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故事始於1851年秋的蒂弗裏斯，止於1852年7月2日高加索的皮亞季戈爾斯克。頗為奇怪的是，在那使之心動不已的自然氣氛中，在嶄新的生活裏，在危機四伏的戰爭中，一心想再進駐一個富於特色和**的全新領域的托爾斯泰，在這第一部作品裏，開始回憶過往的種種。但當他寫《童年時代》時，他正病著，軍隊事務突然停下來了；在長期悠閑生活中，孤獨而痛苦的他，深深陷入傷感之中，往事便不由得浮現在了眼前。頹廢疲憊不堪的生活過後，能重溫童年那“美好的、天真的、詩情畫意的和快樂的美好時光”，重塑一顆“善良的、多情的，會愛的童心”，他覺得異常甜蜜。總之，托爾斯泰這時懷揣青春熱情躊躇滿誌，懷著循環式的詩情想像的特點（他很少醞釀一個孤立的題材，他的那些大部頭隻是他從未能實現的博大精深的曆史畫卷的一部分，曆史長鏈中的一截兒），把他的《童年時代》隻看作他的《人生四部曲》的首起而已，它本該包括進去他在高加索的生活，並且無疑應以通過大自然獲得的上帝的啟示為終結的。
後來，托爾斯泰對這部助其成名的《童年時代》的評價的十分嚴厲。
他對比魯科夫先生說道：“它太差了，太虛偽不實了!……簡直一無是處。”
這隻是他的一麵之詞。原書稿沒署名便寄給了有名的《現代人》雜誌，立即被發表了（1852年9月6日），並深受好評，歐洲的所有讀者都表示認同。但雖然文筆細膩而且富有詩般的迷人魅力感情處理也極其巧妙，我們還是明白它為什麽後來為托爾斯泰所不悅。
它使他不悅的原因正好與它使其他人喜愛的原因相同。必須指出的是，除了個別地方人物的記述和極少的篇幅中有著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的現實意味而外，托爾斯泰極少將個人的情感夾雜其間。書中漂**著微微的感傷，這正是托爾斯泰所一直反感的，也是他在其它的小說中所丟卻的。那種幽默和那些眼淚，我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它們出於狄更斯的筆下。他在其《日記》中指出，在他14歲到81歲之間眾多喜愛的作品中，他更偏愛“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影響巨大”。他在高加索時重讀了這部著作。
他還指出了另外兩位對他頗有影響的作家：斯特恩和特普費爾。他說道：“他們給了我太多的啟發。”
沒有人能想到《日內瓦短篇》是《戰爭與和平》的作者的第一模板呢?但是，一旦曉得，就能在《童年時代》的敘述中重新找見秉性中的那種熱情而狡滑的純樸，它已經轉移到更貴族般的個性中去了。
因而托爾斯泰在一開始就被大眾所熟知。但他的個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確定。不再是《童年時代》純粹而完美的《少年時代》（1853年），顯示出一種更嶄新層麵的心理，一種對於大自然的更加濃烈的情感有著一顆狄更斯和特普費爾深感憂慮的倍受煎熬的思想。在《一位紳士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爾斯泰形成了他特別的性格 ，對事物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崇信美好的愛。從他在這個短篇小說中有對農民有精彩的描寫，人們已經發現《民間故事》中最具代表性描寫的雛形：那位養蜂老人（《兩位老人》，1885年）比較典型。在那棵樺樹下有個個子不高的老人正雙手張開著，眼望上方，光頭在太陽下顯得十分光亮，在他的周圍，金色的蜜蜂飛舞，並不螫他，在他頭頂盤旋成一個王冠形狀……
但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直接反映了他的一股**，如《高加索紀事》。其中第一篇《入侵》（1852年12月24日完稿）中的景色之壯美令人疑為仙境：一條河邊，群山中的日出；用較多的筆墨描繪出的聲和影的絕妙篇章；當遠處積雪山峰慢慢隱於紫色霧氣中時，夜歸的士兵唱出的美麗歌聲在清純的空氣中飄**的美景。《戰爭與和平》中的好幾位典型人物已在其中小試生活了：赫洛波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打仗並不是興趣使然，而是因為那是他的職責所在，他是“那些樸素的、平靜的、使人一目了然而愜意的麵孔之一”。他笨拙，頭腦不靈光，有些傻裏傻氣，對周圍的一切漠不關心，戰爭使其他所有的人全改變了，惟獨他仍然我行我素；“他留給人們的印象總是：同樣平靜的動作，同樣平穩的聲音，天真而呆滯的臉上的同樣純樸表情”。而和他在一起的那位中尉在扮演著萊蒙托夫的主人公，心地很好，但卻裝出一副蠻橫粗暴的嘴臉。而那個可憐兮兮的矮個兒少尉，第一次上戰場，興奮異常，既可愛又可笑，見到誰都想撲上去擁抱一下，最後卻被無辜的殺害了，如彼加·羅斯托夫。在這些文字中，我們看到了托爾斯泰的影子，他在觀察著，但並未參與其中去；我們能聽到來自他的反對戰爭的聲音：
“在這個美麗的世界上，在這片廣袤星空下，人們難道不能舒適的活著嗎?他們在這裏為什麽要存有對同類的憤努，甚至凶狠的複仇心呢?人類心中所有惡的東西都應該融入與大自然交流中，這是善與惡的最直接的表現。”（《入侵》，全集第三卷）
這一時期他通過細心觀察寫就的其它高加索紀事後來在1854年到1855年又進行了加工整理，如《伐木》，係一種準確的寫實，有點冷峻，但卻充滿了對俄羅斯軍人心理的奇特描寫——是為了未來的一些描寫；——1856年，完成了《在小分隊中和一個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寫一個不得誌的上流社會的人物，是一個**的下級軍官，怯弱，酗酒，還愛說謊，他更不會想到會被殺死，同被他蔑視的士兵一樣死的可憐，他比士兵們中最差勁兒的還要差不知多少倍。
在所有這些作品之上，群山環繞下最為險峻的一座是托爾斯泰所寫的最美的抒情小說之一，是他對青春的讚美之歌，是高加索的頌詩——《哥薩克》。晴空萬裏白雪皚皚的群山蜿蜒巍峨，那如詩如歌的壯美彌漫在全部篇章之中。在這部小說中天才之花的綻放使其處於翹首之位，正如托爾斯泰所說：“這是青春的強大威力，是天才絕筆之作。”多麽雄偉的春之泉!愛情在狂湧!
“我在愛，我深深地在愛!……勇士們!善良的人們!……”他反複地說著，而且很想痛哭。為什麽?誰是勇士?他愛著誰呀?他也不明了。（《哥薩克》，全集第三卷）
這種心靈在自由馳騁。主人公奧列寧如同托爾斯泰一樣，重回高加索，試圖重拾往日的冒險生活；他喜歡上了一位哥薩克年輕女子，並在相互矛盾的思想裏掙紮。他時而在想，“幸福就是為他人而活著，就是犧牲自我”，時而又想，“犧牲自己那該多麽的傻”；於是，他與那位哥薩克老人葉羅什卡同樣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創造一切就是為了人類快樂。沒有什麽是十惡不赦的，那是在拯救靈魂”。那他還需要想什麽呢?隻要活著就已經足夠了。生命是整個的美，整個的福，那強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生命就是上帝。一種狂熱的自然崇拜在一點點的消融他的心靈。奧列寧在森林中迷了路，“到處是野生植物，無數的野獸和飛鳥，成群的飛蟲，草木幽暗，空氣芬香溫熱，濁流在葉下淙淙流淌”，這裏離敵人埋伏點不遠，他“突然感到一種毫無道理的幸福，他按照兒時的習慣，畫著十字，心裏感謝某個人”。他像一個印度托缽僧人似的滿意地說，他獨自一人迷失在這吸引他的森林中，到處隱藏著的一些看不見的生物此刻正在等待著他的死，那無數的小蟲在他身邊嗡嗡作響：
“過來呀，過來，夥伴們!那就是我們要螫的目標!”
他顯然很清楚，在這裏他不再是個俄羅斯紳士，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會的座上賓，不再是某某人的朋友或親戚，而就隻是一個生物，如蚊蚋，如雉鳥，如雄鹿，和他身邊、遊**著的那些卑微生物沒什麽兩樣。
“我將像它們一樣生活，一樣死亡。而青草將在我的身體上滋生……”
他的心裏滿懷喜悅。
在青春的這一時刻，托爾斯泰熱衷於人生的力和愛。他親近大自然，與之融合。在大自然中，他喧泄，他漠然，他激發他的憂愁、他的歡樂和他的愛情。但他的浪漫主義情懷從未損害他目光的敏銳。隻在這首熾熱的詩中才有如此強烈的景色描寫，以及真實的人物刻畫，在其它作品中則是不曾見過的。自然與人之間的對立是該作品的靈魂，也將是托爾斯泰人生哲學思考中最喜歡的主題之一，也是他的信條。這種對立已經讓他有意識的在《克勒策奏鳴曲》中使用某些嚴酷的語調，用以批判人間的喜劇。不過，他也真實地麵對他深愛的人們；大自然的生物、那位年輕貌美的哥薩克女子和的朋友們，他都一針見血毫不留情地批判他們的自私、貪婪、欺詐、惡習。
高加索讓托爾斯泰更體悟到他生命中的宗教根源。人們沒有深刻地領悟這種真理精神的初始源頭。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他青年時代的密友、他年輕的姑媽亞曆桑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爾斯泰為他死守秘密才願意告訴他。在1859年5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發表了他的“信仰聲明”，他寫道：
“小時候，我想得很少，隻憑單純的熱情略帶傷感的信仰。十四歲光景，我開始思索未來；因為宗教與我的理論相排斥了，我以與宗教作對為樂……在我看來，一切都是清楚明了的，分門別類的；可是對於宗教，卻沒有留下任何機會……後來，人生不再賦予我任何秘密的時刻到來了，同時，它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意義了。那時候——那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獨而可憐的。我付出了我精神的全部力量，如同這一生隻能做這一件事一樣……這是殉道和至福的時期。這是唯一一次，我達到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我也是這兩年才如此深透的想明白。我那時所發現的所有一切都化為了我的信念……在這兩年的持續不斷的靈智活動中，我發現了一條簡單的、悠久的真理，不過是隻有我才知道的真理：我發現有一種不朽的愛，人為別人而活才能獲得永恒的幸福。這些發現令我如此訝異，因為它們如此神似於基督教；於是，我不再追根究底了，開始在《福音書》中去尋覓。但我卻找不到多少有用的東西。我既沒找到上帝，也沒找到救世主，更沒找到聖事，什麽都沒找到……但我仍激起我全部的靈魂之力去找呀找呀找呀，我痛哭，我折磨自己，隻為尋找得到真理……這樣一來，我隻有同我的宗教相依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