（Grüne）和自由民主黨（FDP）共同組成，是德國曆史上首個在聯邦層麵出現的三黨聯合政府。這一組合本身即是一個意識形態光譜跨度極大、政策主張迥異且內部張力顯著的脆弱實驗。其誕生並非源於強烈的共同願景，而是在數學上的必然結果——沒有任何兩個政黨能夠組成多數政府——這使得德國的歐洲政策領導力、國內改革動力以及作為歐盟穩定器的角色均麵臨嚴峻考驗。
• 選舉碎片化與聯盟內部分歧的結構性分析
2021年的選舉結果深刻反映了德國社會的政治分化。兩大傳統全民黨（Volksparteien）——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和社民黨——的得票率總和僅為49.7%，創曆史新低，而綠黨（14.8%）和自民黨（11.5%）則成為關鍵的造王者。由此產生的聯盟協議是一份長達178頁的複雜妥協文件，其中在歐洲政策關鍵議題上存在深刻且難以調和的內在矛盾：
•綠黨秉持深厚的聯邦主義信念，倡導一個“主權歐洲”，支持深化一體化、擴大歐盟共同財政能力、推進氣候議題上的雄心勃勃的跨境監管，並強調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政策。他們無疑是聯盟中最為親歐的力量，其願景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倡導的“歐洲主權”戰略存在諸多共鳴。
•自由民主黨（FDP）則堅守國家主權和經濟自由主義傳統，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債務聯盟”或永久性財政轉移機製（如“下一代歐盟”複蘇基金可能常態化）。他們主張嚴格維護債務刹車（Schuldenbremse）、削減歐盟預算、減少監管負擔，並對歐盟進一步擴大持謹慎態度。其歐洲觀更接近於“節儉四國”所倡導的鬆散政府間合作模式。
•社會民主黨（SPD）作為總理黨派，其立場相對居中但更側重於“社會歐洲”維度，關注就業、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的趨同，對共同投資持開放態度，但在進一步主權讓渡問題上則更為謹慎。
這種根本性的哲學分歧導致政府在幾乎所有重大歐洲議題上都陷入冗長的內部談判、相互否決和最低限度妥協。決策過程不再具有默克爾時代那種可預測性和戰略性，而是變得高度內向化、事務主義化和短期化。
• 關鍵政策領域的內部衝突與決策癱瘓
聯盟內部分歧在具體政策製定中暴露無遺，顯著削弱了德國在歐盟層麵發揮領導作用的能力：
1.財政規則改革與債務政策：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的改革是後疫情時代歐洲經濟治理的核心辯論。歐盟委員會提議放寬債務削減路徑，賦予各國更多靈活性以進行關鍵投資。對此，德國聯盟內部出現嚴重分裂：綠黨財長克裏斯蒂安•林德納（FDP）堅決捍衛嚴格的財政紀律，反對任何弱化規則的建議；而綠黨和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綠黨）則主張更靈活的解釋，以支持綠色轉型和數字投資。這種公開的分歧使德國無法在歐盟談判中形成統一立場，常常在最後一刻才提出折中方案，其影響力大打折扣。
2.能源與氣候政策：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迫切要求歐盟統一的應對策略。綠黨極力推動加速退核退煤、擴大可再生能源和歐盟層麵的能源補貼計劃；而自民黨則更強調技術中立、市場解決方案和反對價格幹預。在國內，聯盟就延長核電站壽命、投資天然氣基礎設施以及如何分配數千億歐元的能源補貼進行了數月激烈爭吵，這直接影響了德國對歐盟共同能源政策的支持力度和響應速度。
3.防務與安全政策：在歐盟戰略自主和加強共同防務能力問題上，各黨態度迥異。綠黨支持深化歐洲防務一體化，甚至不排除最終走向歐盟軍隊；社民黨傳統上對大西洋聯盟更為忠誠，對戰略自主持務實但謹慎態度；自民黨則強調絕不能削弱北約，堅決反對任何可能導致重複投入或債務增加的聯合借款計劃。這使得德國在支持歐盟防務基金（EDF）或協調軍備采購等倡議上往往行動遲緩、承諾有限。
• 對歐盟領導力的影響：德國引擎的失速
德國政府的內向化和決策遲緩正在產生負麵的外溢效應，對整個歐盟的運作效率和發展方向造成損害：
•法德引擎失靈：長期以來，法德軸心是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核心動力。然而，與馬克龍政府相比，現任德國政府缺乏一個清晰、連貫的戰略願景。在諸如歐盟擴大（特別是烏克蘭入盟談判）、經濟治理改革和應對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等重大議題上，德國往往遲遲無法拿出立場，或隻能提出技術性回應，導致法德倡議的頻率和影響力顯著下降。馬克龍多次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倡議（如歐元區預算、共同債務工具）因缺乏柏林的堅定支持而擱淺或縮水。
•中東歐影響力的填補：德國政治影響力的暫時收縮為其他行為體提供了空間。波蘭法律與公正黨（PiS）執政期間雖與歐盟存在法治衝突，但積極塑造中東歐地區的議程；“節儉國家”聯盟（如荷蘭、奧地利）在財政規則辯論中的影響力相對上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更是利用一致通過製在歐盟決策中不斷進行勒索。一個猶豫不決的德國難以有效整合歐盟各方利益，也無法有效製衡這些離心力量。
•危機應對能力受損：歐盟當前麵臨多重危機疊加：烏克蘭戰爭的長期化、能源轉型的經濟社會成本、數字競爭力落後以及極右翼崛起帶來的政治挑戰。有效的應對需要德國提供堅定的政治支持、財政資源和領導確定性。然而，脆弱的“紅綠燈聯盟”極大地限製了柏林的行為能力，它不得不優先處理內部紛爭，往往隻能在最低共識基礎上行動，導致歐盟的整體危機應對顯得遲緩且不夠有力。
綜上所述，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政治轉型期遠未結束，其內部的政治碎片化與聯盟脆弱性已外溢為歐洲層麵的領導力真空。德國這台歐洲引擎的“失速”和“爆裂聲”，並非源於其經濟實力的根本衰落，而是源於其政治體製凝聚共識、製定戰略和果斷行動的能力正在被削弱。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歐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強大、可靠且目標明確的德國。然而，目前看來，德國自己正深陷國內政治的迷宮之中，其作為歐洲穩定錨點和一體化引擎的角色，正麵臨數十年來最嚴峻的質疑。這一趨勢若持續下去，不僅將重塑德國在歐盟內的地位，更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歐洲一體化的動力結構與未來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