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1853—1926），漢族，祖籍江蘇常熟。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
1911年發生的中國大革命，是各派政治勢力的一次正麵角逐，這些勢力在關涉民族大義國家根本利益尤其是人民福祉問題上，各有堅持、各有讓步，高風亮節令人敬佩。然而由於多年來階級鬥爭史觀深刻影響，特別是由於辛亥後政治發展中的利益糾葛，使我們在很長時期對辛亥年中國政治發展內幕不甚了了，對許多人物的政治選擇不太清楚。比如在這長達一百多天的膠著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段祺瑞，由於其後來的政治立場不僅與孫中山革命主流為敵，更由於其在“三一八”事件中被魯迅痛批，因而其在辛亥年所思所想與作為，我們都不太清楚了。我們不知道他在辛亥年的心跡，不知道他為什麽最早安排南北秘密交涉，最早向清政府發出退位通牒，又最早警告南京臨時政府要尊重曆史，善待清政府。段祺瑞是辛亥政治轉折的操盤手，是時局轉折中的關鍵人物。在某種意義上說，辛亥年的轉折與發展，其實就掌握在這個北洋係強人手裏。
戰爭並非解決危局的唯一手段
段祺瑞生於1865年，辛亥革命發生時四十六歲，職業軍人出身，先後就讀天津武備學堂和柏林軍校，被譽為“北洋三傑”之一，又被稱為“段虎”，是北洋係中排名僅次於袁世凱的重要人物。
與湘軍、淮軍將領相比，到了袁世凱、段祺瑞這一代新軍人，他們已與先前的舊軍人明顯不同了，他們不再是單純的魯莽武夫，不再是嗜血如狂的殺人魔王，他們在東西洋近代思想影響下，擁有相當民主的思想理念，知道中國應該走的政治方向，他們是近代中國軍人中的佼佼者，盡管他們並沒有完成近代中國軍隊國家化職業化改造，為後世中國遺留了戰亂的種子，但他們本身並不是戰亂的根源。
如果從政治派係歸屬說，段祺瑞屬於李鴻章的直係，隻是到了1896年，因蔭昌推薦前往天津小站追隨袁世凱練兵，漸漸受到袁世凱重用，逐步成長為袁世凱不可須臾的左膀右臂，成為晚清政治場上袁世凱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後追隨袁世凱赴山東鎮壓義和團，赴直隸及中央練兵處協助袁世凱創辦主持各軍事學堂，訓練軍官。北洋係許多重要軍官，說起來都算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有著非同尋常的緣分和師生情誼。
1907年，袁世凱調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翌年又因各種原因被開缺回籍養屙。清政府乘機對軍隊係統進行了一次大清理、大調整，但段祺瑞並沒有因此受到多大影響，1909年出任新建陸軍第六鎮統製，翌年因督辦北洋陸軍學務有功，賞頭品頂戴，加侍郎銜，外放任江北提督，駐防江蘇。
在江北提督任上，段祺瑞好像也沒有做什麽事情，他或許也認為那是個虛職，不軍不民，根本無法有所作為，他隻能耐心等待機會。
機會總是有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舉事，成立湖北軍政府，推新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向朝廷叫板，要求朝廷兌現政治改革的承諾，撤銷皇族內閣，調整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平息國內騷亂，恢複國內和平。
對於湖北軍政府的要求，清政府並沒有聽進去。清政府依然按照過去的老辦法，兵來將擋，任命陸軍部大臣蔭昌率部南下，強力鎮壓。
蔭昌出身於滿洲，但與漢族下野大臣袁世凱有著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在袁世凱擔任山東巡撫時，蔭昌曾幫助袁世凱在山東主持軍務。因袁世凱，蔭昌與北洋係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他曾擔任武備學堂總辦，北洋係的一些重要將領像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等按說還算是他的學生，可是蔭昌畢竟沒有打過仗，沒有指揮能力和軍事才能，最多隻是一個紙上談兵的主兒。他之所以能夠出任陸軍部大臣，主要是憑借他的滿洲血統和他留學德國的背景。
蔭昌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受命前往武漢收複失地途中，當然不忘繞道彰德請教袁世凱。袁世凱告誡他湖北新軍舉事情形複雜，他們不是要求加薪，不是要求升官，而是要求政治改革，所以對湖北新軍不好魯莽行事，不好武力鎮壓。再加上蔭昌統率的軍隊都是袁世凱舊部，他們以袁世凱馬首是瞻，蔭昌根本指揮不動，所以武昌起義並沒有因為蔭昌前往鎮壓而結束。
朝廷似乎也沒有指望蔭昌能夠平息這場軍事嘩變，所以在命令蔭昌率部前往武昌不久（10月14日），就起用三年前因病休息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授權節製湖北所屬各軍，督辦剿撫事宜，宣布起用同樣賦閑已久的岑春煊為四川總督。
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後，袁世凱在彰德老家進行了周密準備，就政治解決和軍事部署做了安排。在政治解決方麵，袁世凱建議朝廷接受湖北軍政府的要求，同意並著手準備在明年即1912年召開國會，組成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建議朝廷寬容武昌兵諫官兵，解除黨禁。至於軍事部署，袁世凱建議朝廷以軍谘使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速赴前敵；建議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陸續開拔。在此之前，江北提督段祺瑞已經接受袁世凱的召喚，秘密從任所日夜兼程趕往彰德府，參與袁世凱的政治軍事謀劃。
段祺瑞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後並沒有像馮國璋一樣立即開赴前線，因為在這個政治軍事敏感期，突然發生了吳祿貞被刺案，段祺瑞受命轉往北方處理此事。
11月16日，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重組內閣。袁世凱知道，湖北新軍和各地新軍起義、反正，其實都不是真的要推翻朝廷，他們就是要朝廷兌現承諾，從事改革，因此對於這些起義、反正不能像過去對待反叛者那樣，完全以武力鎮壓，而必須訴諸和平方才能夠解決。所以他在讓馮國璋大打了一場，贏得對武昌三鎮控製權之後，就讓段祺瑞上場，實際上就是要以柔性手腕化解危機。
在北軍控製了武昌前線局麵後，袁世凱調馮國璋回京擔任禁衛軍總統，調段祺瑞接任馮國璋第一軍總統遺缺。緊接著（11月18日），又建議朝廷任命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這實際上將湖廣地區善後事宜及南北交涉等一並交給段祺瑞打理。
南北密談：從君憲到共和
段祺瑞是北洋將領中肯動腦子善於學習並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或許知道戰爭永遠隻是政治不得已的手段，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和平解決是一切衝突的必然選擇，所以當段祺瑞11月28日抵達漢口接任湖廣總督後，立即下令停止炮擊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過各自的關係與湖北新軍進行聯係，尋求解決方案；強調武昌起義隻是體製內的一次兵諫、一場嘩變，是對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誤的抗爭；強調南北新軍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別無二致，所以也就不必一定要兵戎相見。
武昌前線的和平攻勢當然不會是段祺瑞的個人決策與行動，而是袁世凱整體謀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廣總督同一天（11月28日），袁世凱奏請朝廷頒發上諭，命劉承恩、蔡廷幹前往武昌，繼續開導革命黨人，重回君主立憲的政治軌道，重開和談。
劉承恩、蔡廷幹與黎元洪之間的接觸與談判獲得了預期效果，經過武力壓製和好言相勸，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在大原則上同意接受袁世凱的建議，南北和解，推動朝廷兌現政治改革的諾言，重回君主立憲的軌道。
然而，南北新軍的共識並不被朝廷中強硬派所接受，這批強硬派就是後來的那批宗社黨人，也就是皇室小範圍之外的一個利益階層。這批強硬派執意反對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因為一旦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實行了，他們所享有的政治的、經濟的一切特權也就終結了。君主立憲可以保護和尊奉的隻是君主和皇室，皇室之外的一切宗室、王公等，當然都不再享有特殊的權利。這就是南北之間始終無法達成妥協的根本原因。
南北無法妥協，關鍵就在於清政府中的強硬派不願讓步，而不是皇室，不是隆裕皇太後，更不是那個什麽都不懂的小皇帝。於是如何迫使清政府中的強硬派讓步，成了時局轉折化險為夷的關鍵。正像後來的思想家魯迅所說，中國人的性格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就像對待一座腐朽的房子，你要讓他拆下窗戶，那他是一百個不情願不樂意。但是你如果讓他直接拆了房子，那別說拆窗戶了，他甚至連門都願意拆掉。這就是南北僵局無法化解時的情形。
鑒於這樣一種情形，要想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怎樣才能倒逼清政府中的強硬派讓步。於是我們看到南方革命黨人、立憲黨人及新軍之間醞釀著兩個比較鮮明的政治謀略，兩個各具特色、相互平行的談判渠道。
一個是唐紹儀與伍廷芳大張旗鼓的高調談判。作為袁世凱的總代表，唐紹儀率領龐大的議和代表團浩浩****從北京至武昌，再至上海，營造和平氣氛，穩定各地局勢，但這場談判從一開始就很艱難，主要障礙就是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方案並沒有得到清政府強硬派的認同，不得已轉而以民主共和去衝擊君主立憲，逼迫清政府強硬派讓步。這是公開的、透明的談判，雖然各方私下有交易有妥協，但談判大體處在公開狀態。
與公開談判幾乎同時進行的另一場談判是秘密進行的，這場談判的主導者就是段祺瑞。根據袁世凱幕僚原初規劃，南北和談化解危機原本就不是一個單軌策略，當君憲主義不再被朝廷中的強硬派接受後，以共和替代君憲，或者說以共和去衝擊朝廷中的強硬派，倒逼他們同意接受君憲主義的思路浮上水麵。
這場秘密談判的主事者都是南北軍人，北方軍人有段祺瑞的手下靳雲鵬、曾毓雋、徐樹錚、廖宇春。廖宇春早年留學日本，後協助馮國璋、段祺瑞創辦北洋陸軍學校等，此時為直隸陸軍學堂總辦。靳雲鵬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賞識與器重，與徐樹錚、吳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視為段祺瑞皖係四大金剛，時任北洋軍第一軍總參讚官。曾毓雋的職務為參議官，徐樹錚為總參謀官，反正都是段祺瑞身邊重要人物。他們與北方紅十字會負責人夏清貽一起商量了一個和平方案。
廖宇春、靳雲鵬和夏清貽等人認為，現在南北兵力相當，長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無了期，長此以往，受難的還是老百姓，是全國人民。現在南方革命軍的宗旨就是實現共和，而這一點北洋軍並不反對，北洋軍隻是忠於袁世凱才與革命軍作戰，所以南方能夠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則共和可望、和平可期。他們以此意上報段祺瑞，獲得認同，因為段祺瑞當然知道戰爭的後果，知道最終的結局隻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來到上海找到顧忠琛。顧忠琛畢業於安徽武備學堂，曾任江浙聯軍攻打南京的參謀總長，此時為黃興的特別顧問。廖宇春等人向顧忠琛說明來意，而顧忠琛很快意識到這是南北和解的一個重要機會。
顧忠琛的這個反應是對的，因為黃興早在湖北與黎元洪聯合抵抗北軍打擊時，就有過類似的想法與方案，以為南北之間的和解可能還要從袁世凱身上尋找出路。所以當黎元洪、黃興等人收到袁世凱南北和談的書信後，於11月8日、9日分別複信勸說袁世凱離開清政府，讚助民軍，表示一旦民軍有機會重建中華共和國，就一定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
黎元洪、黃興的主張並沒有被袁世凱接受，因為袁世凱此時心中還是期待以君主立憲體製的真正實現作為化解危機的唯一方案，畢竟這個方案已經提出十年了，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共識和奮鬥，現在機會來了，雖說是一場政治危機，但化危為機，也不失為一個重要選項。所以袁世凱重出江湖擔任內閣總理大臣後，他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一意孤行堅守君憲主義立場，直至清政府內部的強硬派不願讓步，袁世凱的想法開始變了。
以袁世凱為新政府第一任大總統的方案原本就是黎元洪、黃興的構想，隻是當時條件不具備而無法實現，現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顧忠琛重提這個方案，深知此事來龍去脈的顧忠琛沒有不同意的道理。顧忠琛代表黃興表態說，袁世凱果真像各位所說的那樣顛覆清政府，為民造福，那麽大總統一席，南方革命軍一定會全力支持。黃興獲知這個情報後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過去幾天不願接受南方各界擁戴出任什麽臨時總統，其實就是虛位以待袁世凱。現在機會終於來了，所以黃興授權顧忠琛與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肅路文明書局進行談判，並於12月20日達成五項秘密協議：第一，確定共和政體；第二，優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第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第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複各地秩序。
廖宇春、顧忠琛的這個方案是經過段祺瑞同意的，但這個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凱的意思，曆來眾說紛紜。許多人認為這個方案就是袁世凱內心深處所想，隻是段祺瑞悟了出來，代為進行而已。這當然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揣測。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靳雲鵬奉段祺瑞的命令攜帶這個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凱稟報，請其讚成共和，重建秩序時，袁世凱還是發了一通脾氣，強調我袁世凱為大清國總理大臣，焉能讚成共和，以負重托？
袁世凱的生氣應該是真實的，但他稍後的變化也應該是真實的。袁世凱生氣是因為這畢竟牽涉道德層麵，這是一個政治家最忌諱的東西。靳雲鵬對此做了詳細的解釋，特別強調這個方案已經得到段祺瑞等軍方將領首肯，甚至會說這就是段祺瑞等將領的指示。
靳雲鵬的這個說法當然是有根據、有事實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線的將領也確實是袁世凱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說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麽，這些高級將領都這樣認為了，這樣去做了，袁世凱如果繼續堅持先前的立場究竟會怎麽樣呢？這就是袁世凱轉變的關鍵。袁世凱再問：南方革命黨人有這樣的建議不稀奇，北方軍人有這樣的想法似乎還不可能，大家都是為朝廷效力，怎麽能有這樣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樣的考慮呢？
對於袁世凱的疑慮，相信靳雲鵬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對過口徑，靳雲鵬毫不含糊地回答說，段祺瑞統率的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擬推舉宮保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此仍不敢太相信，軍心為什麽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這樣做的後果你們想過嗎，這將把我袁世凱置於何種境地，這不是讓我袁世凱不忠不義，讓我背負欺負人家孤兒寡母的罪名嗎？
對於袁世凱的這段表白，研究者根據其後來帝製認為是一種虛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誠實的表現，甚至說袁世凱真是老奸巨猾，竟然對北洋嫡係都不願說真話、露真情。其實這種說法還是值得探討的。那時還是帝製時代，像袁世凱這樣的傳統政治家更注意維護自己的政治信譽和政治形象，現在事情既然鬧到了這個份兒上，要相信袁世凱生氣也並非完全是做作。由此可見，袁世凱從君憲向帝製的轉變，或許有段祺瑞的敦促；而段祺瑞的態度或許又受袁世凱的暗示。隻是史料闕如，這中間的細節我們已經不太容易描述了。
最後一擊：鞏皇位而奠大局
經過兩個多月的戰火、爭奪和幾輪和談之後，清政府內部的強硬派總是慢半拍，總是不願一次性讓步，君憲主義理想逐漸破滅，共和民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由於清政府畢竟是一個滿洲貴族組成的利益集團，兩百多年來的罪惡到了這個時候更顯得格外突出、曆曆在目，因為清政府在最關鍵的時候表現出了一個王朝本來不應該有的自私狹隘：親貴內閣就是不願向廣大漢人開放政權，鐵路國有化就是與民爭利。這兩項新的罪惡喚起了人們的曆史記憶，先前久已淡忘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都非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於是在經過兩個多月的戰爭與談判之後，反滿的情緒不僅沒有獲得必要舒緩，反而日趨高漲，先前並沒有多少這種民族種族見解的立憲黨人也逐漸轉向了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滿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時中國人非去掉不可的兩個東西了。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一味堅守，即便真的像滿洲貴族中有人所指責的那樣，拿起大炮去猛烈轟擊南方革命黨人，但其後果也必然像袁世凱所認識的那樣，革命黨人或許能夠殺絕，但你能把那些漢人都殺死嗎？你們要我袁世凱去討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辦得到。但你們要我袁世凱去討伐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閭等，我袁世凱實在是辦不到，因為他們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斬不盡、殺不絕的。
所以袁世凱在勉力支撐至1912年1月中旬之後，在各地的反叛根本沒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的時候，袁世凱實在有點兒支撐不下去了，他遂於1月16日與內閣大臣聯銜向朝廷上了一個密折，分析當前形勢，建議朝廷盡快召集皇族會議，討論究竟是否能夠接受南方民軍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麽應該怎麽辦。
在這個密折中，袁世凱詳細回顧了南北議和的全過程，強調現在是海軍盡叛，軍餉無著，強鄰虎視遼東，庫倫不穩，人心渙散，繼續僵持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為朝廷計，為皇太後和皇上計，袁世凱態度明朗，建議接受南方民軍提出的優待皇室條件，這樣不僅能保證皇室的尊嚴和體麵，也為大清國曆來宣揚的愛民如子樹立一個典範，提供一個證據。袁世凱說，我朝繼承曆代帝係，師法孔孟，以為百王之則，是民重君輕，聖賢業已垂法守。根據現在與南方民軍談妥的條件，民軍表示他們會尊重曆史，尊重皇室，尊重大清國的過去。現在南北戰爭已經僵持數月，東西友邦均因戰禍而付出了相當代價。列強現在還樂於做調停者，是因為他們看到南北紛爭說到底隻是一個政治製度的改變和改善，所以他們還能堅守中立不介入不幹預，但是如果這種僵局不打破而持續下去，誰也沒有辦法保證列強不出手，因為他們畢竟在這裏有著重大經濟利益。到那時，列強的抱怨，南方民軍的抱怨，都會將朝廷視為亂源，視為罪惡之首。感情既惡，誰又能保證朝廷未來還會享有什麽樣的優待條件，誰又有辦法去約束去規範南方民軍的行動呢？袁世凱說到這裏不露聲色警告道：讀法蘭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夠早點兒順應輿情，接受妥協，何至於讓其子孫後代一起受戮。現在南方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後、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袁世凱給隆裕皇太後戴上了一頂高帽，端看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如何回應。
袁世凱在養心殿和隆裕皇太後談完這段話，中午時分從宮中出來，行至東華門外丁字路口的時候，卻意外遭到革命黨人張先培、黃之萌等人的追殺和炸彈襲擊。袁世凱僥幸逃脫，但他的護衛管帶袁金標被炸成重傷，袁金標的坐騎被當場炸死，另外還有兩名親兵被炸身亡。
革命黨人的炸彈確實震驚了袁世凱，他借著這個機會向朝廷提交了一個報告，從此不再去宮中上班，每天躲在自己家中的地窖裏處理公務。袁世凱的這些做法當然不是裝給別人看的，這說明他個人對於形勢的估計也並不是那麽樂觀，或者說他並沒有穩操勝券的把握。
意外的炸彈當然沒有阻止住南北和談的趨勢，清政府本身也在評估著究竟是應該繼續打做最後的掙紮，還是應該以人民的福祉為最高訴求，退一步結束紛爭，重建秩序與和平。根據袁世凱的建議，隆裕皇太後於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禦前會議，討論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應該如何應對等問題。但在連續幾天密集討論中，主張主動退位以保全皇室的觀點有，但並不占上風，逐漸占上風的反而是那些宗室王公中的強硬派，他們不僅糾集起來大鬧慶王府，指責慶親王奕助與袁世凱和南方革命黨勾結出賣朝廷，而且主張為保衛大清不惜焦土抵抗、魚死網破，他們相信隻要能夠堅持三個月或半年，在全國各地就一定會出現勤王之師，就一定會出現曾國藩，就一定能重現半個世紀之前洪秀全鬧事時的局麵，以時間換空間，朝廷占有足夠的行政資源，一定會成為最後的贏家。
清政府內部強硬派的說辭不能說全無道理，然而如果真的這樣打下去的話，那一定是全國一片火海，一定是人民遭殃。列席會議的外務部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郵傳大臣梁士詒在發言中強調，現在的形勢不是朝廷能不能打得過南方革命黨，而是我大清國人心已去，君主製度已經很難保全了，為朝廷計，為皇太後和皇上計，他們懇請諸位皇親國戚轉變觀念，讚同共和，以維大局。
一個老大帝國，讓人家說結束就結束，也確實太難了，既沒有兵臨城下，又沒有短兵相接，刀架在脖子上，所以朝廷並沒有因為這幾位漢大臣的憤怒而痛下決心，就此結束。相反，清政府在隨後幾天調整了布局，以會辦江防事宜、江南提督張勳護理兩江總督；以山東布政使張廣建兼署山東巡撫；賞協統領吳鼎元陸軍副都統銜，會辦山東防務。大有調整陣容、重新開始的味道。
然而，這一切確實都太遲了。還是1月19日那一天，清駐俄公使陸征祥聯合駐外各清使電請清帝遜位，體製內的逼宮行動至此正式開始；22日，清出使意國大臣吳宗濂致內閣請代奏，呼籲朝廷從速宣布共和，間不容發，以全滿漢兩族；同一天，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致內閣請代奏，以為舉國趨向共和，明詔取決國會，昭示大法，光垂史冊，也是我大清國軟著陸的唯一機會，倘相持，為禍烈，他建議朝廷駕幸熱河，以全皇裔而保國境。也就是幾天時間，大清國出使意、日、美、德、奧等諸大國大臣都向朝廷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言下之意，朝廷如果不這樣辦，他們就可能會轉而服務於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這對清政府來說確實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更嚴重的打擊還在後麵。22日，隆裕皇太後責成內閣大臣胡惟德等仍按照先前議定的辦法與南方革命黨繼續尋找解決辦法，看看是否能夠將清帝是否退位的事情交給一個比較正式的國會去討論。這個意見不能說毫無道理，但這必然意味著時間將向後拖延，誰也無法保證在未來這段時間裏會發生什麽。另外，正像袁世凱稍後所指出的，南方革命黨已經同意清室優待條件，現在將清帝是否退位交給一個還不存在的國會去討論，如果將來討論的結果是清帝不退位還好，假如討論清帝必須退位，那麽誰能保證這個還不存在的國會繼續履行清室優待條件呢？
清政府的猶豫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沒有外力的推動，僅僅靠清政府內部討論，誰也無法說服宗室王公主動放棄權力，退出曆史，畢竟這是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曆史的王朝。所以能不能有一個外力，又成為時局轉折的關鍵。
對於中國的政治變動，外力也一直有幹預，但畢竟這個事情是中國人的事情，外國人也不好幹預太甚，真正能夠有力量化解危機促動朝廷的力量在許多人看來隻有軍隊，隻在北洋。1912年年初，先前發動灤州兵諫的張紹曾與張謇商量出一個新思路，希望以軍方力量迫使清政府讓步。1月11日，張謇致電袁世凱，表示自己將前往武昌找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人談談，希望他們能夠以軍人身份幹預政治，要求清政府接納國民會議辦法，否則南北僵局打不開，影響至大。
根據張謇的安排，資政院議員，此時也是張謇高級顧問的雷奮前往漢口拜謁了段祺瑞，段祺瑞大概同意了張謇的意見，所以幾天後，張謇再電袁世凱，請由軍人幹政，化解危機，重建和平。
1月23日，段祺瑞以湖廣總督代理的身份向內閣及軍谘府、陸軍部發了一份電報，報告前線軍心不穩，官兵多與南方革命軍有勾連，甚至有相約反叛朝廷等情形。段祺瑞表示，共和思想現在已經深入軍隊將領腦髓，頗有勃勃不可遏之勢。我段祺瑞職任所在，唯有旁引遠喻，力為維持，隻是不知道這樣是否能夠持久是否有效。他請求朝廷就戰和問題、君主還是民主問題盡快決策，以穩軍心。
軍心不穩可能還不止湖北前線，於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發布一個通告，告誡全國軍民不要輕信浮言，更不能轉相煽惑，以維秩序。
朝廷的諭旨或許有自己的道理，但實在沒有辦法平息混亂穩定軍心。就在朝廷禦旨發布的同一天，段祺瑞也給內閣發了一個電報，表示他記得朝廷先前發布過一個諭旨，表示將政體付諸公決。以現在人民的趨向，何待再卜。段祺瑞說，讀到這裏，真的是禁不住流淚。隻是現在各將領不時找他，表示人民進步，非共和不可。且兵無備補，餉械缺匱，戰守無具，敗亡不免。稍一遲回，恐怕山東、安徽、河南等地也將獨立或出問題，到了那個時候，皇室的尊榮，勢必因之而減，瓜分慘禍，將在意料之中。段祺瑞強調，我輩死不足惜，將何以對皇室，何以對天下？已與各路將領熟商，皇室則責以大義，令其鎮靜，而竟刺刺不休，退有後言。盡管如此，段祺瑞表示隻要朝廷方麵不出大的問題，前方將士總歸會以大局為重。無奈朝廷這幾天傳出來的消息太令人失望了，說不少皇親國戚想著法地阻撓共和，前方將士多憤憤不平，要求代奏，要求聯銜。壓製則立即暴動，敷衍亦必全潰。鑒於前方軍心不穩，段祺瑞給內閣打招呼，表示他可能很快與前方將領聯銜陳請代奏。
段祺瑞的電報引起了朝廷的恐懼，徐世昌、袁世凱、馮國璋及陸軍部大臣王士珍等第二天立即聯銜電複，勸說段祺瑞謹慎行事，不要輕舉妄動。他們指出，忠君愛國，天下大義。服從用命，軍人大道。道義不存，秩序必亂。不為南軍所俘，便為亂軍所脅，利害昭著，萬勿誤歧。“我輩同澤有年，敢不忠告。務望割切勸解，切勿輕舉妄動。聯奏一層，尤不可發，亦不能代奏。我軍名譽，卓著寰球，此等舉動，玷辱無餘。倘漁人乘此牟利，大局益不可保。務望轉飭諸將三思。”
徐世昌、袁世凱等人的勸說並沒有打消段祺瑞幹政的念頭，同一天（1月26日），段祺瑞以大清國會辦剿撫事宜第一軍總統官名義率清軍將領提督薑桂題、張勳，副都統段芝貴，布政使倪嗣衝，陸軍統製官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孟恩遠，第一軍總參讚官靳雲鵬，參議官吳光新、曾毓雋，總參謀官徐樹錚，陸軍統領官鮑貴卿、盧永祥、李厚基、何豐林，巡防統領王汝賢、趙倜等四十七人電請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暫時代表政府，以鞏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諭旨，宣誓中外。
不忘舊主：尊重曆史與現實
段祺瑞等北洋將領的致命一擊對於清政府來說雖然太過沉重，但實際上還真的讓清政府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皇室的尊嚴體麵，實現了段祺瑞等將領所期待的“鞏皇位而奠大局”，以一種非常規的辦法實現了君主立憲夢寐以求的理想：皇位永固，萬世一係。假如廢帝溥儀後來不是受到外界蠱惑從事複辟，相信“紫禁城的黃昏”可以一直那樣美麗。
在段祺瑞呼籲書上簽名的，囊括了清軍幾乎所有將領，這就將清政府逼到了一個死角。打吧，那些八旗弟子早就被長期執政的優越環境給腐化掉了，早已沒有努爾哈赤時代的英氣和智慧，王公貴族除了吃喝玩樂沒有幾個懂政治、懂軍事，更沒有幾個能夠上馬提槍為皇上賣命。一個存在了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作為這麽一個龐大帝國的當家人，隆裕皇太後要不是因為幼主太小，估計連死的心都有。兩百多年的統治怎麽就養了這些無用的人呢？怎麽突然發現稍微能幹的大臣都是漢人呢？可惜這一切覺醒都來得太晚了。離大清國的終結隻剩下一個程序了。
1月29日，與袁世凱關係密切的楊度在北京成立“共和促進會”，這對一直主張君憲主義的楊度來說是一個重大轉變，標誌著他已經從原來的君憲主義立場向民主共和的立場轉變，這當然也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袁世凱在轉變，整個中國恐怕都在發生巨大的轉變。楊度強調不能以黨見之私招瓜分之禍，先前大家主張君主立憲是以救國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地位為唯一目的，是以保存君主地位為手段推動政治改革，而絕不願以殺人流血去保留君主的地位。現在的中國已經錯過了君主立憲的良機，南方革命黨武裝起義之後，就意味著君主立憲走到了絕境，現在南北分裂，國將不國，要想拯救中國，保全中國，保全皇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條件，走向共和。舍此，南北並敗，滿漢俱亡。
楊度等文人的發言隻是在講一個道理，這個道理或許還不足以打動清政府特別是清政府中的那些頑固派保守派，他們或許內心深處還存在著某種僥幸。然而，段祺瑞的北洋係再次向朝廷展示肌肉，告訴朝廷不要再存在什麽意外的幻想。2月2日，薑桂題、段祺瑞、馮國璋電各路統兵官，盼北方軍界聯合團體，集體發聲，以厚武力。同一天，段祺瑞的全權代表吳光新、徐樹錚等與湖北軍政府代表孫武等密切磋商退兵辦法。雙方達成妥協，如果朝廷不能在舊曆年即2月17日之前轉向共和，那麽段祺瑞的北洋軍將揮師北上，直搗龍亭，而湖北軍政府和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將作為後援予以支持。孫中山、黎元洪等南方領導人都同意了這個方案，都承諾一定支持段祺瑞和北洋新軍走向光明投誠反正，決不會在段祺瑞軍隊揮戈北上時襲擊後方。於是，清政府終結的時間表從這時開始倒計時，辛亥年的事情一定要在辛亥年結束，滿打滿算也就隻有半個月的時間了。
南方的武力威脅當然也不是說到就到，鑒於當時的特殊困難，清政府當然也知道南方民軍的力量並沒有想象得那麽大，再加上時值冬季，南方人真的打到北方也不是那麽容易，所以朝廷在獲悉段祺瑞與黎元洪、孫中山等人合作的消息後，不是馬上宣布安排善後，而是由隆裕皇太後於2月1日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國務大臣禦前會議，討論的結果是準備采用虛君共和政體，並籌商宣布召開國會、頒發君主不得幹預國政詔旨等事宜，以保留君主地位的虛君共和政體應對南方及部分清軍將領所要求的完全共和。這個主張當然有點兒一廂情願的味道了。
清政府的拖延主要還是因為朝廷內部特別王公貴族實在不願就此罷手，不願就此丟棄兩百多年的江山，然而各方麵的壓力和不滿也使朝廷招架不住，所以到了2月3日，朝廷又發布了皇太後懿旨，對兩天前的決定再作讓步，表示現在時局陸危，四民失業，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貽萬民以實禍。唯是宗廟陵寢，關係重要，以及皇室之優待，皇室之安全，八旗之生計，蒙古回藏之待遇等，均應預為籌劃，所以耽擱了一些時間，現在責成袁世凱以全權研究一切辦法，先行與民軍商酌條件，奏明請旨。這又將皮球踢到了袁世凱的腳下。
說句實在話，開創一個王朝不容易，結束一個王朝也很難。袁世凱在接到皇太後的命令後，當天（2月3日）迅即與南方總代表伍廷芳取得聯係，並按照先前數次談判的結果，提出綜合性的清帝退位條件：第一，關於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九款；第二，關於皇族待遇之條件四款；第三，關於滿蒙回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七款。
伍廷芳在上海收到這些文件後，於4日下午會同袁世凱、特別代表唐紹儀及汪精衛前往南京向孫中山做了匯報。當天晚上，孫中山召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各部總次長在總統府討論。第二天（5日）上午，南京臨時參議院開議孫中山交議的優待清室各條件，孫中山委派胡漢民、伍廷芳及汪精衛到會說明。參議院對這些條款逐條討論，將《關於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改作《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並對原案中尊號、歲費、住地、陵寢、崇陵工程、宮中執事人員、清帝財產、禁衛軍等項做了修改，刪去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禮，國民得以稱慶”。會議否決了丙案，以為關於滿蒙回藏之待遇，實為民國五族共和應有之義，與優待清帝無涉。
臨時參議院會議第二天（2月6日），南方議和總代表伍廷芳將這個修正案電告袁世凱。袁世凱在收到這份電報後，立即委派梁士詒攜帶這些文件進宮覲見隆裕皇太後，請旨驗準。皇太後依然堅持應該保留“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等三項條件。
退出後，梁士詒遂將隆裕皇太後的意思向袁世凱做了轉達，大約也勸袁世凱還是想辦法說服南方接受這些麵子上的條件，反正清皇帝決定退位了，這些枝節末葉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了。
梁士詒的建議無疑是一個比較厚道的主意，這個主意也就很容易被袁世凱所接受。袁世凱按照這個意思迅即密電唐紹儀，囑他務必勸說伍廷芳和南方革命黨人不要在這些枝節末葉上節外生枝，對清政府能讓一步就讓一步，強調“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這個提法萬難更改，並按照皇太後的意思，建議將文件中的“遜位”二字改為“致政”或“辭政”。袁世凱誠惶誠恐，真誠希望伍廷芳和南方革命黨人能夠從大局出發予以理解，在不影響大原則的前提下盡量滿足清政府的要求，盡早結束南北紛爭，結束戰亂。
對於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實也是尊重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麽說，清政府在這個曆史關鍵時期，因為隆裕皇太後深明大義，製止皇族中的強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現在如果對清政府的曆史徹底否定或者給予羞辱，那麽真正感到高興的恐怕隻有一直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的革命黨人，即便那些投誠反正的立憲黨人、新軍將領也難以接受。
在袁世凱與伍廷芳密商的同一天（2月8日），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軍將領六十四人聯名致電伍廷芳，表示優待清室條件中的“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應請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遜位”這樣帶有刺激性的詞語無論如何都不能出現在正式文件中，否則很難說服軍界同仁，大家都是曆史的過來人，隻有尊重曆史，才能說服同仁。
軍人一旦幹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說是南京臨時政府對北洋軍人憤怒的善意回應，也可以說是南方革命黨人對北洋軍人的屈服和順從，不管怎麽說，馮國璋、段祺瑞等軍界將領的建議得到了南京革命黨人的極端重視，所有條款都按照袁世凱、梁士詒、馮國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議予以恢複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遜位”改為“辭位”。這也算是北洋老將對清政府舊主子的最後一次回報和效忠。
2月9日，伍廷芳代表南京臨時政府將清帝退位條件最後修正案電達袁世凱，緊接著，唐紹儀和張謇也相繼發來兩份加急電報。唐紹儀的電報強調南方獨立十四省軍民以生命財產力爭數月，其實目標就在一個“位”字，因此他請求袁世凱務必說服清政府接受“辭位”這個措辭，並及時發表。否則，如稍不忍，南方不滿，轉生大亂，一切談判得來的東西再成泡影，得不償失。唐紹儀還在電報結束處表示，他個人已經言盡意竭，因此他請求袁世凱隻能這樣做，不要再為這個事情給他打電報、發指示。
張謇在電報中也說南方最後修正案中之所以同意那種種優待條款，主要是因為條款中有了“辭位”二字，這兩個字的代價不可估量。這是南方革命黨人同意妥協的前提和根本。張謇懇請袁世凱想盡一切辦法務必說服清政府接受這個措辭，否則，遷延兩誤，敗破大局，戰火重開，一切從頭開始，追悔莫及。
唐紹儀、張謇等人的警示無疑是嚴肅的。袁世凱遂於2月10日召集內閣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會議進行討論，他向各位詳細介紹了南方的意見，並表明白己的妥協立場，以為在能讓則讓的原則下接受和平，這對朝廷對國家都有利。會議經過慎重討論，還算比較順利地接受了南方的這個最後修正案。並在第二天（11日），獲得了隆裕皇太後的認可，清帝退位，民國建立，1911年中國大革命終於以暴力發難，以和解結束。
一方麵，段祺瑞等新軍將領要求清政府在辛亥年底前做出決斷，這個要求真的使清政府感到了恐懼，清帝退位的時間距離年底還有五天，由此可見段祺瑞等人的力量；另一方麵，清帝退位詔書及相關安排，沒有再提及孫中山革命黨人先前一再鼓吹強調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等口號，沒有再對清朝的曆史汙名化，而是參照段祺瑞等人的要求，給予這個將要消逝的王朝應有的尊嚴，尊重了現實，也尊重了曆史。在這個微妙的轉變談判中，我們清晰地感覺到段祺瑞等新軍將領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