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革命黨人
曆史不管怎樣具有必然性，推動曆史進步的還是人。這個“人”既有英雄豪傑、帝王將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誰的平頭百姓。
辛亥革命實際上還是一個比較職業化的革命，主要參加者其實都可以算作職業政治家。
在這些職業政治家中，首推無疑是近代中國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甲午戰後，確實是孫中山最先發現中國問題的症結，認為中國步趨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全盤西化，是一個正確方向，但是中國走上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是清政府的阻撓。所以，中國的未來首要在於“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緊接著，或者說需要同時進行的就是“創建民國，創建合眾政府”。
近代中國究竟有多少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我們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難說清楚。不過，我們不僅知道革命黨的領袖人物黃興、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鄒容等，還有那十幾年間流血奮鬥犧牲的先烈，像黃花崗烈士等，他們都是值得後人永遠敬仰和懷念的。
創建民國，走向共和，是革命黨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當武昌起義發生後，當民主共和成為中國一個重要選項時，革命黨人堅守原則不讓步，甚至表示出為理想不惜一戰。但是革命黨人也並非一味好戰嗜殺，而是適可而止，知道退讓，知道妥協。革命黨人的目標就是要像法國大革命一樣推翻帝製，實行民權，一旦清政府答應了這個條件，革命黨人以大局為重，以人民福祉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戰，五族共和，優待皇室，原本劇烈衝突的滿漢矛盾渙然冰釋，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提供了一種機會和可能。由此，我們不能不由衷敬佩他們天下為公的博大胸襟。
主力：南方新軍
不過首舉義旗攪動全局的並不是革命黨人，革命黨人在那年春天的黃花崗起義有著示範意義，但真正開啟一個新時代的還是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的主力，不是過去農民起義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經過近代思想訓練的新式軍人。清政府當年創辦這支軍隊，原本是鑒於甲午戰敗的教訓，整軍經武，用東西方各國的新辦法訓練一支新式軍隊。應該說，經過幾年的訓練，這支軍隊已經徹底取代了先前的舊式軍隊，不要說什麽綠營八旗那些舊建製，即便在過去為清皇朝立過大功的湘軍、淮軍也沒有辦法比。領導湖北新軍起義的，並不是新軍高階層將領，而是中下級軍官，如孫武、鄧玉麟、蔣翊武、劉複基、劉公等。實事求是地說，他們接受過君主立憲、革命、改良等各種各樣的新思想，他們對國家大事有一種本能的焦慮，所以當皇族內閣出台後，他們理想中的君主立憲成為泡影，這就是他們首舉義旗登高一呼的真實原因。這個具有鮮明政治訴求的舉事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索餉或嘩變，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質。
更重要的一點是，湖北新軍和北洋新軍一樣，都是受過近代教育的新式軍隊，所以他們在起事時，格外注意不擾民尤其不去影響外國僑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動宣布保護外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並在軍事行動中盡力將衝突限定在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較量上，不將人民拖入戰爭，更不綁架人民成為戰爭的抵押。
湖北新軍的文明之舉贏得了列強認同，所以才有各國領事繼而各國公使、各國政府宣布南方革命黨、湖北軍政府為交戰的一方，將南北戰爭定位為中國內戰，列強不偏袒不介入，這就為革命黨、為湖北軍政府贏得了時間贏得了空間。湖北新軍的領袖，除了先前的張之洞外，此時最重要的領導人當然就是黎元洪。
湖北軍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領導下，在黃興等革命黨人的參與幫助下，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了相當發展，各省革命黨人或新軍將領在湖北新軍示範下，相繼宣布獨立脫離朝廷，這就使全國局勢迅速演變，對清政府來說無疑是日趨惡化。
神使：立憲黨人
當武昌起義發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陸軍大臣蔭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鎮壓，然而皇族出身的蔭昌或許真的沒有見過這樣嚴重的政治危機，或許其皇族出身也是個障礙，於是清政府很快起用三年前棄用的漢人能臣袁世凱。
袁世凱之所以在清末民初獲得“非袁莫屬”的聲譽，那真不是浪得虛名，而是他在幾乎舉國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時候，中流砥柱般地堅守十幾年君憲主義立場，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構中化解危機，推動中國政治進步。隻是到了後來，當君憲主義實在無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時候，袁世凱借力發力順勢而為，承認君憲主義已經屬於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為南北和談的主軸。
在這一係列衝突、談判過程中，最值得觀察的還有一個重要群體就是立憲黨人。在預備立憲運動中，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這批立憲黨人，他們的態度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及其後果。當他們向朝廷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國會請願運動時，他們實際上是認同朝廷的權威，是把立憲當作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負了立憲黨人的期待，無視立憲黨人的請求，以蠻橫的態度和手段去處理立憲黨人的可憐要求，從而用自己的手將這批改良主義者推到了政治對立麵。立憲黨人對清政府越來越失望，對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對轉為同情。
武昌起義爆發後，各省立憲黨人或主動光複，或幫助、協助各省新軍起義，脫離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獨立的陣勢，繼而促動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籌建，促動並把握了南北和談的主軸。從曆史層麵說，如果沒有各省立憲黨人的積極介入，僅僅憑借革命黨人的力量，大約真的很難在那麽短的時間裏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與清政府分庭抗禮的力量。
鬼差：大清皇室
在這場改變中國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損害的無疑是清皇朝。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個結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曆史給清皇朝留下許多機會，都被它白白錯過。甚至到了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等人領導的灤州兵諫爆發，清政府依然不覺悟，依然用討價還價的辦法去回應革命黨人和新軍將領的政治要求，於是清政府隻能被曆史所拋棄，兩百多年的皇朝頃刻沉沒。
不過，清皇朝的最後表現也有可稱道的地方，就是清政府在最後時刻並沒有像曆史上的其他極權主義者魚死網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鬥，而是知進退。當他們發現抵抗無益時，索性放棄了抵抗，以哀兵的辦法為這個皇朝贏得了尊嚴和保全。於是進入民國之後，人們對清政府最高決策者隆裕皇太後的決斷欽佩不已，或以為她是“女中堯舜”，對中華民族的和平發展貢獻殊巨。
清政府最後決斷和結局，還得益於這個皇朝的主要雇員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軍將領特別是北洋將領，在南北和談膠著、戰火有可能重燃的關鍵時刻，是北洋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等聯名為朝廷指出一條明白的路：必須接受民主共和，必須在辛亥年結束之前作出肯定答複。
北洋將領陣前倒戈使清皇朝喪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這些將領並沒有忘記這個皇朝的過去，並沒有對曆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所以當南方革命黨人提供的退位條件使清政府覺得尷尬、覺得無法接受時，又是這批將領大義凜然要求南方革命黨人應該尊重曆史，尊重一個即將消逝的王朝，民族應該和解，仇恨應該忘卻。於是南方革命黨人在稍後修訂的退位條例就充分體現了一種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場以法國大革命為取向為榜樣的大革命，最終得出一個中國式的結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國大革命及稍後的俄國革命都沒有辦法避免的大屠殺。辛亥革命的這層意義在人類文明史上應該得到充分展示和張揚。
1911年中國大革命，在過去的評說中還有一個重要看法，就是沒有喚醒民眾，沒有進行一場徹底的社會動員，辛亥革命的結果好像並不徹底，用魯迅的話說，好像就是旗幟換了，人還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還是主子，奴隸還是奴隸，甚至成為奴隸的奴隸。對於魯迅的抱怨和革命話語的指責，我們過去也沒有一個很好的解讀。
其實，從現代政治的立場看，一切大的政治變動與一般民眾並沒有直接關聯，但政治變動卻可以也必然改變民眾的生活方式，隻是這些變動並不一定要喚醒民眾的參與，並不一定要將整個社會整個民眾都卷入其中。當辛亥革命發生時，中國民間社會已有數十年發展，民間自治能力已有相當提升，政治變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範圍，不去騷擾民眾綁架民眾，應該說是一種社會進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種政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