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相貌現在有了確定的特征，因而將永遠留在記憶之中：寬闊的腦門兒上深刻著一道雙重皺紋，雪白的眉毛叢生，長老似的胡須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來。那張老臉變得溫和了，慈祥了；臉上那病患、憂傷、慈愛的痕跡依然可見。自二十歲的幾乎野性的粗野和塞瓦斯托波爾當兵時的倔強，他在發生變化啊!但是，那雙清亮的眼睛卻依舊一如既往地深邃敏銳，目光坦誠，自己的一切都盡顯無遺，而其它的一切顯而易見。
托爾斯泰去世前九年，在回複聖教會議的信（1901年4月17日）中這樣寫道：
“幸虧我有如此的信仰，我得以生活在平和與歡樂之中，並能在平和與歡樂中走向死亡。”
看到這句話使我聯想起古時的諺語：“在他死之前我們不該稱呼任何人為幸福的人。”
可以想到他當時所沾沾自喜的那份平和與歡樂是否永遠都一成未變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化為了烏有，期待的光明根本就不曾從厚重的黑暗中穿透出來。繼續革命的激奮最終導致精疲力竭。往日的不公不曾有絲毫的改變，如果說有改變，那隻能說貧困更加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爾斯泰對於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的曆史使命早已喪失了信心；當時他的頑強信仰使得他已經在尋找能托負此重任的其他民族。於是他想到了考慮“偉大而聰穎的中國人民”。他認為“東方民族已被召喚來重新尋回西方民族早已喪失了的那種自由”，而中國人民將領導亞洲人在“道”這條永恒的規律的道路上完成人類的轉變。
但這一希望很快就破滅了：老子和孔子年代的中國如同日本一樣之前也曾經嚐試過他們否定了自己往日的智慧，以效仿歐洲。當時被迫害的杜霍博爾人移居了加拿大；而在那裏，更令托爾斯泰大為不解的是，他們立即占有了土地；格魯吉亞人剛剛從國家的枷鎖下掙脫出來，就開始打擊與他們意見不一致的那些人；但這一切又被召喚來的俄國軍隊鎮住，他們又使一切恢複了秩序。連猶太人也未能幸免，——“他們的國家，在這之前一個人所能企盼的最美好的國家，原來隻是本聖書”，——他們同時也陷入猶太複國主義的虛假的民族運動的疾患之中，這種所謂的民族運動也隻“是現代歐羅巴主義的皮毛之再皮毛，是它的畸形兒”。
托爾斯泰很傷心，但他從未氣餒。他繼續信賴上帝，相信未來：
“如果能在眨眼之瞬間長出一片森林，那就是奇跡的發生。不幸的是，這是不可能的，成長為森林的規律必須等著種子發芽，出苗，長葉，成幹，最後再變成一棵樹最後樹木連片，形成森林。”
但是要強調一點，必須有許多的樹才能變成一片森林，而當時的托爾斯泰卻是獨木不成林。他是光榮的，幸運的但卻是孤獨的。人們從世界各地給他寫信：從穆斯林國家、中國、日本，在這些國家裏，他的《複活》翻譯出版了，他的“還土地於人民”的思想在傳播。美國報紙記者曾經采訪他；一些法國人就藝術或政教分離請教過他。但他的門徒少於三百，這一點他是了解的。但他並未急於操心去收門徒。他一向反對他的朋友們利用他的名聲組織托爾斯泰崇拜者團體的嚐試：
“不要去相互影響、幹涉，而大家應當一起奔向上帝……你說：‘大家在一起，更容易……，——更容易做什麽?——耕作，刈草，這是對的。但是，要奔向上帝，你隻有韌性地去做才行……我的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的神殿四周是可行的入口，陽光從上方直射其中央。為了聯合團結起來，大家應該一起向那陽光走去。在那裏，從四麵八方聚集的我們，將和一些我們並未預期的人匯合在一起：歡樂即在其中。”
在從上方直射而下的陽光中在神殿的中央，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這無關緊要!但是隻要有一個人與上帝在一起就足夠了。這是最主要的。
“如同一個燃燒著的物質可以把火傳給其它物質一樣，一個人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生活是可以感染他人並傳播真理。”（《戰爭與革命》）
大概的確如此；但是，托爾斯泰的幸福多大程度上是孤獨的信仰來保證的呢？——在他生命的最後的時日裏，他與歌德的那種一廂情願的寧靜相距多麽地遠啊!他似乎在回避寧靜，他似乎嫌惡寧靜。
“能感覺到對自己不滿，這理應感謝上帝。但願永遠能這樣感覺對自己不滿!生命與這樣不滿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標誌，是從渺小到偉大，從惡到善的上升運動。而這種不一致是改變的條件。當一個人倦怠到對自己心滿意足時，那是一種惡。”
他正考慮著這小說的主題，它曲折地顯示著列文或皮埃爾·別祖霍夫的無法驅趕的焦慮在他心中並未消失。
“我經常想像一個在革命團體中成長起來的人，總是從一個革命者，變成民粹派，社會黨人，東正教徒，阿多山的僧侶，再後來又成了無神論者，慈父，最後成了杜霍博爾人。由開始時什麽都嚐試，最終一事無成；任人們嘲笑他，他什麽也未做，在一個收容所裏寂寞地死去，臨死前，他懺悔自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然而這卻是一位聖人。”（《一個杜霍博爾人的故事》）
他信心那麽足，也許會有遺憾?——誰知道呢?對於看起來到老身心都很健康的人來說，生命是不可能停頓在思想的某一點上的。生命必須前進。
“生命在於運動。”
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裏，許多見解在他身上大概都在變化。他對革命者們的重新審視?對不反抗惡的信仰難道一點都不懷疑?——在《複活》中，涅赫留多夫同政治犯的關係就完全地改變了他對俄國革命黨的成見。
“在一開始，他有點憎惡他們的殘忍、秘密的罪惡、謀殺、自滿、沾沾自喜以及讓人厭惡的虛榮心。但是，當他清楚地看到當局是如何迫害他們時，他漸漸明白了，他們隻能是這樣。”
因此，他欽佩他們那包含著自我犧牲的對信仰的觀念。
但自1900年起，俄羅斯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它從知識分子開始，擴大到民眾，悄悄地震撼著成千上萬的勞苦者。他們那雄糾糾的隊伍的前鋒在亞斯納亞托爾斯泰的窗下列隊通過。《法蘭西信使報》發表的三個短篇係托爾斯泰晚年所作，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革命在他的精神上所引起的痛苦和惶恐。在圖拉鄉下，一隊隊純樸虔誠的朝聖者走過的景況不見了。眼下，是饑餓的流浪者。他們每天都來。托爾斯泰與他們交談，為他們胸中的怒火震驚；他們已不再像從前那樣，把富人看作是“一些通過施舍拯救自己靈魂的人，而就是一些強盜，土匪，專喝勞動人民的血”。這些人中有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如今破產了，絕望了，隻好鋌而走險。
“將使現代文明搞成如匈奴人和汪達爾人把古文明搞成那樣的這幫野蠻人，不是在荒無人煙的沙漠和隱藏的叢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光天化日的大路上造就的。”
亨利·喬治就如是說。而托爾斯泰則補充說道：
“汪達爾人在俄羅斯已經準備好了，在我們深受宗教思想影響的民眾中，他們將是特別地可怕，因為我們並不了解在歐洲人民中已經發達的法度與輿論的極限。”
托爾斯泰經常收到這些反叛者的信，對他的不反抗理論表示不滿，聲稱對於殘酷統治者和喪失良心富人對民眾所做的一切壞事，必需報之以“複仇!複仇!複仇!”——托爾斯泰如何回答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幾天之後，當他看見在他的村子裏，役吏們不顧窮人們哭訴哀告的，把他們的鍋子和牛羊強行虜走時，他被激怒了，高喊複仇的口號，擲向那幫劊子手，“這幫人隻知販酒謀利、教唆殺人或宣判流放、入獄、苦役或絞刑的貪官汙吏及其走狗，——這幫人從窮人那兒搶走的鍋子、牛羊、布匹，是為了蒸餾毒害百姓的酒精，製造殺人武器，建造監獄、苦役監，是為了讓他們一夥大發其財”。
當你一輩子都在期盼著愛的世界，卻必須麵對這些可怕景象，滿懷困惑，那是很讓人痛心的。——當你有著托爾斯泰的那種真切意識，而心裏想著現實的生活與自己的原則並不完全一致時，逼人傷心悲痛了。
在此，我們將觸及到他最後幾年——也許是他最後的三十年嗎?——最大的真切的痛點了，而對這一痛點我們隻能用一隻虔誠而膽怯的手輕輕地觸摸一下，因為這個瘡疤，托爾斯泰在盡力地隱瞞著，它不僅屬於死者，也屬於他所愛過的並愛著他的一些活著的人。
他未能把他的信念讓他最親愛的人，他的妻子兒女接受。我們看到他的忠實伴侶，他那勇敢地分擔他的生活及其藝術創作的妻子，對於他所放棄純藝術信仰而改奉她所不知的一種道德信仰，感到很痛苦。看到自己不能被自己最好的女友所理解，托爾斯泰也同樣很痛苦。
“我全身心都意識到，”他在寫給丹奈洛摩的信中說，“下麵的話語的真誠：丈夫與妻子不是兩個獨立的生靈，而是合二為一的……我渴望著能把這種使我得以超脫於人生苦海的宗教意識的一部分傳遞給我的妻子。我希望這種意識能夠傳遞（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給她，盡管我認為這種意識是不大能為女性接受的。”
這一願望終未實現。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欽佩並喜愛心靈的純潔，坦**的胸懷，以及與她“合二為一”的那個靈魂的仁慈；她瞥見“他站在群眾前麵，為人們指出應該遵循的道路”；當教會開除他的時候，她勇敢地為他辯護，並聲言永不背棄。但是，她無法去做她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而托爾斯泰又不想強逼她違心地去做，——因為他不屑假裝的信仰與愛甚過對信仰與愛的虛偽。他又怎能強逼她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犧牲自己的和她兒女們的財產呢?
他同他的孩子們的隔閡也再加深。曾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家裏見過托爾斯泰的勒魯瓦·博利厄先生說，“在飯桌上，當父親說話的時候，兒子們掩飾不住厭煩和懷疑”。他的信仰隻是稍稍影響到他的三個女兒，其中他最喜歡的瑪麗婭已經死了。在精神方麵，他在家人中間不被理解。“隻有他的小女兒和他的醫生”在思想上了解他。
他為這思想上的距離苦惱著，他為別人強加於他的社交而苦惱，他為那些從世界各地跑來的令人討厭的人的探訪而苦惱；尤其為美國人和新潮人物的來訪而苦惱；他為他的家庭迫使他過的那種“奢侈”而苦惱。如果我們相信那些在他的屋子裏見過他的人的敘述的話，那其實算不上奢華：幾乎過於簡樸的家具，一張鐵床，幾把破椅，光禿禿的牆壁!但這份舒適他也排斥：他也覺得是一種愧疚。在《法蘭西信使報》所刊登的第二個短篇中，他不無苦澀地把周圍的貧困慘狀與他家的奢華景象作了對比。
“我的行為，”1903年，他寫道，“無論被人看來可能顯得多麽有益，但卻失去了很重要部分，那是我的生活與我所宣揚的東西並不完全一致。”
那他何不讓它們一致呀!若他無法強迫自己的家人擺脫交際生活，那他自己為什麽不擺脫他們及他們的生活——這樣他就不被他的敵人們攻擊，說他虛偽了，攻擊他的敵人們太高興了，可以借此否定他的主張!
他也想到過這一點。他早就下了決心。有人找來並發表了他於1897年6月8日寫給他妻子的一封令人讚歎的信。這裏幾乎完全抄錄如下。沒有比它更能披露這顆慈愛和痛苦的內心世界了：
“親愛的索菲婭，長期以來，我一直為生活與信仰的不一致而苦惱著。我無法強迫你們改變你們的生活以及你們的習慣。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夠疏遠你們，因為我在想，我要是離開的話，我就將失去對我的尚小的孩子們的可能會有的一點點影響，而且我也會給你們大家造成很大的痛苦。但我實在不願像過去了的這十六年那樣生活了，不能再與你們抗爭，使你們不快，自己又常屈服於已習慣了的那些周圍時我的影響與**。現在，我決心做我長時間來一直想做的事了：我要離去……象印度老人，一到六十來歲便跑到森林中去，又象每一個信教的老人，想把自己的殘年獻給上帝，而不是現在的我整天說笑打趣，胡鬧，玩球什麽的，我已年屆古稀，我執著地想著寧靜、孤獨，而且，如果不能完全的一致的話，至少不要我整個一生和我的信仰之間的那種不一致。我若公開地離去，那你們就會又是極力的勸阻，我就會心軟，也許本該心軟。如果我的做法使你們傷心難過的話，那請求你們原諒我。特別是你，索菲婭，不要攔我，不要去找我，不要恨我。我離開你並不表示我恨你……我知道你無法像我一樣地去觀察與思考；因此，你無法改變你的生活，無法對你所不信仰的東西作出犧牲。因此，我一點兒也不怪你；恰恰相反，我會滿懷愛意與感激回憶我們共同生活的那漫長的三十五年時光，特別在前一半時間，你懷著你母性秉賦的勇氣與忠誠，承擔起你視為自己的使命的一切。你給了我，給了世界你所能夠給予的。你付出了偉大的母愛，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但是，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我倆的道路岔開了。我無法相信過錯在我；我知道，我這樣做，既不是為了我的幸福，也不是為了世界，而是我沒法不這樣做。我不能怪你一點兒也不聽我的，我倒是要感謝你，並永遠懷著愛意去感謝你所給予我的一切。——告別了，我親愛的索菲婭。我愛你。”
“我離開你並不表示……”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離開她。——可憐這封信!他覺得寫出來就足夠了，他的決定也就實行了……在寫了這封信之後，他的決斷力量已全部耗盡。——“我若公開地離去，那你們就會極力的勸阻，我就會心軟……”他無需“爭辯”，無需“哀求”，隻需片刻之後，一看見他要離開的那些人就會心軟了：他會感到“他不能，他無法”離開他們；他把裝進口袋裏的這封信塞進一件家具裏去，上麵寫著：
“待我死後，請將它交予我的妻子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一切出逃計劃到此為止。
難道他的力量就這樣表現嗎?他不能為他的上帝而犧牲自己的溫情嗎?——當然，在基督教名人錄中，不乏心更硬的聖人，他們決不猶豫地去摧毀他們自己的以及別人的情感……而他根本就不是這類極端人。他也會脆弱。他是人。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才愛他的。
十五年多前，在一篇自我剖析的痛苦的篇章中，他問他自己：
“喏，列夫·托爾斯泰，你是否按照你所布道的原則生活呢?”
他痛定思痛地回答道：
“我羞愧難當，我有罪，我應該受到輕蔑受到懲罰……不過，請將我從前的生活與我今天的生活比較一下，您將會看到我在盡量地依照上帝的指示生活。我沒有做到必須做到的千分之一，我因此而不安，但是，我之所以沒有做到，並不是因為我不肯而是因為我不能……譴責我吧，但別譴責我所依循的道路。如果說我的信仰把我引到家門的那條路，而我又像個醉漢似的跌跌撞撞地走著，那能說是這條道不好嗎?要麽就請誰給我指出另一條道，要麽就請誰扶著我走這條真正的道，就像我願意扶人走這條道一樣。但不要數落我，不要因我的無奈而幸災樂禍，不要嘲諷地喊叫：‘大家看啦!他說他要往家走的，可卻跌到泥潭裏去了!’不，別落井下石，幫助我吧，支持我吧!……幫助我吧!如果人類迷失方向，我會絕望得心碎的；可當我使出掙紮要從那兒走出來時，你們，對於我每一次的迷途，不是惋惜，反而對我邊指指戳戳，邊慶祝似的叫喊著：‘看呀，他同我們一樣兒跌進泥潭裏了!”
死期將近，他還在反複說道：
“我不是個聖人，也從沒把自己當作聖人。我是個凡夫俗子，任人擺布，有時並不願意把自己所想所感的東西全都說出來；並非因為不能夠，而是因為常常會誇大其詞或猶豫不決。檢點我的行為，更加地糟糕。我是一個非常之脆弱，惡習滿身的人，很想侍奉真理之神，但卻經常跌跌撞撞的。如果大家把我看作是個不可能出錯的人，那我的每一個錯誤就該顯得是一種出人意料。但如果大家視我為一個脆弱的人，那我就會表現出我的真實麵貌來：一個可憐巴巴的人，但卻是真心實意的人，曾經常不斷地，真誠地希望並且仍在希望做一個合格的人，一個上帝的好仆人。”
就這樣，他被內疚困擾著，被巨大的而比他更少人情味的他的門徒們的無言的責怪壓迫著，被他的脆弱和優柔寡斷抓扯著，被對家人的愛和對上帝的愛纏繞著，——直到那一天，絕望頓生，也許是由於臨死前的狂熱巨風，他突然離開了住所，毫無目的，奔逃，在一所修道院投宿，然後又上了路，終於病倒途中，在一個無名的小城中倒下了。在彌留之際，他躺在病榻上還在哭泣，不是在哭自己，而是在哭那些不幸的人；他抽泣地說道：
“大地上有成百上千萬的人正在受苦受難；可你們為什麽還在此照料惟一的一個列夫·托爾斯泰呢?”
於是，“解脫”的鍾聲響了，——那是1910年11月20日星期日的淩晨六點多一點兒，——如他所說的“解脫”到來了，“死，幸福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