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政治變革揭開了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序幕，光緒帝雖然沒有明確作出這樣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動已經表明中國要向日本學習，走明治維新的道路，以構建一個君主立憲國家。隻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計劃被耽擱，直至二十世紀初新政再啟，君主立憲重回中國人的視野，也由此湧現出一批職業政治家。他們在後來的政治變動尤其是從立憲向共和的轉變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南通張謇就是影響最大者。
體製內抗爭
張謇曾經對日本的君主立憲長期保持關注。日俄戰爭開打後，他敏銳意識到日本將戰勝俄國，勝敗的關鍵不在國土、人口、兵力，而在體製。日本的立憲體製使其致力於實業教育三十年，因此有足夠的力量與中國、俄國抗衡。
不久之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的確證實了張謇的預見。與此同時，體製內的駐外使節如孫寶琦、胡惟德、張德彝及一些督撫朝臣紛紛轉變立場，認為隻有立憲可以防止中國重蹈俄國覆轍。有以他們為代表的立憲派與朝野上下尋求變革的力量推動，更因為在家天下時代，對於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會欣然接受，經過一番討論和考察後，清政府於1906年秋天鄭重宣布預備立憲，爭取用九年時間將中國帶上日本那樣的立憲國家道路。
所謂九年準備其實正表明了一種鄭重其事的態度。清政府希望在確定方向之後腳踏實地、穩步進行，推行“有計劃政治”：先推動官製改革，再參照東西洋各國重定法律，接著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按照當時清政府的規劃，經過這些穩紮穩打的籌備後，立憲大業自然會水到渠成。
對於清政府的穩重方案，焦急的立憲黨人當然有點不太願意接受，他們急切期待用立憲擺脫危機，富國強兵。在清政府預備立憲諭旨頒布不久，張謇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立憲黨人積極活動起來，力促清政府加快立憲步伐。經過反複計議，他們聯絡江浙閩粵等地近三百名立憲黨人在上海創辦“預備立憲公會”，出版報刊，宣傳憲政；編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護商人利益，促進工商業健康發展；開辦法政講習所，培養立憲人才。經過這些籌備，預備立憲公會又聯絡其他政治團體，嚐試舉行請願運動，以早日將中國帶上立憲軌道。
張謇和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人確實具有相當能量，他們很快聯絡全國各地十多個相關團體一起向朝廷施壓。麵對如此壓力，清政府也做出一些善意回應，一再重申立憲方向不變，並同意在中央創設資政院，在各省創設谘議局。這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
各省谘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為立憲黨人的活動提供了合法平台，張謇等人利用這個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幾年，立憲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各省督撫在谘議局的谘詢、問責下，漸漸覺得不太舒服，甚至有點“官不聊生”的感覺。
從立憲黨人的立場說，谘議局並不是一個完全議會，隻是一個議政機構，並不具有立法資格。各省議員在經過一段時間實踐後，也感到這種準議會性質不利於憲政推行，因此他們格外期待朝廷能夠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這就是國會請願運動的來曆。
張謇等人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是一種體製內抗爭，在認同體製的前提下建議加速改革。這些建議雖有違於朝廷“有計劃政治”，但其心可嘉，經過幾番爭取奮爭後，朝廷還是在第三次請願發生時作出提前召集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的承諾，決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國會，在此之前先將官製厘定，並預行組織內閣。
最後的善意釋放
此次清政府對九年預備立憲的調整是真誠的，隻是在人們接受了這一調整方案，靜候按部就班厘定官製，特別是預行組織內閣時，卻出了大問題。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十三位閣員中竟有九人為皇室或皇族，這無異於軍機處的親貴內閣。皇族內閣一出台，立刻引起立憲黨人普遍反對，張謇也在第一時間敏感意識到清政府的這一舉措不僅違反祖製，而且處理得不好，勢必導致人心皆失，一場巨大的政治動**將不可避免。
君主立憲是張謇那一代中國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結果，也是那一代中國人認為最合乎中國的道路，君主專製既然已成曆史，民主立憲又不想要，隻有君主立憲這條路。現在君主立憲弄成這個樣子，滿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變得瘋狂而肆無忌憚，這不能不使以張謇為代表的老立憲黨人異常憤怒。
憤怒歸憤怒，出於大局考慮，張謇並未就此與清政府翻臉。而且，傳統的君臣觀念也影響著他，他隻能忍氣吞聲，有話悄悄向皇上說。張謇為此聯係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人聯名致信攝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勸告攝政王仿照“鹹同年間”成例，重用漢大臣中有學問有閱曆者，無論如何不能以國家為賭注，放任皇族和“高幹子弟”胡作非為，因為如此壟斷權力，必將喪失人心。
危急時刻，張謇還協同友人前往武漢拜訪湖廣總督。再至彰德，拜訪二十多年未見麵的袁世凱，詳細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緊接著，張謇一行入京，與載澤、載洵、載濤、徐世昌、唐紹儀等政要頻繁接觸，並獲攝政王接見。也就是在這次接見中，張謇向攝政王提出了“最後的忠告”，以為當時的外交有三大危險，內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險一是《中俄伊犁條約》；二是宣統五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三是美巴拿馬運河告成，必有變故。至於內政三事，一是外省災患迭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及谘議局事；二是商業困難，朝廷須設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聯合。
張謇麵見攝政王時，出於穩妥，雖然對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體製改革，尤其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等問題，選擇了在隨後與王室成員的交談中再明白闡釋自己的看法。對四川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張謇表示同情，建議載澤盡快與盛宣懷商量，調整方略，無論如何也要將那些集資修路的川民從這個政策的損失中剝離出來，不應該讓他們承擔政策的損失。他提議用中央財政將川民的集資款退回，然後集中力量追查川漢鐵路公司及那些官紳的責任。
在多番努力未見成效後，張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隻有為皇族內閣建言。在京期間，他沒有過多就皇族內閣發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後，很快發表《請新內閣發表政見書》，在不反對皇族內閣前提下，提出三點建議，一是速發內閣新政見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實行閣部會議加強中央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三是建議國務大臣恢複幕府製度，選擇優秀人才進入幕府議政。
轉向共和
很顯然，張謇這樣的立憲黨人對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反對，還是比較溫和而有節製的。他似乎傾向於相信，大清王朝麵對這樣的政治危機應該能夠化解，秩序應該能夠得到恢複，畢竟這是一個兩百多年的王朝，經曆過那麽多大風大浪，應當不會在這風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漢因成都保路風潮弄得一片恐慌，張謇還是在10月初到那裏主持一個紡紗廠的開業儀式。
10月10日晚8時，忙碌多天的張謇登上“襄陽丸”順流東下，突然看見武昌草湖門一帶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黨人被查獲處死，他估計這火災或許是鬧事者餘黨報複。船行二十裏外猶見火光，此時張謇怎麽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場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軍憤怒的火焰，他們不是為昨日被殺者複仇，而是發動了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作為立憲黨領袖，張謇對革命本能地厭惡。兩天後（12日）抵達南京，張謇第一件事就是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出兵援鄂平息動亂，並請鐵良代奏朝廷立即施行立憲，改組內閣，平息國人憤怒。
張謇真誠希望社會穩定，不喜歡革命，為可能造成的社會動**憂心忡忡。他在此後幾天分別拜會兩江總督張人俊、江蘇巡撫程德全，對他們苦苦勸說，在得到程德全認可後，與雷奮等人代程德全及山東巡撫孫寶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請求朝廷立即改組內閣宣布立憲，標本兼治，剿撫並用，並建議對釀亂首禍盛宣懷嚴加懲處以謝天下，籌組責任內閣代皇上負起責任。
革命的發展超出了所有人預料。短短幾天，湖北獨立、湖南獨立、山西獨立、陝西獨立、江西獨立、雲南獨立，這股獨立風潮像傳染病一樣傳到江浙，傳到上海，張謇等立憲黨人坐立不安，卻又無可奈何。他的立憲同誌李平書出任光複後的滬軍都督府民政長，他的親信沈恩孚、黃炎培也到光複後的江蘇都督府任職。許多地方平穩光複，和平過渡，使張謇對革命的恐懼大為減輕，他的思想也就在這時發生轉變。
張謇意識到，革命既然已成為大勢，誰也沒有辦法阻止，立憲與革命雖說有很大差異，但在目前形勢下，立憲黨人有責任與革命黨保持合作，穩定社會，控製局麵。11月8日，張謇致信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俊，勸他們在動**時期好自為之，千萬不要讓滿漢戰士兵戎相見，應該引導大家在共和主義理念指引下友好相處。這大約是張謇轉向共和的最早證據。
和平光複勢不可當，自武昌首義至張謇致信鐵良等人不過三十二天，獨立省份就已有十四個。這十四個獨立省份當然並不都與朝廷嚴整對立，但清政府的政治危機至此已暴露無遺。先前十幾年的立憲奮鬥終於因清政府內部自私、不妥協而被徹底葬送，轉向共和轉向革命，也就成了張謇這批立憲黨人無奈卻必然的選擇。
11月23日，張謇在上海會同湯壽潛、熊希齡、趙鳳昌等老立憲黨人聯名致電張家口商會轉內外蒙古讚成共和。接著，張謇又與伍廷芳、唐文治聯名致電攝政王，再進忠言，以為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君主立憲已成過去，為皇上為王爺計，此時若幡然改悟，共讚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
別了，皇上。這是中國人，也是張謇一個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