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摘了袁世凱的頂戴
武昌起義爆發後不久，清政府起用罷官歸隱三年之久的袁世凱，並在隨後不斷加大他的權力，希望袁世凱能夠在危難時刻作為中流砥柱，拯救王朝。然而到了最後，重出江湖的袁世凱不僅沒有力挽狂瀾拯救大清，反而親手將這個兩百多年的帝國予以終結。更令人不解的是，作為大清王朝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並沒有隨著這個帝國的消逝再度歸隱，反而成為此後中華民國大總統。更惡劣的是，過了幾年，袁世凱帝製自為，試圖建立中華帝國。這一係列變動弄得人們眼花繚亂，不由自主想起袁世凱在辛亥年出山之初種種作為，可能與其三年前罷官歸隱有關。而那次罷官歸隱之所以發生，似乎又與攝政王心胸狹隘、容不得這位漢人能臣有關。袁世凱之所以見死不救，甚至乘人之危攘奪天下，可能就是公報私仇，報複攝政王載灃迫使其歸隱山林的一箭之仇。這個冤冤相報何時了的複仇故事非常合乎邏輯，合乎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和期待，於是這個故事講了一百年也沒有人懷疑。其實，這個故事是假的，與真實的曆史相差甚遠。
寵臣失寵
袁世凱是慈禧太後在李鴻章之後最為信賴的漢大臣，在慈禧太後最後幾年掌握著相當的權力，對當時的一係列政治改革做出過重要貢獻。當然他也得罪過不少人，多年來彈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斷。這種彈劾在專製政體下當然是一種政治威脅，然而被彈劾者如果真能經得起查，經得起考驗，那麽這些彈劾不但不會減分，反而會加分，成為被彈劾者升遷被重用的機會。
隨著預備立憲在全國的推行，袁世凱於1907年奉命離開經營多年的直隸，調往中央參與軍國要政，出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他與從湖廣總督任上調來的張之洞一起，成為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在生命最後歲月裏最為倚重的漢大臣。張之洞任軍機大臣兼管學部。
四十多歲的袁世凱是大清王朝的政治明星，年富力強的他與年邁的張之洞形成巨大的落差。他們都是兩宮的心腹和仰賴對象，但從兩宮立場說，對張之洞是回報，對袁世凱是期待，期待他在未來歲月中為大清王朝再建奇功。
袁世凱確實沒有辜負兩宮的期待。在那兩年時間裏，清政府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尤其是袁世凱主管的外交活動，獲得了非凡成就，舉國上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在政治改革方麵，經過幾年實踐，地方的諮議局運轉逐漸成熟，中央層麵的資政院也在發揮著相當作用，隻是資政院畢竟不是正式議會，人們的政治期待就是能夠早點兒召集正式國會，步入常態國家。各地的呼籲和內外大臣的建議符合朝廷的利益和國家利益，所以朝廷在1908年8月接受了這些建議，明顯加快了立憲步伐。8月27日，朝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同時宣布立憲籌備清單，定九年後召開國會。現代中國的一絲曙光終於在東方地平線上顯露出來了，中華帝國和平轉軌為一個常態國家好像已經為時不遠。
正像中國老話所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當舉國歡慶這一政治進步時，或許是因為太過勞累，或許是因為太高興了，光緒帝自1907年秋天開始犯病，1908年11月初病危。13日，慈禧太後懿旨命令將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領到宮中，作為接班人培養。第二天（14日），朝廷又以皇上的名義發布一道上諭，宣布此後朝會大典等重要典禮上諸王的座次及排序，都將攝政王排在最前麵。這當然意味著攝政王載灃將擔負起王朝的重要責任。
同一天（1908年11月14日），大行皇帝龍禦上賓，年僅三十八歲，因畢生沒有生養龍子龍女，不得已過繼他的弟弟——也就是現在這個攝政王載灃的長子溥儀為嗣，繼任為新皇帝。因為這個小皇帝年齡太小，所以隻是被抱養到宮中進行培養，王朝政治隻好交給小皇帝的父親攝政王載灃以監國的名義進行打理。所有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監國作出決定，裁度施行。當然，慈禧太後也對攝政王監國有個限定，即要求他遇有非常重大的事件，必須請光緒帝未亡人隆裕皇後給予最後決定。換言之，隆裕皇太後對於日常事務不予過問，隻是在非常事件上擁有最後的否決權。在作了這些安排後，慈禧太後撒手西歸，結束了長達四十八年的政治統治。此時距光緒帝去世不過二十四小時。
袁世凱是慈禧太後的紅人、寵臣是不必懷疑的，他在兩宮生命的最後歲月鞍前馬後做出許多貢獻。然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君主專製體製下，舊時代的寵臣袁世凱能夠成為新朝的重臣，其實是令人懷疑和忐忑不安的。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光緒帝去世同一天，正在美國的康有為就大膽宣布，皇上的突然死亡是袁世凱的陰謀和加害。他甚至為此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指控袁世凱試圖變換中國君主，擾亂中國，因而請求美國政府聯絡各民主國家，對於清政府的非法行徑予以譴責，對於清政府的權力變動不予承認，設法遏止袁世凱等政治勢力上位。
康有為的說法當然沒有多少證據和道理，隻是當年流傳較廣的一個說法而已。不過，從中國政治的特有運轉規律看，在兩宮相繼去世後，袁世凱還真是遇到了巨大麻煩，他確實在一夜之間失寵了。
袁世凱的失寵，當然是對接替慈禧太後和光緒帝主持大清國朝政的攝政王而言。這裏麵的真實情形可能不是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個樣子。不過有一點確實不同，在兩宮管事的時候，無論反對袁世凱的力量多麽強大，都能被袁世凱柔性化解，也能被兩宮壓住；而現在不僅攝政王無意繼續壓住這些反對的聲音，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期待著這種聲音。畢竟一個新的政治架構剛剛建立的時候，一個強大的老臣對於新朝的主子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
反對袁世凱的潛流一直不斷，在慈禧太後活著的時候就是如此。1908年10月3日，號稱剛正不阿的禦史江春霖向朝廷上了一個折子，具疏彈劾袁世凱權勢太重，尾大不掉，對朝廷是個威脅。其理由是袁世凱在9月15日（八月二十日）五十大壽時大肆張羅，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江春霖給出的罪名很大，也舉了許多例子，建議朝廷吸取以往權臣禍國的經驗教訓，防患於未然，嚴加懲處袁世凱。
江春霖是清末有名的禦史，向來以敢言、敢與權臣死磕而出名。晚清自慶親王、袁世凱、徐世昌至孫寶琦等大大小小權臣，不管著名不著名，權大還是權小，江春霖職責所在，從不姑息。據說他平生僅彈劾袁世凱一人就有八次之多，隻是他的那些證據實在有點兒捕風捉影，不夠牢靠，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彈劾並沒有戳到袁世凱的痛處。袁世凱反而在他的這種另類監督下步步高升步入青雲。這一次也不例外，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對江春霖的舉報並不認同，隻是根據江春霖舉報中的內容對袁世凱略有提醒，袁世凱又一次躲過了一劫。
現在情形不一樣了。兩宮不在了，小皇帝太小了，攝政王載灃又是那樣年輕，所以一旦有什麽風吹草動，真的沒有什麽人能保護袁世凱這樣的權臣了。誰讓你如此鋒芒畢露樹大招風呢？於是一場新的圍攻在兩宮去世不久就開始醞釀了。12月2日，宣統小皇帝即位。19日，為表示新朝恩澤，朝廷下令嘉獎慶親王世襲罔替，嘉獎世續、鹿傳霖、張之洞、袁世凱等重臣為太子太保。這原本隻是中國王朝政治的統治手段，但在江春霖等禦史看來又有問題。江春霖向攝政王上了一個密折，認為慶親王在庚子事變中雖然稍有功勞，但自當國以來，政以賄行，官以私進，如袁世凱、徐世昌、楊士驤、趙秉鈞、馮汝驥、唐紹儀、袁樹勳、增韞等，莫不以重賄破格擢用。而袁世凱尤為其心腹，他們借新政之名，引用私黨，遂令官場相習成風，以奔走為事，鑽營為能。江春霖向攝政王舉報慶親王、袁世凱等相互勾結，結黨營私，提醒攝政王設法反製慶親王尤其是袁世凱。
配合江春霖的舉報，晚清政治舞台上另外一個不甘寂寞的著名禦史趙炳麟也趁機發難。他上書監國攝政王密陳袁世凱包藏禍心，結黨營私，挾製朝廷，如果讓袁世凱繼續留在軍機處，他日必生意外之變。趙炳麟建議監國攝政王趁著袁世凱勢力尚未高度集結時突然行動，將袁世凱逐出軍機處。趙炳麟預言，隻要清除了袁世凱，那些與其進行利益結盟的政治小人必將聞風而散；反之，如果聽之任之，袁世凱的政治勢力必將急劇擴大，到了那個時候，根深固結，再想動他就很難了，監國攝政王或許也得像先皇帝那樣麵對袁世凱這樣的權臣敢怒不敢言，忍聲吞氣，俯首帖耳。
江春霖、趙炳麟以袁世凱戊戌年出賣先皇帝的由頭刺激監國攝政王，有點兒文不對題，不過他們所說的袁世凱培植勢力有政治野心，真的使監國攝政王有點焦慮。據說，攝政王在批閱這幾份奏折密報後極為震怒，責成秘書班子擬旨將袁世凱開缺。
在君主專製體製下，最高領導者當然最忌憚大臣功高震主，專權跋扈。江春霖、趙炳麟的舉報撓到了攝政王的癢處。不過當攝政王拿此事和慶親王、世續等皇族成員商量時，這幾位皇族要員都不太讚成。經過協商，滿洲貴族最高層達成妥協：第一，袁世凱開缺回籍養屙，即免去袁世凱的現有職務，讓他回老家休養，理由是袁世凱一直治不好的腳病；第二，調滿洲貴族那桐進入軍機處，填補袁世凱開缺後的遺缺。
不過，無論是江春霖的舉報，還是趙炳麟的密報，在朝廷給袁世凱的開缺決定中都沒有提及，甚至連一點影子都沒有。這份免職令反而刻意強調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在過去許多年夙承先朝，屢加擢用，為朝廷重臣，原本應該在這新舊轉換的特殊時期發揮更大功用、承擔更多責任，不意袁世凱現在的足疾越來越嚴重，步履維艱，難勝職任，不得不免除其現有職務，讓他回老家專心靜養，以體現朝廷關愛體恤之意。
從朝廷的這個命令中，我們根本感覺不到袁世凱犯了什麽錯誤，有了什麽問題，隻不過是因為袁世凱患了足疾，步履維艱，無法繼續任職，需要休息而已。
朝廷的處理當然沒有達到江春霖、趙炳麟等禦史的最低限度要求，朝廷甚至根本無意使用“罷斥”之類的字眼。這個諭旨給人的感覺就是對一個有功之臣的病休和惋惜，所以江春霖、趙炳麟等禦史們看到這個諭旨非常生氣。據說趙炳麟在朝廷的諭旨頒發後又上了一道密折，建議監國攝政王必須堅定去袁決心，必須縝密從事，必須任用正人，必須解散黨羽等。還有傳聞說趙炳麟在與監國攝政王對談時，甚至建議公開宣布先皇帝手詔，殺袁世凱，起用袁世凱的死對頭岑春煊掌控禁衛軍和軍谘府，起用康有為、梁啟超等袁世凱的死敵為朝廷顧問，罷斥慶親王等。這些說法和傳聞當然非常荒唐，因為作為監國攝政王，他太清楚他的哥哥先皇帝的真實情形了，太清楚袁世凱是個什麽樣的人了，所以對江春霖、趙炳麟的建議並不予以采納。朝廷對袁世凱隻是采取開缺回籍的處理，讓這位剛過半百的老臣回到老家好好休息一段時間。誰也想不到僅僅幾年時間，袁世凱又會成為朝廷所仰賴的重要人物。
化不開的心結
作為清政府政治的新核心，攝政王載灃在慈禧太後和光緒帝的多年關照和栽培下，不至於幼稚到相信康有為的造謠和宣傳，他當然清楚1898年中國政治轉折的關鍵點，知道袁世凱是有密可告但並沒有告，袁世凱在康有為這些改良主義者和清政府兩個方麵都是道德無缺。假如袁世凱當年真的像康有為所指責的那樣不堪，那麽就很難理解袁世凱在戊戌之後的升遷和不斷被重用。
問題在於，康有為在外麵的宣傳，使社會上對攝政王載灃掌控清政府政治權力後的政治走向有了諸多猜測，輿論上一般相信攝政王載灃一定會為他的哥哥光緒帝報仇雪恥，整治袁世凱。其實這隻是外界的揣測，並不代表真實的曆史。
攝政王載灃與袁世凱之間確實有矛盾，隻是這個矛盾並不那麽幼稚和簡單。按照一般規律，新主人上台後總是要從平反冤假錯案開始，大赦天下，提升心腹，收買人心，重振王朝新氣象。這是中國曆代王朝政治的一般規律。在比較平和的情形下，攝政王載灃掌控權力後，正確的選擇應該是盡量向流亡在國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放政權，像民國初年新政府所做的那樣，不管康有為在1898年做了多少對不起太皇太後和光緒帝的事情，其在國外流亡的這些年畢竟始終以保皇為號召，畢竟沒有與革命黨聯手對付朝廷。現在慈禧太後不在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回歸主流社會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論上出現了。如果攝政王此時順應潮流，從這些方麵入手，相信在民族和解、民主重建、民生提升這幾個方麵一定能夠在先前君主立憲改革的基礎上再出發，宣統元年的情形一定是另外一個樣子。
然而攝政王沒有按照這種曆史慣例和常規進行，他在太皇太後去世後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拿太皇太後當年的寵臣、重臣袁世凱開刀，結果適得其反，人心丟失了一大半。
攝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凱開刀，當然不是他認為袁世凱有負於他的哥哥光緒帝，主要的還是袁世凱在政治上坐大，功高震主，已經嚴重影響了朝廷的政治安全，是清政府內部少壯派無論如何都不能繼續無視和容忍的。
我們知道，袁世凱是繼李鴻章之後漢大臣中的第一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手腕比他的老師李鴻章更厲害。他不僅擁有清政府的絕大多數權力，更重要的是，袁世凱對財富本身的瀟灑與大方，使他在清政府內部攀緣結交了許多重要關係。在大清國，誰都知道袁世凱是慈禧太後的大紅人，是朝廷倚重仰賴的重臣。
袁世凱炙手可熱，天下無敵，在強權人物慈禧太後和光緒帝的掌控下，當然沒有問題。因為隻要主子有本事，有權謀，再能幹的奴才也隻能是奴才，不會變為主子。有本事的奴才會得到主子的青睞。這種青睞不過是讓奴才多管些事多出些力，並不意味著主子準備把這個家交給奴才。主子隨時可以將這個能幹的奴才廢了，因為隻要抽掉這個奴才的活動平台，再有本事的奴才也沒有辦法。袁世凱在慈禧太後、光緒帝的時代，無論擁有多大權力，其實都是在給大清國辦事，在給朝廷辦事。袁世凱這個分寸把握得很好，所以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從來沒有感到袁世凱對他們會有什麽威脅。
現在的情況不同了。現在是弱勢的攝政王執政，而攝政王在過去幾年中，就屢屢與強勢的袁世凱有衝突，且每每被袁世凱打敗。他們之間的相互怨恨已經積累很久，攝政王不想繼續使用袁世凱這個能臣了，袁世凱似乎也不想為這個新主子服務了。現在，相互有點怨恨的雙方終於找到了爆發的突破口。
攝政王與袁世凱之間的怨恨，主要還是因為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人高官，尤其是軍事高官的崛起，不僅損害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脅到了攝政王的政治統治。在慈禧太後的默許、縱容和支持下，清政府在過去幾年的政治改革中，確實準備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準備像東西洋立憲各國一樣，最大限度地消弭人們生而不平等的出身問題，所有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政治權利，除了君主之外的政治職位對所有人開放，不再以出身決定一個人的升遷罷黜。清政府的這個政治選擇當然有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政治壓力，但從本質上說也表明清政府和滿洲貴族中大多數人開始覺悟。行政中立的原則既沒有表明漢人高官的政治優越，也沒有再規定滿洲貴族的政治優先，但是毫無疑問，滿洲貴族在政治架構中永遠隻能是一個非常小的比例，雖然這個政策在表麵上並不是要損害滿洲貴族的利益，但在客觀效果上肯定對滿洲貴族不利。這也是後來之所以會出現一個令人奇怪的“皇族內閣”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的行政改革在客觀上符合漢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後、光緒帝主導的新政和預備立憲政治改革過程中，漢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凱還沒有為漢人謀私利的主動意識。這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漢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一直在海外宣揚種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當時的國內政治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袁世凱等漢人高官既然已經獲得了政治上的一定發言權，他們無論如何不會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孫中山的革命黨聯係在一起，至少不願讓自己的政治作為成為滿洲貴族保守派攻擊的把柄。二是漢族官僚不論高中低哪個層麵，都占有絕對多數，既然已經占據絕對多數，他們更沒有必要在這方麵挑起滿洲貴族集團中保守派的怨恨。基於這兩個原因，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人高官無論在當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樣竭力爭奪、竭力出風頭搶鏡頭，他們都沒有引起清政府最高政治層的反感。慈禧太後、光緒帝很坦然很欣賞地看著袁世凱等漢人高官拚命工作，相信他們絕不是為漢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為大清國的久遠利益、為朝廷的長治久安而工作。
慈禧太後和光緒帝的判斷是對的，但是滿洲貴族中的保守勢力特別是那些少壯派，他們眼見原本自己可以不勞而獲，可以不才而得的位置、權力都被這些能幹的漢人高官搶走之後，其心中的醋意難以言說。於是他們與漢人高官，與袁世凱的鉤心鬥角、相互傾軋終於從潛流公開化。這就從事實上驗證了孫中山在海外所宣傳的“滿漢衝突”。
1906年9月，袁世凱奉命進京參與中央官製改革的討論。在袁世凱授意下，編纂官製局提調孫寶琦、楊士琦等人認為，中央官製改革的關鍵是行政中立的原則。在那時尚沒有黨派衝突的前提下，他們認為影響行政中立的關鍵在於官僚身份的認定及出身。他們建議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將來的責任內閣主要是對議會負責，而不是對朝廷對皇上負責。這當然是君主立憲的應有之義。這樣就可以保證行政中立，但顯然削弱了朝廷和君主對行政的控製，當然也削弱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對政府的控製，因而也就激起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普遍反對。
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的少壯派認為，袁世凱等人的這些建議具有非常險惡的用心，像體製外的孫中山等革命者倡導的那樣，反對滿洲貴族對中國的統治。他們與孫中山的區別隻在於，孫中山是用武力、暴動的方式從外部攻擊大清王朝，而袁世凱等人則是用改革的名義、用和平的手段從內部瓦解大清王朝政治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於是這些少壯派針鋒相對地反對廢除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的建議，反而參照立憲國家行政中立和軍隊國家化原則，提出設立陸軍部，統轄全國軍隊，將各地督撫的軍權統統收歸中央。這個主張從理論上說當然沒有什麽問題，隻是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看，顯然是針對袁世凱這樣大權在握的督撫，是假借立憲的名義削弱漢人高官對軍事權力的掌控。換言之，即便袁世凱這樣的漢人高官心裏並沒有像孫中山那樣老是想著漢人、滿人的身份區別，但在滿人眼裏，已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意思了。據說，在這次討論中，袁世凱等漢人高官與滿人高官之間唇槍舌劍，互不相讓，氣氛高度緊張。
孫中山等人在外麵的宣傳肯定影響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使這些滿洲貴族產生恐懼。這部分人真的開始懷疑漢人與滿人的離心離德，不過清政府最高統治層如慈禧太後和光緒帝，並不像少壯派那樣擔心。他們認為既然身份認同已經成為政治變革中的大問題、大障礙，那麽就應該解決這些問題，讓這些問題不再成為政治改革進程中的大問題、大障礙。所以在稍後的討論中，清政府一方麵比較明確地否定現在就立即廢除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的建議，另一方麵宣布廢除過去中央各部院“雙首長製”，即宣布廢除滿尚書、漢尚書的區分，在新官製方案中實行滿漢平等的原則。中央政府任命的新尚書不再區分滿漢，隻是在最初一批新尚書名單中，還是滿洲貴族出身的高官占了多數，漢人所占的比例反而不如滿漢“雙首長製”的時候多，這當然使許多漢族官僚感到鬱悶。
除此之外，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的少壯派對袁世凱等人攬權深感不滿或者說不安。他們想著法兒要求清政府通過改革的方式去剝奪漢人高官對權力的占有。他們不再像慈禧太後、恭親王奕?等當年對漢族出身的高官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那般信任和仰賴，反而接受孫中山的宣傳，以為滿漢之間處於利益衝突之中。他們要求限製官吏的兼差，這在客觀效果上當然是要打擊袁世凱這樣能幹的漢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年底，原本熱情推動政治改革的袁世凱反而成為“被改革”的對象，於是他自覺請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並主動交出北洋軍隊統帥權，支持設立陸軍部。他似乎期待以此換取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信任。
袁世凱的退讓並沒有換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信任，他和少壯派之間的較量角逐、暗中較勁愈演愈烈。當然，袁世凱處於被動狀態，少壯派則采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他們暗中煽動言官禦史捕風捉影、栽贓誣陷，交章彈劾袁世凱權重勢高，貪私誤國，甚至惡意預言袁世凱遲早要像曆史上的曹操、劉裕那樣篡位奪權。僅1907年，據說舉報袁世凱的信件就有五六封之多。
清流們的攻擊當然沒有影響慈禧太後對袁世凱的信任，慈禧太後、光緒帝和此時主持朝政的慶親王知道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他們對袁世凱的信任不僅沒有因為滿洲貴族少壯派和清流們的攻擊而稍減，反而愈加信任袁世凱。1907年9月，清政府調任袁世凱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與剛剛調任來的湖廣總督張之洞一起協助慶親王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務，成為慈禧太後、光緒帝最信任也最離不開的重要人物。即便在為光緒帝選擇皇位繼承人以及選擇攝政王載灃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慈禧太後都曾認真聽取袁世凱的意見，這是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過去所不曾有過的。
慈禧太後對袁世凱的信任是不必懷疑的，袁世凱對清政府、對皇上、對慈禧太後的忠誠也是真誠的。隻是慈禧太後和皇上的突然去世，反而使這種信任成為袁世凱的政治包袱和壓力。
本來，在慈禧太後向袁世凱征詢皇位繼承人問題時，袁世凱竭力認同由三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支持載灃為攝政王為監國。他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會有多方麵的考慮，但毫無疑問，袁世凱期望自己的真誠擁戴能夠化解他與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的矛盾，大家能夠攜起手來幫助攝政王監國載灃領導國家渡過這段最困難的時期。
然而遺憾的是，袁世凱的擁戴並沒有換來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少壯派的理解與和解。這些少壯派集中在攝政王周圍，不斷向攝政王施加壓力，要求處死袁世凱，以防止袁世凱利用手中曾經擁有的軍權發動政變，篡奪大清王朝的統治權。
國家剛剛遭受慈禧太後、光緒帝兩位主要領導人大喪這樣重大的打擊，如果立即就對慈禧太後、先皇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下手，絕非國家之福，弄不好就會社稷動**，甚至引起內亂。因為不僅有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外麵虎視眈眈，在尋找一切機會，即便是袁世凱曾經統率的北洋新軍，也絕非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少壯派說拿來就能拿來的。即便拿來，也不一定就聽話，甚至可能起來推翻他們。
果不其然，當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中少壯派軍人密謀收拾袁世凱的時候，袁世凱在北洋的政治盟友和追隨者就在保定府發動了一場小小的兵變，弄點顏色給攝政王和那些少壯派看看。結果攝政王就沒有完全答應少壯派的要求，而是於1909年1月2日將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病了事。這不僅使袁世凱對這些不中用的滿洲少壯派更加瞧不起，而且可能連帶著對攝政王的大清王朝產生了不信任不堪輔助的政治心理。可能就是從此時，袁世凱開始與滿洲貴族統治集團離心離德。攝政王用自己的手為大清王朝製造了最強有力的敵人。
重大外交失敗
袁世凱開缺回籍的原因當然不是那麽簡單，可能還有許多人們至今並不明白的背景與原因，甚至是當時國際大環境的產物，是列強在遠東競爭的必然結果。
我們知道，袁世凱是慈禧太後在生命最後歲月最為仰賴的重臣。他與漢大臣張之洞分享著中央政府日常運作的權力。張之洞的主要職責在內政，而袁世凱以外務部尚書的身份主管著大清帝國的外交事務，與外務部管部大臣慶親王合作密切。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馬關條約》之後的大發展，列強在中國的投資越來越大，在中國經濟生活中所占的份額也越來越突出，中外之間的交往越來越密切，中國的內政越來越多地受製於外交，外交博弈成為清政府當年最重要的一門功課。這也是袁世凱在政治上地位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列強的視角看，英國在甲午戰爭之前原本與中國關係最為友好，兩國的貿易往來、文化往來也是列強中最為突出的一家。然而在甲午戰爭中，英國先是借給了中國“高升”號運兵船，中國的用意可能有拉英國人下水的意思。然而當“高升”號出事之後，英國人不僅不願與日本人翻臉，反而越來越傾向於日本，中英關係漸行漸遠。英國與日本在1902年締結同盟條約，這也是日本稍後敢於與俄國發生正麵衝突、敢於發動日俄戰爭的重要背景。
在歐洲，英國是德國的宿敵。中英關係的疏遠導致了中德關係的親近，特別是在《馬關條約》談判過程中，德國人拉著俄國人、法國人，多多少少為中國說了一些好話，幫過中國一些忙，尤其是三國幹涉還遼，不管怎麽說還是很讓中國人感激的。
日俄戰爭的結果使英日同盟在遠東占盡了上風，遠東的戰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對遠東的壟斷當然不符合後起大國德國和美國的利益，所以為了抵製英日同盟，德國人於1906年動議組建中美德三國同盟。
德國人三國同盟的建議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興趣，隻是清政府考慮到英國和日本對這個三國同盟可能產生的激烈反應，因而遲遲不敢答應德國人的建議。
中國的自我孤立鼓勵了英國和日本，幾經折騰，日本竟然與俄國握手言歡。1907年7月30日，日、俄兩國簽訂《日俄密約》，規定中國東北地區南部為日本勢力範圍，北部為俄國勢力範圍。前者被稱為“南滿”，後者被稱為“北滿”。俄國人承認日本對朝鮮的占領，日本則承認俄國在外蒙古有著自己的特殊利益。
日俄和好並走向結盟改變了遠東的政治格局，稍後甚至出現了英法日俄四國同盟的雛形。英國與俄國於同年8月31日簽訂協議，確定各自在華勢力範圍。他們聯合統治著遠東，使德國還有美國都感到格外失落，於是德國人再度推動中美德同盟，美國人對此也變得非常積極。
對於德、美兩國的建議，此時主持中國外交事務的袁世凱高度認同。袁世凱認為，如果美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貿易和投資有很大上升，占有重要的經濟地位，那麽按照美國信奉的現實主義外交原則，一定會成為牽製日俄在東北勢力的力量。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認為，假如要想讓美國幫助中國抵製日本，那麽就要向美國人提供有足夠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奉天巡撫唐紹儀認為，中國應該運用鐵路建設和銀行貸款等經濟計劃，去吸引美國資本進入東北，用美國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影響力去抵消日本對南滿、俄國對北滿的控製。
基於這樣一種戰略考慮，清政府委派經濟官員陳錦濤在美國向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宣傳在東北的投資機會和前景，表示中國正在進行政治改革，向中國特別是向地域廣袤的東三省加大投資是一個明智選擇。因為中國東三省必將成為世界上一個能夠容納相當多剩餘資本與產品的市場，向中國東三省投資，肯定比向世界其他許多地方投資更加明智、更有把握。
袁世凱、徐世昌、唐紹儀的分析確實是有道理的，陳錦濤在美國的宣傳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鑒於這樣一種現實，特別是恰值美國政府提出退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此時在中美之間構建更加緊密的外交關係，並由這個緊密的關係去製衡日俄，或許是可能的。這個外交方略雖然有著傳統中國“以夷製夷”外交理念的深刻影響，但在那時也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根據這些情形，清政府於1908年10月批準袁世凱的建議，任命唐紹儀為特使出使美國，公開的理由是感謝美國政府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而實際上是為締結中美德同盟進行談判。為了使這個談判能夠順利進行，清政府又給唐紹儀另外一個權限，即與美方洽商東北開發貸款即“滿洲銀行貸款”，以此貸款引誘美國政府同意與中國結盟。
為了防止不必要的幹擾，中國對中美德三國同盟的消息嚴格保密，並製造了一些迷惑日本人的假象，比如刻意強調唐紹儀兼充考察財政大臣，赴日本及歐洲諸大國，將諸國經理財政辦法，詳細調查，隨時奏聞，以備中國此後在與各國進行稅則等經濟談判時參考。然而日本和英國的諜報網委實強大，他們竟然在唐紹儀出訪前就獲悉了清政府相當詳盡的計劃。日本人當然不希望中國與美國、德國結盟，所以日本政府決定加快與美國的秘密談判，以重大讓步阻止美國與中國結盟。1908年11月30日，也就是唐紹儀到達美國前夕，日、美兩國簽訂了《路特—高平協定》。在這個協定中，美國明確承認滿洲現狀，其實就是默認日俄等國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日本當然也為此作出重要讓步，同意在滿洲實施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也就是同意美國資本在東北地區自由進出。
日本人略施小計便將唐紹儀和他的代表團拖在日本動彈不得。等唐紹儀一行趕到美國時，黃花菜都涼了，一切生米都做成了熟飯。袁世凱的中美合作抵製日本的外交布局，就這樣被日本人輕易給破掉了。中美合作徹底破產，中國依然在遠東被孤立、被忽視，唐紹儀赴美使命以徹底失敗而結束。
唐紹儀抵達美國的時間為12月1日，即美日協定簽訂的第二天。即便如此，美國留學出身的唐紹儀在美國應該還有外交活動的空間，無奈此時中國內部發生了重大變故，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在一天之內突然相繼去世。信息高度透明的美國對中國這個神秘國家的政治變動根本摸不著頭腦，他們當然不會相信康有為等人編造和想象的那些荒誕故事，不會相信攝政王會為其兄長報仇雪恥，但在政治前途並不明朗的時候，美國政府並不願意與唐紹儀進行什麽實質性談判，其實也就是不願意與中國政治強人袁世凱有過分密切的接觸。美國的國家利益使他們寧願冷靜觀察中國政局的變動，寧願錯過，不願做錯。於是，唐紹儀和他的代表團悄然回國。中美德聯盟成為泡影，中美外交也迅速降溫。
唐紹儀的外交失敗是日本人的陰謀，日本人的目的是要收拾如日中天的袁世凱。袁世凱若將中美德三國結成一個緊密同盟，吃虧的肯定是日本。袁世凱之所以急於與美國和德國達成同盟，主要目的就是抵製日本對東北的蠶食與控製。現在，唐紹儀的外交失敗了，在東北對日本的抵製也就無從談起了，清政府內部的親日派再度抬頭。他們期望以和平手段阻止日本向中國滲透，所以袁世凱的命運也就由此注定，他不下台怎麽可能呢？
對於清政府來說，外交失敗實在是一個說不出的苦果。袁世凱由此承擔責任請求辭職，也是一個政治家負責任的表現。隻是這個外交失敗的理由實在拿不上台麵，所以在袁世凱、在朝廷隻能心照不宣。由此也就能夠理解，盡管那些言官拚命彈劾袁世凱，但他們對於秘密外交實在知之甚少，他們所說隻是些無根遊談。表麵上看，朝廷將袁世凱開缺是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實際上，朝廷是利用他們的彈劾掩飾了一個重大外交失敗。因此，監國攝政王也就不可能按照江春霖、趙炳麟以及滿洲貴族中的少壯派、強硬派的建議將袁世凱處死，隻是讓袁世凱低調返回故裏。由此，也就很好理解三年後袁世凱重出江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