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照職業的區分，明代的戶口有民戶、軍戶、醫戶、儒戶、灶戶、僧戶、道戶、匠戶、陰陽戶、優免戶、女戶、神帛堂戶、陵戶、園戶、海戶、廟戶……之別。戶有戶籍戶帖：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辛亥，核民數給以戶帖。戶部製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號編為勘合，識以部印，儲藏於部，帖給之民。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類為籍冊以進，著為令。戶籍藏於戶部，戶帖給民收執。“父子相承，徭稅以定。”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備載於後。若詐冒避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其官司妄準脫免，及變亂版籍者罪同。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為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裏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裏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裏。裏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麵黃紙，故謂之黃冊。其後黃冊隻具文，有司征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雲。
各色戶口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民戶，民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農民（也可以說民戶即指農民，一小部分的小商也包括在內。曾任官吏的則另別為宦戶）。其次是軍戶和匠戶。民由有司，軍由衛所，匠由工部管理。農民人數最多，和土地的關係最密切，對國家的負擔也最重。他們的生活也最值得我們注意。
農民中的富民和大地主的子弟有特權享受最好的教育，在科舉製度下，他們可以利用所受的教育，一經中試便搖身變成儒戶，一列仕途，便又變成宦戶。退休後又變成鄉紳，不再屬於民戶。或則買官捐監，也可以使一家的身份提高。貧農中也有由子弟的努力而成為儒戶、宦戶的，不過身份一改，便麵目全非，對國家的負擔和社會上的待遇便全然不同。他們不但不再屬於民戶，反而掉轉頭來自命為上層階級，去剝削他從前所隸屬的集團了。
二
農民的本分是納賦和力役，明太祖告訴他的百姓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其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及哉。”賦役都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曰裏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田租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
要農民安於本分，使永遠不能離開其所耕種的土地，除有黃冊登記土地戶口外，並設路引的製度，百裏內許農民自由通行，百裏外即須驗引：“凡軍民等往來但出百裏者，即驗文引。”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無引麵生可疑之人。軍民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此製在洪武初年即已施行：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癸亥，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獲民無路引者送法司論罪。問之，其人以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故無驗。上聞之曰：“此人情可矜，勿罪。”釋之。
於是農民永遠被禁鄉裏，隻好硬著頭皮為國家盡本分。
田賦和力役隻是農民負擔一小部分。除了對國家以外，農民還要對地方官吏、豪紳、地主……盡種種義務，他們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剝削。官吏則巧立名目，肆行科斂，即在開國時嚴刑重法，也還有此種情形，明太祖極為憤怒，他很生氣地訓斥一般地方官說：
置造上中下三等黃冊，朝覲之時，明白開諭，毋得擾動鄉村。止將黃冊底冊就於各府州縣官備紙劄，於底冊內挑選上中下三等以憑差役，庶不靠損小民，所諭甚明。及其歸也，仍前著落鄉村，巧立名色，團局置造，科斂害民。
科斂之害，甚於虎狼。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政府之懲治雖嚴，而官吏之貪汙如故，剝削如故，方震孺整飭吏治疏言：
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有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麵，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捆載而去。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於家，雨之於天，又非輸於神，運於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始得之耳。
其剝削之方法，多用濫刑誅求，英宗時江西按察司僉事夏時言：
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鈞距是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於犴獄，濫刑恒及於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顛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
地方官以下之糧長吏胥，則更變本加厲，橫征暴斂，如《續誥》所記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額外斂錢之十八種名色：
一定舡錢，一包納運頭米錢，一臨運錢，一造冊錢，一車腳錢，一使用錢，一絡麻錢，一鐵炭錢，一申明旌善亭錢，一修理倉廒錢，一點舡錢，一館驛房舍錢，一供狀戶口錢，一認役錢，一黃糧錢，一修墩錢，一鹽票錢，一出由子錢。
又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糧戶，至超過正稅數倍：
其擾民之計，立名曰舡水腳米，斛麵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燈油錢，運黃糧脫夫米，均需錢，棕軟篾錢一十二色。通計斂米三萬七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正米止該一萬，便做加五收受，尚餘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民無可納者，以房屋準者有之，變賣牲口準者有之，衣服段匹布帛之類準者亦有之，其鍋灶水車農具盡皆準折。
隸快書役為害尤甚：“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
地方豪紳不但享有優免賦役的特權（參看《大公報·史地周刊》：《明代仕宦階級的生活》《晚明之仕宦階級》二文），並且也創立種種苛稅，剝削農民。有征收道路通行稅的：
宣德八年（1433年）十一月丙午，順天府尹李庸言：“比奉命修築橋道，而豪勢之家，占據要路，私搭小橋，邀阻行人，榷取其利，請行禁革。”上曰：“豪勢擅利至此，將何所不為。”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約。
有私征商稅的：
正統元年(1436年)十二月甲申，駙馬都尉焦敬令其司副李於文明門外五裏建廣鯨店，集市井無賴，假牙行名，詐稅商販者，錢積數十千.又於武清縣馬駒橋遮截磁器魚棗數車，留店不遣.又令閽者馬進於張家灣溧陽閘河諸通商販處，詐收米八九十石，鈔以千計。
有擅據水利的：
正統八年十二月戊戌，吏部聽選官胡秉賢言：“臣原籍江西弋陽，縣有官陂二所，民田三萬餘畝借其灌溉。近年被沿陂豪強之人，私創碓磨，走泄水利，稍有旱暵，民皆失望。”
葉盛《水東日記》卷十四亦記：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謠雲：“十裏湖光十裏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隻見湖光不見笆。”
鹽糧馬草之利亦盡為勢豪所占，《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五記：
九年四月壬辰，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係官豪勢要，及該管內外官貪圖重利，令子侄家人伴當假托軍民，出名承納。各處所中鹽糧，亦係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貲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
更有指使家人奴仆，私自抽分的。《明律條例》名例條：
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月二十二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管莊佃仆人等占守水陸關隘抽分，掯取財物，挾製把持害人的，都發邊衛永遠充軍，欽此！
地主則勾結官吏，靠損小民，《續誥》第四五：
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都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賦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民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汙吏及造冊書算人等，其貪官汙吏受豪猾之財，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丘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
或隱匿丁糧，避免徭役，一切負擔均歸小民：
宣德六年（1431年）六月庚午，浙江右參議彭璟言：“豪富人民每遇編充裏役，多隱匿丁糧，規避徭役，質樸之民皆首實。有司貪賄，更不窮究。由是徭役不均，細民失業。”
或營充職事，使小民受累，《英宗實錄》卷八九記：
七年（1442年）二月丁酉應天府府尹李敏奏：“本府上元、江寧二縣富實丁多之家，往往營充欽天監太醫院陰陽醫生、各公主府墳戶、太常光祿二寺廚役及女戶者，一戶多至一二十丁，俱避差役，負累小民。”
一麵以其財力，兼並小農，例如：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丙申，巡撫直隸工部尚書周忱言：“江陰縣民周珪本戶原置田三百七十二頃，又兼並誘買小民田二百七頃五十餘畝，誅求私租，謀殺人命。”
因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更加以苛捐雜稅之搜括，農民至無生路可走，甚至商稅派征，其負擔者亦為農民：
榷稅一節，病民滋甚。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二千五百兩，鋪塾等銀五千七百餘兩，百分派於各州府持。於是鬥粟半菽有稅，沽酒市脂有稅，尺布寸絲有稅，羸特蹇衛有稅，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頭會而箕斂。
負擔過重，伶俐富厚點的也跟著一般地主的榜樣，詭謀圖免，大部分的農民無法可處，隻得輾轉溝壑，流為盜賊。侯朝宗曾痛論其弊雲：
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之食漁加之，豪強之吞並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即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極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舉天下以是為固然而莫之問也。百姓之爭入於學校而爭出於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為之矣。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爭詭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逐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不死於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
除此以外，農民還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大路是當僧道，不過如被發覺，反要吃苦。例如《太祖實錄》卷二二七所記：
二十六年五月乙醜，道士仲守純等一百二十五人請給度牒。禮部審實皆逃民避徭役者。詔隸錦衣衛習工匠。
第二條路是拋棄土地，逃出作“流民”。
三
洪武三年（1370年）時曾有一次關於蘇州一府地主的統計：
先是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以蘇州一府計之，民歲輸糧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五十四戶，歲輸糧十五萬一百八十四石。”
蘇州府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時的戶口統計是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戶。二十年中戶口相差大致不會很遠。如以此數估計，則五十萬戶中有地主五百戶，地主占全戶口千分之一。不過這統計不能適用於別處，蘇鬆財賦占全國三分之一，以照此例和在全國所納的田賦比較，和其他各地至少要相差三十倍，即平均要三萬戶中才有一戶地主。
地主有政治勢力的保障，即使有水旱兵災，也和他們不相幹。而且愈是碰到災荒，愈是他們發財的機會。第一是荒數都分配給地主，農民卻須照樣納稅。王鏊曾說：
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嚐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
而且貧農無田，所種多為佃田，即有恩恤，好處也隻落在地主身上，如《明英宗實錄》卷五所記：
宣德十年五月乙未，行在刑科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從之。
第二乘農民最困乏時，作高利貸的剝削。法律所許可的利率是百分之三十。遇到災荒時，地主便抬高利率，農民隻能忍痛向其借貸，不能如期償還，家產人口便為地主所沒收，《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七記：
十三年六月甲申，浙江按察使軒言：“各處豪民私債，倍取利息，至有奴其男女，占其田產者，官府莫敢指叱，小民無由控訴。”
政府雖明知有這種兼並情形，也隻能通令私債須等豐收時償還，期前不得追索。可是結果地主因此索性不肯借貸，政府又不能救濟，貧農更是走投無路。隻好取消了這禁令，讓地主得有自由兼並的機會：
景泰二年（1451年）八月癸巳，刑部員外郎陳金言：軍民私債，例不得迫索，俟豐稔歸其本息。以此貧民有急，偏叩富室，不能救濟。宜聽其理取。從之。
貧農向地主典產，產去而稅存：
正統元年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多因賠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將本戶田產，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產去稅存，衣食艱難。”
抵押房屋，過期力不能償，即被沒收：
正統六年五月甲寅，直隸淮安府知府楊理言：“本府貧民以供給繁重，將屋宅典與富民，期三年贖以原本，過期即立契永賣。以是貧民往往趁食在外，莫能招撫。”
或借以銀而償則以米，取數倍之息，顧炎武記：
日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
於是小地主由加力剝削而成大地主，貧農則失產而為佃農，佃農不堪壓迫，又逃而為流民，《明宣宗實錄》卷九四宣德七年八月辛亥條：
蘇州田賦素重，其力耕者皆貧民。每歲輸納，糧長裏胥率厚取之，不免貸於富家，富家又數倍取利，而農益貧。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三景泰元年六月庚辰條：
處州地瘠人貧，其中小民，或因充軍當匠而廢其世業，或因官吏橫征而克其資財，或因豪右兼並而侵漁其地，或因艱苦借貸而倍出其償。恒產無存，饑寒不免。況富民豪橫，無所不至，既奪其產，或不與收糧而征科如舊，或詭寄他戶而避其糧差，激民為盜，職此之由。
在京都附近的農民，則田產更有無故被奪的危險。例如弘治時外戚王源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明史·王鎮傳》：
外威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禦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橫。
正統時諸王所奪人民莊宅田地至三千餘頃。南京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萬三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間。邊將史昭、丁信廣置莊田，各有二十餘所，霸占魚池，侵奪水利。景泰初順天、河間等府縣地土，多被宦豪朦朧奏討及私自占據，或為草場，或立莊所，動計數十百頃。間接小民納糧地畝，多被占奪，歲賠糧草。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曾極言其弊：
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借寵昵，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群心。
從天順以來，又紛紛設立皇莊，至嘉靖初年有皇莊數十所，占地至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擾害農民，不可記極，夏言雲：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架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架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土地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征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惡，多方掊克，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繇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裏分減並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
結果是：“公私莊田，逾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削。產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輾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這情形是由中央特派調查莊田的官吏所發表，當時的統治階級也已深知此種舉動之不合理，足以引起變亂。然而當這報告書發表以後，外戚陳萬言又向皇帝乞得莊田，這莊田的來源還是“奪民田產”：
嘉靖三年，泰和伯陳萬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為莊田，詔戶部勘閑田給之。給事中張漢卿疏諫，帝竟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禦史任洛複言不宜奪民地。弗聽。
景泰王於嘉靖四十年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潞王居京邸時，王店、王莊遍畿內。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困多至四萬頃。福王之國時，詔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
皇室、中官、外戚、勳臣、地方官吏、豪紳、地主、胥役……這一串統治者重重壓迫，重重剝削，他們的財富，他們所享受的驕奢**逸的生活，不但是由括盡農民身上的血汗所造成，並且也不知犧牲了多少農民的性命，才能換得他們一夕的狂歡。“尺寸皆奪之民間”，農民之血汗盡，性命過於不值錢，隻好另打主意。
四
在平時，對政府的負擔也使農民喘不過氣來。因為在立法時並不曾顧慮到地主和貧農的差別懸殊，使他們一律出同樣的力役，結果是地主行無所事，而貧農則破家**產。此弊自元末以來即有之。王禕說：
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遍布諸都。稅之所入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鬥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不肯自名其稅，假立戶名，托稱兄弟所分，與子女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為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為甚。
元至正十年（1350年）婺州路始行魚鱗類姓鼠尾之籍，稅之所在，役即隨之，甚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幸免。明洪武元年（1368年）行均工夫之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黃冊成後，行裏甲法，以上中下三戶三等五歲均役。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後法稍弛，編徭役裏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勾單小，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官吏裏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又改行鼠尾冊法，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可是官府公私所需，仍責坊裏長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百。甚至無所給，惟計值年裏甲隻應夫馬飲食，而裏甲病。一被僉為上供解戶，往往為中官所留難，貢品被挑剔好壞，故意不收，隻能就地改買進奉，率至破家傾產。鬥庫糧長之役亦使民不聊生，王鏊曾痛陳其弊，他說：
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需顏料納之內庫者也。曰鬥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難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於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廚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菜膏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遊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能安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之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徒，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
在原則上，都應“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為之傾”。地主富民能和官吏勾結，受另一集團的保障，中農以下的平民，便隻能忍受著破產傾家的苦痛，為國家服務。鬥庫之害，霍與瑕說得更為明白：
慈溪每年於均徭內額編紹興府餘姚縣常豐四五倉鬥級，每倉四名，每名役銀五兩，凡遭此役，無不破家，本縣徭差內實為上等苦役。據原編常豐四倉鬥級某等連名開稱，俱為官攢等役剝削科取，每遇鬥級上役，倉官先取分例銀二十四兩，家人取分例銀三兩，攢典書手各二兩，及年燭開倉開印封印豬酒作福豬胙歲造文冊歇家包辦府縣差人飯食，每月買辦紙劄，迎送新舊官盤費，收糧放糧官並過往官員下程禮物買辦家火等項，皆出鬥級，每年用百數餘兩。後浥爛貼補米石，年納二三百石。
外夷入貢，例於指定地方駐紮，一切支給，俱出裏甲。《明英宗實錄》卷五十八琉球館臣是其一例：
正統四年八月庚寅，巡按福建監察禦史成規言：琉球國往來使臣俱於福州停住，館穀之需，所費不貲。此者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梢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廩米之外，其茶鹽醯醬等物出於裏甲，相沿已有常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銅錢，及今未半年，已用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按數取足，稍或稽緩，輒肆詈毆。
政府有特別需要，便行科差，最為貧農之害。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無賴十數人為之鷹犬，百倍科斂，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給價則十不及一，輾轉克減，上下靡費，至於物主所得無幾，名稱買辦，無異白取。有時中間又需經過裏長的一道剝削，土產或忍痛奉獻，非土產則便要破家為朝廷征求：
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甲子，開平衛卒蔣文霆言：今有歲辦各色物料，裏長所領官錢悉入己，名為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若其土產，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征求，以致傾財破產者有之。凡若此者，非止一端。
洪熙元年（1425年）行在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弋謙告訴皇帝說：“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僅有其半。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可是警告雖然提出，科買卻依舊舉行，三年後宣宗也警告他的臣下說：
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於科差，貧富困於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征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逋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
他們也明知“竭澤而漁”不是一個辦法。可是還是要圖享用，還是要科買，結果是“百姓逃亡，倉廩不足”。
在農民方麵，土地分配不均和賦稅的過重是當時最嚴重的問題。例如北直隸的富農與貧農的比較：
正統五年（1440）四月庚子，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北直隸洪武永樂時人稀，富家隱藏逃戶，辟地多而納糧少，故積有餘財而愈富，貧家地少而差役繁重，故典賣田宅，產去稅存而愈貧。
稅糧的分配也極不公道，例如歸有光所記：
江右田地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裏，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鬆、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二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
又有官糧、民糧之別，政府希望減輕農民的負擔，減輕或免除民糧，結果卻適得其反，又予地主以兼並的機會：
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四府一州官糧減半征收，民糧全免以致富家多民糧，下戶多官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官田糧重，民田糧輕，官田價輕，民田價重，地主利糧輕，貧民利價重，故民田多歸地主，官田糧重，貧民不能負擔，隻能逃稅，出作流民，王鏊說：
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鬥六鬥至七鬥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內，咫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裏甲。故貧窮多流，裏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
於是有“逃民”，有“流民”。
五
逃民和流民的分別，《明史·食貨誌》說：“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其實都是在本地不能生活，忍痛離開朝夕相親的田地，漂流異地的貧農。
貧農除開上文所引述的一切人為的壓迫和剝削外，又受自然的摧殘，一有水旱，便不能生活：
困窮之民，田多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傭佃於人。幸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充數月之食，況複旱澇乘之，欲無饑寒，胡可得乎？
或有疾病，便致流離：
農民之中，有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或四五十畝者，當春夏時耕種之務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已過矣。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其室家。窮困流離，職此之由。
或不能備牛具種子，無法耕種自己的田土，隻好降為佃農，或乞丐度日，到處漂流。《明英宗實錄》卷三四記：
正統二年（1437年）九月癸巳，行在戶部主事劉善言：比聞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並直隸諸郡縣，民貧者無牛具種子耕種，傭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饑號寒者十室八九。有司既不能存恤，而又重征遠役，以故舉家逃竄。
洪熙元年（1425年）閏七月，廣西布政使周幹奉命到蘇、常、嘉、湖等府巡視民瘼。據他的報告，民之逃亡皆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糧長弓兵害民所致：
如吳江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鬥，是十分而取其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寧，蘇之昆山，自永樂十二年以來，海水淪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征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常之無錫等縣，洪武中沒入公侯田莊，其農具水車皆腐朽已盡，如而有司猶責稅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糧長之設，專以催征稅糧。近者常、鎮、蘇、鬆、湖、杭等府無籍之徒，營充糧長，專掊克小民以肥私己。征收之時，於各裏內置立倉囤，私造大樣鬥斛而倍量之，有立樣米抬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約收民五倍。卻以平鬥正數付與小民，運付京倉輸納，緣途費用，所存無幾，及其不完，著令賠納，至有亡身破產者，連年逋欠，倘遇恩免，利歸糧長，小民全不沾恩。積習成風，以為得計。巡檢之設，從以弓兵，本用盤詰奸細，緝捕盜賊。常、鎮、蘇、鬆、嘉、湖、杭等府巡檢司弓兵不由府縣僉充，多是有力大戶令義男家人營謀充當，專一在鄉設計害民，占據田產，騙耍子女，及稍有不從，輒加以拒捕私鹽之名，各執兵仗，圍繞其家，擒獲以多槳快船送司監收，挾製官吏，莫敢誰何，必厭其意乃已。不然，即聲言起解赴京，中途絕其飲食，或臧害致死。小民畏之，甚於豺虎，此糧長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
蘇、鬆、常、鎮、嘉、湖、杭一帶，是全國財賦中心，農民所受的壓迫，從一位政府官吏口中的報告已是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更可想見了。
各地的賦役都有定額，由被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民負責輸納。逃亡的情形一發生，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一部分農民便為已逃亡的農民負責，盡雙重義務。原來的自己所負的一份已覺過重，又加上替人的一份，逼得沒有辦法，也隻好舍棄一切，跟著逃亡。這情形中最先倒黴的是裏長，《明成祖實錄》卷九十九記：
永樂七年（1409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而稅糧尚責裏甲賠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以俟招撫複業，然後征納。”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裏甲賠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
次之是貧農，例如沅陵縣的農民，多因賠納而破產：
正統元年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因多陪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將本戶田產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產去稅存，衣食艱難。
清苑、臨晉兩縣的未逃農民，幸得邀特典而暫緩賠納：
正統三年正月辛亥，行在戶部奏：直隸清苑縣，人民逃移五百九十餘戶，遺下秋糧六百六十餘石，草一萬三千四百餘束。山西臨晉縣人民逃移四千五百七十餘戶，遺下秋糧三萬四千一百四十餘石，草六萬八千二百九十餘束。此二縣各稱，見存人戶該納糧草，尚且逋欠，若又包納逃民糧草，愈加困苦，乞暫停征。上以民無食故逃，其無征之稅責於不逃之民，是又速其逃也，宜緩其征，逃民其設法招撫。
可是也隻怕把未逃的農民也逼逃，這已逃農民的糧草還是要追征，而未逃的農民追征，隻是追征的手續叫地方官辦得慢一點而已。
農民逃亡的情形，試再舉諸城縣的情形作例：
正統十二年（1447年）四月戊申，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史濡等奏：山東青州府地瘠民貧，差役繁重，頻年荒歉，諸城一縣逃移者一萬三百餘戶，民食不給，至掃草子削樹皮為食。續又逃亡三千五百餘家。地畝稅糧，動以萬計。
單是一縣逃亡的戶數已達一萬三千八百戶。正統十四年據河南右布政使年富的報告，單是陳、潁二州的逃戶就不下萬餘。試再就逃民所到處作一比較，同年五月據巡撫河南山西大理寺少卿於謙的報告，各處百姓遞年逃來河南者將及二十萬，尚有行勘未盡之數。《明史·孫原貞傳》也說：
景泰五年冬，（原貞）疏言：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群聚謀生。
成化初年荊襄盜起，流民附賊者至百萬。項忠用兵平定，先後招撫流民複業者九十三萬餘人。成化十二年原傑出撫荊襄，複籍流民，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
農民離開他的土地以後，同時也離去了登記他的戶籍的黃冊。雖然失去了倚以為生曆代相傳的田地，可是也從此脫離了國家的約束，不再向國家盡無盡的義務。他可以揀一個荒僻的地帶，重新去開墾，作—個自由的農民。例如河南湖廣等處的客朋，《明英宗實錄》卷十六記：
正統元年四月甲子，巡撫陝西行在戶部右侍郎李新奏：河南南陽府鄧州內鄉等州縣及附近湖廣均州光化等縣居民鮮少，郊野荒蕪，各處客商有自洪武永樂間潛居於此，娶妻生子成家業者，叢聚鄉村號為客朋，不當差役，無所鈐轄。
鄖陽一帶多山，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穀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從此不再有任何壓迫，也不再有任何負擔，自耕自食，真是農民的理想生活。然而，地主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他們感覺到沒有人替他們耕種和服役的恐慌。官吏和胥役不肯讓農民逃走，因為農民逃了不回來，他們便失去剝削的對象。國家更不肯讓農民躲著不受約束，因為他們最需要農民的力量，農民最馴良，最肯對國家盡責任，國家需要他們的血汗來服役，更需要他們用血汗換來的金錢，供皇家相貴族們的揮霍。
他們都是農民頭上的寄生蟲，他們非要農民回來不可。於是有招撫逃民之舉。
六
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複業，賜複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所在著籍，授田輸賦。還是要責成所在地的官吏勒令逃民回到原籍去，給以一年的休息，第二年起還是照未逃亡前一樣生活著。事實上不能強迫回到原籍去的，便令落籍在所逃亡的地方，照常盡百姓的義務，依舊被圈定在一土地的範疇。仍是不堪剝削，依舊逃亡。宣宗時特增府縣佐貳官，專撫逃民。《明宣宗實錄》卷七十七宣德六年（1431）三月丁卯條：
先是巡按貴州監察禦史陳斌言：“各處複業逃民，有司不能撫綏，仍有逃竄者。乞令戶部都察院各遣官同布政司、按察司取勘名數及所逃之處，取回複業。府縣仍增除佐貳官一員，專職撫綏。”上命行在戶部兵部議。太子太師郭資等議：“在外逃民多有複業而再逃者，今當重造籍冊，民若逃亡，籍皆虛妄。今擬南北直隸遣禦史二員，各布政司府州縣皆添設佐貳官一員，專撫逃民。”上曰：“凡郡縣官俱以撫民為職，何用增設。官多徒為民蠹，其更令吏部擬議以聞。”至是吏部言：“河南、山東、山西、湖廣、浙江、江西有巡撫侍郎，其府州縣七百三十五處已於額外增官一員，凡七百三十五員，宜改為撫民官。其餘府州縣宜各添設佐貳官一員。”上從之曰：“此亦從權，若造冊完，取回別用。”於是增除府州縣佐貳官三百七十一員。
因為是剛到十年一度重造黃冊的期間，質以特別增設撫民官。希望人口土地和冊籍一致。可是這種重床疊屋的官製，頭痛醫頭的辦法，仍不能阻止農民的再度逃亡。《明英宗實錄》卷十八正統元年六月甲寅條：
山西左參政王來言：逃民在各處年久成家，雖累蒙恩詔撫回，奈其田產荒涼，不能葺理，仍複逃去，深負朝廷矜恤之意，請令隨處附籍當差。
農民逃亡後在另一地域已開墾成一新家，硬又讓他們回到久已荒蕪的老家去，自然不能不作第二次的逃亡。同年閏六月戊寅條：
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於謙言：“山西河南旱荒，人民逃移，遺下糧草，見在人戶包納。是以荒蕪處所，民愈少而糧不減，豐熟地方，民愈多而糧無增。乞令各處入籍，就納原籍糧草，庶稅無虧欠，國無靠損。”
以此重又下令命逃民占籍於所寓地方。同年十一月庚戌條：
先是行在戶部奏：“各處民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以致本籍田地荒蕪，租稅逋負。將蠲之則歲入不足，將征之則無從追究。宜令各府縣備籍逃去之家並逃來之人，移交互報，審驗無異，令歸故鄉。其有不願歸者，令占籍所寓州縣，授以地畝，俾供租稅。則國無遊食之民，野無荒蕪之地矣。”上命下廷臣議。至是僉以為便，從之。
這也隻是一個理想的辦法，因為經過幾十年的流移，冊籍早已混亂，無從互報。而且即使冊籍俱在，也不過是文字上的裝飾，和實際情形毫不相幹。例如宿州知州王永隆所說造冊報部的情形：
正統二年二月辛酉，直隸鳳陽府宿州知州王永隆奏：“近製各處倉庫儲蓄及戶口田土並歲入歲用之數，俱令歲終造冊送行在戶部存照。州縣唯恐後期，預於八月臆度造報。且八月至歲終，尚有四月，人口豈無消息，費用豈無盈縮，以此數目不清，徒為虛文。”
正統五年四月又規定逃民撫恤辦法：
一、各處撫民官務要將該管逃民設法招撫，安插停當，明見下落。其逃民限半年內赴所在官司首告，回還原籍複業，悉免其罪，仍優免其戶下一應雜泛差役二年。有司官吏裏老人等並要加意撫恤，不許以公私債負需索擾害，致其失所。其房屋田地，複業之日，悉令退還，不許占據，違者治罪。
一、逃民遺下田地，見在之民或有耕種者，先因州縣官吏裏老人等，不驗所耕多寡，一概逼令全納逃民糧草，以致民不敢耕，田地荒蕪。今後逃戶田地，聽有力之家盡力耕種，免納糧草。
一、逃民既皆因貧困不得已流移外境，其戶下稅糧，有司不恤民難，責令見在裏老親鄰人等代納，其見在之民被累艱苦以致逃走者眾。今後逃民遺下該納糧草，有司即據實申報上司，暫與停征，不許逼令見在人民包納。若逃民已於各處附籍，明有下落者，即將本戶糧草除豁。違者處以重罪。
撫民官的派出，目的本在撫輯流亡。可是恰和實際情形相反，恤民之官累設而流亡愈多，他們不但不能安撫，反加剝削，縱容吏胥裏老人等生事擾害。正統十年從張驥言，取回濟南等府撫民通判等官。一麵又於陳州增設撫民知州，令負責招撫，又置山東東昌府濮州同知、直隸鳳陽府潁州府亳縣縣丞各一員，專管收籍逃戶。專負撫民的，河南山西巡撫於謙則撫定山東、山西、陝西等處逃民七萬餘戶，居相近者另立鄉都裏，星散者就地安插。可是不到一年，又複逃徙，同書卷一四六正統十一年十月乙巳條：
河南左布政使饒禮奏：“外境逃民占河南者，近遇水旱，又複轉徙，甚者聚黨為非。”
另一麵則雖設官招撫，逃民亦不肯複業。例如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敕巡撫河南左副都禦史王暹所言：“河南流民，雖常招撫，未見有複業者。”
雖然有黃冊，有逃戶周知冊，可是都隻是官樣文章，簿上的數目和實際上完全不符。由此發生兩種現象，第一是戶口和土地的減少，第二是分配不均的尖銳化。成化中（1465—1487年）劉大夏上疏言：
今四方民窮則竭，逃亡過半。版籍所載，十去四五。今為之計，必須痛減征斂之繁，慎重守令之選，使逃民複業，人戶充實，庶幾軍士可充，營伍可實。
從戶口方麵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十八戶口登耗之異條：
國家戶口登耗之異，有絕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天下承元之亂，殺戮流竄，不減隋氏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而戶一千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萬一千二十六。計戶減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口減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二百七十九，何也？其明年為永樂元年，則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夫是時靖難之師，連歲不息，長淮以北，鞠為草莽，而戶驟增至七十八萬九千五十餘，口驟增至一千二十九萬七千三百十一，又何也？明年戶複為九百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口複為五千九十五萬四百七十，比之三十五年，戶卻減九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口減五百三十五萬五百五十六，又何也？……自是休養生息者六十年，而為天順七年，戶僅九百三十八萬五千一十二，口僅五千六百三十七萬二百五十，比於舊有耗而無登者何也？然不一年而戶為九百一十萬七千二百五，減二十七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口為六千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三十，增四百十二萬九千八十，其戶口登耗之相反，又何也？成化中戶不甚懸絕，二十二年（1486年）而口至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此盛之極也。二十三年而僅五千二十萬七千一百三十四，一年之間而減一千五百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又何也？……然則有司之造冊，與戶部之稽查，皆兒戲耳。
實際上這數目突升突降的古怪，倒並不是兒戲，隻是一種虛偽的造作。洪武十四年的戶口數，也許是實際上經過調查，永樂元年的數字，隻是臣下故意假造，去博得皇帝高興的趨奉行為。以後流亡漸多，原額十去四五，冊籍隻是具文，州縣官臆度造報，中央也就假裝不知道。以此忽升忽降，竟和實際情形毫不相幹。在田土數目方麵也是同樣的可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時核天下水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天下土田止剩四百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八頃，一百零九年間，天下額田已減強半。戶口和土田日漸削減，當然有其他種種原因，不過，農民的逃亡卻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逃亡的情形因政治的腐敗而更加速度發展，登記人口和土田的黃冊製度由之破壞，使農民和土地不相聯係。這影響，一方麵，慢慢的，統治階級的基礎因之日益動搖；一方麵治安不能維持，農民叛亂接踵而起。在反麵，逃民此往彼來，被拋棄的土地為地主所兼並，農民卻跑到另一地帶去和人爭地。土地分配因之愈加不均，地主和貧農的關係也愈趨惡化。在這情形下，從天順到正德爆發了幾次空前的農民叛亂。
十月三日
（原載天津《益世報·史學》第十二、十三期，1935年10月1日、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