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思想確立後，鄒容意識到，革命非公開倡言不為功，要讓中國人都覺悟到必須革命、必須推翻滿清，就要鼓吹、就要煽動，就要從理論上論證推翻滿清的必要性、正當性和合法性。基於這樣的認識，鄒容著手起草自己的重要著作《革命軍》。
《革命軍》全書隻有兩萬多字，條理清晰，結構嚴謹，共分七個部分，分別是緒論、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種、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革命獨立之大義及結論。
1903年前後，留學生中掀起了一個大辦革命刊物的熱潮。圖為當時在東京出版的部分刊物。
在《革命軍》中，鄒容開宗明義地提出推翻滿清的政治要求，毫不含糊地主張建立近代民族國家政治體製，充滿熱情地謳歌革命、謳歌暴力，認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世界之公理，是爭存亡過渡時代之要義，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合理選擇，是去腐敗而存良善的必要手段，是由野蠻而進文明的必然階段，也是除奴隸而為主人的必要條件。
鄒容將革命看作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環節，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是關乎中國生死存亡的至上事業。中國在滿洲人的壓榨下，隻有通過革命才能獲得解放，尋求獨立，改變現狀，贏得未來。在鄒容看來，曆史已經發展到了20世紀，中國要步入世界文明國家，樹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鍾，成為世界上合格成員，成為世界強國，成為地球上的主人之一，不可不革命。革命，是中國人的惟一選擇。
鄒容著《革命軍》
滿清之所以成為《革命軍》攻擊的對象，在鄒容看來，主要還是清政府統治缺少正當性、合法性。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當西方勢力東來之後，清朝統治者喪權辱國，將大片國土分送給了列強，以買一家一姓五百家奴一日之安逸，甚至連滿洲人的龍興之地都不再有力量保護，聽任列強在這塊土地上胡作非為，肆意**。
清政府政治統治的無能使中國人蒙受了巨大屈辱，多少年來，中國人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成為二等、三等，甚至不入等的世界公民或國際棄兒。在與西方列強的交往中，殺一教士而割地賠款，罵一外人而勞中國皇帝老兒上諭動問，中華民族在滿洲人無能統治下，久已沒有尊嚴，久已處在內受滿洲人欺壓、外受列強驅使的悲慘境地。兩百多年前，中原滅於滿洲；而今天，這個大中國又必將在滿洲人統治下滅於列強，中國實際上已經陷入萬劫不複的悲慘深淵。中國的惟一出路，在目前形勢下，不是要抵抗外國人的人侵、欺詐和剝削，而是要利用國際危機，利用滿洲人的外交失敗，起來推翻滿清，重建漢族人的國家。
鄒容的《革命軍》不僅反對滿洲人的異族統治、極權統治，而且反對滿洲人所建立的等級製度、社會構架。認為中國要想獲得獨立，要想走上富強，要想走向共和，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要丟掉過去千百年來的奴隸地位和奴隸思維習慣，要學會用主人、用國民的角度觀察問題、表達看法，要敢於思考、大膽思考，要敢於行動、大膽行動，決不能隻做逆來順受的奴隸，而要把自己變成社會的主人、自己的主人。
接續譚嗣同對傳統中國社會的批判，鄒容也認為秦漢之後的政治架構從根本上扼殺了人性，製造了奴隸。數千年來，名公巨卿、教師大儒，所垂教萬世的不外乎兩個字，一是忠，二是孝。所謂忠於君、孝於親，其實都是奴隸的信條，是束縛中國人心智的精神枷鎖，結果就是沒有人將自己當成頂天立地的人來看待，沒有人享有國民的待遇、擁有國民的精神和性格。所謂四萬萬中國人，其實不過是四萬萬奴隸，四萬萬會說話的工具而已。鄒容強調，中國的進步不是英雄偉人一手遮天，而是四萬萬中國人的整體覺悟和覺醒，中國人一定要舍棄過去的奴隸思想和奴隸習慣，要徹底根除奴隸的根性，要做堂堂正正的國民，要做新時代、新社會的主人。
維新派代表人物之一譚嗣同
《革命軍》旗幟鮮明地回答了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鄒容所歸納的中國革命的二十五條綱領，基本上涵蓋了那時進步中國人在政治上的全部訴求。這些政治綱領是：
推翻滿清野蠻政府；
誅殺滿清皇帝，蔚做萬世不複有專製君主；
敵對幹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人及本國人；
不得侵犯他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
無論何時，政府所為，不得幹犯人民基本權利；人民有權舉行革命，推翻舊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
定名為中華共和國；
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
凡此等等，充分展示了鄒容對西方近代啟蒙思想的吸收和采納，是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重構，充滿體現了主權在民思想。
當然，鄒容的《革命軍》還隻是一種**的描寫，文學的展現，還缺少像孫中山先生那樣的理性思考和縝密構思，其思想來源主要也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不過，由於鄒容年輕氣盛，不屈不撓，他的鼓吹在後來發生很大影響，在革命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因而《革命軍》這本小冊子被章士釗譽為中國國民教育最重要的教科書之一，被孫中山譽為中國的人權宣言，認為是革命黨推翻滿清、實現共和、建立民國的重要理論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