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長州（今山口縣西北部）人。近代政治家，長州五傑之一，明治九元老中的一人，日本第一個內閣總理大臣，首任韓國總監，明治憲法之父。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在哈爾濱遭朝鮮愛國義士安重根刺殺而身亡。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完敗而結束，先前幾十年的國力增長頃刻間化為烏有。中國人的自信心受到嚴重打擊，此後的中國，維新、變法、新政、憲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製。中國在短短二十年，模擬、實驗了人類曆史上幾個階段的體製，一波比一波更激進。中國人始終不解的一個疑團是：
為什麽一個大國不敵小國？探究的結果，許多人認為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並不反映中、日兩國真實力量，而是李鴻章不敵伊藤博文。因此，許多人將中國之敗盡歸李鴻章一人。
惺惺相惜
在一定意義上說，曆史確實是英雄創造的，人民群眾不過是陪襯。中國的失敗是李鴻章等人決策、指揮失誤，而日本的成功，就是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人的僥幸。曆史當然可以這樣書寫。隻是將一場戰爭的輸贏完全歸於一兩個人，似乎太簡單。所以，梁啟超在為李鴻章作傳時強調：
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複自知其罪也。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
梁啟超不同意將甲午戰敗的全部責任歸於李鴻章，引申強調，由於特殊條件，中、日兩國間的戰爭，就中方而言，簡直就是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
李鴻章或許沒有西方論者、梁啟超所說的那樣偉大，但李鴻章確實是一個令對手敬佩的人，幾十年與李鴻章數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鴻章是中國唯一有能耐與列強一爭長短的人。
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打了幾十年交道，他對這位長者一直心存敬仰。而李鴻章對這位年輕自己十八歲的後生也一直抱持欣賞的態度，幾十年數度交往，不管愉快，還是失望，李鴻章並沒有貶低過伊藤博文，始終有一種棋逢對手的快感。這是後人不太容易理解的情結。真實的說法應該是，甲午之戰是中、日兩國為朝鮮前途而戰，又是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兩個人的戰爭”。
甲午戰爭即便經過馬關議和認真算賬，大致了結，但在李鴻章、伊藤博文的感覺中，事情依然沒有完。第二年，李鴻章不管年邁路遠，也不管朝野風言風語，風塵仆仆前往俄、德等歐美國家，為中國前途奔波。又過了兩年，辭去內閣總理大臣職務的伊藤博文前往中國遊曆，抵達北京迅即前往賢良寺拜望李鴻章，除了表達自己對這位前輩對手的敬意，不忘順帶譏諷李中堂此次歐美之行為中國在北方“建造了一個偉大勢力的屏障”（林權助：《戊戌政變的當時》，《戊戌變法》第3冊，第570頁）。
李鴻章、伊藤博文均為十九世紀下半葉東亞最偉大的政治家，他們兩人為各自國家做出了不朽貢獻。如果一定要說他們的差別，那麽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相比，還是因時代落差稍遜**，缺少了一點遠見。
基於中國悠久的曆史傳統，特別是兩次鴉片戰爭被打敗後的被動覺醒，李鴻章在追隨曾國藩那一代精神領袖的時候，確實發自內心相信中國文明的永恒，相信中國文明並不會因為暫時落伍而退出。李鴻章那一代人不明白中西之異不是先進與落後，不是西方先走了一段，中國可以趕上來。
伊藤博文在這一點上就比李鴻章高明些，畢竟伊藤是明治維新的重要參與者，青年時代又有機會留學英倫，目睹並真切體會了西方的富強，知道富強對西方來說隻是表象，支撐富強的還是製度、文明因素。東西之異不是西方人先走幾步，而是東、西兩種文明代表了兩個時代。如何基於現代工業文明重構日本政治製度，是伊藤博文此後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後成功的關鍵。日本在1894年打敗中國，實際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構建的製度戰勝了李鴻章那代人堅守的“中體西用”。
現代與傳統
李鴻章給中國的貢獻在洋務新政，他與乃師曾國藩等人在打敗太平天國前後，出於最現實的政治考量，發起了一場異乎尋常的“體製革命”，將先前數十年對西方文明的抗拒轉為“有限度接受”。從強兵到富國，中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所謂“同光中興”，讓一度陷於穀底的中國人喚醒對固有文明的認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但是，李鴻章不清楚經濟與政治的關聯，不知道中國問題的根本症結究竟在哪裏。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很早就根據在歐洲的實地觀察提醒李鴻章，西方的富強並不是簡單的富國強兵，更不是那點堅船利炮，而是一種製度、一種文化，中國必須拋棄“中心主義”錯覺，必須抱有欣賞的態度看待西方社會的進步，必須從製度層麵、文化層麵學習西方。假如李鴻章那時能夠聽進並采納這批具有西方背景謀士的建議，中國即便較日本遲些，也一定會構建一個全新價值觀，在東亞區域整合中共同努力。無奈，李鴻章那代人沒有辦法從傳統中走出，他的理念還停留在“中國中心主義”，不願直麵那個真實的世界。
基於“中國中心主義”，李鴻章無法容忍“宗藩解體”，隻要還有可能，李鴻章那代人一定會繼續維護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製。所以，當日本吞並琉球，廢藩置縣時，中國沒有幫助，是因為力量不具備。當中國稍有力量，法國人試圖染指越南時，清政府出兵抗爭。因此，當日本試圖踏上朝鮮半島，李鴻章當然不會同意。他幾十年的外交生涯，除與西方列強打交道，就是對日交涉，就是防止日本侵害中國利益。
與李鴻章情形相當，伊藤博文幾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麵引領日本走向世界，漸漸成為國際主流社會的一員；另一方麵就是地緣政治，就是與朝鮮，與中國交涉。不過，日本畢竟經過“近代化”洗禮，日本對朝鮮的覬覦、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韓合邦”之前，也就是說，在伊藤博文被刺殺之前，說到底還是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勢力範圍”，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宗藩體製。
像西方國家一樣，日本出於地緣政治考量，一直試圖打開朝鮮大門，通商貿易。但朝鮮是中國的屬國，日本像其他國家一樣，沒有中國的幫助不可能進入。而中國出於地緣政治考量，很難主動幫助各國進入朝鮮。所謂“番國自主”，就是告訴各國不要這樣想。
西方各國沒有順利進入朝鮮，隻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番國自主”真切含義。日本利用1875年“雲揚”號事件，軟硬兼施讓朝鮮與日本達成通商協議，即《江華條約》。
《江華條約》是朝日直接交往的開始，是中國外交的失敗。中國，特別是李鴻章當然不會輕易接受日本的這種安排。此後幾年，中國絕地反擊，利用壬午兵變、甲申政變，重新奪回了對朝鮮的控製權，讓朝鮮繼續留在中國的宗藩體製中，盡管到了這個時候，中國的番邦僅剩下朝鮮一個。
為甲申政變善後，伊藤博文專程前往天津，與李鴻章會談。李鴻章此時正忙於越南問題善後，擔心日本借題發揮，讓中國兩麵受困。特別是，李鴻章很清楚，甲申政變在最後關頭出現有利於中國的轉機，主要是因為駐紮在朝鮮的袁世凱當機立斷，率兵衝進朝鮮王宮，趕走了日本公使。
李鴻章擔心伊藤博文在這些細節上糾纏，不料伊藤博文出於更遠的考慮，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釋。伊藤博文的大度讓李鴻章感動。感動之餘，李鴻章做出一個令人詫異的自選動作，鄭重其事告訴伊藤：
我有一大議論，預為言明，我知貴國現無侵占朝鮮之意，嗣後若日本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中國有侵占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若他國有侵占朝鮮之事，中日兩國皆當派兵救護。緣朝鮮關係我兩國緊要藩籬，不得不加顧慮，目前無事，姑議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十六，第37頁）
李鴻章顯然是對伊藤立場的善意回應，其作出的讓步遠遠超出伊藤預想。伊藤對這段話非常感動，以為李鴻章所說“光明正大，極有遠見”（《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第40頁），希望兩國按照這個思路共同維護東北亞穩定。
各為其主
伊、李天津交涉，現在的討論眾說紛紜。但從當時情形說，中、日兩國並非必然走向敵對，利益的交集並不必然衝突，兩國政治家如果心懷坦誠，和平可期，戰爭必然遠去。不過，也必須承認，李鴻章的“大議論”讓中國先前一直不願承認的問題發生質變。朝鮮不再是中國一家的附屬國，朝鮮如再發生類似壬午、甲申之類事情，中國出兵時，一定會告訴日本。而日本也有類似權利。這遠出乎日本的期待。當然，這個共識為十年後的戰爭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1894年5月底，持續數月的東學黨抗爭讓世界各大國心煩意亂，各國在朝利益受到威脅，各國軍艦雲集朝鮮周邊。中、日兩國由於地緣之便，利益最大。朝鮮政府沒有力量穩定秩序，中、日兩國駐朝外交官格外焦慮。日本希望中國伸出援助之手，出兵朝鮮。李鴻章礙於十年前的共識，並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無奈，朝鮮局勢日趨惡化，朝鮮政府鄭重其事請求中國出兵。
朝鮮的請求使中國找到了法理依據，日本的推動說明他們在這個時候承認中國與朝鮮具有特殊關係。對中國來說，這是《江華條約》後巨大外交收獲，因此，李鴻章稍事猶豫還是派兵援朝。李鴻章記得十年前的約定，他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通報出兵消息。日本在獲悉消息後，迅即成立大本營予以應對，其規模、動機，不能不讓人憂慮，也勢必將李鴻章置於尷尬境地。
對於日本的動機，李鴻章沒有惡意猜測，但鑒於朝鮮局勢在清軍抵達後漸趨平靜，李鴻章建議中日共同撤軍。無奈，日本內部強硬派久欲扭轉在朝被動，節外生枝提議中、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
日本的動議蘊含著對中國宗主權的否定，因而李鴻章不願答應。李鴻章沒有利用外交渠道與伊藤博文直接交涉，而是將希望寄托在列強調停上，更沒有與日本在朝鮮頑強對抗的預案，結果讓日本占了上風。“高升號”事件、成歡驛之戰、平壤之戰，直至黃海大戰，中國一路潰敗。不得已，李鴻章在1895年春前往馬關，與伊藤博文談判。
馬關談判關涉兩國利益，最後達成的協議也是中、日兩國地位轉變的分水嶺。這場談判主要在李鴻章、伊藤博文之間進行，他們各為其主，堅持原則，又注意適度妥協、退讓。李鴻章恰如其分地利用被刺事件打出悲情牌，讓伊藤博文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先前費盡心機要求而不得的停戰議和終於因此而實現。
經過數輪艱難談判，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終於達成共識，並經兩國最高層同意。這不是李鴻章的私事，也不是他可以獨自作出決定的小事。但畢竟此次損失太大，李鴻章在4月15日下午最後一次會談時依然竭盡全力作了最後一次努力，近乎哀求伊藤博文盡量讓些賠款數額，哪怕作為一個老人回程旅費。
李鴻章的哀鳴並沒有打動伊藤博文，但讓伊藤以及他的日本同事很久不能理解的是，他們吃到嘴裏的遼東半島，竟還是讓李鴻章“以夷製夷”外交方針要回去了。戰場上不如人，使李鴻章的外交處處吃緊；而戰場上不如人，又是李鴻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樣改造體製。
吃一塹長一智。甲午戰爭的失敗既是近代中國前半段的結束，如果從資本主義發展，從政治體製改革而言，如果沒有甲午一戰，中國不可能在1895年轉身向東學習日本，開始維新。曆史的因果關聯很難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紀晚期東亞格局的轉變，如果不是李鴻章、伊藤博文兩人，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