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27日，章太炎從長沙返回上海。第三天即10月30日，他在上海國民大學發表了一個演講，題為《我們最後的責任》。
在這篇演講中，章太炎大罵共產黨，大罵蘇俄，認為中國必將陷人新的困境。他的這個預感或許有其敏銳的一麵，但其背後無疑也有一些原因和一些人的挑唆。章太炎說，國民大學的成立，原本是因為研究國學和反對複辟，這兩件事情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章炳麟過去主張推倒滿清，所以要研究國學；因為我們研究國學，所以要推翻滿清。研究國學與推翻滿清，表麵上看是互不相關的兩件事，其實就是一件事。現在各位反對江亢虎的複辟陰謀，組織國民大學，這是一件很光明的事。
章太炎指出，江亢虎的複辟已成為過去，不必再說，現在所要反對的，就是那個來自蘇俄的什麽共產黨。章太炎表示，從蘇俄傳來的共產主義是否合乎中國國情還在其次，問題是，現在的共產黨其實並非共產黨，而隻是俄國人的一個支部，它們的名字不應該叫做中國共產黨，而應該實事求是地稱為“蘇俄共產黨”。這個黨不過是借著共產主義的名目作為他們活動的旗幟，什麽共產不共產，簡直就是笑話。
很顯然，章太炎對共產黨有著一種天生的偏見。其實，仔細分析章太炎的批評，他的矛頭好像並不是對著中國共產黨，而是對著國共合作後的廣東政府。他認為國共合作的廣東政府自詡什麽革命政府，發動什麽民主革命，其實就是一個笑話，一個憑借著聯俄路線的政府有什麽資格談民族主義、談革命？也就是說，章太炎的憂慮與憤怒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而是因為孫中山之後的廣東國民政府的政治路線有了問題，而這個問題又與他章炳麟素來堅持的民族主義相衝突。章太炎說，廣東的所謂國民政府簡直就是俄屬政府，這個政府借著俄國人勢力，去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所以他堅定地反對借助俄國人力量去策動什麽革命，他認為這種做法的最後結果一定是對中華民族的戕害，是對中國文明的摧殘，所以必須反對，這就是章太炎說的“最後的責任”。
如果從傳統革命史觀進行觀察，章太炎的這個說法無疑是反動的，是對蘇俄支援中國革命的誤解或不理解。但是如果將章太炎的認識放到一個長時段進行考察，就不能不承認他的這個觀察也有其合理性。根據已經解密的共產國際史料，那時的中國革命確實是來自俄國人的幫助，如果沒有俄國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幫助，不僅沒有後來的共產革命，甚至也不可能有“後孫中山時代”的廣東革命氣象和有力量的北伐。
當然，正像許多研究者早就指出的那樣，章太炎的反共、反赤言論有複雜的原因和背景，既有南北軍政強人的煽動，也有國民黨右派在其背後的指使行為。在孫中山逝世前後，國民黨內部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孫中山的左轉，國民黨內相當一部分人持反對立場。這批人中與章太炎走得最近的有馮自由。
馮自由是馮鏡如的兒子，而馮鏡如是孫中山革命的最早讚助者和追隨者。受乃父影響，馮自由在14歲，也就是1895年時加入了興中會，是興中會早期年齡最小的成員，有“革命童子”之稱。所以革命成功之後，馮自由就是國民黨名副其實的“黨國大佬”。
十月革命之後，經曆過艱難挫折的孫中山看到了新的希望，意識到中國革命要想成功，必須走俄國人的路。孫中山的想法與俄國政府的想法比較吻合，於是在俄國人的推動下，孫中山和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合作，製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建構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主導的民主革命理論。
更重要的是，在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幫助下，孫中山於1924年改組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馮自由參加了這一次代表大會，但他堅定地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反對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
馮自由的反對當然無法阻止孫中山前進的步伐，由此，馮自由在國民黨內逐漸邊緣化、反對派化，他不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他開始和國民黨右派打成一片，製造國共不和。
馮自由（1882—1958）
孫中山被國民黨內的左派所包圍，而他個人也確實對中國共產黨中的年輕領袖如陳獨秀、李大釗等個人人品及能力讚賞有加。國共合作在熱烈地進行著，但確實潛伏著相當危險的因素。孫中山去世後，這些危險的因素浮上台麵，馮自由與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組合成“西山會議派”，公開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通過一係列反共決議，為後來的國共分裂製造了理論依據。
馮自由、張繼等人都是章太炎的老朋友，他們在許多政治理念上意見相近。馮自由的許多政治活動都與章太炎有過溝通和交流，在反對孫中山等問題上，章太炎很容易與馮自由達成一致。所以，當馮自由在京滬“中國國民黨同誌俱樂部”裏發表言論，認為中國政治架構不可能也不應該全盤照搬西歐體製；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共產主義，照搬蘇俄模式時，章太炎的思想與馮自由的主張產生了高度共鳴，力主“護黨救國”，力主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