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秋，16歲的鄒容踏上了艱辛的求學路。從重慶出發，沿著長江順流而下，進入設在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廣方言館補習日語，為留學日本進行準備。
留學日本時的解容
翌年春，鄒容東渡日本，入東京同文書院，開始在日本的留學生活。
1894年的甲午戰爭，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曆史走向。原本自信滿滿的中國人不得不重新反省過去30年的發展道路，發現原本不被中國人瞧得起的日本，真正找到了回應西方壓力的正確道路，那就是轉身向西，脫亞入歐。中國先前所堅守的“中體西用”，除了增加一些物資的財富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而這些簡單的物質財富被一場戰爭幾乎徹底摧毀了。物質上的靠不住震驚了中國人，知恥而後勇，中國人重新上路，由先前30年向西方學習轉而踏踏實實向東方學習，留學日本成為那個時代時尚青年的第一選擇。
日本成了中國的榜樣，大量青年學子紛紛前往日本取經求學，據說當鄒容來到日本的時候，在那裏求學的中國人已有上千人之多。
到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與先前遠赴歐美的留學生不同，歐美留學**時代時還是遵循中體西用的救國原則，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層麵的東西，對於西方的政治、製度、思想文化，那時的留學生除極個別的少數如嚴複，大家很少注意。因為當時大家普遍相信中國文明在製度、文化層麵的成就遠過於西洋，中國的問題隻是沒有追趕上西方工業化的機會，在技術層麵上錯過了一次大創新、大發展的機會，所以隻要中國向西方學習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必將完成全麵振興，中國的製度、文化，必將與西方的科學技術完美結合，創造出西方人無法追趕的新文明。
毫無疑問，甲午戰爭之前的中國人太幼稚、太樂觀了，不懂得文明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不懂得科學技術的進步並不單單是科學技術，而是有著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製度因素。經過甲午戰爭的刺激，中國人有了新的覺悟，所以這一次轉身向東，向日本學習，主要的不再是學習日本人的科學技術，而是更多地關注日本的法律、政治、製度等層麵。所以這些留學生後來或成為革命者，或成為改良主義者，差不多都以政治為職業。
在這種大環境下，留學日本的鄒容自然無心於自然科學。他和那些年輕同學一樣，醉心於盧梭、孟德斯鳩、林肯，如饑似渴地閱讀近代東西方啟蒙時代的著作，《民約論》、《萬法精理》，以及《遊學譯編》、《湖北學生界》等，都是鄒容反複研討的對象，從中汲取豐厚的民主思想營養。
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製定的《革命方略》。鄒容的思想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
通過對東西方近代文明的研究，鄒容的思想在短短的時間裏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已超越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開啟的改良主義，超越嚴複所鼓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鄭重思考清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逐漸接受孫中山幾年前的一個重要判斷，即中國問題的根本症結在於一個來自周邊的異族統治者，中國要想邁出現代化的堅實步伐，就必須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這是鄒容思想的一個實質性飛躍。
1903年1月30日，東京留學生舉行新年團拜會。馬君武發表演說，宣傳排滿革命要旨，大受留學生歡迎。圖為馬君武。
鄒容還和同學鈕永建等一起規劃建設中國協會，參與組織中國青年會等革命組織，積極參加反對清政府的一切革命活動，成為留日學生中在政治上最為活躍的積極分子之一。1903年1月30日（中國舊曆癸卯年正月初二），留日中國學生千餘人在東京留學生會館集會，兼請國人到館演說。時有廣西人馬君武在座，眾首推之。馬君武遂登台發表演講，曆數滿洲人人主中原以來的殘暴統治和罪惡，強調滿洲人竊位之可惡，誤國之可恨，啟發青年學子清醒認識滿清政府。馬君武受孫中山思想的深刻影響，將中國不發展的責任歸罪於清廷的愚昧統治。
接著馬君武的演講，鄒容也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聲言不推翻滿洲人的殖民統治，中國就沒有半點希望。昌言清政府不變法改革，即使變法，也沒有繼續存在的依據，也必然要被革命。這些激動人心的言辭犀利悲壯，鮮與倫比，固然激起留學生的熱烈回應和歡迎，毫無疑問，也必然會為鄒容惹來麻煩。
參加當天集會的並不都是革命者，因為是留學生的新年集會，因而不僅有幾十名滿洲學生，而且還有清國駐日公使蔡鈞和留學生監督汪大燮。滿洲學生對馬君武、鄒容的演講當然不高興，他們竊竊私語，認為滿洲貴族統治層所確立的“寧送友邦不與家人”的統治原則，現在看來還真的沒有錯。
至於官方代表蔡鈞和汪大燮，當然也很難高興，職責所在，最怕留學生在政治上出差錯。汪大燮馬上接著演講，強調各位留學生的主要職責是學習，應該將主要精力放在學習上，思不出其位。汪大燮勸告各位還是要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