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曾倡導變法維新，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上，梁啟超無疑是一個獨具特色的人物。他“流質多變”，常常自詡“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儼然有緊跟時代潮流，處於時代最前列的自我評價。然而，曆史的研究絕不以曆史人物的自我感覺為依據，而是透過曆史人物的言行在曆史進程中的實際效果來分析。因此，至於梁啟超多變性格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的實際價值，恐怕還不能以其自我估價而定論，而是一個有待深研究的曆史課題。本文不擬係統分析梁啟超一生變化的功過是非，而擬透過嚴複辛亥後若幹私人信劄中對梁啟超的評價作一分析，以期揭示梁啟超在近代中國幾個重要關頭，特別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變化的實在意義。
攪動社會的“罪魁”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確立，主要不是由於他在思想見解上的貢獻，而是由於他捕捉時代信息的敏銳嗅覺、筆端常帶**的宣傳性文字以及他作為一個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動。特別是他那些宣傳鼓動性的文字，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急劇變化，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不論這些人後來的政治傾向如何，他們無不敬佩梁啟超的文字。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的毛澤東承認他在青年時代曾一度以梁啟超為“楷模”，對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郭沫若也認為，“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製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載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這個評價大體符合曆史真相。
毛澤東、郭沫若的回憶，無疑更多地強調了梁啟超思想影響的積極方麵，而且側重於梁啟超一生中最輝煌的那些年代。事實上，梁啟超的影響是多方麵的，隻是由於接受者的不同需要而產生不同的感受。向來被視為頗為自負的“文化保守主義”學者梁漱溟回憶道：“《新民叢報》一開頭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說》，他自署曰‘中國之新民’。這是一麵提示了新人生觀，又一麵指出中國社會應該如何改造的；恰恰關係到人生問題、中國問題的雙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時在報上有許多介紹外國某家學說的著作，使我得以領會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還有關於古時周秦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意趣新而筆調健，皆足以感發人。此外有《德育鑒》一書，以立誌、省察、克己、涵養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任公先生自加按語跋識。我對於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於此。雖然現在看來，這書是無足取的，然而在當年卻給我的助益很大。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梁漱溟在充分肯定梁啟超思想影響的同時，也多少流露出一點並不滿足的情緒。
這種不滿足，或者說不滿意，在深受梁啟超影響的後輩學子中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回憶說：“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複譯的《群己權界論》，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者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很顯然，胡適的失望主要是由於梁啟超有的時候裹足不前，有的時候卻又變化多端。
對於梁啟超的影響，當事人基於自己的政治傾向和生活經曆可以有不同的反應及感受，但從上述代表各種傾向的典型回憶中不難看出，他們雖然一致承認梁啟超的思想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出於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不同思考，他們對梁啟超思想的前後變化並沒有放到梁啟超所處的急劇變動的近代中國的實際背景中來觀察，而更多地是以自己的理想去苛求梁啟超。換言之，他們對梁啟超缺乏起碼的同情與理解，因而他們無法認識梁啟超的真實形象，更不要說準確地解釋梁啟超畢生變化的真實心跡了。
梁啟超多次變化的真實心跡及其變化給中國帶來的實際後果，我們已無從複原，但透過與梁啟超有一定的聯係，而在大部分時間又與梁啟超保持一段距離、冷眼旁觀的嚴複眼裏，我們或許能夠獲得另外一種較新的感受。
嚴複與梁啟超都是近代中國具有極大影響的宣傳家，作為同業，他們二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保持著相對友好的聯係。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嚴複對梁啟超的同情與理解應遠比毛澤東、郭沫若、梁漱溟、胡適等人深刻而準確得多。他對梁啟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基本上是持肯定態度。在袁世凱帝製複辟發生之前，嚴複曾致信梁啟超說：“連日晤談甚歡，引為平生快事。近年來，國家多故，朝野不寧，然治之之道，確如老弟所言，必先安內固本，爾後方克對外。此不易之理，而執事者且兢兢然以攘外為首，本末倒置，不知其是何居心也？物必先腐，爾後蟲生；人必自侮，爾後人侮。今日吾等所能為者，除以文字報國外，他何敢言？”仔細體會嚴複的心跡，他不僅將梁啟超因為同道與知音，而且實際上也是承認梁啟超在近代中國“以文字報國”方麵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然而經過袁世凱帝製複辟及其失敗等一連串重大變局之後，嚴複“雖羈跡都下，名藏社會之中”，但由於政治上的杯葛，加“以肺疾纏綿，幾於閉門謝客，不關戶外晴雨”，使他得以冷靜地反思一生中所走過的道路，其間也自然關涉那些與他有過一定關係的人和事，而對梁啟超的議論與評判尤多。由於這些文字主要見之於嚴複寫給他的親朋好友的私人信劄中，似乎並未準備在生前公開發表，故而更多地反映了晚年嚴複對梁啟超的一些不同看法。
晚年嚴複依然承認，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上，梁啟超確實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是將中國導向發展繁榮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在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種影響將中國推向災難沉重的深淵。嚴複寫道：
“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人視之，則以為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恒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於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自《時務報》發生以來，前後所主任雜誌，幾十餘種，而所持宗旨，則前後易觀者甚眾，然此猶有良知進行之說，為之護符。顧而至於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個然暗殺矣；主破壞，則人又群然爭為破壞矣。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往者唐伯虎詩雲：‘閑來寫得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以仆觀之，梁任公所得於雜誌者，大抵皆造業錢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啟，母子固未必生釁，西太後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其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為何如，所當之沮力為何等，魯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已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為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誤君，故為太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為南海作辯護也。”
將清朝的滅亡統統歸因於康、梁，未免過於誇大了個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大有英雄史觀之嫌。但嚴複的本意，無疑是在說明梁啟超的主張一變再變給中國帶來的並不都是積極後果，而是擾亂了社會發展演變的中國傳統文化秩序，超越了社會的實際承受力，“不知其種禍無窮”，遂引發了此後一連串本不該發生的那些重大政治變故。
至於梁啟超一變再變的根本原因何在，是否如梁氏經常自詡的那樣，是以今之我難昨之我，今日為是，昨日為非，是緊跟時代潮流呢？對此，嚴複予以徹底的否定。他認為，梁啟超一變再變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他追隨時代潮流改變原來某些不合理的想法，恰好相反，梁啟超幾乎從來沒有一個堅定的正確立場，即使某些主張可能並非錯誤，卻也往往因其多變而被湮沒。“大抵任公操筆為文時，其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諺所謂出風頭之意多。莊生謂：‘蒯聵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法文豪虎哥（VictorHugo）謂：‘革命風潮起時，人人愛走直線，當者立靡’；德文豪葛爾第（Goethe）戲劇中有鮑斯特（DrFawst）者，無學不究，最後學符咒神秘術，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陰森獰惡，六種震動，問欲何為，鮑大恐屈伏，然而無術退之。嗟呼！任公既以筆端攪動社會至如此矣。然惜無術再使吾國社會清明，則於救亡本旨又何濟耶？”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梁啟超一變再變的合理性。
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上，雖然像梁啟超那樣以已筆端攪動社會，使中國一變再變的人畢竟為數不多，但這些人操筆為文時究竟有多少愛國心，又有多少出風頭的潛意識，確實是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在急劇變革的那些年代裏，洋務、維新、新政、革命等等不斷變換花樣的主張與口號，哪一個沒有看到中國問題的症結呢？然而，哪一個又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了呢？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反思近代中國的曆史，我們感到不無遺憾的是，近代國人不是沒有找到解救中國的根本出路，而是社會中堅如梁啟超這些知識分子們太不甘於寂寞，愛出風頭的花樣太多，從而使近代中國一個又一個實驗都沒有得到結果而中斷。
梁啟超和近代中國一大批知識分子何以如此？嚴複承認，如果僅僅如前從個人人格上加以說明未免過於膚淺和庸俗。他認為，梁啟超之所以一變再變，除了個人心理素質方麵的原因外，更多地還應從中西文化衝突的廣闊背景中來尋找。
“康、梁生長粵東，為中國沾染歐風最早之地，粵人赴美者多，赴歐者少，其所捆載而歸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紀革命獨立之舊義，其中如洛克、米勒登、盧梭諸公學說，驟然觀之，而不細勘以東西曆史、人群結合開化之事實，則未有不熏染顛冥，以其說為人道唯一共遵之途徑，仿而行之，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謬不然乎？（此說甚長，留為後論）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又其時赴東學子，盈萬累千，名為求學，而大抵皆為日本之所利用。當上海《時務報》之初出也，複嚐寓書戒之，勸其無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聞當日得書，頗為意動，而轉念乃雲：‘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學主陸王，此極危險。）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談，驚奇可喜之論。至學識稍增，自知當過，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然而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並不為悔艾者留餘地也。至挽近中國士大夫，其於舊學，除以為門麵語外，本無心得，本國倫理政治之根源盛大處，彼亦無有真知，故其對於新說也，不為無理偏執之頑固，則為逢迎變化之隨波。何則？以其中本無所主故也。”
作為對中西學術文化都有深刻理解的嚴複，對梁啟超的評價可能相當接近曆史真相。當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湧進中國的時候，梁啟超這樣的人確實走在時代的前列，每每較為敏銳地追隨西方思潮。但西方文化也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諸種流派的分歧也甚為明顯，因此，在嚴複看來，梁啟超等人對西方的理解不僅相當淺薄，而且差不多停留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紀的水平上，對西方最新的思想動態、學術貢獻則不甚了了。同時，由於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每每受到責難，故而梁啟超這班新人物對中國的舊學也缺乏真切的感受。正是這樣兩個方麵的原因，才最終導致梁啟超往往“逢迎變化之隨波”，而沒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貫之的宗旨和主張。
“名為義首，實禍天下”
在嚴複晚年的心目中，梁啟超一變再變的實在意義除了給中國帶來無窮的災難外，似乎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嚴複的這種評價，一方麵或許有助於認識梁啟超思想的真實麵目，另一方麵顯然取決於嚴複此時的悲觀主義情緒。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嚴複的反應相當複雜，他既對清王朝的滅亡感到痛心與惋惜，以為在國人共和程度不夠的情況下強行共和，除了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之外，不會有多少積極意義。“往者不佞以革命為深憂，身未嚐一日與朝列為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曉曉者，即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為，即自謂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換言之，在嚴複看來，不是革命本身值得反對，而是革命的條件尚不充分具備。但是，既然革命已經發生，嚴複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得不接受這個既成事實，並期望由這一事實所演化的後果盡可能地向好的方麵轉化，“自革命破壞以還，一躍而開所謂共和文明之治，其摧剝老物，蓋百倍於往時”。雖然現狀不甚令人滿意，但嚴複期望不久的將來有強人出來收拾殘局，或可望使中國盡快恢複秩序與和平。
嚴複帶著這種沉重的心情度過了辛亥革命之後的最初日子，待到袁世凱接替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嚴複覺得中國可能重建秩序，雖然對袁世凱的能力表示一定程度的懷疑，但仍對袁世凱寄予厚望，“外交團向以項城為中國一人，文足定傾，武足戡亂，即項城亦以自期；乃今亂者即其最為信倚之軍，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項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門，統一殆無可望，使其早見及此，其前事必不爾為。義不佞私見言之，天下仍須定於專製。不然，則秩序恢複之不能，尚何富強之可跂乎？舊清政府，去如芻狗，不足重陳，而應運之才，不知生於何地，以雲隱憂，真可憂耳”。期望袁世凱拿出真本事，收拾殘局，重建秩序。
實在說來，嚴複對袁世凱的期望，與梁啟超當時的想法並無二致。當袁世凱剛剛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梁啟超就為袁世凱出謀劃策，建議袁世凱在遵循共和原則的前提下，參用開明專製。他說：“政黨之論，今騰喧於國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產生出健全之政黨與否，此當別論。要之，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煩言而解也。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麵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製與服從輿論，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製之實。”除了語言上比嚴複的主張更為露骨外，在實質上，二人的思想傾向並無差別。而且，他們二人都參加了袁世凱的政府，確曾真誠地期望幫著袁世凱使中國政治走上“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
按理說，嚴複在與梁啟超基本政治傾向比較一致的情況下，對梁啟超的評價應該褒多於貶。然而，實際情況則不然。我們看到，此時嚴複心目中的梁啟超，似乎依然一錢不值。他寫道：“至於今日，事已往矣。（康、梁）師弟翩然返國，複睹鄉紛，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為海內之巨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群倫，而有清之社，則已屋矣，中國已革命而共和矣。徐佛蘇之妖言，大慮終無可懺。黃台瓜辭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康、梁之於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竊願其慎勿四摘耳。”對康、梁評價之低，恐怕無過於此了。
嚴複此處對梁啟超的責難，主要是指梁氏在辛亥革命之後，尤其是在反對袁世凱帝製複辟過程中的作為。嚴複認為，袁世凱帝製自為固然為一大罪責，但揆諸事實與情理，似乎也有可以原諒之處，尤其重要者，帝製事件之所以發生，也未嚐沒有梁啟超的責任。他說：“平情而論，即以任公本身即為其證，好為可喜新說，嚐自詭可為內閣總理，然在前清時不論，其入民國，一長司法，再任幣製，皆不能本坐言以為起行，至為鳳凰草大政方針，種種皆成紙上談兵，於時世毫無裨補，住祭去位，此雖洹上在位，誌不得行，然使出身謀國，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國民程度之不及，則其人之非實行家，而畢生學問皆為紙上，不灼灼彰明較著也哉！雖然，任公自是當世賢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論，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搗亂者得借為資，己又無術能持其後，所為重可歎也！”言下之意，梁啟超在辛亥後的種種主張與設想不僅不合乎中國國情，而且徒然添亂，於社會無補。
即使以梁啟超一生最為後人所稱道的反對袁世凱帝製複辟的護國戰爭而言，嚴複也持一種否定態度。他認為，“蓋當過運之飄搖，幹犯名義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頑梗，使大多數蒼生環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事實上，當君主共和之爭初起時，“此曹所爭，不外權利，至於共和君主，不過所一時利用之口頭禪。醉翁之意，固不在酒”。主張帝製，與反對帝製，雖然從表麵上看陣線分明，其實質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兩家宗旨，皆非絕對主張共和，反抗君憲，而皆謂變體時機為未成熟”。因此，在嚴複的心目中，梁啟超“揮淚反袁”，與其說是為了共和理想，不如說是為了再次爭風頭，爭權利，“揭開窗戶說亮話，人人爭權利耳”！
嚴複認為，袁世凱帝製自為固不可取，但當其被迫取消帝製之後，聰明的政治家應當以此為契機，為中國的未來發展重新規劃，而不應矯枉過正，或乘機爭權奪利。他說：“夫袁氏自受委托組織共和以還，跡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滿意者何限！顧以平情冷腦，分別觀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則？國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單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則與前之力亡滿清正同，將又鑄一大錯耳。愚以謂使國有人，而以存國為第一義者，值此袁氏孤危戒懼之時，正可與之為約，公選穩健之人，修約法，損其政權，以為立憲之基礎，使他日國勢奠安，國民進化，進則可終於共和，退則可為其複辟（此時亦不相宜），似較之陽爭法理，陰攫利權，或起於個人嫌隙之私，似有間也。”不管嚴複在帝製複辟中起過怎樣的作用，恐怕他這一分析未嚐不擊中梁啟超等所謂反帝製派的要害。
在嚴複看來，反對袁世凱帝製複辟無疑是正義之舉，但更重要的是後來者應當汲取袁世凱的教訓，盡快恢複秩序，重建和平。否則，亂始亂終，實禍天下，主觀意識與客觀效果實際背離，正義之舉並不一定都獲得良好的結果。“任公、鬆坡與唐、任輩倡義西南，以責洹上之背約，名正言順，雖聖人無以非之。所不解者，袁氏自亡後，不急出以把持國柄，除苛解嬈，以建設共和不傾之國體，爾乃隨然陵然，一聽元二亂黨所欲為，以此成麻痹不能進行之政局。然則當日起事，固未嚐原始要終，自詭作如何之收束，而隻以感情意氣，或有所不便於己，而反抗之，名為義首，實禍天下。嗟乎！若今日之政局，真《詩》所謂‘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者矣。此非不佞私言也，試觀西文各報，半年數月以來，於民黨固無恕詞，而亦有隻字片詞讚頌梁、蔡所為者乎？則旁觀心理可見矣。”嚴複對梁啟超、蔡鍔的指責，原則上說並不一定能夠成立，但這畢竟於傳統的評價之外向我們提供另外一種思考的路線，即帝製的反對者是否真正深切理解中國國情？中國的未來前途是否隻能在共和、君主這兩個極端上？凡此種種，恐怕都值得我們重新研究和探討。甚至連嚴複所提供的那種折中方案，恐怕也未必就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佳選擇。比如他說：“故吾輩於其國體，一時尚難斷定，大抵獨裁新傾之際，一時輿論潮熱，自是趨向極端，而以共和為職誌；數時之後，見不可行，然後折中，定為立憲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曆史國情推測如此，不敢謂便成事實也。”後來中國曆史發展的事實已充分表明，這一主觀願望亦並不合乎中國國情。
“賢者用心之妄測”
透過嚴複對梁啟超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麵的評論，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似乎打了不小的折扣，梁啟超除了愛出風頭、自詡太過之外，並無實際本領和對中西社會文化的真切理解。很顯然，這個評價並不合乎曆史事實。“梁啟超現象”在近代中國之所以發生和持久地存在，固然有梁啟超個人素質與品格方麵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國社會的過渡性質和急劇變化著的政局需要梁啟超這樣的人。而且，嚴複在其晚年對梁啟超的評價，雖然否定大於肯定，但其真實用意並不在於指責梁啟超一個人，而是透過對梁啟超個案的分析，揭示知識分子在急劇變動的社會中所應采取的態度和做法，其真實本意在於責備那些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寡廉鮮恥、私利熏心，不是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而是以一己之私利、一黨之目的為追逐目標。他說：“時事至此，吾於小人匪類，本無可責備，所責備乃賢者耳。鬆坡、任公皆此例也。當洹上滅亡之傾，合肥不出以組織內閣則已，出則必取誌同道合之人，庶幾於國有濟爾，乃貿貿一任舊約之恢複；二為國會之招；三成調和之內閣。如此蓋不待今日之紛紜，吾已決其必召亂矣。年愈耳順，讀遍中西曆史，以謂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之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柔謹蒽者也。老弟前語謂：‘天下惟忘機者可以息機。’此語大須斟酌。紛紛勢力之場，謂以忘機者當其衝，則明火暗潮，將以即息。嗚呼！使人性而皆如是，則治術何難之有乎？”嚴複這裏所講的一些事實，未必皆是，但他對人心的揭示，對強人政治的呼喚，尤其是對“賢者”的責備，恐怕還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
在民國最初的那些年裏，黨爭紛起，亂象不已，這裏除了政治見解的差異外，不可否認有嚴複所揭示的“人心”的原因。“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這種觀感雖有江河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等“九斤老太”式的庸俗抱怨，但實在說來確也在某種程度上看到了當時中國問題之所在。由此反省，他對梁啟超的責備就不單是針對梁啟超個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包括了他自己在內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寫道：“時局至此，當日維新之徒，大抵無所逃責。仆雖心知其危，故《天演論》既出之後，即以《群學肄言》繼之，意欲風氣稍為持重，不幸風會已成，而朝寧舉措乖謬，洹上逢君之惡，以濟其私，賄賂奔競，跬步公卿，舉國飲醒，不知四維為何事。至於今，不但國家無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無不渝之徒黨。鄭蘇戡五十自壽長句有雲：‘讀盡舊史不稱意，意由新世容吾儕。’嗟呼！新則新矣，而試問此為何如世耶？橫覽宇內，率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求一盜魁不能，長此相攻相感，不相得而已。”人心皆如此，中國前途何在？這既是嚴複晚年憂心忡忡的現實原因，也是他對梁啟超求全責備之真意。
出於求全責備的考慮，嚴複一方麵承認梁啟超思想言論在一定意義上的合理性和存在價值，另一方麵也對梁啟超的自詡之辭和政治主張的現實可能性深表懷疑。他說：“梁任公素日言論，固有可觀，惟其人稍患多欲，自詭於財政乃有特長，姑不論其政策如何，而處此中央號令不行之日，又將於何處期成績乎？”從主觀目的上說，梁啟超或許是真誠地要為國家做些事情，但他不顧及現實的可能性，雖然在辛亥革命後由學者而從政，一任司法總長，再任幣製局總裁，“但是他除了充當袁世凱的俘虜外，對司法界的黑暗究竟有什麽改變？對幣製的紊亂究竟有什麽整理？”當整個社會秩序尚沒有真正恢複的時候，個人的努力畢竟有限。近代中國的全部曆史往往總是陷入個人的努力促進社會的變化，社會的現狀左右個人的發展這種尷尬的境地之中。
通觀嚴複晚年私人信劄對梁啟超的評價，一方麵或許有助於我們對梁啟超其人的重新認識，另一方麵則引發我們對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作用與地位的重新思考。知識分子既要有積極用世的愛國熱情，也應時常地反省自身的缺點，不要以極端功利主義的“經世致用”傳統蒙騙了自己的眼睛，而應時常以淡泊的心情、學理的態度去麵對一切。或許正是基於這種思考，嚴複對他的門生說：“吾人不善讀書，往往為書所誤，是以以難進易退為君子，以隱淪高尚為賢人，不知榮利固不必慕，而生為此國之人，即各有為國盡力之天職。往者孔子固未嚐以此教人，故公山、佛勝之召，皆欲往矣。而於沮溺之譏，則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孔子何嚐以消極為主義耶？夫陶淵明可謂與世相遺極矣，然讀黃山穀《宿彭澤有懷陶令》一首，乃知賢者用心，固非時俗所能妄測耳。須知世局國事，所以至於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此輩人純用消極主義，一聽無數纖兒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國繼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過，知亦必有歸獄也。”於此，我們看到晚年的嚴複並非超然物外，兩耳不聞窗外事，恰恰相反，他正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智慧點評人物，批評時政。隻是賢者用心，非時俗之輩所能妄測，以為時人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與用心，而期望將來的曆史學家能夠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然而，正像他無法真正理解梁啟超一樣，人們又怎能對他晚年的見解予以準確的闡釋與把握呢？不過，本文作為嚐試，力圖勾勒出嚴複晚年心目中的梁啟超的形象，“妄測”得準確與否，當然有待於“賢者”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