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憲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已經很陌生了，因為我們不太容易分清既然都是君主體製，為什麽君主立憲與君主專製還有那麽大的區別，還會發生那麽多的紛爭？
君主立憲對誰有利
按照“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大清國就是人家愛新覺羅家族的先輩帶著滿洲幾個部落頭領，還有蒙古等周邊族群頭領一起打下來的。一般民眾並沒有後來的民族國家意識，皇恩浩**、謝主隆恩，就是那個時代君臣、君民關係形象且恰如其分的寫照。所以在那時，假如遇到康熙、乾隆那樣的“明君聖主”，皇帝不想專製都很難，臣民期待他們專製。
但是到近代則不然。近代中國的問題本來就不是自身內部衍生出來的，而是外部輸入的。當西方的思想觀念隨著西方的物品、資本源源不斷輸入中國後，中國人的觀念也在悄悄發生著改變。特別是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震驚、刺激後，稍微有點頭腦的中國人都在想：中國為什麽在世界上混成不被人待見的異樣族群？東三省明明是大清國固有領土，日、俄兩國憑什麽在這塊土地上打仗，而且連戰爭善後都不讓中國人介入？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思前想後，問題就出在中國的體製與世界有差距；而解決之道，好像就是梁啟超1901年就向中國人呼籲的君主立憲。按照梁啟超在《立憲法議》中的說法，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幾種政治體製，不外乎君主立憲、君主專製和民主立憲，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均為立憲政體，權力有限，而專製政體的權力是無限的。
從表麵上看，無限製的權力似乎很有利，君主可以動用一切資源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但從實際政治運作程序看，不受任何約束的君主恰將自己推上權力要衝，沒有絲毫可供緩衝的中間地帶；成功了固然是君主的貢獻，失敗了，隻有君主個人承擔責任和全部後果。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仆人，領取君主發放的俸祿，吃著皇糧，但他們在君主專製體製下無所用心無所事事。這是一種很不經濟的政治體製。
根據梁啟超的分析，就三種政治體製比較而言，最理想的政治形態無疑是君主立憲，因為民主立憲施政方略變化太快，選舉時耗費巨大，競爭激烈；雖然形成了一個競選經濟，但由於這種經濟隻是消耗不是創造，至少在那個時代還不是一種理想的政治形態。至於君主立憲與君主專製的比較，不言而喻，君主立憲遠優於君主專製。
梁啟超的道理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畢竟中國人特別是清政府統治者隻知道君主專製的好處，沒有體會過君主立憲的滋味。所以從康有為1895年的呼籲，到梁啟超1901年的分析，中國人依然無法在君主立憲問題上達成共識。說起來很難讓人相信，這個共識的建立，還是在“小日本”1905年打敗“大俄國”之後。
走向君主立憲
日俄戰爭結果日趨明朗時，中國被迫“邊緣化”已成定局。美國政府在邀請日、俄兩國協商戰爭善後時，對於中國希望參加的迫切心情視而不見。中國被完全排除在討論東三省前途的會議之外，這不能不使清政府感到格外焦慮與尷尬。1905年6月23日，清政府以日俄和議有開議之說，命各衙門及各督撫籌劃因應之道。
這個問題當時已有很多討論。有識之士早就強調不能就事論事談東三省，必須將立憲與東三省問題捆綁在一起，才能找到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清政府的問題還是那個問題，那麽答案自然還隻能是那個答案。7月2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建議清政府明確宣布於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強調立憲政體無損於皇室，無礙於皇權，最合乎中國國情及朝廷利益。稍後，周馥又單獨向朝廷建議，君主立憲體製下的立法、行法、執法三權分立，才是大清皇權永固的根基。兩廣總督岑春煊回奏，東三省問題的關鍵不在日俄，而在中國能否徑仿東西洋政治，與民更始，改革政體。
封疆大吏、中樞大員的建議特別是立憲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說法，引起了慈禧皇太後和光緒帝的重視。經慎重討論，1905年7月16日，朝廷命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為政治改革做準備。
五大臣出發之際，遇到了革命黨吳樾自殺性攻擊。清政府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堅定了立憲信心。因為這證明，君主立憲大約真的能消弭革命，否則革命黨為什麽這樣害怕呢？
稍事調整，五大臣兵分兩路出洋考察，1906年7月相繼返回。他們在稍後的召見中，不約而同建議朝廷要毫不猶豫地走上君主立憲的路，立憲後君主的權力並不會削弱，國家主權依然牢固掌握在君主手裏，就像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樣。總之，君主立憲利國利民，可造國祚之靈長，無損君主之權柄。中國如果經過十五年到二十年準備，召議員，開議會，一定能夠像東西洋立憲各國一樣繁榮昌盛，政治穩定。
考察憲政大臣的言論深深打動了朝廷。1906年9月1日，光緒帝欽奉慈禧皇太後懿旨，宣布仿行立憲，參照東西洋立憲各國重構政治體製，爭取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準備，重建一個憲政國家。
君主立憲對誰不利
考察憲政諸大臣的建議和各方麵的鼓吹，充分考慮了皇權尊嚴和重要性，他們的解釋或許能夠說服最高統治層，但很難說服那些政治上的反對派和懷疑論者。因為所謂君主立憲，畢竟在本質上要以憲法的形式去約束、限製君主的權力，怎麽能說這個製度有利於君有利於民呢？在這些反對者看來，君與民從來都是對立的，利於君就不利於民，利於民就不利於君。
所以，他們貌似站在統治者立場上質疑君主立憲的必要性，以為要求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路，可能是看對了病吃錯了藥，中國長時期積貧積弱的症結可能並不在君主專製，恰恰相反，問題的關鍵在君主權力長時期被削弱。他們甚至向最高統治層暗示，鼓吹君主立憲的人可能藏有一個大陰謀，因為這個君主立憲的新體製不僅妨礙君權，而且勢必利於漢而不利於滿，與孫文那些亂黨的政治主張相一致。
反對者的陰謀論對統治者往往是最靈驗的。清政府原本就對立憲政治心存疑慮，之所以派員考察各國憲政，其實是因為東三省問題而起，並不是發自清政府政治統治的內在需要。所以在反對呼聲日高時，清政府最高層總是表現為退縮，讚成者和反對者以清政府為支點發生蹺蹺板效應。
清政府的猶豫徘徊使讚成立憲的人們深感失望，鎮國公載澤為此上了一個充滿憤怒的折子，批駁那些反對立憲的人具有肮髒心靈，他們其實隻是擔心自己權力喪失，因為立憲利於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立憲體製建立後，不論各省督撫還是中央各部院大臣，他們的權勢都會相應削弱，且必須接受議會監督。這是他們反對立憲的根本原因。
至於滿漢關係，載澤認為，世界大勢是競爭加劇，合中國全體之力都不一定能迎頭趕上，追逐潮流。中國為什麽還一定要分清彼此、自劃壁壘呢？如果一定要說滿漢關係，君主立憲政治改革既利於滿，也利於漢，利於全國各族。在君主立憲政體下，滿漢珍域必須破除，所有族群必須和解，為國家民族萬年長久之計，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強分彼此，置國家民族大義於不顧。
載澤的分析是對的，慈禧皇太後和光緒帝也聽了進去，清政府稍後確認九年立憲預備路線圖。兩年後（1908年），又發布《欽定憲法大綱》，為君主立憲製定了一個政治架構。此後兩年，盡管清政府最高層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實事求是地說，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進程並沒有多大耽擱。
按照清政府立憲路線圖，第一屆責任內閣將於1911年5月發布。這個步驟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君主立憲的“初級階段”。換言之，此時的中國還不是嚴格意義的君主立憲國家，但中國已經向君主立憲國家邁出了關鍵一步。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先前曾經爭論過的問題重新浮到台麵，並終於由這些問題導致大清王朝走向終結，走進曆史。
根據《欽定憲法大綱》原則和東西洋立憲國家通例，為了保證君主享有至上權威，就必須保證君主永遠不出錯；君主永不出錯，除了不再處於權力要衝、直接處理國務，還必須嚴格禁絕皇親國戚出任政府要職。這是君主立憲體製的基本原則。
然而，清政府在1911年5月8日發布的內閣名單中，十三個閣僚竟有九個出身於皇室或皇族。於是輿論嘩然，國人一致認為朝廷應該痛下決心，撤銷這個被稱為親貴內閣或皇族內閣的變態機構，重新遴選合乎憲政要求的人。無奈，清政府到了這個時候開始掉鏈子，無恥援引《欽定憲法大綱》中大權統一於朝廷、皇帝享有任命百官等權力，不願接受各方要求給予適度調整，更不要說撤銷了。
清政府對憲法大綱相關條文的援引是對的。但此一時彼一時，當年發布那個大綱時，皇上是英明的光緒；現在呢，皇上隻是一個幼童，怎能與當年情形相比擬？假如清政府借用這個條款任命皇族擔任政府要職，那麽君主立憲和君主不立憲又有什麽區別呢？
君主立憲就是要限製君主的權力，也是為了皇室萬世一係皇位永固，但絕不是皇族整個族群集體當政，這是任何一個君主立憲體製都不能接受的。至此，皇族成員突然發現君主立憲簡直就是一個政治陷阱，以為那些心懷鬼胎的漢族人就是想通過和平手段奪取大清江山，他們這些大清國的貴族子弟反而成為君主立憲的最大受害者，他們能不反抗、能不抗爭、能任由這樣和平交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