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講第二部分，這一部分包括兩個問題：鄭和下西洋的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鄭和（三寶太監）下西洋
首先說明西洋是指什麽地方。明朝時候把現在的南洋地區統稱為東洋和西洋。西洋指的是現在的印度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等地區；東洋指的菲律賓、日本等地區。在元朝以前已經有了東、西洋之分，為什麽有這樣的分法呢？因為當時在海上航行要靠針路（指南針），針路分東洋指針和西洋指針，因此在地理名詞上就有“東洋”和“西洋”。鄭和下西洋指的是什麽地方呢？主要是指現在的南洋群島。
中國人到南洋去的曆史很早，並不是從鄭和開始的。遠在公元以前，秦朝的政治力量已經達到現在的越南地區。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現在的南洋群島許多地區已經同漢朝有很多往來。這種往來分兩類：一類是官方的，即政府派遣的商船隊；一類是民間的商人。可是像鄭和這樣由國家派遣的船隊，一次出去幾萬人、幾十條大船（這些船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也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軍），不但到了現在南洋群島的主要國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是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後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航海，在當時世界曆史上也沒有過。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87年，比迪亞士發現好望角早83年，比達·伽馬發現新航路早93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116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動都早。可以說鄭和是曆史上最早的、最偉大的、最有成績的航海家。
問題是為什麽在15世紀的前期，中國能派出這樣大規模的航海艦隊，而不是別的時候？這個問題曆史記載上有一種說法，說鄭和下西洋僅僅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上次我們講到，明成祖從北京打到南京，奪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是明太祖的孫子，他做了皇帝以後，聽信了齊泰、黃子澄等人的意見，要把他的一些叔叔——明太祖封的親王的力量消滅掉，以加強中央集權。他解除了一些親王的軍事權力，有的被關起來，有的被廢為庶人。於是燕王便起兵反抗，打了幾年，最後打到南京。曆史記載說燕王軍隊打到南京後，“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帝不知所終”這句話是經過了認真研究的，因為當時宮裏起了火，把宮裏的人都燒死了，燒死的屍首分不清到底是誰。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建文帝到底死了沒有的疑案。假如沒有死，他跑出去了的話，那麽，他就有可能重新組織軍隊來推翻明成祖的統治。從當時全國的形勢來看是存在這個問題的。因為建文帝是繼承他祖父明太祖的，全國各個地方都服從他的指揮。明成祖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是並沒有把建文帝的整個軍事力量摧毀，他的軍事力量隻是在今天從北京到南京的鐵路沿線上，其他地方還是建文帝原來的勢力範圍。因此明成祖就得考慮建文帝到底還在不在？如果是逃出去了，又逃到了什麽地方？他得想辦法把建文帝逮住。於是他派了禮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內務部長）胡濙，名義上是到全國各地去找神仙（當時傳說有一個神仙叫張三豐），實際上是去尋找建文帝。前後找了二三十年。《明史·胡濙傳》說胡濙每次找了回來都向明成祖報告。最後一次向皇帝報告時，成祖正在軍中，胡濙講的什麽別人都聽不到，隻見他講了以後明成祖很高興。曆史學家們認為，最後這一次報告，可能是說建文帝已經死了。另外，明成祖又怕建文帝不在國內，跑到國外去了。所以他在派鄭和下西洋的時候，要鄭和在國外也留心這件事。這是可能的，但這不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鄭和下西洋主要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
這裏插一個問題，講講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間的鬥爭說明什麽問題。明成祖以後的各代對建文帝的下落一事也非常重視。萬曆皇帝就曾經同他的老師談起這個問題，問建文帝到底到哪裏去了，為什麽經過一百多年還搞不清楚。當時出現了很多有關建文帝的書，這些書講建文帝是怎麽逃出南京的，經過些什麽地方，逃到了什麽地方。有的書說他到了雲南，當了和尚，跟他一起逃走的那些人也都當了和尚。諸如此類的傳說越來越多。此外，記載建文帝事跡的書也越來越多。這說明什麽問題呢？說明一個政治問題。建文帝在位期間，改變了他祖父明太祖的一些做法。他認為明太祖所定下來的一些製度，現在經過了幾十年，應該改變。當時建文帝周圍的一些人都是些儒生，缺乏實際鬥爭經驗，他們自己出的一些辦法也並不高明。盡管如此，建文帝的這種舉動還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明成祖起兵反對他。在明成祖看來，明太祖所規定的一切製度都是盡善盡美的。他不容許建文帝改變祖先的東西。因此，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間的鬥爭就是保持還是改變明太祖所定的舊製度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建文帝失敗了。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後，把建文帝改變了的一些東西又全部恢複過來。一直到明朝滅亡，二百多年都沒有變動。
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的知識分子對明成祖的政治感到不滿，不滿意他的統治。他們通過什麽方式來表達這種不滿呢？公開反對不行，於是通過對建文帝的懷念來表達。他們肯定建文帝，讚揚建文帝。實際上就是反對明成祖。因此，關於建文帝的傳說就越來越多了。現在我們到四川、雲南這些地方旅行，到處可以發現所謂建文帝的遺址。這裏有一個廟說是建文帝住過的；那裏有一個寺院，裏頭有幾棵樹，說是建文帝栽的。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呢？沒有。明末清初有個文人叫錢謙益（這個人政治上很糟糕）寫了文章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當時許多書上都說：當南京被燕兵包圍時，城門打不開，建文帝便剃了頭發，跟著幾個隨從的人從下水道的水門跑出去了。錢謙益說這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門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當時做南京禮部尚書，宮殿裏的情況是很熟悉的。此外，還有很多不合事實的傳說，他都逐條駁斥了。最後他做了這樣的解釋：假如建文帝真的跑出去了，當時明成祖所統治的地區隻是從北京到南京的交通線附近，隻要建文帝一號召，全國各地都會響應他，他還可以繼續進行鬥爭。但結果沒有這樣。這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建文帝是死在宮裏了。但當時不能肯定，萬一他跑了怎麽辦？所以就派人去找。我認為這樣解釋比較說得通。
現在我們繼續講鄭和下西洋的問題。如果說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找建文帝，那是不合事實的；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這方麵的動機。因為當時的懷疑不能解決，通過他出去訪問，讓他注意這個問題是可能的。那麽，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麽呢？這就是上次所說的，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經過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的戰爭，經濟上受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經過洪武時期采取的恢複生產、發展生產的措施以後，人口增加了，耕地麵積擴大了，糧食、棉花、油料的產量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政府的財政稅收比以前多了。隨之而來，對國外物資的需要也增加了。這種對國外物資需要的增加主要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資，主要是香料、染料。香料主要是用在飲食方麵作調料，就是把菜做得更好一些，或者使某種菜能收藏得更久。像胡椒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東西。胡椒從哪裏來呢？是從印度來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還有其他許多香料也大多是從南洋各島來的。在南洋有個香料島，專門出產香料。另一種是染料，為什麽對染料的需要這樣迫切呢？明朝以前，我們的祖先常用的染料都是草木染料，譬如藍色是草藍；或者是礦物染料。這樣的染料一方麵價錢貴，另一方麵又容易褪色。進口染料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朝鮮族喜歡穿白衣服，我們國內有些人也喜歡穿白衣服，為什麽？原因很簡單，因為買不起染料。封建社會裏，皇帝穿黃衣服，最高級的官穿紅衣服，再下一級的官穿紫衣服，穿藍衣服，最下等的穿綠衣服。為什麽用衣服的顏色來區別呢？也很簡單，染料貴。老百姓買不起染料，隻好穿白衣服。所以古人說“白衣”“白丁”，指的是平民。這些封建禮節都是由物質基礎決定的。因此就有向國外去尋找染料的要求。這一類，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另外一類是毫無意義的消費品，主要是珠寶。這是專門供貴族社會特別是宮廷裏享受的。有一種寶石叫“貓兒眼”，還有一種叫“祖母綠”，過去誰也不知道是什麽樣子，隻知道是寶石。最近我們在萬曆皇帝的定陵裏發現了這兩種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從外國買來的。除了珠寶以外，還有一些珍禽異獸。當時的人把一種獸叫做麒麟，實際上就是動物園裏的長頸鹿。與對外物資需要增加的同時，由於國內經濟的發展，一些可供出口的物資，如綢緞、瓷器（主要是江西瓷，其他地區也有一些）、鐵器（主要生產工具）的產量也增加了。
除了經濟上的條件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當時中國對外的航海通商已有悠久的曆史。從秦朝開始，經過唐朝、南宋到元朝，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政府的商船隊、私人的商船隊不斷出去。有些私人商船隊發了財。到了明朝，由於長期的積累，已經具備了豐富的航海知識和有經驗的航海人員。有了這些條件，就出現了從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年）到他的孫子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近三十年之間以鄭和為首的七次下西洋的事跡。
鄭和出去坐的船叫做“寶船”，政府專門設立了製造寶船的機構。這種船有多大呢？大船長四十丈，寬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當時在全世界再沒有比這更大的船了。一條船可以載多少人呢？根據第一次派出的人數來計算，平均每條船可以坐四百五十人。每次出去多少人呢？有人數最多的軍隊，此外還有水手、翻譯、會計、修船工人、醫生等，平均每次出去二萬七八千人。這樣的規模是了不起的，後來的哥倫布、麥哲倫航海每次不過三四隻船，百把人，是不能和這相比的。誰來帶領這麽多人的航海隊呢？明朝政府選擇了鄭和。因為鄭和很勇敢，很有能力。同時，當時南洋的許多國家都是信仰回教的，而鄭和也是個回教徒（但他同時也信仰佛教），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經朝拜過麥加。回教徒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到麥加去磕一個頭，凡是去過麥加的人就稱為哈隻。選派這樣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減少隔閡，好辦事。在鄭和帶去的翻譯裏麵也有一些人是回教徒，這些人後來寫了一些書，把當時訪問的一些國家的情況記載下來了。這些書有的流傳到現在。有人問：鄭和是雲南人，他怎麽成了明成祖部下的大官呢？這很簡單，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時候，明太祖派兵打雲南，把元朝在雲南的殘餘勢力打敗了，取得了雲南。在戰爭中俘虜了一些人，鄭和就是在這次戰爭中被俘虜的。他當時還是一個小孩，後來讓他做太監，分給了明成祖。他跟明成祖出去打仗時，表現很勇敢，取得了明成祖的信任。因此，明成祖讓他擔負了到南洋各國去訪問的任務。
他們第一次出去坐了六十二艘大船，帶了很多軍隊。這裏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他們既然是到外國去通商，去訪問，為什麽要帶這麽多軍隊？這是因為當時從中國去南洋群島的航線上有海盜，這些海盜不但搶劫中國商船，而且別的國家到我們這裏來做買賣的商船也搶。鄭和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把海盜消滅了，這樣就保證了航路的暢通。另外，為了防止外國來侵犯他們，也需要帶足夠的軍事力量。鄭和到錫蘭的時候，錫蘭國王看到中國商船隊的物資很多，他就搶劫這些物資。結果鄭和把他打敗了，並把他俘虜到北京。後來明朝政府又把他放回去，告訴他，隻要你今後不再當強盜就行了。可見為了航行的安全，鄭和帶軍隊去是必要的。鄭和率領的軍事力量雖然很強大，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帶去了好幾個師的軍隊，而當時南洋沒有一個地區有這樣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是鄭和的軍隊隻是用於防衛的。他所進行的是和平通商。盡管當時有這樣的力量，這樣的可能，但是沒有占領別人的一寸土地。後來，比鄭和晚一百年的西方人到東方來就不同了。他們一手拿商品，一手拿寶劍，把所到的地方都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如葡萄牙人到了南洋以後就占領了南洋的一些島嶼。當然，在我們的曆史上個別的時候也有占領別人的土地的事情。但總的來說，我們國家不是愛侵略的國家，我們國家沒有占領別國的領土，這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本質的不同。根據當時保留下來的記載，可以看出鄭和和南洋各國所進行的貿易是平等的，而不是強加於人的。交易雙方公平議價，有些書上記載得很具體，說雙方把手伸到袖子裏摸手指頭議價。現在我們國內有些地方還用這種辦法。鄭和所到的地區都有中國的僑民，有開礦的，有做工的，有做買賣的，各方麵的人都有。有的地方甚至是以華僑為中心，華僑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因此，鄭和每到一個地方都受到歡迎。
鄭和每到一個國家，除了把自己帶去的大量商品賣給他們外，也從這些國家帶一些商品到中國來。從第一次出去以後，他就選擇了南洋群島的一個島嶼作為根據地，貯積很多貨物，以此地為中心，分派商船到各地貿易，等各分遣船隊都回到此地後，再一同回國。在前後不到三十年的時期中，印度洋沿岸地區他都走到了，最遠到達了紅海口的亞丁和非洲的木骨都束。木骨都束就是如今索馬裏的首都，現在叫做摩加迪沙。前年摩加迪沙的市長訪問北京的時候，我們對他講：我們的國家五六百年前就有人訪問過你們。他聽了很高興。
通過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國和南洋的航路暢通了，對外貿易大大地發展了，出國的華僑也就更多了。通過這幾十年的對外接觸，中國跟南洋這些地區的關係越來越深，來往也越來越多。由於華僑的活動，以及中國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傳入這些國家，這樣，南洋地區的生產也越來越進步。所以，鄭和下西洋的曆史事實說明，我們這個國家有這樣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不去侵略人家。正因為這樣，直到現在，盡管時間過去了五六百年，但是鄭和到過的國家，很多地方都有紀念他的曆史遺址。因為鄭和叫三寶太監，所以很多地方都用三寶來命名。像鄭和下西洋這樣的事以往曆史上是沒有的，明朝以後也沒有，這是明朝曆史上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現在要問：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以後，為什麽不去第八次呢？這裏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客觀原因是八十多年以後，歐洲人到東方來進行殖民活動，阻礙了中國和南洋諸國的往來。主觀的原因有這幾方麵：第一，政治上的原因。明成祖死了以後，他的兒子做皇帝。這個短命皇帝很快又死了，再傳給下一代，這就是宣宗。宣宗做皇帝時還是個八九歲的小孩，不懂事。於是宮廷裏便由他的祖母當權；政府則由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掌握。三楊在朝廷裏當了二三十年的機要秘書。三個老頭加上一個老太太掌握國家大權。這些人和明成祖不一樣。明成祖有遠大的眼光。他們卻認為他多事，你派這麽多人出去幹什麽？家裏又不是沒吃的、沒喝的。不過明成祖在世時他們不敢反對，明成祖一死，他們當了家，就不準派人出去了；第二，組織這樣的商隊需要一個能代替鄭和的人，因為鄭和這時已經六十多歲，不能再出去了；第三，經濟上的原因。從外國進口的物資都是消費物資，不能進行再生產。無論是香料還是染料，都是消費品，珠寶就更不用說了，更是毫無意義的東西。以我們的有用的絲綢、鐵器、瓷器來換取珠寶，這樣做劃不來。雖然能解決沿海一些人的生活問題，但是好處不大，國家開支太多。所以，為了節約國家的財政開支，後來就不派遣商隊出國了。正當明朝停止派船出國的時候，歐洲人占領了南洋的香料島，葡萄牙人占領了我們的澳門。他們是用欺騙手段占領澳門的。開頭他們向明朝的地方官說：他們的商船經常到這個地方來，遇到風浪把貨物打濕了，要租個地方曬曬貨物。最初還給租錢，後來就不給了，慢慢地侵占了這個地方，一直到現在還占領著。
從歐洲人到東方來占領殖民地以後，中國的形勢就改變了。經過清朝幾百年，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從幾個方麵包圍中國：印度被英國占領了；緬甸被英國占領了；越南被法國占領了；菲律賓先被西班牙占領，後又被美國占領了；東方的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向外進行侵略擴張活動。所以近百年的中國，四麵被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再加上清朝政府的日益腐敗，就使中國逐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現在學術界還在爭論，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的人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很早，有的人認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時間性都很不肯定，從8世紀到十六七世紀都有。特別是關於《紅樓夢》的社會背景的討論展開以後更是如此。是在什麽情況下產生了《紅樓夢》這部作品呢？它的社會基礎是什麽？《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反對科舉、尊重婦女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他罵念書人，罵那些舉人、秀才都是祿蠹，說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樣的思想認識是在什麽情況下發生的？對這一係列的問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論據。而且關於“萌芽”這個詞的意義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種樹，種子種下去以後，慢慢地露出了頭，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裏，長出一點東西，這也叫萌芽。既然隻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經成熟了的東西，還隻是那麽一點點。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於開了花、結了果的東西就更不是萌芽了。所以要把這些情況區別開。可是現在某些討論中存在有這樣的問題：將萌芽看成是已經開花結果的東西。這實際上就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是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了，還有人認為中國資本主義早已經成熟了，中國社會早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這樣一來就發生了一係列的大問題：中國既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那麽，怎麽解釋1840年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一百年來我們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怎麽解釋？
關於這個問題，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來大家討論。我想，要說明某個時期有某個事物萌芽，必須要有一個界限。這個界限是什麽呢？就是要具體地指出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以往的時期所不可能發生和沒有發生過的，隻有到了這個時候才能發生的。沒有這個界限就會把曆史一般化了。試問：這個時期發生過，一百年以前發生過，五百年以前也發生過，這怎麽能說明問題？而且這些新發生的東西不應該是個別的。僅僅隻在某個時期、某個地區出現的個別的東西能不能說明問題呢？不能說明問題。因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有先進的，有落後的，沿海和內地不同，平原和山區也不同。不要說別的地方，就說北京吧，全市麵積有一萬七千平方公裏，市內和郊區就不同，因此，個別時期所發生的個別的事情也會有所不同。所以作為一個事物的萌芽，必須是這個東西過去沒有發生過，現在發生了，而且不是個別的。隻有這樣看才比較科學。現在我們根據這個精神來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我想把問題局限在14世紀到16世紀所發生的主要事件上麵，特別是16世紀中葉這個明朝人自己已感覺到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著重提出那些在這時期以前所沒有發生，或雖已發生而很不顯著，這個時期以後成為比較普遍、比較顯著的一些問題。
第一，關於手工工場。在明朝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徐一夔，他寫了一本書叫《始豐稿》。這本書裏麵有一篇文章叫《織工對》。這篇文章講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許多手工業紡織工場。這些紡織工場的經營方式是怎樣的呢？有若幹間房子和若幹部織機，工人都是雇工，他們不占有生產工具。生產工具是誰的呢？是工場老板的。老板出房子，出機器，出原料。工人出勞動力。工人在勞動以後可以取得若幹計日工資，工資隨著工人的技術熟練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術水平比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資；假如這家工場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別的工場可以拿更高的工資把他請去；勞動強度很高，把工人弄得麵黃肌瘦。這是元末明初（14世紀）的情況，當時這樣的工場在杭州不止一個。但是能不能說在14世紀時就已經普遍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呢？因為隻有這一個地區的資料，我看不能。但是從這裏可以看出，在14世紀中期，個別地區已經有了這樣相當大的手工工場，老板通過這樣的生產手段來剝削雇傭工人的曆史事實。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轉化為城市雇傭勞動者。這種情況在14世紀以前是沒有的。
第二，新的商業城市興起。在討論中有不少文章籠統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蘇州等33個新的商業城市，來說明這個時期商業的發展。有33個商業城市是不錯的，但是時間有問題。因為並不是整個明朝都是這樣的情況。事實上，這些城市之成為商業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後。當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後，為了解決糧食的運輸問題，把運河挖深、加寬了。這樣，通過水運不僅保證了糧食的運輸，其他商品的運輸也暢通了，因而促進了南北物資的交流。這樣，到了宣宗時期（15世紀中期），沿運河一帶的許多城市開始繁榮起來。這時候，由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國內市場擴大了。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當時為了保證貨物的流通，沿長江、運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33個鈔關。明朝用的貨幣叫寶鈔（紙幣）。關於紙幣的情況這裏不能詳細說了，隻說明一條，明朝的紙幣很不合理，它不兌現，開頭拿一張鈔票還能換到一些物資，後來就不行了。政府隻發鈔票，越發越多，超過了實際物資的幾百倍。在這種情況下，鈔票就貶值了。明朝政府為了提高鈔票的信用，采取收回鈔票的政策。怎樣收回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增加稅額。因此就在各個商業城市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做“鈔關”。一共設立了33個鈔關。鈔關幹什麽呢？就是向往來的貨物收稅。納稅時就用鈔票繳納。鈔關設在商業城市，有33個鈔關就有33個商業城市，這是不錯的。但有些人就根據這個數字說整個明朝隻有33個商業城市，這就不確切了。因為設立鈔關是明宣宗時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沒有。而就商業城市來說，在明成祖的時候就不止33個，後來又有所增加。因此，不標明確切的時間，以一個時期的情況來概括整個明朝，是不符合當時存在的客觀事實的。隨著商業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業工人也增加了，這就形成了一個市民階層（這個階層主要是指手工業者、中小商人）。這些人為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會，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致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動。這裏應該指出：所謂“市民”這個概念不能亂用。有些人把當時的進士、舉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這就模糊了階級界限。這些人都是當時的統治者，不是被統治者。把市民階層擴大化，混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界限，這是不對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盜和沿海通商問題。明朝中葉，以朱紈為中心的一派人反對對外通商，對海盜采取鎮壓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階級的反對，形成一個政治上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朱紈最後失敗了。這種性質的鬥爭在以往的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漢朝、唐朝、宋朝、元朝都有過對外通商，有時還很繁盛，大量的中國人到海外去經商；不但如此，國內有不少地方還住有許多外國商人。在唐朝的時候，廣州就有數量眾多的蕃商。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們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揚州、長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國商人，對外通商也很頻繁。但是像明朝那樣，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種力量，和內地一些反對通商的地主進行鬥爭，這種鬥爭並影響到政府的政策，這種情況卻是以往的曆史上所沒有的。為什麽明朝會出現這種新的情況呢？因為明朝國內國外的市場日益擴大，商業資本日益發展，商人地主在政府裏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這在曆史上是個新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近年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說朱紈鎮壓海盜是愛國的行為。朱紈是個愛國者，這觀點是沒有問題的，朱紈確實是愛國者，可是不能拿這個來否認當時在政治上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當時已經出現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動家，這和朱紈是否愛國是兩回事。我們並沒有說朱紈不愛國。這點不必爭論。問題在於這個時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通商，一種意見反對通商，這是曆史事實，是過去所沒有的。
第四，內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參加商業活動和經營手工工場。這方麵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遊龍戲鳳》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開了許多皇店。這是16世紀初期的事情。嘉靖時有個貴族叫郭勳（《三國演義》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開了許多店鋪。另外有個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務開店肆做買賣。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很蕭條了。可是在明朝的時候，由於南方的糧食、物資運到北方來都要經過這裏，因此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處經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縣是七品。原來明朝有一條規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員做買賣。但是行不通。事實上官做的越大，買賣也做得越多越大。特別是像蘇州這樣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員開各種各樣的鋪子，有的發了大財，成了百萬富翁。官員經商過去也有，但是在明初還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葉這種情況就改變了，不但武官經商，文官也經商；不但小官經商，大官也經商；不但經商，而且還經營手工工場。華亭人徐階做宰相時，“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這種現象也是過去沒有過的。過去的官僚認為做買賣有失身份，社會上看不起。士、農、工、商，商放在最後。孟子就罵商人是“壟斷”，認為他們不勞動，出賣別人生產的東西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幹這種事。漢朝以來，各個曆史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實行過重農抑商的政策。當時社會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當然也有個別地區有個別例外的情況。但是到16世紀以後，這種看法就改變了，不隻武官，就連皇帝、貴族、官僚都搶著做買賣，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當時的人對這個時期社會情況變化的總結。16世紀中期社會經濟情況發生的變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麵變化的情況做出了總結。
首先，從社會風俗方麵來說。明朝人認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後是兩個顯著不同的時代。有不少著書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後社會風俗的變化。在嘉靖以前，婦女的服裝很樸素；嘉靖以後變了，很華麗，講究漂亮了。宴會請客，原來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湯，後來變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東《鄆城縣誌》記載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樸素、很老實，嘉靖以後變了，講排場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齊，向知識分子看齊。窮人飯都吃不上，找人家借點錢也要講排場。總之，從吃飯、娛樂到家庭用具都不像過去了。這個時候，看到一些老實、樸素的人，大家認為不好，恥笑他。《博平縣誌》講嘉靖以後過去好的風氣沒有了，過去鄉村裏沒有酒店，也沒有遊民，嘉靖中期以後變了，到處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個人有名、有字，還要起別號。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別號。不但知識分子起別號，就連乞丐也有別號。
其次，在文化娛樂方麵。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嘉靖以後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詞主要是講男女戀愛的。嘉靖以前不大講究園亭建築；嘉靖以後，到處修假山，建花園，光南京就有園亭一百多所，蘇州有好幾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華園這些地方都是過去的園亭。明朝前期有一條規定，官員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後，這個紀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為風氣，為她們寫詩，寫文章，甚至選妓女為狀元、榜眼、探花。戲劇方麵，過去隻有男戲，嘉靖以後就有女戲了。很多做過大官的人寫劇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就是一個官。元曲的作者沒有一個是高級官員，都是一些下層社會的人，有的在衙門裏當一個小辦事員，有的做醫生；可是明朝戲曲的作者，大部分都是舉人、進士，有些還是高級官員。明朝後期盛行賭博，官吏、士人以不會賭博、打紙牌為恥。
再次，從政治方麵來看。《明史·循吏傳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麵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另一方麵政治上比較清明，好官比較多。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貫》裏麵有個況鍾，連做十幾年的蘇州知府，是個好官。另外一個周忱也是個好官，他做蘇州巡撫二十一年，在《十五貫》裏被刻畫壞了，這是不對的。此外，像於謙連做河南、山西巡撫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撫連任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這是明朝後期所沒有的情況。明朝後期好官就少了。做官講資格，一講資格就壞事了，隻要活得長就可以做大官；相反，真正能給老百姓做點事情的人就到處碰壁。像海瑞就是這樣，到處遭到大地主階級的反對，辦不了好事情。明朝後期有個知識分子陳幫彥對吏治的這種變化做了總結，他說：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還講個名節，做官回到家裏，人家問他賺多少錢，他要生氣；嘉靖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做官等於做買賣，計較做這個官賺錢多還是賺錢少，在這個地方做官賺錢多，另外換一個賺錢少的地方就不願意去。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親友設宴慶賀；如果到窮地方去，大家就歎息。做官和發財聯起來了，念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當時升官是憑什麽呢？一個是憑資格，一個是憑賄賂。當時叫“送禮”。地方官三年期滿要進京，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績。這時就是他“送禮”的時候了。送了禮就可以升官。所謂送上黃米、白米若幹擔，即指黃金、白銀若幹兩。後來改為送書若幹冊，書的後麵附上金子、銀子，叫做“書帕”。所以明朝後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後先刻書。但是他們又沒有什麽學問，於是粗製濫造，亂抄一氣。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的變化，即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影響到了社會各方麵。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從土地剝削所得的財產投資於手工業和商業，這樣，過去被社會上所歧視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國家的高級官員有不少人變成了商人。經商成為社會風氣。商人賺了錢就奢侈浪費，造成社會上的虛假繁榮現象。封建秩序、封建禮法開始受到衝擊，從而在文學藝術方麵也出現了反映這種社會生活的作品。
第六，貨幣經濟的發展。在明朝以前，白銀已經部分使用，但是還不普遍，還沒有作為正式的貨幣。元朝使用鈔票。明朝初年用銅錢，由於老百姓已經有了用鈔票的習慣，反而不習慣用銅錢，隻好仍然用鈔票。但是由於明朝對鈔票管理不善，無限製地發行，又不兌現，因而引起通貨膨脹，鈔價貶值，由一貫鈔值銀一兩貶至隻值一兩個錢，鈔票的經濟意義逐漸沒有了。鈔票不能用，銅錢的重量又太大，短途進行交易還可以，像從南到北的遠距離交易，帶大量的銅錢就不行，幾萬、幾十萬銅錢很重，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白銀就日漸流通於市場。白銀有它的優點：它的質量不會變，既能分割，化整為零；又能把一些分散的銀子鑄成一錠，化零為整。白銀價值比較高，一兩白銀可以抵一千錢。因此社會上對白銀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上次講過，明朝建都北京，糧食主要從南方運來。四五百萬石糧食的運費要由農民負擔，運費超過糧食價格的幾倍，農民負擔很重。所以到明英宗時，逐漸改變了這種辦法。有些地方稅收開始改折“金花銀”，像這個地區應該送四石糧食，現在不要你交糧食了，改交一兩銀子。政府用一兩銀子同樣可以買到四石糧食。由於國內市場的擴大和稅收折銀的結果，銀子的需要量就大大增加了，原有的銀子不夠市場上的需要。因此在萬曆時期就出現了采銀的**。政府征發許多人，到處開銀礦，苛征暴斂，引起國內人民的反對。
通過對外貿易的入超，大量的白銀輸入了。西班牙人從墨西哥運白銀到呂宋，由呂宋轉運中國，以換取中國的絲織品和瓷器。到後期，墨西哥的銀元也大量流入中國。這樣，國內白銀數量逐漸增加。所以到萬曆初年，賦役製度大改變，把原來的田賦製度改為“一條鞭法”，使賦役合一。從此大部分地區的賦稅和徭役改折銀兩。
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遠距離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的貨幣作媒介，因而白銀普遍地應用起來了。這種情況也是以往曆史上所沒有發生過的。
第七，文學作品上的反映。唐朝、宋朝也有傳奇小說，裏麵的主角是些什麽人？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寫市井人物的作品很少。到明代中葉以後出現了以市井人物為主人公的作品。例如《白蛇傳》的故事。在《西湖三塔記》中的三怪是：烏雞、水獺、白蛇，男主角是將門之後——奚宣讚（嶽飛部下的將官奚統製之子）。而《洛陽三怪記》的三怪是：赤斑蛇、白貓精、白雞精，男主角卻是開金銀鋪的老板潘鬆了。流傳到現在的《白蛇傳》隻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則是開生藥鋪的許仙。故事的主角從將門之後的奚宣讚轉變為生藥鋪的許仙，這一變化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以後的作品，寫嘉靖、萬曆年間的事。主角西門慶也是開生藥鋪的。與西門慶來往的篾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後人，原來的地位比西門慶高，後來沒落了，成為西門慶的門客。以這樣一些人物為中心的小說，在過去是沒有的。
此外，在“三言”“二拍”中，如《賣油郎獨占花魁》《倒運漢巧遇洞庭紅》等，主角是賣油小販和偶然發財的窮漢，這也都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在文藝作品中的具體反映。
第八，明朝後期有了一些替商人說話的政治家。譬如徐光啟，他是上海人，是最早接受西洋科學，介紹和傳播西洋科學，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的一個人。他家裏原來是地主，後來兼營商業。他本人中了進士，做過宰相。在他的思想中，反映了保護商人特權的要求，他提出了維護商人利益的具體建議。當時國家財政困難，西北有許多荒地，他就主張政府允許各地的地主階級招募農民來開墾荒地。開墾荒地多的，除了糧食給他外，還可以允許這個地主家裏的子弟有多少人考秀才、多少人上學，給他以政治保證。從他這種主張來看，他是當時從地主轉為商人的這一集團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總的來說，上麵所講的這些問題是明朝以前沒有發生過的，或者雖然發生過，但並不顯著。當時的人也認識到了嘉靖前和嘉靖後所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當然，他們還不能理解這叫做資本主義萌芽。從我們今天來看，這個變化是舊的東西改變了，新的東西露出了頭。這些例子都可以作為資本主義萌芽來看。但是這些萌芽並沒有成長，以後又遭到了壓力，因此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還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還處在萌芽狀態。
這方麵的材料直到現在還是不夠完備的，還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上麵談的隻是個人的看法，不一定對，更不一定成熟，隻供同誌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