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員逄先知曾說：“毛澤東讀《二十四史》及其他文史典籍，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他是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特別是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解釋和評價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和曆史發展的過程的。第二他對曆史上愛國的、起過進步作用的人物，給予稱讚和肯定。第三他常常結合自己的革命經曆閱讀《二十四史》。毛澤東長期領導革命戰爭，有著豐富的戰略戰術思想。他在讀《二十四史》時，用自己的戰略戰術思想分析和評價古代戰爭，寫了一些很精當的批語。”
已故北京圖書館館長、研究員任繼愈說：“史學家讀史，有的著眼於史實考訂，有的著眼於微言大義，也有的借題發揮自己的心得。政治家讀史，則更著重於總結曆史經驗，評論古今得失，從中吸取教訓。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所做的圈點、批注，是20世紀中國共產黨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可貴記錄，充分表達了當代政治家評點古人是非得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毛澤東的曆史觀，寫在他的很多著作裏，不過有些是直接講，有些是間接講的。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評語，盡管分散，但從中體現的他的曆史觀的基本內容還是很鮮明的。
首先，毛澤東讀《二十四史》，始終堅持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曆代農民起義給予高度評價。
毛澤東一反許多古書中將曆代農民起義領袖稱為“賊”、“匪”、“盜”、“寇”等做法，給予他們以很高的曆史地位。他喜歡讀曆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他都反複閱讀。他認為在封建社會裏，隻有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毛澤東對農民戰爭推動曆史發展的論斷，是與他對《二十四史》的精細閱讀和分析分不開的。翻閱毛澤東圈畫的《二十四史》，人們會發現，舉凡有關農民運動的部分，都有毛澤東辛勤披覽和思索的痕跡，圈點勾畫，旁批眉注，備極細致。甚至起義軍作戰的路線，書中也有勾畫。在《舊唐書·黃巢傳》後，附有毛澤東親筆畫的黃巢行軍路線圖一張，可以見出他讀《黃巢傳》時的用心之深。毛澤東高度肯定農民起義戰爭的積極作用，說：陳勝、吳廣的功績甚至連封建統治階級也不能否認。司馬遷在《史記·陳涉世家》（陳勝，字涉）中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漢書·陳勝、項籍傳》裏也承認，“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同時毛澤東對於農民起義軍的失誤和領袖的錯處，也總是惋惜地標出或批注，如在《史記》和《漢書》的《陳勝傳》中寫他斬殺故舊的地方，毛澤東特地加了“可惜”、“不當如是”之類的批語。
其次，在研讀《二十四史》的過程中，毛澤東闡明的另一個重要命題是中華民族具有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堅固的凝聚力和優良傳統。
毛澤東在讓蘆荻讀《晉書》《南史》《北史》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的國家，是世界各國中統一曆史最長的大國。中間也有過幾次分裂，但總是短暫的。這說明，中國的各族人民，熱愛團結，維護統一，反對分裂。分裂不得人心。”他還說：“《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壽，就是傾向統一的，他的父親李大師也是搞曆史的，也是這種觀點。這父子倆的觀點，在李延壽所寫的《序傳》中說得十分明白。”毛澤東在李延壽寫的《序傳》中，畫了大量的圈和線，批注中有讚賞的語氣。
堅持統一還是搞分裂，是毛澤東評論曆史人物的一個重要標準。他認為秦始皇最大的功績就是既完成了統一，又實行郡縣製，為中國“長治久安”的統一局麵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在談《三國誌》的時候，他說：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後來形成三國，這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他那時打下的基礎。反之，對於破壞統一、搞分裂，毛澤東一概加以譴責和批評。對於士族門閥，毛澤東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對謝安，卻給以很高的評價，原因就在於謝安為維護東晉的統一局麵立了兩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揮了“淝水之戰”，以少勝多，打了個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溫，使其分裂的陰謀沒有得逞。毛澤東說：“桓溫是個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當皇帝。他帶兵北伐，不過是做樣子，搞資本，到了長安，不肯進去。苻堅的王猛很厲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圖。還是謝安有辦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沒得實現。謝安文韜武略，又機智又沉著，淝水之戰立了大功，拖住桓溫也立了大功，兩次大功是對維護統一的貢獻。”
毛澤東讀史時，對一些能處理好民族關係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說：“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係，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澤東欣賞的一個皇帝，他除了推許李世民的軍事才能外，還推許他的民族政策，認為唐代的繁榮富強和李世民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關係。他說，唐朝的名將中有不少是少數民族，並特別談到了文成公主與鬆讚幹布的婚事，說那時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鬆讚幹布是個很有遠見、很有作為的人物。
再次，毛澤東將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深刻地貫注在評讀《二十四史》的過程中。
毛澤東是精通唯物辯證法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在讀《二十四史》時，無論是批注圈畫，還是暢談小議，以至隻言片語的評論，都體現出了他對辯證法的靈活運用。對於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毛澤東從不給以簡單的論斷，而是謹慎地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出發，具體地加以剖析。譬如對於宋代的道學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學維護沒落的封建統治的反動本質，又沒把情況複雜的道學家簡單化。他對朱熹，一方麵指出他的虛偽，說他責打被壓迫的妓女，給妓女加上傷風敗俗的罪名，而自己卻又納妾；另一方麵又指出朱的學問淵博，是個大學者，而且還頗有開通的地方；一方麵指出罵曹操為“漢賊”的正統觀念始自朱熹的論著，另一方麵又說朱熹的《紫陽綱目》是應該一讀的著作，並手書了“紫陽綱目”和“道學三朱熹”（《朱熹傳》在《宋史·道學三》）。
對《二十四史》中隨處可見的那些含有樸素辯證法的警句名言，毛澤東是從不曾放過的。他或是加上連圈密點，或是摘錄在天頭，並銘記腦中。如“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張綱傳》），“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鄒陽傳》），“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不合則骨肉成仇敵”（同上），“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東方朔傳》），“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同上），“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皇甫嵩傳》，引《孫子兵法》。毛澤東引錄之後，又加了解釋：“正，原則性；奇，靈活性”），“天地之性人為貴”以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當時傳》）等。通檢《二十四史》全書，經毛澤東圈畫摘錄的這類至理名言，不可勝數。這些充滿辯證法思想的至理名言，也常常被毛澤東運用於喻事喻理的言談中。
最後，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重在吸取曆史經驗教訓，古為今用。
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座談時，指出要重視中國的文化傳統，不能將傳統丟掉，但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這就是他的“古為今用”思想。毛澤東一向將“古為今用”看做是研讀《二十四史》的指針。毛澤東常常舉曆史上的人和事來闡明現實中的道理，來警示現實中的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以曆代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闡明革命不能“沒有鞏固的根據地”；以李自成兵敗的教訓告誡黨內不要產生驕傲情緒；以《三國誌·郭嘉傳》中郭嘉的多謀善斷來要求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要多動腦筋，要在“謀”字上下工夫；讀《三國誌·呂蒙傳》，他要求公安幹警應成為能文能武的人；以《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傳》中兩人的直言敢諫要求在黨內要提倡正氣；《新五代史·王彥章傳》載王彥章戰敗被俘，為晉所殺，毛澤東的評語說，“殺降不可，殺俘尤不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時還有多處對戰爭情況、戰略戰術得失、指揮人員優劣等的評說，實際上是毛澤東講自己長期指揮戰爭的深刻認識，講自己的軍事思想和觀點。凡此種種，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引起“我黨幹部”的注意，從中獲得教益。
《二十四史》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通過研讀品評《二十四史》，毛澤東了解了中國的國情；通過研讀品評《二十四史》，毛澤東悟出了推動曆史發展的動力；通過研讀品評《二十四史》，毛澤東結識了曆史上許多叱吒風雲的英雄；通過研讀品評《二十四史》，毛澤東總結出了中國幾千年治亂興衰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