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政治思潮，無政府主義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近代曆史上，都曾發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然而，多少年來，隻要一提起無政府主義這個字眼，傳統的評論總是簡單地加以徹底否定，或者是站在濃厚的意識形態立場上指責無政府主義。這顯然無助於對無政府主義思潮主旨的真正理解，更無法準確說明中國在步入現代化的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潮何以贏得那麽多熱血青年的傾心。
“有政府”與“無政府”的革命
對近代國人來說，真正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無疑是純粹的舶來品。隻是這種舶來品之所以能夠迅速引起國人的共鳴，除了當時特殊的曆史條件外，顯然也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資源、生存環境有著或多或少的內在聯係。我們知道，中國自古以來是以農業立國的國家，社會中的絕大多數成員除了基於最基本的生存原因對“天—上帝”保持一定的尊重和敬畏外，對“皇帝老子”的尊重與敬畏實際上並沒有後人想象那樣嚴重。在古代中國，皇帝及其所屬的行政權力係統最多隻能觸及到縣級政權這個層麵，而和廣大民眾基本無涉。故而在中國傳統社會條件下，除了那些知識分子以及由知識分子而躋身官吏階層的人們不時抱怨君主或中央權力過大外，廣大民眾對政府或無政府一般並不表示什麽過於熱情的意見。
但是到了近代之後則不然。隨著近代社會的發生與發展，中國傳統社會的田園式生存方式不得不逐漸遭到破壞和消失，中國人的生存方式發生著顯著的變化，農村經濟瀕臨破產，形成了一支數目龐大的遊民階層。他們基於自己最起碼的生存需要，迫切要求維護小生產者獨立的經濟地位，要求平均一切財富，要求鏟除一切等級，要求建立一個不受任何人為因素操縱和控製的絕對自由自在的世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潮之所以在近代中國得到迅速的傳播，在本質上和近代西方社會一樣，是對近代工業社會的出現而發出的哀鳴。
不過，從當時中國特殊的曆史條件看，無政府主義之所以在中國迅速傳播和發展，也並非完全基於近代工業社會的出現這一事實。事實上，中國近代工業的萌芽起於鴉片戰爭之後，至遲在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的時候，那麽在此後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一般說來，中國社會內部並無明顯的對近代工業社會的抗拒情緒，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並未因為小生產者的破壞而受到太大的阻礙。隻是到了19世紀末年，到了清王朝的最後歲月，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觀念才在中國得到迅速的傳播和發展，並一度和革命力量結合起來，成為改造中國的理論武器之一。
清政府在最後歲月竭力加強政治控製的傾向性相當明顯，尤其是清政府對戊戌維新事業進行的一場血腥屠殺，不僅使清政府喪失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引起了社會公眾的普遍反感和不滿，喪失了中央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對社會力量的整合作用和功能。正如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所揭露的那樣，清政府“外托偽道德之名，內視公理如芻狗，對於弱者，則為自立之政府；對於強者，則為勢力之政府。橫行強權，賤視弱種，於民生之休戚，置若罔聞”。甚者在1903年的拒俄運動中，愛國青年的真誠願望本來是幫助清政府爭領土、保國權，而清政府卻出於極端自私的考慮，不惜以武力加以鎮壓，結果不能不加劇青年知識分子階層與政府之間的疏離乃至對抗。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的重要人物張繼就此寫道：“我腦筋受其刺激，於是手不忍舍，口不忍閉，忽作細聲讀之，忽作大聲讀之，忽作狠聲讀之，忽作鬼聲讀之。心為之動，足為之躍，血為之沸，氣為之漲。”基於這樣一種憤懣情緒，青年知識分子當然很容易走上打碎一切國家機器的破壞道路。
因對清政府的失望、憤懣而走上無政府主義道路，這在晚清思想界和青年學生階層中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普遍現象，由此既可以說明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何以後來有相當一部分人擁護乃至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更足以解釋無政府主義思潮何以同社會主義理論幾乎同時風行中國，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不分彼此。
不過，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者和革命黨人的一致性，也僅僅表現在推翻清王朝這一點上。至於在推翻清王朝之後究竟應該建立一種什麽樣的國家，無政府主義者與革命黨人的分歧也甚為明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並不僅僅滿足於推翻清王朝，更不是要建立一個漢族人的專製帝國，他們的真正理想是畢其功於一役，通過推翻清王朝完成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建設一個現代國家，進而以國家的力量去整合社會資源，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者的目標、理想不僅和革命黨人大相異趣，而且針鋒相對，表現出巨大的差異。“無政府的革命與有政府的革命，與實行時固無所衝突，同抱傾覆政府之方針。所異者，一為於傾覆政府後，不立政府，社會上一切製度階級，含有有政府之性質者，皆革除之。婚姻也，財產也，家庭也，國界也，種界也，俱欲一掃而**平之，始可見較為善較為正當之社會；一為於傾覆政府後，立新政府，社會一切製度，仍舊或加改良，最重政治之機關，大加振頓，內以治民，外以應敵。前者之觀念，後者所不注意；後者之觀念，前者所不樂為。後者之所注意，惟注意政治之機關；後者之所樂為，惟樂為社會之改良。一為社會自治，無中央集權；一為政府統轄，無地方自治。此有政府的革命與無政府的革命之比較之大概也。”無政府主義者與革命黨人在推翻清王朝之後的社會構想方麵確實存在著深刻的分歧，這在劉師培那裏表現得最為明顯。
推翻清政府，光複漢族，是劉師培的第一目標，也是他之所以和革命黨人一度合作的思想基礎。但是，在推翻清政府之後中國應該如何建設與發展的根本問題上，劉師培幾乎從一開始就和革命黨人的主張存在明顯的分歧或者說不同。還在他尚未轉變為一個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之前，他就認為在推翻清政府之後，“階級製度消滅無存，而中國之民悉享受自由之幸福”。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並不完全讚成革命黨人的未來設計，由此也埋下了他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契機。
從思想發展演變的實際過程看，劉師培改宗無政府主義之後的主張更激進，他沒有因為與革命黨人的分裂而袒護清政府，其思想主旨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革命黨人關於革命成功之後社會模式設計的不滿。他在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會議上說：“吾輩之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止，乃以無政府為目的者也。無政府主義，於學理最為圓滿。”他在分析了中西社會的文化背景之後說：“故世界無政府，以中國為最易，亦當以中國為最先。若排滿主義雖與無政府不同，然今之政府既為滿人所組織，而滿漢之間又極不平等，則吾人之排滿，即係排帝王，即係顛覆政府，即係排特權，正與無政府主義之行事相合。惟無政府主義優於排滿者，亦有三端：僅言民族主義，則必貴己族而賤他族，易流為民族帝國主義。若言無政府，則今日之排滿，在於排滿人之特權，而不在於伸漢族之特權，其善一也。僅言民族革命，則革命之後，仍有欲得特權之希望，則革命亦出於私。若言無政府，則革命以後，無絲毫權利之可圖，於此而猶思革命，則革命出於真誠，其善二也。今之言排滿革命者，僅係學生及會黨，倘成功由於少數之民，則享幸福者，亦為少數之民；若言無政府，必以勞動組合為權輿，使全國之農工，悉具抗力，則革命出於多數人民，而革命以後，亦必多數人民均享幸福，其善三也。大約僅言無政府，則種族革命該於其中；僅言種族革命，決不足以該革命之全。此吾輩所由以無政府為目的也。”劉師培之所以改宗無政府主義，其真實心跡在於超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一般主張，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他是基於自己的深沉考慮而故意與革命黨人立異。
革命成功之後不應該借機建立強有力的幹涉型政府，這一論點本身便意味著劉師培在最現實的考慮上並不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隻是他們通過對各種政權形式的本質分析，認定任何政權形式都隻能是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工具，都隻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東西，“共和、專製，其名雖異，而人民受害則同”。故而過分張揚政府的有害性，強調政府是萬惡之源。
和劉師培的情況不同，巴黎《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不是先和同盟會合作，繼而分裂。恰恰相反，他們先是獨自發展，繼而謀求與同盟會的合作，並且《新世紀》中的許多重要人物最終走上與孫中山共同的道路，無政府主義終於變成了“有政府主義者”。
《新世紀》派不反對孫中山關於中國未來前途的政治設計，而在相當程度上認同這種設計，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以革命黨人的同道者自居。他們反複強調，他們所提倡和力行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要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故意立異，二者之間既有差別性，更有其共通性，隻是在終極目標上稍有不同而已。“夫社會主義（即無政府主義），非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背馳也，不過稍有異同耳。社會主義有民族主義之作用則為同，而無民族主義之自私則為異；有民權主義之效能則為同，而無民權主義之自利則為異。概社會主義者，求世界人類自由平等幸福，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求一國一種族少數人之自由平等幸福也。歸納之有大小，猶行程之有遠近，初非背馳者，實任人之自擇其主義何如耳。”
這樣說，當然不意味著《新世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加盟之後，一夜之間變成了堅定的革命黨人。事實上，他們在政治理念上與革命黨人的區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未輕易消失。他們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讚成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並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予以讚助和支持，除了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在一定限度內合乎他們的政治理念外，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他們覺得如果不和革命黨人進行合作，那麽中國的命運就有可能發生重大轉折，有可能葬送在那批立憲派的手裏。他們指出：“今有一說，為敵革命而欲殺其勢者，預備立憲也。嗤嗤者希望之，囂囂者讚成之。若曰中國將立憲矣，不數年則國榮民富，能列於列強，雄視宇內。其希望固大。今不問其能達其希望與否，即使其能也，榮則榮矣，非民榮也，皇帝及少數官吏將弁之榮也；富則富矣，非民富也，皇室及少數資本家之富也。民權不能伸，民困不能蘇。”基於此種考慮，《新世紀》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將立憲派作為反對的主要目標，而引革命黨人為同道。
超越共和與民主
當辛亥革命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後，《新世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差不多都翩然回國，有的甚至儼然以革命功臣自居。無政府主義的後起領袖劉師複曾不無惋惜地寫道：“張繼與吳稚暉皆中國提倡無政府主義之先進，前數年在《新世紀》操筆政時，持論至激烈。（辛亥革命後，）乃張繼既作議員，吳稚暉亦周旋於國民黨間。既與政治日益接近，即無異與社會黨、無政府黨日漸疏離。及討袁事起，其原因本由於政治之競爭原為社會主義所不取。而張氏既竭力主持，吳氏亦日日著論鼓吹。以主張無政府主義之人，提倡有政府之戰鬥，尤足駭人聽聞。記者於此，不禁為無政府主義痛苦。”然而不管怎麽說，無政府主義在辛亥革命之後確曾一度煙消雲散。
煙消雲散當然不意味著徹底消失。辛亥革命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當然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鏟除無政府主義得以滋生的基礎和條件。一旦這些基礎和條件得以恢複正常，業已煙消雲散的無政府主義便又重新聚攏起來，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思潮。武昌起義之後不久，南方各省次第獨立，避居上海的江亢虎一方麵宣布“讚成共和”，一方麵又攻擊革命黨人“多事以自擾”。11月5日，他宣布將“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社會黨”，並公布由他手定的黨綱八條，帶有濃厚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就表麵觀之，頗類社會民主黨之主張。惟江氏宣言非政黨，且不運動選舉，而對於資本製度之解決，則隻主張遺產歸公，而不主張土地資本公有，又批評共產集權以為均不可行，而仍讚成自由競爭，此則世界社會民主黨為尤下者也。尤異者，江氏嚐自稱主張無政府社會主義，然忽又批評無政府以為不能安居不能進化，又謂無政府黨采用強權，其矛盾而可笑於此可見矣”。江亢虎在辛亥革命之後的政治主張帶有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但在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看來，江亢虎的無政府主義未免過於淺薄和矛盾。
辛亥革命之後比較典型、比較正宗的無政府主義當推劉師複以及他的“師複主義”。師複不僅對無政府主義具有真誠的信仰，而且對其理論具有深刻的研究，提出比較成型的思想體係。據他自己說，他的無政府主義上承《新世紀》，而由他創辦的晦鳴學舍則是《新世紀》無政府主義的正宗嫡傳。如果從思想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師複主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遺產，在某種程度上說也確實是對孫中山三民主義，對共和民主理論的超越，不管這種超越是否成為事實，師複主義從其成立的主觀目的上確實如此。
清政府的垮台，對於劉師複來說，顯然已經達到了革命破壞的基本目標，但舊的觀念、舊的道德似乎依然束縛人心，於是他發願從自我改造始，培養一代具有極強自律精神的新人。“吾人處今日不正當之社會，受一切偽道德惡製度之熏習，所作所為，恒日與非理為緣而不自覺。顧吾人各具良心，苟明知其非，又何忍以己身甘犯良心之不韙！用特舉最顯最大之數事，凡吾人良心上認為違背真理者，相與戒而不韙。設為信約，名曰心社，將以求當世同具此心理之教言，倘不我遐棄，相約相勉，養個人之良德。用振厲乎流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一切偽道德惡製度之破壞，庶幾不遠矣。”很顯然，劉師複此時思維的重點不是要再破壞什麽政府，而是那些束縛自我的偽道德、惡製度。這雖然已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但實際上已不蘊含那麽重要的政治意味。
在1912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劉師複的所思所想可以說都是無政府主義的問題。而他的無政府主義，其思想實質就是《新世紀》的那些主張，即民主共和革命為無政府主義革命的“過渡物”，無政府主義在共和革命業已成功的時代裏所要從事的唯一革命，就是要隨時做好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全麵準備，隨時迎接世界大同的到來。故而他在1912年所寫的幾篇文章，僅從標題就可以看出其主觀目的是要超越共和階段，而實現人類大同的無政府主義。這幾篇文章的題目是：《不用仆役不乘轎及人力車與平等主義》《廢婚姻議》《廢家族主義》。由此不難看出，如果中國政治不發生急劇性的變化，劉師複的無政府主義理論隻能在小範圍中傳播和在小規模中實踐，並不可能形成更大規模的影響。
既然師複主義的思想宗旨在於打倒一切強權，以實行無政府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那麽我們便不難理解，作為辛亥革命之前極端激進的政治活動家，何以在辛亥革命之後一度隱居鄉間，而當麵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和袁世凱政府發生正麵衝突時，竟然又采取超然物外的姿態。“會二次革命軍發難湖口，（無政府）中黨同誌所以傾覆袁氏專製政府，黨事進行必較易，因相率參與其事，君獨不謂然，屹然不動，經營其傳播事業益篤。且即於此幹戈擾攘之時期中，完成其艱難締造之《民聲》而布焉。其特立獨行不靡於物之風概，餐之有素矣。”他的理由並不特別，隻是基於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強權的立場，以為以政府倒政府，終無善果，於是屹然不動，專心一意地傳播無政府主義。道不同不相為謀。劉師複不願支持或偏袒任何一方，而專注於自己所願從事的事業，試圖從根本上扭轉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
正是在這樣一種信念的支配下，劉師複雖然對孫中山“以政府倒政府”的政治鬥爭不願介入，但他卻充分利用時機，試圖於混亂的政治格局中策動平民起義，推翻政權。1914年8月，上海發生漆業工人大罷工的風潮，劉師複曾著一文，指示中國勞動運動的進行方針，而歸結於革命的工團主義。遺憾的是，尚未等到這篇文章正式刊布，劉師複不幸英年早逝。
假使劉師複不是這樣早地去世，那麽按照他的思想發展趨勢，必將更進一步地推動中國勞工運動的進程，在中國資本主義製度日趨成熟與發展的同時，必將在其社會內部形成一個健全而有力量的勞工階級。可以說劉師複的主觀意圖是要超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建設無政府共產主義，但其實際後果隻是培養與造就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所必備的勞工階級，這個階級雖然是資本主義製度的掘墓人，但它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恐怕必然要屈從於整個社會製度。
對蘇式社會主義的質疑
劉師複突然去世，對於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來說，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在他之後，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雖然一度規模宏大，但真正在理論上有所建樹者卻少有其人。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實際上一度陷入青黃不接、日趨蕭條的境地。
但是到了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成功，這一成功既鼓勵了國人向西方尋找馬克思主義，也一度引起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錯覺，以為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便是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勝利。他們曾不無歡欣地說：“現在我們中國的比鄰俄國，已經光明正大地做起貧富一般齊的社會革命來了。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為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俄羅斯來的電報，格外得人注意，過激黨分子的消息，特別得人歡迎。”儼然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者、支持者自居。
然而，隨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的不斷擴大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逐漸明白，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他們的理想，恰恰相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俄國人所信奉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信條，恰恰是他們的“先覺”師複畢生致力於反對的“集產社會主義”之類的東西。於是他們幡然醒悟，意識到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目前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軟弱且內部分裂的政府，而是來自和他們同樣處於奮鬥階段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潮。這樣，他們便不得不把鬥爭的鋒芒對準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方麵。
最早向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發起攻擊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當數黃淩霜。黃為劉師複的弟子，時在北京大學求學。他比較忠實地繼承了劉師複的政治理念，仍將社會主義分成兩大派，即“共產社會主義”與“集產社會主義”。前者為無政府主義的信仰，後者為馬克思的學說。他說：“馬克思的集產主義，現在已不為多數社會黨所信仰。近來萬國社會黨所取決的，實為共產主義。”故而他表示“極端反對馬克思的集產社會主義”。可以說，在反對馬克思的學說方麵，黃淩霜的觀點在理論上並沒有多少新發展，基本上是在重述劉師複業已講明的那些東西。
倒是在談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的某些問題時，黃淩霜多少表現出一些重要見解和值得重視的預言。他說：“無政府黨人以為國家的組織，從曆史上觀之，無非建立私權，保護少數特殊幸福的機關。現在（俄國）教育、國教，和保護領土種種大權，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舉土地、礦山、鐵道、銀行、保險等等給了他，誰保國家的專製，不較現在還要利害。我們的首領，誰保他們不變了拿破侖、袁世凱呢？”黃淩霜預感到如果像俄國蘇維埃政府那樣的政權組織形式，缺少必要的權力製衡與約束，就極有可能走上個人獨裁的道路。
黃淩霜在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批評，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無政府主義的偏見，但是他在談到那些實際問題時，卻也盡可能地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平心靜氣地加以檢討。比如他說：“且社會主義，不應當壓製個人的自由。社會民主黨的政府（指蘇維埃政權）又要設立什麽工兵農兵，這不是壓製個人的表征嗎？此外還有他們所主張的分配問題，也有可批評之點。社會是對個人而言，即稱為社會主義。那麽，社會的物，概當屬諸公有，不要為個人所私有，這才對的。馬氏的集產說，以衣食房屋之類，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個人財產，根本上已和社會主義的定義不對。況且同一房屋，牛馬的圈廄，即為公有，人居的房舍，則為私有，在理論上也說不過去。還有一層，他們主張按各人勞動的多寡，來給酬報。那麽強有力的，將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將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緣故，或關乎生理，非其懶惰的罪，而結果如此，還說什麽幸福呢？無政府共產黨想將國家的組織改變，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種團體會社，如辦教育就有教育會，辦農業就有農業會等等，由單純以趨於複雜，以辦理社會所應需的事，去除一切強權，而以各個人能享平等幸福為主。他們所主張的勞動原則，就是‘各盡所能’四個大字，他們所主張的分配原則，就是‘各取所需’四個大字。無政府黨和馬克思派爭論的焦點，就在這個了。”
應該承認，黃淩霜提出的要把國家的組織形式加以改變，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種團體、會社等民間組織，恢複個人的本然自由等等，不僅相當深刻地觸及到了蘇維埃政權形式的集權本質，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關涉現代化轉向過程中社會資源的整合和現代化的動力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也就是說，如果站在現代化的立場上看，無政府主義和蘇維埃政權形式的衝突不是向前或向後的問題，而是在向前的前提下，是依靠政府的強權呢，還是依靠民間社會、市民社會的自身組織能力呢？
黃淩霜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批評，在理論上的偏見自不待言。但其針砭時弊的思想貢獻，實際上也不能不引起國人的警醒。國人在對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過一段不太長時間的歡呼之後，也開始了更深層的反省。他們關注的焦點隻在於，中國既要走上現代化之路，又怎樣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雙重危險。也就是說，中國根本不可能走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後起的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通過對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觀察，提出中國不能走上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個基本理由：
（一）抹煞個人。朱謙之認為，無個人當無社會，無社會決無個人。但布爾什維克把個人所能做的事一概幹涉，叫國家來治理。於是個人自吃飯穿衣以至著書立說，都要仰賴國家。文明是從參差裏生出來，學術界有獨一的思想，就不能進步。今布爾什維克是要以國家的權力來幹涉個人，是要從物質上幹涉到個人精神上，因為什麽印刷、教育都在國家手裏。這樣子，豈不是抹煞個人，而社會退步嗎？
（二）濫用強權。朱謙之指出，強權本來就不好，因為它同個人自由立於反對地位。布爾什維克卻事事用強權。這樣子勢必弄得個人不能生存。因為無論什麽人，一有強權，勢必橫行。布爾什維克卻濫用它。這就是摧殘個人，這就是非人道。
（三）獨裁專製。朱謙之說，我們人類的性情個個不同，刻刻變換，所以我們的事最好由我自處置。無論什麽政府，怎樣的好，他所做的事總不如我們小民的願，因為他人雖聰明，但總不明白我們的心，而我的心又常常變換，布爾什維克不顧此處，卻把人類當作一律，事事都由他處管，這時候的人民差不多就是機械，連他自身的事都不能由他自家決定。我們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就在使人民能決定自家的事，布爾什維克則剛剛相反，所以是獨裁，是專製。
朱謙之的三點分析，當然不乏無聊的謾罵與偏見。但我們如果剔出這些謾罵和偏見，站在一種比較客觀的立場上來反省俄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曆史，特別是站在後冷戰時代反觀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我們又不能不承認朱謙之對蘇式社會主義的三項指控並非沒有一點道理。因此，即使是對無政府主義持極端反對態度的陳獨秀，在批評無政府主義的同時，也不能不承認：“我所以說無政府黨反對國家，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強權，也有一大部分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含有部分真理的顆粒。
不過，陳獨秀此時的思考重點畢竟落腳在如何將落後的中國變為先進的中國這一根本問題上，以為中國在目前階段隻有走上俄國共產黨所走過的路。所以，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從根本上持反對態度，以為無政府主義無法解決現代社會所麵臨的問題。他說：“無政府主義要保護人人絕對自由，不許少數壓多數，九十九人讚成，一人反對，也不能執行，試問數千數萬人的工廠，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豈不糟極了麽？……我常說要絕對自由就不能聯合，要聯合就不能絕對自由，這是不易的道理。……無政府主義者用這種沒有強製力的自由聯合來應付最複雜的近代經濟問題，試問怎麽能夠使中國的農業、工業成為社會化？”
確實，從現代社會的立場來說，現代工業的最大特征是要求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統一與協調，因此如果過分強調個人的絕對自由，那麽顯然與現代社會的基本要求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強調統一機關的強製力的適度幹預並不錯，但如果將這一理論推向極端，用多數人去壓製少數人，恐怕也並不完全合乎現代社會的要求。而且，陳獨秀以為無政府主義無法解決現代社會的複雜問題，顯然也隻是基於“經典無政府主義”的觀念，而忽視了諸如克魯泡特金等“新派無政府主義”的建設性意見。故而陳獨秀的這些說法一發表，立即遭到激烈反對。區聲白在致陳獨秀的一封信中說：“據我知道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是自由組織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辦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個團體之內，有兩派的意見，讚成的就可執行，反對的就可退出，——讚成的機關不能強迫反對的一定做去！反對的也不能阻礙讚成的執行，這豈不是自由嗎？……自由確可以聯合，有聯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至於不顧社會的福利，隻要個人有絕對的自由，這是個人的無政府主義所主張，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不敢讚同的。”而且從自由的觀念言之，自由也隻是一個相對待的東西，“必要以一己之自由尊重他人之自由方得謂之自由，所以人與人相交，你不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你的自由，便是真自由；個人與個人結交，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個人的自由；團體與團體相聯合，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社會的自由”。在區聲白看來，陳獨秀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隻是講到了“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弱點，並沒有觸及無政府主義的痛處。
區聲白證明了無政府主義並非僅僅具有破壞意義，即使在現代大工業的條件下，正確處理個人自由與聯合、強權之間的關係，無政府主義仍然具有建設性的意義。但是，這畢竟是對未來社會的一種設想，而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是，或者說陳獨秀等人所焦灼的問題是，如何破壞一個舊世界，如何使散漫而落後的中國變成一個富強而繁榮的中國，怎樣以犧牲小我而獲得全社會的解放，而不僅僅是如何保障個人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區、陳的爭論已經預示著中國現代化道路選擇的必然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