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蒙古人入主中國後，擄民之有藝業者為軍匠及諸色工匠，著籍為匠戶。世世替國家服役。明朝也沿其遺製，法製且比前朝加密。直到建州人入關後，順治二年（1645年）才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
在《元文類》和《馬哥孛羅遊記》諸書中，我們知道從十三世紀後期以來國營工廠的盛況。從《元史》《明史》諸記載中，我們知道當時一部分匠戶的數目就是三十萬戶，同時在工作的軍匠民匠人夫有過二十五萬九千餘人的記錄。
在這一長期的國營工廠時代中（約1280—1645年），最使我們感覺興味的是私人工廠的出現。在下文所引史料中，第一件可以看出從個人手工業的出產到集體手工業生產的過渡契機，明徐一夔《始豐稿》卷一《織工對》：
錢塘之相安裏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日傭為錢二百緡，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饑寒。於凡織作，鹹極精致，為時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
由資本家出房子、機械、原料、工資，工人則出賣勞力，這和近代的工廠毫無區別。所不同的是工作時間過長，一天要做十三四小時工作，和衣食都由廠主供給，比近代工人稍被優遇而已。並且這一類小規模的工廠，在當時似乎很發達，廠和廠間也有競爭，肯出高價延攬技術熟練的工人。徐氏又記：
有同業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眾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為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
徐氏是十四世紀中葉的著名學者，他曾以在野學者的地位，替明政府修過禮書，同時又對元史的修纂貢獻過意見。根據他在社會上活動的時間，他的《織工對》一文大約寫成於明興以前。他所記的工廠至少是十四世紀中葉以前的情形。
除國營的、私人的工廠以外，第三種的工業生產方式是奴隸手工業，試舉兩例，元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一二《武節將軍呂侯墓誌銘》：
侯連歲出征，夫人躬自蠶織。家童數十人稱工藝廩食之，無惰遊者，以故資用豐裕。
明於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
前一例是十三世紀時事，後一例是十六世紀中葉時事。蒙古舊製，將士出征自備武器及給養，一切所需都取給於奴隸所生產。這種製度在幾百年後仍被部分地保留著。徐階是嘉靖後期的首相，家蓄奴隸千餘人，以殖產為世所譏。在這兩例中我們看出元明兩代除利用奴隸於農業畜牧商業諸部門外，並且也利用到手工業方麵。
國營工廠，資本家的工廠，官吏貴族的奴隸手工業，再加上個人的和副業的手工業者的活動，同時在發展著。這中間的消長和相互的影響，是值得我們詳細研究的一個問題。
十一月十五日晚，病後試筆。
（原載《清華周刊》第四十五卷第五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