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11月，對土耳其的戰爭爆發了。托爾斯泰先被征召到羅馬尼亞軍團，然後去了克裏米亞軍團，並於1854年11月7日開拔到塞瓦斯托波爾。他胸中燃燒著愛國的**。他勇敢而盡責盡職，常常使自己陷入危險之中，尤其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間，他三天中就有一天在第四炮台值班。
連續幾個月都生活在一種持續不斷的緊張和戰栗中，與死神擦肩而過，他的宗教神秘主義複活了。他和上帝通話。1855年4月，他在其《日記》中記下一段禱文，感謝上帝護佑他平安無辜，並祈求上帝繼續保佑他，“以達到我未知的生命的永恒和光榮……”它絕非藝術，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寫道：
“我已被引至一種偉大的思想，我甘願奉獻我的一生去實現這一思想。這一思想就是開創一種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以此把人類團結起來。”
這將是他晚年的生活寫照。
然而，為了逃避周圍的生活，他又開始了寫作。在震耳欲聾的炮聲之中，他又哪裏去找必要的思想自由來創作他的回憶錄的第三部——《青年時代》——呢?該書結構淩亂，而它的淩亂以及偶而不透出的帶有司湯達層層剖析式的抽象分析，起因於他寫書時的條件。但人們欽佩他對一個年輕人腦子裏的隱約幻想與思想的冷靜進行的深刻探索。該作是極為少見的心靈坦露。同時，在春季城市的美景中，在懺悔的敘述中，甚至為了突然想起的罪惡而奔向修道院去的敘述中，飽含著那麽多的清新詩意!一種顫狂的泛神論調賦予他書中的某些篇章一種抒情美，其風格令人想起《高加索紀事》來。譬如，那夏夜的一幕：
“朗月發出平靜的光波光粼粼的。一棵棵的老樺樹，葉茂枝繁，在月光下閃著銀光，背麵的樹影掩映著樹叢和大路。鵪鶉在池塘後麵的叫聲。兩棵老樹輕輕相觸時的難以辨出的沙沙聲響。蚊子嗡嗡；一隻蘋果落在枯葉上麵；青蛙一直跳到平台石階上，青綠的背借著月光泛著光……月亮在空中高懸，清灑下縷縷光輝；池塘一覽無疑；暗處變得更加地暗黑，亮處則更加地清亮……而我，微不足道的小蟲子，已經被人間的熱情感染，但愛的力量是無窮的，我覺得此時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我們已經合而為一。”（《青年時代》第三十二章）
麵前的一切比夢更加的現實；它對人毫無保留。《青年時代》因此而未能完成；而副連長列夫·托爾斯泰伯爵在防禦工事的掩體裏，在戰火連天中，在他戰友中間，觀察著活著的人和垂死者，在他的《塞瓦斯托波爾紀事》的難忘的敘述中寫下他們與自己的無奈與痛苦。
這三篇紀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爾》、《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爾》、《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爾》——通常是被籠統地用同樣的觀點加以評論的。然而，它們之間卻是各有千秋的。尤其是第二篇，在感情上很不同於其它兩篇。其它兩篇中以愛國主義為主旨，而第二篇中卻蘊含永恒的真理。
據說俄國皇後讀了第一篇紀事之後也感動得哭了，而沙皇則更是讚不絕口並下旨把它譯成法文，並把作者調離危險區。這是能夠理解的。在這裏隻準宣揚愛國主義和戰爭情懷。托爾斯泰剛剛入伍；他的熱情持續高漲；他沐浴在愛國主義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者中還未意識到野心與自負，也未窺見任何卑微的情感。這對於他來說是一首偉大的史詩，其中的英雄“堪與希臘的英雄們相比擬”。此外，這些紀事沒有任何杜撰的痕跡，也無任何客觀表現的嚐試；作者漫步城市；他透徹地在觀察，但敘述方式卻顯得拖拉；“你們看……你們走進……你們注意到……”這是帶著對大自然的無限憧憬的紀實。
第二幕則徹底不一樣：《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爾》。自卷開始，我們便可讀到：
“數千個人類的自尊心在這兒相撞擊了，或者在死亡中幻滅……”
很快，又可讀到：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顆虛榮的心……虛榮，虛榮，到處是虛榮，甚至在墳墓門前!這是我們這個世紀的通症……為什麽荷馬的人物和莎士比亞的人物關心著愛情、光榮和痛苦，為什麽我們這個世紀的文學裏有的卻隻是虛榮者的無休止的無病呻吟?”
紀事不再是作者的蒼白描述，而是直接地把**與人展示出來，從而揭示英雄主義背後的東西。托爾斯泰那犀利深邃的目光遊趕他的戰友們的心靈深處尋覺著；在他們心中以及在他自己的心中，他看到了驕傲、恐懼，看到了死到臨頭尚在繼續演著的人間喜劇。特別是恐懼，被他指明了，被他揭去了麵紗，被毫無遮攔地暴露了。這無法除卻的恐懼，這死亡的陰霾，被他以一種可怕的真誠肆無忌憚、毫不憐憫地剖析了。在塞瓦斯托波爾，托爾斯泰學會了拋卻一切感傷，如同他輕蔑不屑地指出的，那是“一種空洞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天才在他少年時期已漸漸展現出來，有時近乎病態，但它描寫普拉斯胡辛之死達到更尖銳、更驚人的強烈程度。其中有兩整頁是在描寫炮彈落下在爆炸的前一秒鍾內，那不幸的人心靈的微妙變化，——還有一頁是描寫炮彈炸響之後，“他被當胸炸著而立刻死去”，那瞬間心中之所想。
尤如樂隊在喧出的間歇那樣，在這些戰鬥場麵裏，明媚的陽光穿透烏雲顯示出自然之美，白晝的交響曲回**在壯美之中，雖然無數的人戰死殺場。基督徒托爾斯泰忘了他在第一篇紀事中的愛國主義，在詛咒那罪惡的戰爭：
“這些人，是一些基督徒，他們在讚美法律中同樣美好的愛與犧牲，他們在做什麽自己的所作所為，在給予他們生命的賦於他們靈魂情感，憧得善與美的上帝麵前，卻不下跪懺悔!他們也不會像兄弟般滿臉淚痕的相擁!”
在結束這篇筆鋒犀利，未在其他作品出現過的文章時，托爾斯泰一下子而惶惑起來。他這樣說對嗎?
“一種恐懼的懷疑在窒息著我。也許不該這樣說。也許我所說的是那些可惡的真理之一。這些真理藏於每個人的心靈之中從未展露，不該表達出來，免得帶出不該的影響，如同酒糟一樣，千萬別去攪動，否則酒就廢掉了。哪裏是不應表述的罪惡?哪裏是應當假意的美的表白?誰是壞人?誰是英雄?你我皆好人又非好人……”
但他又自信的平靜下來說：
“我的這個短篇中的主人公，我竭盡全力的使他是完美的，他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是美的，這是不庸置疑的。”
閱讀幾頁之後，《現代人》雜誌主編涅克拉索夫寫信給托爾斯泰說：
“這就是如今俄國社會所需要的：真理，真理，白果戈理逝世之後，在俄國文學中屈指可數……您帶給我們藝術的那個真理在我國是前所未有的。我隻擔心一件事：我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生的怯弱以及充斥我們周遭的所有一切的冷淡漠不關心會像對付我們中間的大部分人那樣把你也同化了——我擔心它們會消蝕你身上的精神。”
但並不是最可怕的。時間雖能對一般人有改變，但卻反而能增加托爾斯泰的精力。但彼時，祖國遭受的困難——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使他因為悲天憐人的情感而懊惱於自己的過於的坦率。在第三篇紀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爾》——中，描述賭博中爭吵的軍官時，他突然擱筆，說道：
“咱們在這幅畫像前趕快把幕拉上吧。明天，說不定就是今天，這些人中的每一個都將愉快地接受死亡的到來。在他們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都蘊藏著成就英雄的偉大之花。”
假設說這種顧慮並未降低紀實的能量，但對人物的選取已較貼切地顯示了作者的同情了。馬拉科夫的英雄事跡及其英勇陷落，在兩個生動而偉大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展示：他們是兄弟倆，哥哥是科澤爾特佑夫上尉，好比托爾斯泰；弟弟是個旗手，叫沃洛加，性格怯懦而不失熱情，酷愛自言自語，常用幻想弄得理由自己落淚，是溫情的眼淚，是怯懦的眼淚，剛到防禦工事中非常害怕（小可憐還怕黑，躺下時總要把頭藏在軍大衣裏），常因自閉般的孤獨和他人的冷漠而鬱鬱寡歡，後來，當莊嚴的時刻到來時，他卻微笑著麵對危險。後者屬於一群充滿詩情畫意的少年人（如《戰爭與和平》裏的彼加，《入侵》中的少尉），他們心中充滿了愛，快樂的去打仗，突然間，還沒明白是怎麽回事，就死去了。兄弟二人是同一天——守城的最後一天——戰死的。言詞間洋溢著愛國主義的呐喊的那幾句話中，小說結束了：
“隊伍離城而去。回望被棄的塞瓦斯托波爾，每一個士兵心中都滿含著一種無法說出的悲苦，歎著氣，把拳頭伸向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