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著深厚的國學素養，這得益於他一生對中國曆史典籍的濃厚興趣。
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說：“古人講過：‘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就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於牛馬穿了衣裳一樣。什麽叫‘古’？‘古’就是‘曆史’，過去的都叫‘古’，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如今，這個中間過程就叫‘古’。‘今’就是現在。我們單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國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毛澤東認為研究中國曆史，“必須紮紮實實把《二十四史》學好”。
早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就讀過《二十四史》中諸如《史記》等部分專史，但係統地通讀則是從1952年開始。毛澤東經常閱讀並做了大量圈畫和批注的《二十四史》是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線裝本，是1952年添置的。
蘆荻，1931年出生於遼陽的書香門第，曾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從1954年起，於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文革”期間調往北京大學中文係。1975年年初，毛澤東因患眼疾而無法讀書，蘆荻被選入中南海，為毛澤東侍讀古籍。
因此機緣，蘆荻有幸多次聆聽毛澤東暢論曆史，講讀詩文，受益匪淺。蘆荻又因給毛澤東整理書籍，得以閱讀了經他圈畫批注的武英殿大字本《二十四史》和其他書籍。十分可惜，當時，他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經丟失兩部。經中辦領導批準，蘆荻和中辦秘書處的胡永應特地跑到琉璃廠中國書店買了兩部，補齊了這部巨著。
展閱毛澤東讀過的《二十四史》，蘆荻深為他在史海中辛勤耕耘的精神所感動。書中有些扉頁已經磨損，從《史記》到《明史》，繁圈密點，畫線加批，比比皆是，顏色有紅有藍，有鉛有墨，新跡舊痕，判然可別。可以想見毛澤東在20多年中三複四溫、經常在手的情形。
從圈畫批注的情形看，毛澤東不僅認真細致地通讀了這部4000萬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書第一卷的封麵上，都清楚地標寫出卷、冊的數目和分類，甚至某些傳記所在的冊數和卷數，也都一一標明。例如，在《遼史》的封麵上，他除了列出“本紀三十、誌三十二、表八、列傳四十五，總計為一百一十五卷”的總目外，還寫有下麵一段話：
《遼史》總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紀、誌、表、列傳，分數總合為一百一十四卷，錯在誌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條例不合，按其他各項體例，則應為十七、十八，應加以改正。類推，則誌當為三十二卷。
從這條按語看，毛澤東不僅在讀該書時一一標出了目錄，而且還做過仔細的核查。
《二十四史》是一部經傳體的史書，由《史記》《漢書（前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部史書組成。其內容包括了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到明朝崇禎十七年，長達4000年的曆史。全書共有3200多卷，800多冊，4000餘萬字。成書時間從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時開始到清乾隆時代止，長達1900多年，是一部史料極其豐富的曆史巨著。
據逄先知回憶：《二十四史》中，毛澤東“閱讀次數較多的是《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舊唐書》《新唐書》《明史》，其中《舊唐書》《新唐書》《晉書》《明史》看的遍數更多，有的至少看過五遍以上，還特別喜讀‘紀’‘傳’部分”。“為了便於閱讀查找，他在一些列傳、本紀的封麵上，用蒼勁的筆跡標出傳記的人名；絕大多數書中，他都做了圈點、斷句；有的封麵和天頭上畫著兩三個圓圈的標記，《舊唐書》《新唐書》從頭到尾都有圈點勾畫，有的地方，他還細心地改正了錯字。”
1982年由中宣部借調到中南海毛澤東圖書管理小組工作的張貽玖後來說：“對於這部《二十四史》，毛澤東從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生命曆程結束時，無論在京還是外出，無論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當多的時間，鍥而不舍地攻讀不輟，幾乎全都通讀了一遍，重點史冊、篇章還兩遍、三遍、四遍地讀。”
《二十四史》裏，除了《史記》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質外，其他諸史均為官方組織或授意編撰的斷代史。諸史書有優勝之處，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不足之處。毛澤東怎麽看待這部史書呢？
據蘆荻在《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一文中回憶，晚年毛澤東曾說：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麽來了解曆史呢？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證實的信條，那就是曆史唯心論了。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
“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書裏都有。像《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裏，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麵常有雲氣。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而每一部史書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係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如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後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陳橋驛，竟發動兵變，篡奪了周的政權。《舊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卻說他“黃袍加身”，是受將士們“擐甲將刃”、“擁迫南行”被迫的結果，並把這次政變解釋成是“知其數而順乎人”的正義行為。同時，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於是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檜主和投降，實際上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起決定作用的是幕後的宋高宗趙構。這在《宋史·奸臣傳》的《秦檜傳》裏，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隻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曆史的。”
毛澤東這段談話，道出了《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而推動曆史進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眾則很少反映或被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實，因此說“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為真；同時告誡我們，要想了解曆史，就必須好好去讀它，隻要用正確的態度分析批判並加以識別，就能“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他舉了正反兩麵的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實際上講的正是他自己讀史書的方法和角度。
基於這樣的觀點，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有個突出的特點：他不僅認真地讀那些所謂“正麵”的材料，同時也認真地讀那些“反麵”的材料。在《二十四史》中，舉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傳記，像《新唐書》《舊唐書》裏的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的傳，《宋史》裏的《奸臣傳》（秦檜、蔡京），《明史》裏的《奸臣傳》（胡惟庸、嚴嵩）等，他都在封麵上專門標出卷、冊、姓名，有的還在名字前麵畫了圈。他說，一要看看他們的奸法和壞法，二要和其他傳記參照看，弄清楚每項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責任和次要的責任，不能隻信一麵之詞。
毛澤東不僅在讀《二十四史》時，“正”“反”不遺，參詳互見，而且還閱讀大量的其他史籍，包括曆史演義、筆記小說等，以充溢史聞，廣馳視野，力求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剖析史實，評論人物。毛澤東認為，有些稗野史由於不是官修的，有時倒會寫出點實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讀，《資治通鑒》要讀，稗野史、筆記小說也要讀。他還說，曆史書籍要多讀，多讀一本，就多了一份調查研究。讀得多了，又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進行判斷和評論，就較少失誤，這是辯證法，也是把被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的重要的條件。
毛澤東對《二十四史》還做過如下具有代表性的評議：
像《史記》這樣的著作和後來人對它的注釋，都很嚴格、準確。
《後漢書》寫得不壞，許多篇章，勝於《前漢書》。
西漢高、文、景、武、昭等讀起來較有興味，東漢兩頭均無意思，隻有光武可以讀。
顏師古注《前漢書》，李賢注《後漢書》，裴鬆之注《三國誌》，就是盡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複複。特別是顏師古，他剛才講這個字或者這一句是什麽意思，下一篇沒有隔好遠，他又重複，然後又重複，甚至重複那麽好幾遍。
李賢賢於顏師古遠甚，確然無疑。裴鬆之注三國，有極大好處，有些近於李賢，而長篇大論，搜集大量曆史資料，使讀者感到愛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此之謂歟？譬如積薪，後來居上。章太炎說，讀三國要讀裴鬆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舊唐書》比《新唐書》寫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壽有傾向統一的思想，比《舊唐書》更好些。……
為了讀《二十四史》時查找古地名方便，毛澤東在1954年還提出編輯一本《中國曆史地圖集》。
毛澤東非常重視《二十四史》的標點出版工作。全國解放不久，他就提出要組織史學家為《二十四史》加標點符號。首先指定標點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誌》。1959年後，齊燕銘、範文瀾等曆史學家建議將其餘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澤東深表讚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集中全國專家學者的力量，對這“二十五史”加以標點、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曆史研究工作。
毛澤東有句話：“讀史的人決不是守舊的人。”的確，他讀史書是為了了解中國的昨天，以有利於建設中國的今天。毛澤東重視學習和研究曆史，但決不是要人們食古不化，回到曆史的後院；而是要人們批判地繼承和發揚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為革命鬥爭服務，使人們從曆史的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前進。”
和其同時代的領袖人物相比，毛澤東可謂讀史最認真、曆史知識最豐富的一代偉人。在共產黨內，大家都承認毛澤東是最懂得中國曆史的領袖。周恩來建國初在共青團會議上介紹毛澤東時這樣說過，第三國際派來的李德也承認這一點，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與彭德懷交談時，彭德懷說：“在黨內真正懂得中國曆史的還隻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鄧小平疏散到江西時，他就帶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這大概也是受毛澤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