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長沙市一中）始建，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在普通（科）一班讀了一個學期。在就讀的這個學期裏，他寫了一篇題為《商鞅徙木立信論》的作文。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文稿。原件現藏於中央檔案館。

原文無寫作時間，作文紙折縫間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字樣，作者在題下寫有“普通一班毛澤東”7字。毛澤東於1912年春退出長沙新軍後，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同年秋即退學自修。此文當寫於1912年上半年，時年19歲。

全文如下：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歎吾國國民之愚也，而歎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歎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係，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國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嗚呼！吾欲無言。

當時的國文教員柳潛讚譽此文的作者年未弱冠的毛澤東“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做了如下評語：“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曆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歎之筆出之，是為壓題（點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並批給同學“傳觀”。

柳潛字鈞湄，為湖南湘陰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舉子。他早年酷愛讀書，頗有才華；青壯年以後目睹國運衰竭，官場腐敗，遂放棄仕途，一直以教書為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在湖南省一中，柳潛稱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國文老師。自從毛澤東以頭榜進入省一中後，十分愛才的柳潛，便一直對這位“頭名狀元”給予特別“關照”。他除在課堂上對毛澤東嚴格要求，細心輔導外，還利用課餘時間給毛澤東講析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毛澤東得到了係統而規範的古漢語言文字的訓練，閱讀與寫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據《史記·商君列傳》所記，商君，戰國時衛國人，本姓公孫，名鞅。後投奔秦國，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軍有功，秦封之於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內），故號“商君”，又稱“商鞅”。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之時，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開始也擔心不合禮法，“恐天下議己”。甘龍等大臣更是反對。經商鞅反複爭辯，才說服了他們。

接下來，為了使新法取信於老百姓，商鞅采取了“徙木立信”的辦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年輕的毛澤東對商鞅的評價是非常高的，認為他是4000多年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他在《史記》中讀到商鞅推行新法的史實，破題三歎。因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國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內容為：獎勵耕織，廢除貴族世襲特權，推行連坐法，廢除井田製，按丁男征稅，按軍功授爵等。這些，在毛澤東看來，是秦國“戰勝諸國，統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卻不能認識這些政策的好處，不能辨別優劣，非要統治者“煞費苦心”地用徙木立信的辦法來推行不可。

在青年毛澤東看來，理想的國民，應該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壞的法令就反對。由此觀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說明“吾國國民之愚”。他還由此得出結論：中國屢次遭淪亡慘境，根子就在“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後知識界、思想界的一個共識：改造國民性。

梳理近代史，確乎如此，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的曆史進程，使大多數有誌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這個問題，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不見成效，政治體製的維新運動血灑刑場，物質文明、製度文明的藥方把一個古老的病人弄得愈益衰弱，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精神文明當作振興中華的新的良方。從梁啟超的“欲維新我國，當維新我民”，到嚴複的“開民智，興民德”，再到魯迅的“人立而後事舉”，表明這是那個時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話題。在青年毛澤東後來的一係列政治和文化主張中，從“變化民質”、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國圖存的思路，格外的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論》，正是這條思路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