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堅信藝術。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即使心存放棄，也不能放棄自己的信仰追求。由於宗教的考慮，他可以放棄發表作品；但從未中止自己的藝術創作。最近幾年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見過他的保爾·布瓦耶先生說他同時在創作布道的作品和想像的作品；他用這兩類作品交相輝映。當他寫完一本社會論著，什麽《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之後，他就讓自己再去寫一本自言自語的美麗故事，譬如他的《哈吉·穆拉特》，是一部軍事史詩，歌頌高加索戰爭和山民反抗斯卡米爾統治的作品。藝術是他的生存方式。但他也可能是把藝術看作是一種炫耀的虛榮。
他編過一本《每日必讀文選》（1904—1905），收集了許多作家對真理與人生的不同看法，可說是一部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聖者到現代藝術家盡收其中，但除了這本書外，他自1900年起所寫的大多純藝術性的作品全都是手稿，並未刊印。
反之，他大膽地，激烈地把自己的論戰和戰鬥的文章投入社會之戰中去。從1900年到1910年，社會之戰吸走了他最旺盛的精力。俄羅斯正經曆著一個巨大的危機，沙皇帝國有一陣兒，已經接近搖搖欲墜了。俄日戰爭後的創作、革命騷亂、陸軍和海軍的嘩變、鎮壓、農村暴動等等似乎標誌著“世紀末”的到來，——托爾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取名的。——危機頻頻爆發在1904年到1905年之間。托爾斯泰在這期間發表了一係列有影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大罪惡》，《世紀末》。在這最後的十年中，他在全世界獨占鼇頭。他不帶任何黨派，不帶任何國家色彩，獨立把他逐出來的教會，奮戰不息。他縝密的思想、信仰的堅定使他“二者必居其一：要麽離開其他人或要麽離開真理”。
他想起了一句俄羅斯諺語：“一個說謊的老人就是一個偷竊的大賊”；於是他脫離了虛偽的人，為的是說出真理。他把真理完整地說出來。這位驅除謊言的老者從不停頓地抨擊所有宗教的和社會的迷信，虛假的偶像。他不僅僅是針對過去的暴政、愚弄人的宗教、沙皇的獨裁。他對於它們也許反而寬恕了一些，因為現在眾人都在向它們投擲石塊。都了解了它們，那它們也就不那麽可怕了!再說，它們是在幹自己的行當，並不蒙騙人。托爾斯泰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雖並無對沙皇的順服，但卻懷著對於沙皇人性的溫情，他對他稱兄道弟，並請求“他諒解，如果過去自己無意之中惹惱了他的話”；最後還加上一句：“您的兄弟祝您真正幸福。”
但是，托爾斯泰最在意的，最激烈攻擊的，是新的謊言，因為舊的謊言已暴露無遺了。此刻他抨擊的不是專製，而是對自由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在新偶像的代表中，我們並不知道他最恨的是誰，是社會黨人還是“自由黨人”。
他對自由黨人的厭惡由來已久。早在塞瓦斯托波爾戰役身為軍官，在同彼得堡的文人們接觸時，他就已經開始了。這曾是他與屠格涅夫反目的原因之一。這個驕傲的貴族，這個世家出身之人，無法忍受這幫知識分子誇誇其談，說什麽不管如何在使國家幸福，實際上是在強力鼓吹他們的烏托邦議論。他是地道的俄羅斯人，又是世族名門，所以對於這些來自西方的立憲思想，自由的把戲一向持懷疑態度；而他的兩次歐洲之行更加深了他的這些成見。第一次旅行歸來時，他就寫道：
“遠離自由主義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歸來時，他強調指出，“特權社會”沒有理由以其方式去教育它所不熟悉的民眾……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更廣泛地表述了他對自由黨人的厭惡。列文就幹脆拒絕參與外省的民眾教育事業與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改革。外省議會的紳士們的選舉場麵不過是了一個地方以一個新的自由政權去替代其舊的保守政權的欺騙把戲。這不是改變，隻是又多了一個欺騙，它既無法容忍，也無需幾百年去認可。
“也許我們算不了什麽，”舊政權的代表說，“但我們畢竟存在了上千年。”
而且托爾斯泰對自由黨人濫用“民眾，民眾的意願……”等等詞句十分氣忿。哼!他們對民眾有多少了解?什麽是民眾?
特別是在自由運動似乎就要成功，並擬召開杜馬大會時，托爾斯泰堅持了他對立憲思想的反對。
“近來，對基督教的曲解滋生了一種新的欺詐，致使各國人民更深地陷入被愚弄的狀態。有人搞了一種複雜的議會選舉程度，向各國人民許願，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來參與政府的工作，而且，服從自己的代表，就是在服從於自己的意願，他們也就自由了。這是個騙局。即使通過普選，民眾也是很難表達自己的意願的：第一，因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這樣的集體意願是不存在的；第二，因為即使這種意願存在的話，大多數的選票也不會真實。且莫說專製的立法與行政並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是為了維護專製的政權，——且不說民眾的沉浮是由於壓迫和選舉中的腐敗，——這謊言愚弄民眾，因為屈從於這個製度並使人落人一種自我滿足的奴隸狀態……這些自由人讓人想起自以為是的囚犯，因為他們有權在那些執行監獄警務的獄卒中選舉出他們的代表來……一個專製國家的人也可獲得自由，即使是處於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但一個立憲製國家的人則永遠是奴隸，因為他承認對他實施暴力的合法性……喏，有人就是想把俄羅斯人民像其他歐洲各國人民一樣帶進一種立憲製的奴隸狀態!……”（《世紀末》）
在他那遠離自由主義的態度中，主要表現是他的煩感。麵對社會主義，如果說托爾斯泰禁不住要憎恨一切的話，那是一種痛恨——或者可能是痛恨。他加倍地憎惡社會主義，因為它集兩種謊言於一身：自由的謊言與科學的謊言。它不是自稱建立在不知什麽經濟學的基礎上嗎?還說這種經濟學的絕對規律影響著世界的進步!
托爾斯泰對於科學十分地嚴厲。認為是現代迷信，和“這些無用的問題（物種起源，光譜分析，鐳的特性，數論，動物化石以及其它的一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人們今天對像中世紀的人對聖母懷胎問題或物質的雙重性問題一樣地十分重視”，而托爾斯泰則用嘲諷挖苦的口吻大加駁斥。——他嘲諷“這幫科學的奴仆，他們同教會的奴仆沒有區別，深信並讓別人相信科學在拯救人類，他們像教會一樣，相信他們掌握著真理，但他們相互之間，分成許多門派，像教會一樣，是粗俗、精神愚昧以及無法使人類早日擺脫自己痛苦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丟失了能夠團結人類的惟一的東西：宗教信仰。”（《戰爭與革命》）
但是，當他看到新式武器落到那些聲稱要使人類再生的人的手裏時，他的不安加劇了，他的怒火迸發了。但凡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使他憂愁不堪。他厭惡革命的知識分子和理論家：那是一個坑人的腐儒，一個自傲而幹枯的靈魂，他不喜歡人類，他隻愛自己的思想。
不過，這是一些卑劣的思想。
“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滿足人的最低需要：物質需要。然而，按照社會主義所提出的辦法也是無法達到的。”
歸根結底，它是沒有愛的。它隻有“對富人們的溫馨甜蜜生活的嫉妒：好像聚集在汙物上的蒼蠅的一種貪婪”的恨。當社會主義取勝時，社會的狀態可怕至極。歐洲的遊民將以加倍的力量壓倒弱小而粗獷的各國人民身上，並把他們變為奴隸，以便歐洲以前的無產者能夠愜意地，無所不及地像羅馬人那樣奢華閑散。
幸而社會主義最精華的力量處在煙霧中——在演說中，如若宙斯的演說中——耗費殆盡……
如此令人敬佩的演說家在他的演講中幾乎包羅萬象——可實際上什麽都沒有……至於社會主義嗎，有點像我們俄國的東正教：你擠壓它，你把它逼到它最後的壕溝，你以為抓住它了，可突然間，它轉過身來對你說：‘不!我並不是你所想的，我並不是你要的。’它從你手裏瞬間溜掉了……耐心點!讓時間去驗證吧。社會主義的理論將會像女人的時裝一樣，很快就會從沙龍撤到過廳中去的很快就會過時。”（《同保爾·布瓦耶先生的談話》）
如果說托爾斯泰向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如此這般地開戰的話，那他遠不是為了聽任獨裁政治為所欲為；相反，是為了在消滅隊伍中的反對分子與危險分子之後，他想讓戰鬥在新的世界和舊的世界之間全麵展開。因為他也是相信革命的。但他所謂的革命與真正的革命者們的革命大相徑庭：他那象中世紀的神秘信徒的革命，他期待著明天由聖靈來統治：
“我認為在這一決定性的時刻，在基督教世界醞釀了已兩千年的這場大革命正式開始了，——這場革命將以真正的基督教來取代腐敗了的基督教以及教權的統治製度，這真正的基督教是使人人平等的基礎，是所有信仰的人所渴望的真正的自由的基礎。”（《世紀末》）
預言家將用時間來宣告幸福與愛的新世紀開始呢?將在俄羅斯最陰暗的時間，將在災難與恥辱的時間。創造性信仰的偉大能力啊!把它周圍，一切照明，——即使在黑夜裏亦然。托爾斯泰在滅亡中瞥見了重生的信號，——在滿洲戰爭的災禍中，在俄國軍隊的敗退中，在可怕的無政府主義和血淋淋的階級鬥爭中。他的夢想的邏輯從日本的勝利中推導出這樣一個驚人的結論：俄國應遠離一切戰爭，因為非基督教民眾在戰爭中，與“跨越了奴役屈從階段”的基督教民眾相比較，總是占有優勢。——這是不是讓人民逃避呢?——不是的，這是偉大的退讓。俄國應擺脫一切暴力戰爭，因為它應完成“大革命”。
這個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布道者，這個暴力的敵人，於無意之中預言了共產主義革命!
“1905年大革命將把人類從黑暗的壓迫下解救出來，它應當在俄國開始。——它開始了。”
為什麽俄羅斯扮演了這個上帝的選民角色呢?——因為新的革命應首先救治“大罪惡”：幾千個富人擁有土地的獨霸，奴隸般的成百上千萬的人的生活，這是最殘忍的奴隸生活。而且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俄羅斯人民那樣意識到了這種不公。
但特別是因為俄羅斯人民是所有各國人民中最理解真正的基督教真諦的，而那即將到來的革命應該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團結與博愛的信仰。但是，如果這一博愛律令不反抗惡的律令的話，它是無法實現的。而不反抗就是俄羅斯人民的一個主要特點。
“過去俄羅斯人民對於權力持有一種與歐洲其它國家不同的態度。他們從來沒有與當權者鬥爭過；特別是他們沒有參過政，因此也就未能受到政治的玷汙。他們視權力為一種必須遠離的惡。一則古代傳說稱，俄羅斯人曾祈求瓦蘭人來統治他們。眾多的俄羅斯人一向寧可忍受暴力而不予報複或同流合汙。所以他們向來是忍辱負重的……”
這是自願的忍受著，與奴顏婢膝的服從不一樣。
“真正的基督徒不怕忍辱負重，他甚至不可能做到既忍辱負重又對各種暴力進行抗爭；但他是不會肯定這些暴力的，也就是說，不承認其合法性。”（《世紀末》）
托爾斯泰在寫這一段話時，他正因這個英勇的民族不抵抗的最悲壯的精神而激動著，——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的流血示威，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在教士加蓬帶領下，任人槍殺，沒有發出一聲仇恨的呼喊，整個過程沒有一個自衛的動作。
在俄羅斯，傳統中，被稱作“皈依者”的老信徒有這樣不顧迫害，頑強地奉行著不屈從政權並拒絕承認其合法性的信條。在俄日戰爭的失敗之後，這種思想迅速地在農民中間傳播開來。拒絕服兵役的情況在擴大；他們越是受到殘酷壓迫，反抗怒火就越是壓抑不住。——此外，各省、各族，即使沒聽說過托爾斯泰，也全都在效法這種消極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將近1905年起的古裏的格魯吉亞人。托爾斯泰對於這些運動的影響遠不及它們對他的衝擊來得大；而他的作品的意義正是獨立於革命黨的作家們（如高爾基），他是古老的俄羅斯民族的呼聲。
他對於勇於去實踐他所宣傳的原則的那些人的態度，則是很謙虛很嚴肅的。對待杜霍博爾人、格魯吉亞人同對待逃避服兵役者，他從不擺出一副都是爺的神氣。
“沒學會忍受考驗的人是無法教點什麽給學會忍受考驗的人的。”
他請求“所有因他的言論或著作而受傷害的人”寬恕他。他沒有慫恿任何人逃避服兵役。這應由每個人自己去決定。如果遇上一個又能做決定的人，“他總是勸他去當兵，而且，隻要他覺得在道德上並不是不可能的話，就不要拒絕服從”。因為，假如一個人在猶豫，那就是說他還不成熟；而且“最好是多一個軍人而少一個弄虛作假者或叛徒，但凡去做勉強的事的人，就會淪為虛偽者或叛徒”。他對逃避兵役的貢恰連科的決心並不相信。他擔心“這個年輕人是受了自尊心和虛榮心的驅使，而不是對上帝的愛使然”。對於杜霍博爾人，他寫信叫他們別因自傲和自尊而拒絕服從，但是，“如果他們有能力的話，就把他們的弱妻幼子從痛苦中解救出來。任何人都不會為此而譴責他們的”。他們隻應在“基督精神紮根於他們心中時才堅定，因為這樣他們將會因痛苦而得救”。無論如何，他是在請求那些被人迫害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要同害人者中斷友愛關係”。正如他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一封漂亮的信中說的，必須愛希律王：
“您說：‘人們不能愛希律王。，——我不知道，但我感到，而且您也一樣，我必須愛他。我知道，而您也知道，如果我不愛他的話，我會痛苦，我身上也就會沒有感覺。”
這是神聖的純潔，是這種愛的永不消失的**，愛將使人連福音書上的話都無法滿足了：“愛你周圍的鄰人如愛你自己一樣”，你會從中發現一種自私的怪味!
照某些人看來，這愛太廣博了，而且把人的自私打掃得一幹二淨，以致愛都變得空泛了!——然而，沒有人比托爾斯泰更厭惡“抽象的愛”呢?
“今天最大的罪業就是，人的抽象的愛，對於那些相距甚遠的人的平庸的愛……愛我們不認識的且永遠遇不上的人，那是最最容易的事!因為無需犧牲點什麽。而此時，我們卻對自己很滿意!良知被愚弄了。——不，必須愛你的親人，——愛同你一起生活並妨礙你的人。”
我在研究托爾斯泰的著作中談到，他的哲學與他的信仰並不新穎。這是真的，這些思想之美自古以來永恒著，所以不是一種時尚的新潮……另有人說他的哲學信仰像福音書一樣，有著烏托邦的特征。一個預言家就是一個烏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塵世起就已開始；既然他出現在我們麵前，既然我們看到了在我們中間的預言家中的這一個，既然我們的藝術家中的最偉大的這一位額頭上有著一道光環，——我覺得對於世界而言比多一種宗教或一種新的哲學更加新穎、更加重要的事實。如果看不到這顆偉大的心靈的奇跡的人，如果看不到在這個因敵視而血腥的世紀中的博愛的代表的人，那真是瞎了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