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序文使鄒容名聲大振，《革命軍》風靡一時，有聰明的出版商很快將鄒容的著作和章太炎的序文合刊發行，洛陽紙貴，傳誦一時，海內外各種各樣的翻刻本不知凡幾，或認為這些著作為中國版的《獨立宣言》、《民約論》，或認為鄒容、章太炎為中國人指出了一條可供選擇的政治道路，舉國上下，無不震驚。
在這些聰明的出版商中，有一個年輕人叫章士釗，他是一家新刊物《蘇報》的主編，他正在因為《蘇報》發行量上不去而苦苦發愁，現在看到鄒容、章太炎的作品那麽吸引人，遂下決心邀請鄒容、章太炎加盟，為《蘇報》寫專欄，或者同意將他們的作品在《蘇報》上連載。
《蘇報》的主人為常州人陳範。陳範為常州望族，其長兄陳鼎任職翰林院，在1898年政治變革中鼎力推薦馮桂芬的激進政治思想，主張中國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全麵學習西方。
與長兄相比，陳範就稍遜**了。陳範在屢試不第的情況下，花錢捐了一個知縣，然而這個知縣並沒有做多久，甚至沒有將捐出的銀子掙回來，就因為一場教案被解職。作為豪門出身的“官二代”，陳範大約覺得官場不易，不願在官場繼續蹉跎，或者已經明白自己在官場上不會有大的發展，總而言之，陳範利用生在豪門的優勢資源，在上海發展實業，出資購買了一份不起眼的小報，希望由此開始實業夢想。這個小報就是《蘇報》。
由於《蘇報》規模太小，在繁華的上海基本不具備競爭力，所以怎樣提高發行量，成了《蘇報》存活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
《蘇報》成長的另一個關鍵是要找到一個有人脈、有能力的主編，於是找到了年輕、能幹、有才華、有人脈的章士釗。
章士釗原本是南京陸軍師範學堂的學生，時年22歲。因學潮離開了南京，來到上海，加入了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與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張繼等人相識相交，而鄒容也因章太炎等人引薦，成為章士釗的好朋友。
或許是因為這些豐富的人脈關係，年輕的章士釗敢於接受《蘇報》主編的職務。也或許因為這些具有革命思想傾向的人脈關係，使《蘇報》的麵貌在短時間發生巨變，成為商業化非常濃厚的上海灘上少有的政論類報紙。
陳範認同章士釗的才華、人脈和能力，但對於章士釗的交際圈子和激進思想，陳範也比較擔憂。他畢竟是報紙的出資人和主人，不是政治家、革命家，他可不想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因為那些反政府的出格言論而毀掉，所以當他發現報紙的發行量上去了，自然高興；隻是看著言論越來越出格，像發表的鄒容《革命軍》、章太炎的序文、還有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多少犯了朝廷的忌諱。
不過，陳範並沒有對章士釗激進編輯主張過多幹預，畢竟這個方針為報紙帶來了財源。而且，陳範心中還有一點僥幸，那就是《蘇報》畢竟在租界注冊、在租界出版。租界就是國中之國，這塊土地雖然屬於大清國，但實際管轄權卻在外國人手裏，按照外國的法律進行治理，租界中的中國人像西方人在西方一樣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這是陳範放任章士釗發表鄒容等人反政府文章的一個原因，也是章士釗敢於這樣做的一個原因。
相對寬鬆的言論空間當然隻是相對的，如果在租界反政府、反體製的言論太過分，中國政府不會容忍，也有權力與租界當局進行交涉。所以怎樣拿捏劍走偏鋒的言論而又不使朝廷太憤怒，怎樣能大幅度提升報紙發行量而又不惹來政治麻煩，這確實是對報人智慧的重大考驗。
章士釗接手後，特別是將章太炎和鄒容等人的文章發表後，《蘇報》發行量直線上升，陳範心中暗自高興。然而到了6月7日，當《蘇報》開始連載《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之後，陳範似乎覺得有點出格，向章十釗表示《蘇報》上的言論如果過於出格，那不是自取滅亡嗎？
麵對陳範的憂慮和指責，章士釗深感不安與愧疚，他原準備迅即辭職，讓陳範另請高明，不料陳範在一天之內態度發生根本轉變，支持章士釗放膽高論。
陳範為什麽會在一天之內發生驚天大逆轉呢？原來他在這一天遇到了孫中山，孫中山答應在經濟上為《蘇報》提供讚助，提升效益。孫中山是舉國周知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支持《蘇報》，那麽《蘇報》發表一些革命的言論有什麽不妥呢？
有了陳範的這個轉變，《蘇報》在章士釗主持下，連續刊發激進的政治論文，名聲大噪，影響日增。遺憾的是，《蘇報》不僅由此引起清廷高度關注，危險步步逼近，而且更重要、更難堪的是，陳範遇到的什麽孫中山，原來是個假的，他的真名為錢寶仁，是混跡於上海灘的小流氓，他謊稱支持陳範、幫助陳範，隻是想從陳範那裏騙點錢。
《蘇報》刊發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革命軍》同一天，正在上海的工部大臣呂海寰就敏銳感覺不對，再結合張園的係列演講，呂海寰提醒江蘇巡撫恩壽不可掉以輕心，建議密拿蔡元培、吳稚暉、鈕永建和湯爾和四人。
呂海寰的建議背後或許有個人恩怨，但這個建議對兩江總督魏光燾來說，無疑相當被動。這兒是自己的轄區，竟然發生反政府、反朝廷的事情，於是他在6月20日向朝廷上了一個密電，建議查禁上海愛國會演說。毫無疑問，魏光燾希望化被動為主動。
對於魏光燾的報告，朝廷迅即批轉外務部。外務部在第二天根據魏光燾的建議向沿江沿海各省督撫下達嚴密查拿的指令。
根據朝廷指令，兩江總督魏光燾於6月26日委派江南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專程前往上海，會同上海道台與領事團交涉，要求租界當局協助捕拿蔡元培、章太炎等人。
俞明震曾經在甲午戰爭中協助唐景崧據守台灣，為台灣民主國的創辦人之一，因而其思想比較開明，愛惜人才。他知道這些所謂反朝廷、反體製的青年，其實熱心愛國，都是希望國家進步，隻是朝廷政治改革太滯後，遂引發這些激烈的言論衝突。像章士釗原本就是他在南京陸師學堂的學生，其子俞大純不僅是章士釗的朋友，而且與吳稚暉、鈕永建、湯爾和都有不錯的關係。因此據說俞明震此次主動請纓前往上海協查，在某種程度有設法保護人才的意思。而魏光燾能夠同意俞明震的這種處理方案，除了認同俞的分析外，當然也有大事化了，小事化無的意思。
根據這樣的思路，俞明震抵達上海的當天晚上，就約見吳稚暉，以委婉的口氣暗示朝廷嚴厲查處意圖，這顯然是希望吳稚暉向相關涉案人員透露，未抓先驚，最好各自逃走，大家都相安無事。
鑒於租界特殊的情況，清廷和魏光燾等直接處理此案的相關人員應該都有這種意思，如果能夠將這些政治激進主義分子從租界、從上海趕走，流亡海外，就可以減少許多麻煩。所以此次查案就顯得很奇怪，朝廷的秘密指令竟然被《中外日報》6月27日發表，而具有官方色彩的候補道陶森甲、俞明震、蒯光典等都曾先後來到愛國學社，勸告蔡元培等人注意言論尺度，不要太出格，以免讓朝廷抓住辮子惹來麻煩。
魏光燾、俞明震等人的用意已經很清楚了，所以吳稚暉、蔡元培、章士釗、陳範等能跑的都跑了，他們期待像過去各次一樣，躲過了風頭，一切如常，關鍵是要逃過風頭。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就是有人不信邪，比如章太炎。吳稚暉在獲悉事情可能不妙的消息後，當麵勸章太炎趕快逃走，而章太炎不以為然，反而罵吳稚暉沒骨頭，小事擾擾。陳範逃跑時也讓他兒子設法通知章太炎趕快躲一躲，但同樣無法引起章太炎的注意。
章太炎不願逃跑，當然有自己的考慮，除了骨氣外，最重要的是他相信租界是安全的，租界當局會保護他們的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而且，我章炳麟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了，這次是第八次了。我還跑什麽呢？大不了就是殺頭。我章炳麟敢反滿、敢革命，誌在流血，我這一次就不再跑了，愛咋地咋地。這就是章太炎所具有的烈士或誌士情結。
租界當然會保護這些人的言論自由和他們的人身安全，因為在那之前租界保護過康有為、黃遵憲，這可是朝廷通緝的要犯，租界照樣保護下來了，毫發無損。現在租界一定還會這樣做，因為在“《蘇報》案”發生前，巡捕房也多次邀約吳稚暉、章太炎麵談，大意也是隻要你們沒有藏軍火，沒有刑事犯罪，那麽你們的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租界當局一定會負責到底。所以，章太炎對自己的安全堅信不疑。
吳稚暉、蔡元培、章士釗、陳範等人逃跑後，租界巡捕房開始抓捕。6月29日上午，巡捕房將《蘇報》賬房先生程吉甫抓獲。但這依然沒有引起章太炎的警惕，反而使他更加相信租界中的言論自由，你看怎麽樣，巡捕房抓賬房先生是要查報館的賬，這和言論自由無關。
兩江總督、上海道台和俞明震之所以遲遲不動手，大概是希望他們趕快逃走；租界當局之所以一再大肆張揚，也是希望這些人聞風逃走，大家都相安無事。然而，租界的一貫立場使章太炎產生了一個慣性判斷，他覺得租界過去既然保護過康有為、黃遵憲，那現在一定會保護我章炳麟。而且，我章炳麟隻是在言論上反政府、反體製、並沒有販賣軍火，更沒有組織軍隊，相信租界既不會抓，更不會治罪。
清政府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蘇報》，章太炎、鄒容等先後被捕入獄。這是1903年7月1日，美國人福開森給兼湖廣總督端方的密電。
章太炎的判斷此次錯了，當巡捕房用各種方式無法驚走他的時候，就將巡捕房逼到不能不動手的地步。6月30日晚，也就是在報館賬房先生程吉甫被捕36小時之後，章太炎也在愛國學社被抓捕。
據說，章太炎被抓捕時非常英雄，當他看到工部局巡捕時，竟然大義凜然地說，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於是巡捕將章太炎羈押至四馬路老巡捕房的樓上。這就是震驚一時的“《蘇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