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1854—1921），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兩千年的君主專製曾給中國帶來穩定和輝煌，但是進入近代以後，家天下的君主專製越來越不適應中國需要。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前後不到十年，一個君主立憲的“小日本”相繼打敗中國與俄國兩個巨大的君主專製國家。這個殘酷事實不能不引起中國人心靈上的巨大震動。走向君憲，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唯一政治選項。然而到了1911年，當君憲主義即將成為事實時，一個規模不大的軍事嘩變，竟然在一夜之間掀翻了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曆史的龐大帝國。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是必然還是偶然？一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們可以聽聽老牌君憲主義者嚴複的分析，他的那些獨特看法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對於清政府、袁世凱、革命黨、康有為等，均有批評有分析，相對說來比較中立客觀。
君憲先鋒
在近代中國，嚴複是作為思想啟蒙者載入史冊的。他在甲午戰後向中國人翻譯介紹《天演論》，從理論上為先前幾十年隻重視物質增長的“中體西用”背書，以為中國所麵對的問題就隻在經濟形態上落後於西方，中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體製變革。至於其他比如政治架構，嚴複在那個時代並不認為已成為中國發展的障礙，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
基於這樣的認識，嚴複在1895年之後的維新運動中雖然積極介入，也傳播了許多西方新思想，但是嚴複好像並不能認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許多觀點，我們從他那篇著名的《擬上皇帝萬言書》中，發現其主張就是一種君主主導下的政治漸變。隻要變化的方向對，就不要操之過急，耐心地走下去，終歸能夠走上東西洋立憲各國共同的路。即中國不要標新立異超常規發展，總顯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大國就要顯現從容優雅的風度。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嚴複向來不以為然，以為正是這對師徒的亂來，最終葬送了大清兩百多年江山。嚴複當年的設想是，假如康有為、梁啟超不去鼓勵那個少年天子匆匆忙忙進行政治變革，而是兩宮和睦漸進改良，那麽要不了多少時間，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後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點，許多問題應該不會繼續成為問題，應該能夠迎刃而解。
嚴複的思考當然不是事實，1898年之後的中國在經曆了幾年彷徨徘徊後，終於在1901年重回新政軌道。特別是到了1904年，中國在經曆了日俄戰爭的強烈刺激後，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中國從君主專製向君主立憲轉型的過程正式開啟。這是中國政治的實質性進步，因而嚴複和那時主流社會的人們一樣，很快從1898年之後的政治冷漠轉為政治熱情，迅速轉變成一個君憲主義者，真誠相信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對於清政府的君憲主義呼籲，嚴複給予積極的回應，並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君憲主義運動提供理論支援和學理依據。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後數次在上海青年會演講西方政治學，對世界上已有和現存的國家類型給予細致點評，以為要救亡，就必須將中國從君主專製改為君主立憲，因為隻有在立憲體製下，民眾才能通過議院輕而易舉地完成和平變革，實現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憲體製下萬世一係，永享國祚。
君憲主義危機
嚴複對君憲主義有很高期待，以為在當時中國曆史文化背景下，君憲主義是唯一出路，君憲主義可以將中國從孤立狀態中拯救出來，君憲主義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憲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麽，嚴複的理解與思想界主流，與清政府的舉措似乎有同有異，並不完全一致。嚴複指出，君憲主義並不隻是政治架構的改革，對於當時中國來說，君憲主義落到實處，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鑄國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發生，防止暴力衝突。
對於滿漢衝突，嚴複始終認為是革命黨人在理論上的一個虛構，並不是曆史的或現實的真實。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所鼓吹的什麽民族主義，其實隻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主義，這種主義不僅無法拯救中國，反而會將中國拖到一個無底的深淵。嚴複強調，中國國情確實具有不一樣的地方，如果聽任一些革命黨人的種族主義敵對情緒走向極端的話，那麽不僅當政的滿洲人沒有辦法抵抗，甚至毫無防衛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邊族群都很難找到自己的歸宿，他們無法與純粹的漢人一道組織一個廣袤的無法駕馭的共和國家：因為這裏有種族仇視、仇殺以及感情、習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異與障礙。當中國不得不進入共和國家時，周邊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將廣袤地域和眾多人民轉投某一大國而獨立。這種事情一旦發生，“分裂中國”的老問題就來了。這就不是中國的出路，而是中國的災難、中國的毀滅。所以嚴複始終如一堅定反對革命，反對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宣傳，以為隻有君主立憲可以維係中國這個多族群多種族的國家。
不幸的是，中國政治發展就沿著嚴複預言反向發展，革命成了重要選項，甚至一度成為重要選項。對於這一點，嚴複並沒有刻意攻擊革命黨和孫中山，他認為君憲主義危機發生和排滿主義強盛，其主要根源在於滿洲貴族的無能和自私。
根據嚴複的分析，君憲主義之所以在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不久陷入危機，之所以發生武昌起義和全國範圍響應，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攝政王及其大臣的極端無能；第二是因為心懷不滿的新聞記者們給中國老百姓的頭腦中帶來了無數偏見和誤解；第三是因為秘密會黨和在日本的反叛學生醞釀已久；第四是因為在那之前幾年間長江流域饑荒頻仍，以及商業危機引起的恐慌和各個口岸的信貸緊縮。
在嚴複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嚴複看來就是第一條，是攝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無能。嚴複指出，清政府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國和日本人的建議組建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是對的，將權力盡可能地收歸皇室收歸中央也不算太錯，隻是滿洲王公在做這兩件事情時沒有從國家根本利益進行考量，而是帶有非常自私的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編軍隊，不是將這支軍隊改造成國防軍，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衛隊，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將壯麗的城堡建築在磐石之上。攝政王自封為大元帥，讓他的一個兄弟統率陸軍，讓另一個弟弟統率海軍，攝政王天真地以為這樣至少不愁沒有辦法對付那些漢族的叛逆子民。攝政王做夢也沒有想到恰是倚仗的東西有朝一日會轉而猛烈地反對他，因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東西的根基已被數百個新聞記者的革命宣傳瓦解了。
大江東去君憲夢
根據嚴複的分析，君憲主義在中國成功機會是巨大的，但是倒黴的盛宣懷和他的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為各地不滿的民眾抗議政府提供了口實和機會。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對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許會好辦些。而清政府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無所作為，結果導致四川暴亂。革命黨人那時在為各省谘議局的聯合而工作，並在新軍中加強了活動，於是武昌失守，軍人嘩變。
軍人的介入使問題的處理百倍困難。前往武昌鎮壓嘩變的新軍敢於第一次起而抗爭，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暗示自己與南方新軍是同種同族，甚至北方的軍隊也殺機畢露，發動兵諫，種族主義簡直就像一個法力無邊的魔王，霎時間將悉心經營兩百多年的帝國推向絕境。
在軍隊壓製下，清政府被迫退讓，於10月30日下詔罪己，發誓要永遠忠於服從即將召集的國會，發誓不讓任何皇室成員進入內閣；宣布對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對皇上的革命者實行大赦；憲法由議會製定，並將被無條件接受。這三條的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確實晚了。嚴複非常遺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中任何一條的話，中國的曆史都不會這樣發展下去了，清帝國依然會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然而曆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18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所謂憲法“十九信條”在嚴複看來根本不是憲法，這不過是將專製政權從皇帝手裏轉移到國會，根本無法給中國帶來持久穩固，因而不是進步。
對於清政府空前政治危機，作為資政院欽選議員，嚴複憂心忡忡，但對中國由此變為共和政體，則無論如何不願認同。嚴複的擔心隻有兩點，一是中國國民程度不具備，中國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積累和訓練；二是中國如果由此強行進入共和，必將引發新一輪邊疆危機，且種族之恨相為報複，必將貽害全體中國人。
基於這樣的認識，嚴複在袁世凱出山之後竭誠幫助清政府化解危機，以隨團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參加南北議和，勸說黎元洪和南方革命黨人重回君主立憲道路，反複解釋隻有君憲主義才能從根本上為中國開辟一個新時代。
嚴複的勸說在一定時間段起到了相當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黨人確實在會晤時表示可以考慮重回君憲體製，隻是要求清政府必須徹底改革，不能再耍什麽新花樣假招子。對於這一點，嚴複也感同身受，以為重回君憲主義的前提當然是清政府徹底改革悔過自新。他對清政府的建議是，根據文明進化論規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製，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
形勢比人強。當嚴複提出這些建議不久，南北各方達成和解協議，清帝退位，優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一切雖然不是嚴複的理想，不是他的君憲原則。但事已至此，這些妥協似乎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因而沒過多久，嚴複欣然接受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任命，接管京師大學堂，毫無眷戀地拋棄君憲主義，坦然進入一個全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