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1888—1985），字少川，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巴黎開會，討論善後問題。作為戰勝國，中國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闊步踏上世界舞台。
然而，由於東鄰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搶先對德宣戰，毫不猶豫地登陸中國山東，將德國人在那裏經營多年的鐵路、礦山等全部權益一律納入荷包。
更厲害的是，為了“確權”，日本政府於1915年初向中國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政府確認山東權益已在日本人手裏。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當然應該回歸中國，隻是日本畢竟是通過戰爭而獲得，中國對此也沒有太多辦法。中國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將損失減至最低，但凡與山東權益無關的，都被中國政府拒絕。
“二十一條”發生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中國如果此時光明磊落宣布對德絕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對德奧為首的同盟國作戰，應該還有機會在協約國內部通過協商或通過中日之間對決解決山東問題。然而，中國內部此時陷入非常嚴重的政治紛爭，不僅有南北政治衝突，而且在政府內部也有“府院之爭”。“府院之爭”的焦點之一，就是中國要不要參戰。
持久內耗使中國錯過了最佳參戰時機，也使中國錯過了收回山東權益的最好機會。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趨向已定，將要結束，中國內部也沒有達成參戰共識，還是政治強人段祺瑞竭力推動，促成參眾兩院分別於1917年3月10日、11日通過對德絕交案。
對德絕交案掃清了外交障礙。15日，湖北督軍王占元根據中國政府訓令派軍警接管了漢口德國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國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東權益被日本人搶占外，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均被中國政府依法收複。
對德絕交隻是第一步，在參戰問題上，中國內部依然鬥爭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勢力繼續反對中國參戰，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無關，中國應該袖手旁觀，靜以待變，奉行孤立主義。而在政府內部，盡管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反對中國參戰的力量依然龐大。直至張勳複辟失敗，黎元洪下台，馮國璋繼任大總統，“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國務總理身份獨掌朝政，方才有機會於1917年8月4日在國務會議上通過對德宣戰案。此時，距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已經三年整，距戰爭結束還有一年多一點。
中國在關鍵時刻走對了路，最後時刻宣布參戰為中國贏得了機會。中國成為戰勝國的一員，與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戰壕。那麽山東本來就是中國的，日本理所當然應該將山東權益交還給中國。對此，中國人民有權期待，中國也應該獲得這樣的回報。
然而，日本政府並不這樣認為。日本宣稱山東問題在“二十一條”中已經解決，1915年5月25日中日達成的《民四條約》已確認了日本全麵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因此，在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讓，而和會也大致接納了日本的建議，盡管一些國家的代表對中國的要求表示關切與同情，但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並沒有立即見效。
中國沒有在巴黎和會上索要回來山東權益，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引發了五四大遊行，“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山東”，成為那時最激勵人心的口號。全國各界在這種愛國情緒的激**下，近乎一致地要求中國政府代表團不要在巴黎和會最後文件上簽字，一定要堅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6月27日，在巴黎的華工和留學生數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約上簽字，宣稱“誰簽字，打死誰”。數十名青年以“敢死隊”自詡，誓死捍衛中國尊嚴，誓死爭奪中國權益。
民眾的心聲深刻影響了中國代表團，中國代表最終放棄在和約上簽字。中國第一次昂首闊步踏上國際舞台，卻以這樣灰溜溜的形態結束。
中國政府不簽字的消息傳入國內，激起陣陣漣漪。國人大致上都能認同這個決定，隻有嚴複等少數人不以為然。7月10日，嚴複給他的鐵杆“粉絲”熊純如發了一封“私信”，以為這個決定是錯誤的，蔡元培等知識界領袖煽動民粹反對簽字是不對的。嚴複說，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對世界大勢和國內政治，往往像莊子所說的那樣，“知其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據嚴複分析，中國政府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拒簽後，中國在山東問題上除了排斥日貨，並沒有其他辦法。簽約，可以使中國重回國際大家庭，可以將山東問題放在國際框架內解決。現在中國拒簽，好像義正詞嚴，其實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義。
至於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嚴複說得更沉痛。他以為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和利害得失，專使陸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們終不肯犧牲一己之清譽，擔心被罵為漢奸、賣國賊，不肯為國家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這其實就是不負責任，是南宋以來中國士大夫鑒於秦檜教訓，寧願將國家打碎砸爛，也不願言和，不願妥協。他們個人避免了漢奸、賣國賊的惡名，但國家卻因此付出昂貴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