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的思想與實踐在中國有著久遠的曆史，其本質就是章太炎所說的中央與地方分權，減輕中央集權在治理方麵的壓力。對此，宋教仁也有比較深人的理解和闡釋，以為未來中國的政治架構，偏重於中央集權固不宜，偏重於地方分治亦不宜，最合理、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分權折中，將對外的、消極的、各種政務歸之於中央，將對內的、積極的、建設的各種政務歸之於地方，如此，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或許會達到恰當平衡，有助於民主政治的推動與發展。
然而，理性的分權模式並沒有在民國初年獲得實現，甚至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各省獨立，也沒有成為革命黨人一度期待的聯邦製的基礎，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基本上沒有給地方分權留下活動空間，中央集權的思想漸漸被聯邦思想壓倒了，一度活躍的地方自治思潮再度潛伏。直到袁世凱大權獨攬，各省皆為北洋係的將軍、巡按說宰製，國民黨被摧毀，進步黨也失去了活動的機會，以前反對聯邦製、主張中央集權的進步黨人，忽然又覺得中國的出路在於擴大各省的自治權，於是地方自治的思潮在思想理論界漸漸萌生，並逐漸引起一些政治家的興趣。
譚延閱（1880—1930）
最先將地方自治從理論轉化為政治實踐的是湖南。這可能因為湖南在維新運動時就有了地方自治的實踐基礎，陳寶箴主導的湖南新政從本意上說，就是一場地方自治運動，其最初發動就是希望以湖南一省的發展為中國未來複興預留一個基地。所以當政治發展轉變到了1920年的時候，憤怒的湖南人將張敬堯驅逐出境之後，以“開明將軍”自居的吳佩孚就作了一個順水人情，同意湖南人進行地方自治的試驗。而湖南自治的主導者，也是以文人督軍的湘軍總司令譚延閱。
7月17日，譚延閱向全國發布通電，宣告湖南自治的宗旨，希望湖南能夠通過地方自治超出南北政爭之外，能夠給湖南全省帶來和平，能夠使全省人民休養生息。譚延閭的宣言獲得了南北各界的同情和支持，這其中也包括章太炎，何況章太炎本來就認為中國應該這樣走！
章太炎等南北各界名流的同情和支持，極大鼓勵了譚延閭實行地方自治的勇氣。7月22日，譚延閬發表還政於民、湘人治湘的通電，宣布以湘政還諸湘人。緊接著，邀請章太炎等各界名流前往湖南，幫助湖南製定省憲法，推動湖南自治運動的開展。
章太炎欣然接受譚延閭的邀請了。10月14日，章太炎在湖南省圖書館館長易培基的陪同下抵達長沙。譚延閭、趙恒惕等湖南軍政長官隆重迎接，給予最高規格的待遇，稱譽章太炎為民國先覺、革命元勳，其道德文章久為世人所欽仰，真誠期望章太炎在湘期間指導一切，對於國家、對於湖南，均大有裨益。
在此後的日子裏，章太炎通過幾次演講詳細闡釋了自己對地方自治的看法，以為南北政府目迷五色，莫知適從，中國政治的未來希望不在中央政府層麵能否走出一條新路，而在各省能否實現真正的自治。假如每個省實現了自治，各省實現聯合，那麽不管南方政府還是北方政府，他們存在與否，都不那麽重要了，即便南方政府繼續存在，各省不妨把它當作羅馬教皇看待；假如南方政府倒了，那也就不必再設第二個軍政府了。因為軍政府本是無用的長物，強權者得之，不過是增加了侵略的利器；無權者得之，不過是談判的籌碼、議和的機關。拿這樣的政府去與北方作戰，是根本沒有用的。
對於湖南省自治，章太炎給予高度評價和鼓勵，認為湖南有很好的文化傳統，也有很好的士紳階層，這些士紳階層在過去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與那些完全依靠專製的省份有著明顯的不同。這個不同，就是自治的機會和可能，所以湖南的自治要比其他省份更容易，隻要將過去的紳權轉換為民權，這就往前走了一大步。所以，章太炎希望湖南各界一定要樹立必勝的信心，不要妄自菲薄，以為民權斷非中國所可行。發奮為雄，向來是湘人的特點，章太炎希望湘人在這一點上發揚光大，繼續奮鬥，不要有絲毫退卻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