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品讀《三國誌》時，圈畫批注得較多的是有關魏武帝曹操的內容，多次主張給曹操“翻案”，對曹操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
青年毛澤東在讀《倫理學原理》時，曾寫過這樣的批語：
吾人攬史時，恒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
這段話表達了他對亂世英雄豪傑的讚美之情。從毛澤東一生的讀史實踐來看，他是始終遵循著這一觀點，認為“亂亦曆史生活之一過程，自亦有實際生活之價值”。即使到了晚年，他最讚賞的也是那些亂世中的英雄。
三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十分動**的亂世，也是人才輩出的時代。文韜武略曹操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是曆史上罕見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也是在曆代頗多爭議的人物。漢末名士許劭評價他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後來隨著小說《三國演義》走進千家萬戶和戲劇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臉譜化，使曹操的“奸雄”形象代代流傳，為更多的人所認同。裴鬆之注盧弼集解的《三國誌》也有這種傾向。
毛澤東年輕時就對曹操十分推崇。1918年8月，他路過河南，特地與羅章龍、陳紹休三人到許昌瞻仰魏都舊墟，憑吊曹操，並與羅章龍作《過魏都》聯詩一首：
橫槊賦詩意飛揚，（羅）
自明本誌好文章。（毛）
蕭條異代西田墓，（毛）
銅雀荒傖落夕陽。（羅）
詩中表達出毛澤東對曹操的欽佩之意。在毛澤東看來，曹操是中國古代少見的一位集政治、軍事、文學才能於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及曹操，並給予高度評價。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方法”，“其實，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再讀魯迅先生這篇文章的上述語句時，曾用粗重的紅鉛筆畫了著重線，以示他對魯迅有關曹操的看法的讚同。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納了棗祗、韓浩等人的建議，實行屯田政策，根據“分田之術”，屯田戶用公家牛耕種，公家得六成，耕者得四成；用自己的牛耕種，則對半分。“五年中，倉廩豐實”，“公私有蓄”。這個政策對恢複農業生產，支援戰爭，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毛澤東對此很重視。對《三國誌》有關這方麵的記述，毛澤東都圈點斷句，多處畫了著重線，有的地方，天頭上還畫著三個大圈。特別對曹操所說的“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一語，毛澤東密密畫線，天頭上還畫上圈記。
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賢，提出“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的方針。裴鬆之在注解裏，引用了《魏武故事》裏記載的曹操在這年十二月所下的《讓縣自明本誌令》。該令內容是曹操自述輾轉征戰的經曆及許多內心活動，表明自己守義為國，並無取代漢室之意，為明此誌，決定讓出受封的陽夏、柘、苦三縣，以解除別人的誤會。盧弼的《三國誌集解》除對此做了些考證、訂謬外，還引述別家評語，對曹操予以許多指責，說這是“奸雄欺人之語”。曹操在令中說，自己之所以不放棄兵權，“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這是“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盧弼說這是“肝鬲至言，欲蓋彌彰者也”，認為陳壽寫《三國誌》對這些話“削而不錄，亦惡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說，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盧弼在注裏又例舉他打的敗仗，指責他“誌驕氣盛，言大而誇”。對曹操讓出三縣一事，盧弼在注裏引別人的話說，“文詞絕調也，惜出於操，令人不喜讀耳”。
毛澤東對盧弼的注做了圈點，在天頭上寫了批語：
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太白雲：“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
毛澤東的批語裏“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引自李白《望鸚鵡洲悲禰衡》一詩。禰衡是東漢人，狂傲有才氣，曹操沒有重用他反而汙辱他，被禰衡大罵。傳統戲曲中有《擊鼓罵曹》一出戲，說的就是這件事。相傳鸚鵡洲是禰衡作賦的地方，李白在《望鸚鵡洲悲禰衡》一詩中肯定了曹操統一北方的功績，又指出他輕視禰衡的失誤。毛澤東同意這個評價，說“此為近之”，即認為李白對曹操的這種評價才比較符合客觀實際。
毛澤東對曹操“不殺降”的政策也給予高度評價。《三國誌·魏書·劉表傳》有一段裴鬆之的注，說劉表初到荊州時，江南有些劉姓宗室據兵謀反，劉表“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毛澤東在“皆斬之”旁畫著曲線，天頭上批曰：“殺降不祥，孟德所不為也。”建安三年，曹操在兗州，任用畢諶。後張邈叛，將畢諶之母、弟、妻劫去。曹操對他說：“卿老母在彼，可去。”畢諶一去不複返。後來討平張邈，畢諶被捉，大家都為之擔心。但曹操沒有殺他，反而任他為魯相。這隻是曹操“不殺降”史實中的一例。曹操在對待俘虜問題上表現出的寬宏氣度，確實為一般人所不及，這對他取得全局的勝利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
1952年11月1日，毛澤東視察河南安陽，參觀殷墟。他對隨行人員說：“漳河，就是曹操練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在這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還在這一帶實行屯田製，使百姓豐衣足食，積蓄力量，逐漸統一北方，為後來晉統一全國打下了基礎。”
曹操不僅具有很高的政治、軍事才能，而且還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他“外定武功，內修文學”，與其子曹丕、曹植都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詩人，史稱“三曹”。當時，在曹氏父子周圍會聚了許多文人學士，形成了被文學史稱作黃金時代的“建安文學”。曹操的文學作品《蒿裏行》《短歌行》《碣石篇》《龜雖壽》都是文學史上的名篇。宋代敖陶孫讚譽曹操的詩說：“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他的名句“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至今被人傳誦。毛澤東很喜歡曹操的詩文。在一本《古詩源》中，作者“武帝”旁，毛澤東用紅筆畫著兩條粗線；在《短歌行》的標題前，有毛澤東紅、藍兩色筆跡畫的圈記；對詩中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處，毛澤東都密密地加了旁圈。
1954年夏天，毛澤東來到北戴河。據他的保健醫生徐濤回憶，有些天，毛澤東在海邊散步，口裏總是念念有詞地背誦《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他還找來地圖，查證出“曹操是來過這裏的”。他說：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烏桓，九月班師經過碣石山寫出《觀滄海》”。也就是在這時，毛澤東創作了《浪淘沙·北戴河》這首詞，詞中寫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這是毛澤東給曹操定論的名篇。其中，“蕭瑟秋風”是對《觀滄海》中的“秋風蕭瑟”點化而成。
毛澤東對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
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在致女兒李敏、李訥的信中說：“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媽媽那裏有古詩選本，可請媽媽教你們讀。”
在北戴河期間，毛澤東針對曆史上對曹操的不公正評價，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許多惡政，抑製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製，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複、發展。這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麽寫，戲裏這麽演，老百姓這麽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與《人民日報》負責人談話時說：“小說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正義一方的，漢是沒落的。”
1957年9月，毛澤東來到武漢，住在東湖甲舍。一天，毛澤東同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幹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毛澤東問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毛澤東稱讚說：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幹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裏的花朵，有些是“阿鬥”呀。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麽汽車來的，爸爸幹什麽，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毛澤東還說，現在有些高級幹部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不嚴格。根本問題是要自己帶頭，要嚴於律己。毛澤東問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車嗎？梅白說，我不給坐。毛澤東又問，你是怎麽辦的？梅白說，三個姑娘老實些，不敢上，兩個男孩子上來，我就把他們從車上推下去。毛澤東說，這樣好，應當推廣你的經驗。並且指出，有的領導幹部讓自己的子女跟著去北京、上海開會，這樣很不好。他特別指出，高級幹部的子女不管好，總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在莫斯科訪問。當晚，他請胡喬木、郭沫若到住處一道用餐，邊吃邊談中，毛澤東首先提起《三國演義》的話頭，他們夾敘夾議，談得很熱烈。毛澤東忽然轉向翻譯李越然，問：“你說說，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誰更厲害些？”李越然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毛澤東說：“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謀，可曹操這個人也不簡單。唱戲總把他扮成個大白臉，其實冤枉。這個人很了不起。”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召集各大協作區主任開會，他在會上說：我們與勞動者在一起，是有好處的。我們感情會起變化，影響幾千萬幹部子弟。曹操罵漢獻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澤東以這則故事來告誡領導幹部不要脫離群眾，可謂恰到好處。
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接見河南安陽縣委書記時談到曹操，他說：“曹操這個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賢納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還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發展農業生產。”同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開的座談會上又談到曹操，他說，《三國演義》和《三國誌》對曹操的評價是不同的。《三國演義》把曹操當作奸臣來描寫，《三國誌》則把曹操當作曆史上的正麵人物來敘述。他還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可是因為《三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以《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台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這一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當時的史學界聞風而動。郭沫若、翦伯讚等曆史學家紛紛發表文章，從而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為曹操翻案之風。1959年8月1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又說：曹操被罵了一千多年，現在應恢複名譽。從此，曹操被恢複了曆史名譽，京劇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紅點，以示是好人。
1959年2月，毛澤東讀了《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翦伯讚寫的《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一文後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麵，恢複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後來的兩晉統一鋪平了道路。《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
毛澤東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養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養的胡喬木推薦曹操的《龜雖壽》一詩，說：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詩宜讀。1963年12月，他又寫信給因病休養的林彪推薦《龜雖壽》，說：“此詩講長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來一讀，可以增強信心。”
1975年，毛澤東對北京大學女講師蘆荻說：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後來形成了三國，這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他那時打下的基礎。
1976年，毛澤東為了說明在實踐中才能增長才幹的道理，還舉了曹操沒有上過大學的例子，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並列。
毛澤東要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標新立異，而是盡量做到實事求是，有功說功，有過說過。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會議上，毛澤東說：曹操打過張魯之後，應該打四川。劉曄、司馬懿建議他打。劉曄是個大軍師，很能看出問題。說劉備剛到四川，立足未穩。曹操不肯去，隔了幾個星期，後悔了。
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說：“《司馬法》‘將軍死餒’，故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澤東讀到這裏，批道：曹操親率大軍攻吳，“赤壁之敗，將抵何人之罪”？這就明確指出赤壁之敗，是曹操的一個重大失誤；又未自罪，可見言不由衷。
毛澤東讀《三國誌》評諸葛亮
受《三國演義》和一些三國戲的影響，中國民間自古以來就對諸葛亮奉若神明，認為諸葛亮是古今第一的軍事天才，甚至譽他為“智聖”；文人騷客們大多感歎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時”，紛紛為諸葛亮的失敗尋找各種借口。
《三國演義》在民間影響非常之大，但它是演義，是小說，而非史書，記載三國時期曆史的真正史書是《三國誌》。魯迅先生批《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評語，可謂一針見血。
《三國誌》中記載的真實的諸葛亮是個卓有建樹的政治家，治理蜀國很有一套；但他在軍事上閃光點其實並不多，遠非《三國演義》所渲染的那樣神機妙算。古今曆史上真正的軍事天才毛澤東對諸葛亮的屯田、兵器革新、民族和戎等曆史功績是肯定的，但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基本持否定態度。
毛澤東在召開會議時喜歡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一方麵說明他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不以為然，另一方麵說明他非常重視集體的智慧。
1948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李銀橋正在西柏坡花山村毛澤東住的房間裏收拾整理，從外邊散步回來的毛澤東像個孩子似的躡手躡腳地走到李銀橋的身後，猛然大喝一聲：“不許動，舉起手來！”
突然間，李銀橋一個轉身動作，雙手急出抱住了毛澤東的雙臂。毛澤東掙開雙臂，笑道，“你這個衛士組長，我沒有選錯哩！”
李銀橋說：“主席什麽時候選錯過人啊？”毛澤東搖搖頭說：“我毛澤東一不是釋迦牟尼，二不是諸葛亮；就是諸葛亮，也有錯用關羽和錯用馬謖的時候啊！”
李銀橋不解地問：“諸葛亮怎麽錯用關羽了？”
毛澤東回答：“當初諸葛亮留守荊州，劉備調諸葛亮入川，諸葛亮不該留下關羽守荊州。讓關羽守荊州是一著錯棋呢！關羽驕傲呢！關羽從思想上看不起東吳，不能認真貫徹執行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戰略方針，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諸葛亮的戰略意圖，結果失掉了根據地、丟了荊州，自己也被東吳殺掉了。”
李銀橋點點頭：“我隻知道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是因為馬謖失了街亭，害得諸葛亮用了空城計。”
毛澤東回答道：“這也是諸葛亮用人不當呢！”
荊州，《三國誌》說“北據漢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其戰略位置之重要可見一斑。由於諸葛亮用了驕傲且拒不執行聯吳抗曹戰略方針的關羽，才有了後來關羽大意失荊州的悲劇。荊州失守，孫劉反目，蜀漢的局勢便從此無可逆轉。錯用關羽守荊州，諸葛亮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對蜀漢是毀滅性的打擊。
用錯馬謖導致街亭之失的後果也是十分嚴重的，正如毛宗崗在評三國時所說的：
街亭失而幾使孔明無退足之處矣。……於是南安不得不棄，安定不得不捐，天水不得不委，箕穀之兵不得不撤，西城之餉不得不收。遂使向之擒夏侯、斬崔諒、殺楊陵、取上、襲冀縣、罵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烏有。悲夫！
總之，它使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毀於一旦，整個形勢發生逆轉，蜀軍除了撤退之外，已別無他途。誇誇其談的馬謖失敗的原因，毛宗崗對此也有比較恰當的評論：
馬謖之所以敗者，因熟記兵法之成語於胸中，不過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耳，不過曰“憑高視下，勢如破竹”耳。孰知坐論則是，起行則非；讀書雖多，致用則誤，豈不重可歎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書。
《資治通鑒·卷七十一·魏紀三》記載：“初，越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
毛澤東讀此評點道：“初戰亮宜自臨陣。”認為街亭之戰諸葛亮應大軍挺進，臨陣調度，不應分散兵力，委責於人。毛澤東又在《魏紀四》就諸葛亮出師木門道殺張郃事，做了眉批：“失街亭後，每出，亮必在軍。”他認為，這是諸葛亮接受了教訓，所以街亭之敗，諸葛亮也是要負重要責任的。
據《三國誌》裴鬆之注記載，諸葛亮也曾說：“大軍在祁山、箕穀，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兩處戰敗，一人之責。一人者誰？亮自身也。諸葛亮初戰失利的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他在戰略指導思想上的失誤，過於強調戰爭手段，主動進攻，窮兵黷武，缺乏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認識。這一深層的原因不僅決定了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敗，也決定了他整個北伐戰爭的失敗。陳壽在《三國誌》中評價說，諸葛亮“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明帝青龍二年（234年），諸葛亮率十萬大軍出斜穀（今陝西省眉縣西南），築防於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馬懿抵禦蜀軍。諸葛亮大軍遠道而來，利在速戰，司馬懿堅守不出。諸葛亮多次挑戰，諸將欲與亮戰，司馬懿皆不從，按兵不動，靜待其衰。亮無奈派人送給司馬懿“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司馬懿出兵應戰。司馬懿知亮計已窮，佯裝大怒上表朝廷請求決戰，朝廷不允，並派骨鯁之臣辛毗杖節監軍，不許魏軍出戰。司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製禦諸將是其智略的顯現。司馬懿更大的智略還在於不戰，使亮自敗。因此，毛澤東評點時說“司馬懿敵孔明之智”。毛澤東還曾說，司馬懿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幾手比曹操高明。
毛澤東在讀蘇洵《權書·項籍》中有關評說諸葛亮“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一條時，寫下了精彩的批語：
其始誤於《隆中對》，千裏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曆來史家大都對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戰略思路讚譽有加，但毛澤東的評價卻獨樹一幟，很有卓見。
毛澤東之所以說諸葛亮“其始誤於隆中對”，是因為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到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乍一看，荊州、益州兩路出擊是一個頗有**性的方案。但毛澤東很清楚，荊州離益州千裏之遙，兩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讓劉備軍團更加失去兵力上的優勢。“隆中對”實施的結果便是，關羽所鎮守的荊州被孫權軍團偷襲得手，而且關羽父子也命喪孫權手中。可以說，蜀漢衰亡的禍根在於“隆中對”。
毛澤東所說“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關羽之鎮守荊州、劉備之進攻東吳、諸葛亮之北伐中原。這“三分兵力”依次展開，前兩次分兵都失敗得很慘，導致蜀漢元氣大傷，而諸葛亮的北伐本錢也便所剩無幾。所以，毛澤東歎道：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在《三國演義》中，作者借用“舌戰群儒”、“草船借箭”、“巧借東風”、“華容道”等故事情節，使得諸葛亮幾乎成了赤壁之戰的頭號功臣。而實際上，赤壁之戰的頭號功臣應該非周瑜莫屬。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
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大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製人，因而戰勝的。
在這段話中，毛澤東把赤壁之戰定義為“吳魏赤壁之戰”，說明他並不認為劉備、諸葛亮對赤壁之戰有多大貢獻。
1953年，毛澤東在《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中說：“曹操帶領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後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這段話表明了毛澤東的立場，他認為赤壁之戰的頭號功臣是周瑜，而並非諸葛亮。
毛澤東盡管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不以為然，但對其別的方麵的才華很欣賞和推崇。
1930年夏天，毛澤東在紅四軍幹部會議上作報告，講到宣傳鼓動工作時，他介紹了三國時黃忠大敗夏侯淵的故事：黃忠本來年邁體衰，很難戰勝夏侯淵。但是，智謀高超的諸葛亮使用“激將法”，把黃忠的勇氣鼓動起來了，於是黃忠立下軍令狀：如不斬夏侯淵於馬下，則甘受軍法。他說，我們的戰士有著高度的階級覺悟，用不著使用“激將法”。但是，我們要學習諸葛亮善於做宣傳鼓動工作。
1950年4月，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對董其武將軍說：有人害怕共產黨，那有什麽可怕呢？共產黨心口如一，表裏一致，沒有私利可圖，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把我們國家搞好。你看過《三國演義》吧？共產黨就是以諸葛孔明的辦法辦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篤敬，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眾益”。
毛澤東經常向幹部和群眾講述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們重視學習文化和曆史。1958年秋，毛澤東在河南鄭州接見南陽縣委的一位書記，問他：你們南陽，舊稱宛城，是個古老的市鎮，藏龍臥虎的地方哩！南陽有個臥龍崗，據說諸葛亮曾在那兒隱居過。諸葛亮，能人嗬！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諸葛亮是哪裏人呀？你知道嗎？毛澤東等了片刻不見回答，便自己說：諸葛亮是山東琅琊陽都人。陽都，就是現在的沂水縣。毛澤東接著又問了南陽農民生活。在分手時，對他說：我給你留下兩句臨別贈言：第一，學一點曆史知識；第二，要關心人民生活。
毛澤東對諸葛亮采用屯田製鞏固邊防給予充分的肯定。1955年元旦，他在與王震討論退伍軍人的安置問題時，說：可以組織屯墾戍邊嘛！中國古代就有屯墾製，管仲搞過，諸葛亮在漢中也搞過呢！開荒就業，治療戰爭創傷，鞏固邊疆，應該是個好辦法。
1962年2月，毛澤東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術學院院長孔從洲談日益進步的科學技術時，又談了諸葛亮的兵器改革，說：我們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類屬於進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發展。由於射箭誤差大，於是又有了弩機，經諸葛亮改進，一次可連發十支箭，準確性提高了。他征孟獲時使用了這種先進武器。可是孟獲也有辦法，他的三千藤甲軍就使諸葛武侯的弩機失去了作用。諸葛亮經過調查研究，發現藤甲是用油浸過的，於是一把火把藤甲軍給燒了。
在毛澤東看來，諸葛亮最可寶貴的是處理民族關係的藝術。他對諸葛亮的“七擒七縱”非常讚賞，並把它視為處理民族矛盾的一個好方法。
1935年5月初，毛澤東率領紅軍長征到安順場，當得知總參謀長劉伯承已妥善處理了和彝族首領結盟的事情後，很高興地詢問：諸葛亮七擒七縱才使孟獲心服，你怎麽一下子說服了小葉丹呢？
1949年，當習仲勳妥善爭取青海省昂拉部第二十代千戶項謙歸順成功時，毛澤東對習說：仲勳，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3年8月，當西南軍區參謀長李達向毛澤東匯報貴州擒獲布依族女匪首程蓮珍時說：這個女匪首，下麵要求殺。毛澤東說：不能殺。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女匪首，又是少數民族，殺了豈不可惜？他又說：人家諸葛亮擒孟獲，就敢七擒七縱，我們擒了個程蓮珍，為什麽就不敢來個八擒八縱？連兩擒兩縱也不行？總之，不能一擒就殺。
1956年4月，在與天寶（桑吉悅希）、瓦紮木基談及有些民族地區出現有被俘的叛亂分子，放回後又叛亂的問題時，毛澤東又告誡說：諸葛亮就是七擒七縱，我們共產黨為什麽不可以八擒八縱呢？據當時的涼山彝族代表瓦紮木基回憶，當他向毛澤東匯報涼山人民要求廢除奴隸製度，實行民主改革時，“毛澤東從三國時諸葛亮說起，引經據典，教育我們要有氣魄，有膽略，搞好彝族地區的民主改革”。
毛澤東十分讚賞諸葛亮製定的和戎政策，認為這在封建時代是難能可貴的。他說：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係，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毛澤東在《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裴鬆之引《漢晉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處，畫了很多圓圈，這條注文記載了諸葛亮七擒七縱彝族領袖孟獲，以及在平定南中後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強為官吏的事跡。他說：這也是諸葛亮的高明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