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西漢時期的曆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學名著，列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史籍之一。《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時期，共3000多年的曆史，可謂洋洋大觀。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學識與毅力，使《史記》成為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研讀《史記》，對《史記》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像《史記》這樣的著作和後來人對它的注釋，都很嚴格、準確。”對於《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毛澤東更是多次談及，讚賞有加。
在1915年9月6日致蕭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國學，首貴擇書”，即選擇重點篇目詳加閱讀而後及於全書。他舉自己擇書而讀的例子，便是《史記》，他說：“《伯夷列傳》一篇出於《史記》，吾讀此篇而及於《史記》，加詳究焉出於《史記》者若幹篇，吾遂及於《史記》之全體矣。”毛澤東不僅熟讀《史記》，而且對司馬遷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他在《講堂錄》裏，便記有一些關於司馬遷的句子，如“馬遷，龍門人”；“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曆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1949年12月，毛澤東前往莫斯科，首次訪問蘇聯。在列車上，毛澤東問俄文翻譯師哲：“你是什麽地方人？”“韓城。”毛澤東雙眸一亮，“陝西的那個韓城？”師哲點點頭。“噢，那你是司馬遷的同鄉嘍！”毛澤東談興甚濃。他用手中的煙頭續燃了一支香煙，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問師哲：“你住的地方離司馬遷有多遠？”“大約40裏。”師哲告訴毛澤東，司馬遷得罪漢武帝被施以宮刑後，人們害怕受到株連，有一段時間，竟沒人敢姓司馬了，分成了馮周二姓，馮姓住縣南，周姓住在縣北。毛澤東聽後不無感慨地說：“打小報告的人，看來什麽時候都有啊！”
對於司馬遷悲慘的人生遭際，毛澤東寄予了無限的同情。談到司馬遷所受的宮刑，毛澤東頗有些傷感，他半天無語，許久，才扼腕歎息道：“漢武帝7歲立為皇太子，16歲即位，在位54年，把漢朝推向全盛時期。可是就這麽一個還算有作為的皇帝，一旦臣子違逆他的意願，竟下如此毒手。”說到這兒，毛澤東連連搖頭，“和皇帝佬倌有什麽理好講？漢武帝沒有殺掉司馬遷，已算是手下留情，不過，施以宮刑，也實在是夠殘忍的了！”
師哲說：“司馬遷也確實稱得上一代人傑，身心蒙受了那麽大的屈辱，居然能潛心著書，寫出了‘無韻之《離騷》，千古之絕唱’的《史記》！”
對經典古籍爛熟於胸的毛澤東連連點頭，隨口背誦出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奮之所為作也。’在這裏，與其說司馬遷是在感歎厄運對人精神世界的砥礪，不如說是在抒發自己的一種情懷，一腔抱負！”
說著，毛澤東站起身，在車廂裏來回踱了兩步，又回身望望師哲說：“司馬遷‘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卻‘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所不辭’，是因為他內心的積鬱還沒有來得及宣泄，苦衷還沒有昭之於世人，滿腹文采還沒有來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寫著的著作能‘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通邑大都’。誠如是，則雖九死而心不悔，這願望確實是達到了。可以說，真正的信史自司馬遷始，‘史學之父’，他是當之無愧的！”
師哲說：“唐詩、晉字、漢文章。漢代的文章，因了司馬遷的《史記》，確實被推向了極致。”
毛澤東點點頭，重新坐回沙發上，輕輕在煙灰缸上彈掉煙灰，說：“有人說中國沒有鴻篇巨製的史詩，怎麽沒有？司馬遷的《史記》難道不是一部有著廣博學識、深刻目光、豐富體驗和雄偉氣魄的史詩！評論司馬遷，可以有不同的側麵，單以文章論，他也不朽了。”
1958年8月22日，毛澤東在批改陸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加寫的一段話中，特意把“司馬遷的頌揚反抗”，作為中國曆史上的“民主文學”的代表之一。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其中談道：
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麽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麽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毛澤東在講話中所引用的司馬遷的“這幾句話”，出自千古名文《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漢滎陽人。所以這封書信有的選本上題之曰《報任少卿書》。任安經大將軍衛青推薦，做到益州刺史、北軍使者護軍等職。因接受戾太子劉據的命令，起兵討漢武帝信任的江充，失敗後被判死刑。任安在獄中時致信司馬遷，希望他盡“推賢進士”的責任，出麵援救自己。司馬遷曾因為替敗降匈奴的李陵說話，遭受了殘酷的宮刑，對任安的要求十分為難，久未答複。在任安就要被處決時，便寫了這封信。信中，司馬遷述說了自己蒙受的奇恥大辱，傾吐了鬱積內心的痛苦和憤懣；同時引用了許多命運坎坷而德才傑出的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創作的事跡以自勵，決心忍辱負重，完成《史記》的著述。該文見《漢書·司馬遷傳》，《昭明文選》也有收錄。
太史公司馬遷在這封書信中一連舉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說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紂王時的西伯侯）曾被商紂王囚禁於羑裏，他在羑裏獄中將八卦重疊組合起來，變成六十四卦，這就是“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說的是孔子一生遊說無所立足，窮困中回到魯國，修刪魯國史書《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說的是屈原被楚懷王貶斥後，流放到漢北、江南，途中寫了傳世絕唱《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相傳魯國史官左丘明寫《國語》時，已經雙目失明。
“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說的是孫臏因受過臏刑（剜去膝蓋骨），在齊魏之戰中，與田忌用“圍魏救趙”之計，在馬陵道大敗魏軍，由此天下顯名，並著《孫臏兵法》傳世。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說的是秦國丞相呂不韋的故事。呂不韋曾廣招門客，作有《呂氏春秋》一書，其中有“八覽”，故又稱《呂覽》。史載秦王嬴政親政後，下令罷免呂不韋的丞相之職，並將其遷徙到蜀郡。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說的是韓非到秦國後，遭陷害下獄，又被毒酒所害，身後留有《韓非子》一書，《說難》《孤憤》是其中的兩篇。
對於《報任安書》這篇千古名文，毛澤東很早就讀過，幾乎是熟讀成誦。他1944年在發表的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中說：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這裏所引，便是《報任安書》中的話。
毛澤東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引用這篇文章，做了頗具新意的發揮。司馬遷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遭受種種磨難，創造了不朽的傳世之作，是用來說明自己遭受了宮刑這奇恥大辱後，仍隱忍苟活的原因，是為了寫《史記》。在毛澤東看來，司馬遷所說的這些人，“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做了錯誤處理的”。這樣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就有一個怎樣對待隨之而來的磨難的問題，如下降或調動工作。毛澤東認為，隻要正確對待，不消極沉淪，這種逆境恰恰可以鍛煉意誌，汲取許多新知識，所以“有很大益處”，還說自己就有這方麵的經驗。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蘇區時屢遭打擊的那段經曆。
毛澤東說這番話，除了表明他樂於在逆境中進取的個性特征外，在當時也有其具體的針對性。20世紀50年代後期，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等，確實“錯誤處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曾稱之為“出氣會”，也是意在糾正中央的一些錯誤做法，給一些曾經受過錯誤處理的幹部摘帽子，“平反”。
1975年，病中的毛澤東與護士孟錦雲談論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鑒》時曾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不得誌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嚐不是好事。”此語同《報任安書》裏所列舉的遭受磨難的曆史人物，因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而有所創造，其思路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