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章太炎，以及所有革命黨人的理論，都不是書齋裏的空想，而是非常強烈的現實需要，有著直接的政治背景。他們要推翻的是清廷，所以他們的論戰對手就是清政府，特別是清政府的禦用學者。革命黨人的論戰目標是清政府，但清政府始終不做回應，不把革命者當作論戰對手，於是乎，革命黨人的論戰對手隻能等而下之，成了保皇黨。
保皇黨的領袖也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曾經有機會與革命黨人合作，但由於價值理念等各方麵的原因，還是分道揚鑣。保皇黨人始終對革命黨人的理論給予嚴厲批判，康有為所寫的那幾篇告弟子書，其實就是強調革命不可能、不必行，革命是洪水、是猛獸。而章太炎所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其實就是針鋒相對批判康有為，這實際上是革命黨與保皇黨論戰的序幕。
《民報》創刊後，孫中山在《民報》上正式發布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正麵宣傳中國革命的背景、原因、綱領和目的。緊接著，汪精衛、朱執信、陳天華等也都在《民報》上發表文章，狠批清政府，狠批保皇黨。
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於1905年11月26日在東京創刊。孫中山為《民報》撰寫了《發刊詞》。圖為《民報》第一號。
到了《民報》第三號，明白揭示革命黨人的六大主義：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讚成中國革新之事業。
《民報》鮮明的政治立場，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時也激起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黨人的激烈反對，一場理論上的爭辯勢不可免。
就當時國內政治形勢變化來說，清廷在國內外一係列政治壓力迫使下，已經再度認同了1898年政治變革的政治路線，相繼開始了以改良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新政、預備立憲。這種政治跡象深刻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使他們覺得朝廷正在按照他們的規劃而前進，他們覺得朝廷宣布以15年的期限實現憲政雖然顯得漫長了點，但就中國的曆史特征、政治經濟發展情形而言，可能還是比較合適、比較貼切的。因此，他們堅決反對《民報》鼓吹的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主張，認為這種推倒重來的政治主張不僅荒唐，而且殘忍，會引起一係列無法承受的災難。按照康有為的話說，他向來不擔心中國被外國所瓜分所吞並，而深深懼怕因革命而引發的內亂。他向來認為，隻要中國不內亂，無論怎樣不進步，以中國體量之大、人口之眾，在世界上總還算是一個重要國家。然而，假如中國發生內亂，則無論英雄豪傑如何眾多，也很難阻止中國像印度一樣滅亡和消失。所以康有為的基本觀點是，立憲不立憲，對於中國來說還在其次；而革命與不革命，這才是中國最吃緊、最要命的事情。為了中國的安寧與未來，反對革命成為康有為、梁啟超和保皇黨人的曆史使命，至少他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
革命派以《民報》為陣地，同保皇黨的喉舌——《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圖為1906年4月《民報》第三號的號外——《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
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的反革命言論，革命黨人給予堅決回擊。革命黨人認為，滿洲人是異族，非中國人。滿洲人入住中原就意味著中原成了滿洲人的殖民地，對中原漢族實行野蠻的殖民統治。而且，根據革命黨人的看法，這個殖民政府還大肆出賣中國人的利益，隻是一個洋人的朝廷，代表著洋人統治著這塊殖民地。所以現在的排滿革命就是要將滿洲人趕出中原，恢複中華，順帶著就要解決中國民族自立自存問題。
《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革命派與保皇黨論戰文集
按照孫中山一攬子解決方案，中國革命還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主義革命問題，而是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一並解決。在政治上，革命黨人主張在推翻滿洲人的政權之後立即建立民主共和的現代國家，而不是重建漢族人的帝國，不是君主立憲；在經濟上，革命黨人主張實行民生主義，徹底解決土地問題，解決貧富不均問題。
革命黨人和保皇黨人辯論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革命的後果。保皇黨人始終散布革命恐懼論，渲染革命是洪水、是猛獸，革命必然造成殺人如麻、血流漂杵，革命必然引起內亂、內訌，必然影響列強在華利益，引起列強幹涉。如果革命後秩序不能很快恢複和重建，列強很有可能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瓜分或肢解中國，這實際上就是亡國滅種。
對於保皇黨人的紅色恐怖宣傳，革命黨人始終反對，認為這種宣傳隻是別有用心的汙蔑。革命不是某一個特權利益階級爭權奪利，爭奪帝位，革命是為全民族爭福利、爭平等，更不會造成內亂、內訌，革命完全可以有秩序地進行，革命更不會危害到列強的在華利益，不會引起列強的瓜分或肢解。相反，革命黨人承諾革命後的新政權麵向世界全麵開放，一如東西洋各國一樣，完全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何來排外？何來孤立？何來被瓜分、被肢解呢？
革命黨和保皇黨的論戰在章太炎加人之前已經進行很長時間了。由於清廷此時已經開始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其政治目標在某種程度上說，與保皇黨人的立憲主張相似或相近，所以在國內知識界，更多的人或許傾向於君主立憲而不是革命，理由就是那樣簡單和直接，朝廷既然同意立憲了，為什麽還要發動如此驚天動地的大革命呢？因此，革命的理論和宣傳在1906年，也就是章太炎加入前後陷入一個低穀或低潮，革命黨人之所以在吳樾炸五大臣之後開始頻繁發動武裝暴動，其實是政治上陷入低潮的反應。
章太炎的加入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論戰的性質。章太炎不再在革命與改良孰優孰劣上與梁啟超等人爭高低、爭輸贏，他將重點放到揭露保皇黨人政治信譽不可信，清廷的立憲不論理論上是否正確，但其動機卻值得懷疑，清廷和所有統治者一樣，不可能自我約束、放棄權利、縮小權利。清廷所豢養的那些督撫們也不可信，他們隻是一批老宮僚，不可能將中國帶上光明的前途。
對於保皇黨人，章太炎始終有點瞧不上，特別是對康有為，新仇舊恨疊加在一起，使他覺得此公就是一個典型的政治投機者，在政治上毫無信譽可言。康有為在流亡海外的日子裏，一再炫耀“載活小醜”給他的所謂“衣帶詔”，以此證明自己保皇的合法性，但這一點並不被清廷所認同。章太炎的指責，是在暗示康有為的政治信譽有問題，他所鼓吹的改良主義保皇路線，連清廷都不認同，憑什麽還能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道路呢？
至於清廷立憲的虛偽性，章太炎有許多揭露。他始終不相信任何統治者會自動地放棄權力收束權力，所以他在論戰中強調要丟掉幻想、堅持戰鬥，無論清廷立憲走多遠，章太炎始終認為，這場立憲最終結果一定是失敗。後來的曆史發展真的被章太炎不幸而言中，原本在理論上好端端的預備立憲，就是因為清延在最後時刻的自私，出台了一個皇族內閣政治架構，發布了一項極端自私的鐵路國有政策，終於終結了被章太炎和革命黨人始終視為政治欺騙的立憲鬧劇，清廷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章太炎等人的判斷。
在早幾年，章太炎對地方督撫抱有相當的幻想，他的分鎮理論，其實就是希望清廷能夠在權力下放方麵做點文章，讓地方督撫利用各自的區域優勢獨自發展，然後再為全國的政治改革提供方向。然而經過一係列政治變故，章太炎的想法不一樣了，到他主編《民報》時，他認為，清廷豢養的這些地方督撫基本上不可信，革命者對這些督撫一定要拋棄幻想，不要再抱有依靠督撫進行革命、進行變革的任何想法。章太炎指出，現在的督撫是朝廷豢養出來的，富貴尊榮與皇帝相差無幾，他們誰會願意放著平坦大路不走，去和你一起革命，自尋荊棘？從來的藩鎮不是逼到沒路可走的時候，他們斷不會起來造反。
章太炎強調，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還是那些草根階層。且看從古至今的革命曆史，凡從草茂崛起的，所用都是樸實勤廉的人，他們就能將前朝弊政一掃而空；若是強藩內侵，權臣受禪，政治總與前朝一樣，全無改革。因為帝王雖換，前代的腐敗貪汙的風俗，流傳下來，再也不能打掃。像現在中國官場情景是微蟲黴菌到處流毒，不是平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