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最喜歡讀人物傳記，而在人物傳記中又特別留意包括“上書”在內的可靠文獻，並給予獨到的評說。
在中國封建時代，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書言事”。早在秦漢時代，“上書”中便出現了許多奇文，此後曆朝曆代皆有佳作。
毛澤東對曆代“上書”的作用及特點很感興趣。他認為研讀古代好的“上書”，從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曆史經驗，達到資政育人、古為今用的目的。在讀《二十四史》的過程中，毛澤東對其中若幹篇有代表性的“上書”，如李斯上秦王的《諫逐客書》、賈誼上漢文帝的《治安策》、馬周上唐太宗書、朱敬則上武則天書、姚崇上唐玄宗書等反複閱讀，在濃圈密畫或與人交談中，發表了不少新穎獨到的品評文字。
“有很大的說服力”——毛澤東讀李斯《諫逐客書》
毛澤東於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談到《諫逐客書》這篇文章。他說：“李斯的《諫逐客書》，有很大的說服力。那時候各國內部的關係，看起來是領主和農奴的關係，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戰車、武士。”
李斯（？—前208）是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入秦之前，是荀子的學生。學成後，他征求了老師的意見，選擇了入秦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道路。他抵達秦國的時間，是公元前247年莊襄王剛去世、太子政（後來的秦始皇）剛即位的時候。秦王嬴政時年僅13歲，他尊呂不韋為相。呂不韋招致賓客，就將新來的李斯納為舍人。這為李斯得以接近秦王創造了機會。李斯向秦王所獻之計為：“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這正是秦王要實現的目標。秦王先後拜李斯為長史、客卿，聽從並采納他的建議，對他很信任。
據《史記》記載：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與秦接壤的東鄰韓國派了一名說客，是位水利專家，名叫鄭國，來到秦國，竭力建議在關中修一條長達300裏的灌溉渠（這條渠後來修成後，稱為“鄭國渠”，也叫“鄭渠”）。
這似乎是為秦國著想的，但其本意是想讓秦國把人力、物力投入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國，無力出兵東伐，所以根本上是替韓國著想的。
不久，這件事的內幕被捅了出來，秦國的宗室大臣們借此大做文章，紛紛向秦王反映說，其他諸侯國的人來秦做事，統統有各為其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壞東西，應該把他們一個不留地驅逐出去。一時“排外”的言行形成一股勢頭，秦王於是也下了“逐客令”。
李斯是楚國人，當然也在被逐之列。他的《諫逐客書》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寫的。
李斯的上書，開頭回顧了春秋戰國以來秦國曆史上四個輝煌的時期：穆公用了百裏奚等人，稱霸西戎；秦孝公用了商鞅，變法殷富；秦惠文王用了張儀，擴大版圖；秦昭王用了範雎，奠定帝業。這些智謀之士都不是秦人，而是客卿，他們於秦是有功的。
接著，李斯又以帝王所好的珍寶美女來自四方所獻，不過隻在於“快意當前”而已，秦的目標應該是“跨海內，製諸侯”，沒有“術”怎麽能成？沒有人怎麽能成？如果“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那就等於是損害自己、資助敵國的愚蠢舉動，“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出發點是為秦國考慮的，就事論理，頗有氣勢，竟說服了秦王，撤除了已經頒發的“逐客令”。所以毛澤東讚賞這篇文章“有很大的說服力”。
毛澤東在評價此文之後，為什麽又接著談到“各國內部的關係”這一層意思上呢？因為當時毛澤東正在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容易聯想到這方麵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史記》本傳在引了《諫逐客書》之後，介紹了秦王重用李斯，廢分封，設郡縣，完成了政治體製的改革，終於實現了“並天下”的目標，統一了全國。
李斯是毛澤東比較欣賞的曆史人物，他不僅協助秦王嬴政統一了天下，還建議焚書，統一文字，企圖從思想領域保證秦帝國的長治久安。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實行的一係列政策，大多出自李斯的主意。李斯不但是策劃者，而且也是執行者。他從老師荀子那裏學到的本事，全都運用到輔助秦始皇的實踐當中去了。秦始皇沒有李斯，能否最終統一全國，尚不能論定。李斯之功莫大焉！
正因如此，毛澤東於1964年8月30日談話中說：“李斯是擁護秦始皇的，思想上屬於荀子一派，主張法後王。”
不久，毛澤東還談到過這樣的意思：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顯然，毛澤東認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這種劃分的依據在於，是“取法先王”還是“取法後王”，也就是說，是遵守祖宗成法還是創新變法。因為荀子的學說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實踐上又體現了法家的精神，是“主張法後王”的，是“擁護秦始皇”統一事業的，幹了一番前人沒有幹過的大事業，所以毛澤東要讚賞李斯和他的老師荀子。在毛澤東看來，“敢”字當頭，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業，就是進步的；曆史人物凡是這樣做的，就應當大加肯定。
“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毛澤東評賈誼《治安策》
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寫信給他的秘書田家英，建議他：如有時間，可一讀班固的《賈誼傳》。可略去《吊屈》《鳥》二賦不閱。
賈誼文章大半亡失，隻存見於《史記》的二賦二文，班書略去其《過秦論》，存二賦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
據《史記》和《漢書》記載，賈誼是西漢人，18歲時“以能誦詩屬書”聞名於世。漢文帝時，被召為博士，每次皇帝詔下讓議論的問題，許多年長博士說不清楚的地方，年僅二十餘歲的賈誼對答如流，才華出眾。不到一年，漢文帝越級擢升他為太中大夫。
賈誼在政治上主張改革，提出改訂曆法、修正律令、製定製度等一係列重要建議和措施，遭到朝廷保守派權貴們的忌妒和毀謗，被貶為長沙王太傅。三四年後，文帝召他回來，任文帝小兒子梁懷王太傅。賈誼雖經曆了被貶黜的磨難，但他憂國憂民之心仍然很殷切，向文帝上了《治安策》，即毛澤東所說“南放歸來著此”。
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提到年輕有為的曆史人物時，常常會以賈誼為例，說他在曆史學和政治學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是古時的秦漢史專家，“英俊天才”。對賈誼33歲由於梁王墜馬，自責“為傅無狀”鬱鬱死去，毛澤東深表惋惜，曾賦詩感歎道：“梁王墜馬尋常事，何必哀傷付一生。”
《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顧名思義，它是賈誼為了漢帝國的長治久安提出的政治策略。
從漢高祖到漢文帝，西漢王朝經過將近40年的統治，經濟有了很大的恢複和發展，政治比較穩定，表麵看是一片清平盛世。但是，目光如炬的賈誼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實際上潛伏的種種危機。他在《治安策》中開宗明義地說：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
字裏行間，流露出他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切憂慮。
賈誼對當朝權貴一味強調“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說法和做法，輕蔑地批評為“非愚則諛”；說自己“陳治安之策”的動機，是因為他認為“方今之勢”，無異於“抱火厝（音cuò）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
在《治安策》中，賈誼為之痛哭的是：諸侯王各據一方，相繼發生淮南（淮南王劉長，是漢文帝的弟弟）、濟北（濟北王劉興居，是漢文帝的侄子）之亂，企圖奪取中央政權。賈誼從前朝曆史和設置諸侯的沿革，分析了諸侯叛變的根源，建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諸侯領地，削弱諸侯權力。因為諸侯“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便於統治。
在《治安策》中，賈誼為之流涕的兩件事是：其一，匈奴侵擾，雖封爵、和親、饋贈金帛財物都不能緩和矛盾，邊界長期處於戰備狀態，而皇帝未予重視和解決；其二，皇帝軟弱，對邊界問題不敢碰硬，本來“德可遠施，威可遠加”，卻搞得數百裏外，匈奴肆虐，“威令不信”。因此，他建議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控製，嚴懲裏通少數民族的官員。
在《治安策》中，賈誼為之長歎息的事是：其一，世風日趨侈靡，“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人民貧困，潛伏著不安定因素。其二，秦朝“遺禮義，棄仁恩”，風氣敗壞，導致其加速滅亡。漢朝取得政權後，秦的“遺風餘俗，猶尚未改”，而“若夫經製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其三，對教育太子和為君之道未予重視。賈誼建議製定禮儀、綱紀、法度，使上下有所遵循。
賈誼在《治安策》中為之長歎息者本為六項，班固的《漢書》僅擇其要保存了三項，其餘內容已渺不可查。
《治安策》是賈誼深刻觀察和分析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有的放矢地提出來的。它從曆史到現實舉出種種事例進行了分析，說理層層深入，有理有據，有很強的說服力。全篇文筆犀利，感情真摯。因此，毛澤東稱讚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
毛澤東評論《治安策》中“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是指賈誼主張對太子的教育，應選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與太子做伴，使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見惡行”。這樣，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會變壞。這種把太子放進“玻璃罩”裏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喪失“免疫力”，很難達到賈誼所理想的教育效果。
而毛澤東一貫主張，年青一代要成長為革命的接班人，就必須投身到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去，在大風大浪中經受鍛煉和考驗。毛澤東認為：“有比較才能鑒別。有鑒別，有鬥爭，才能發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鬥爭中間發展起來的。”“我們要提倡正確的東西，反對錯誤的東西，但是不要害怕人們接觸錯誤的東西。單靠行政命令的辦法，禁止人接觸不正常的現象，禁止人接觸醜惡的現象，禁止人接觸錯誤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毛澤東是以自己的這種思想觀點，來衡量賈誼“論太子一節”的，所以說它“近於迂腐”。
賈誼在《治安策》中所闡述的政治主張，未引起西漢統治階級的重視，致使他壯誌未酬身先死，成為千古遺恨。
“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毛澤東品馬周上唐太宗書
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的過程中，重點地仔細閱讀了《舊唐書》和《新唐書》中的《馬周傳》，對馬周的多份“上書”都很留意，尤其對《新唐書》所載馬周在貞觀十一年（637年）的一封“上書”密加圈點，並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
毛澤東對馬周這位出身寒微，但卻才識超群、深得唐太宗賞識的人物情有獨鍾。
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東茌平）人，從小孤貧好學，尤其精通《詩經》《春秋》。他早年落泊，西遊長安，做了中郎將常何的門客。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書言得失”。常何是一介武夫，不通經史，但又任務在身，無奈之下，隻好請馬周代筆。馬周條陳二十餘事，件件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為憑常何的才具是寫不出這樣的“上書”的。
唐太宗谘問起這件事時，誠實的常何坦陳非其所能，全由門客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見馬周，“及謁見，與語甚悅”，大有相見恨晚之感，當即決定其在門下省當值。馬周從此平步青雲，很快躋身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常何因為發現人才，唐太宗賜帛三百匹以示獎勵。
馬周曆任監察禦史、侍禦史、朝散大夫、中書令、諫議大夫、吏部尚書等職，另兼任太子老師，可謂榮寵備至。
被毛澤東譽為“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的馬周的那封上書，直陳己見，不事虛飾，其主要觀點有：
其一，勸諫唐太宗“節儉於身，恩加於人”，為子孫立久遠之基。馬周以史為鑒，認為夏、商及兩漢分別延續數百年，皆因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而從魏晉到隋代，都不過幾十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馬周舉例說，如果沒有“文景之治”的儉樸之風，假若窮奢極欲的漢武帝在劉邦之後便即位，則“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毛澤東在“節儉於身，恩加於人”處逐字加了套圈，天頭上還連畫了三個大圈，以示此八字為其中要旨。在強調曆史經驗之後，馬周直陳時弊，指出當時“徭役相望，兄去弟還”，“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與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並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有感於民間之怨苦與京師之奢侈，馬周語重心長地說：“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毛澤東在“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處，字字加了旁圈。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澤東密加圈點，可謂神交古人，感慨係之。
其二，勸告唐太宗在百姓有餘力的情況下再行貯積，不可橫征暴斂。馬周說：“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這種百姓苦樂決定國家興亡的觀點，一生主張“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是很讚同的，所以他在此處天頭上畫了三個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馬周認為，一個國家，當然要有貯積，但這種貯積要與民力相稱。在民困未蘇的時候，橫征暴斂，隻可能資寇。他以隋朝為例，隋朝建洛口倉，又在東都洛陽積布帛，結果大亂一來，前者為李密所有，後者為王世充所據。馬周還強調，民眾勞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災邊患，則最容易出現狡獪強梁。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寢所能應付得了的。毛澤東在“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處逐字加了圈畫，深表讚同。
其三，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的教訓，不可對諸王“溺於私愛”，樹置失所，而要預為節製。馬周說，皇帝之子不愁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如果對之寵遇太厚，一方麵會導致他們恃恩驕奢，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麵也會引起皇位繼承者的忌恨。馬周以曹操寵愛曹植，結果曹丕繼位後迫害曹植為例，得出“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的論斷。毛澤東對這句話加了旁圈。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毛澤東在天頭上連畫三個圈，以示切要。
其四，建議唐太宗重視刺史、縣令等臨民之官的選拔，加強基層政權建設。馬周說：“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澤東在“必也使百姓安樂”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畫。馬周筆鋒直指時弊，認為朝廷獨重內官，而對刺史、縣令等直接臨民之官的選拔頗為草率，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因為任京官不稱職而外放做刺史、縣令。至於邊遠地區，刺史、縣令的任用更是隨意而為，真正“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這種重視基層政權建設的觀點，非常符合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馬周的“上書”切中要害，言之有物，於平實中見至理，於質樸中顯真情。唐太宗閱後“稱善久之”，毛澤東讀後讚賞其為“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並進一步發揮說：“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
對於馬周的這封“上書”，毛澤東在極其讚賞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書”中說：“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毛澤東認為此種說法“不確，比於隋時，大約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銳減，但不至於減少到馬周所說的十分之一，可見毛澤東讀史時極善獨立思考。
唐太宗評價馬周說“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自己對馬周“暫不見輒思之”。馬周晚年患病，唐太宗“躬為調藥”，傳為千古佳話。《新唐書》的主修者歐陽修在《馬周傳》後附一讚語，感歎“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唐太宗“銳於立事”，而馬周建言“皆切一時，以明佐聖”，君臣之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說馬周之才畢竟不及輔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說以及幫助周武王滅紂的呂望（薑子牙），所以後世對馬周的事跡敘述不多。毛澤東不同意此種說法，批道：“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才德，迥乎遠矣。”此評可謂“一家之言”，從中也可看出毛澤東對馬周這類人物的偏愛。毛澤東曆來認為“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幹的”，原因在於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幹”。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為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又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所以他格外欣賞。
馬周早年嗜酒傷身，隻活了48歲。毛澤東在《新唐書·馬周傳》中就此批注了八個字：“飲酒過量，使不永年。”表達了一種深深的惋惜之情。
“朱敬則政治家、曆史家”——毛澤東讀朱敬則上武則天書
在讀《舊唐書·朱敬則傳》時，毛澤東於開篇的天頭上批注：“朱敬則政治家、曆史家，年七十五。”
朱敬則（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門望族，“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他曾受到過唐高宗李治的召見和賞識，但因被人讒毀而未得到擢用。武則天臨朝稱製後，朱敬則先後擔任正諫大夫、冬官侍郎等職務，並監修國史。
一代女皇武則天執政之初，頗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內心懼惶，為鞏固政權，命人於朝堂安置銅匭，廣開告密之門。同時任用來俊臣、索元禮、周興等酷吏羅織罪名，殘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嚴重的恐怖氣氛。有鑒於此，朱敬則上書武則天，提出“絕告密羅織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轍，“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開創禮樂教化的新氣象。
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朱敬則傳》時，對於朱敬則上武則天的奏疏，濃圈密畫，處處流露出讚賞之情。
朱敬則援引秦、漢之得失，說明在政策上“因時權變”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國在李斯當政時期推行法家理論，致力於富國強兵，以至屠滅諸侯，統一宇內，在當時是必要的，亦是有效的。然而，這畢竟屬於“救弊之術”，不可行之於久遠。秦國卻不改故轍，“**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與之比較，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便聽從叔孫通、陸賈等儒生的建議，“開王道，謀帝圖”，從而奠定了西漢200多年的基業，此為“知變之善也”。據此，朱敬則建議武則天“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改法製，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之澤……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對於這些話，毛澤東均加了圈畫，並由此聯想到西漢賈誼所寫的《過秦論》，批注道：“賈誼雲：‘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在毛澤東看來，朱敬則的主張與賈誼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朱敬則的上書還非常講究方式、方法與策略，充分考慮到了武則天的接受心理，體現了“顧全大局”、巧妙進諫的藝術。朱敬則未必完全讚同武則天掌權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書中卻說當時置銅匭、開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武則天“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術”，在這番鋪墊後，朱敬則方才話鋒一轉：“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芻狗”乃無用之物，現今應該棄舊更新，轉而實行寬恤之政。朱敬則以古論今，巧妙進諫，無怪乎武則天閱後“甚善之”。
武則天個性極強，她所尊重的大臣隻有狄仁傑等很少一些人，因此向她進諫並非易事。毛澤東說朱敬則是政治家，應當包括他懂得進諫策略這一層意思在內。因為毛澤東在讀《明史》時曾說過：“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自己被消滅，當時落得皇帝不喜歡。”言下之意，進諫者選取適當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於事與願違。
朱敬則為官清正，珍惜賢才。當時的禦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遭人誣陷，行將處死，“諸宰相無敢言者”，唯有朱敬則上書武則天，為這兩人申冤鳴屈，說他們“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元忠、張說終至免於一死，有賴於朱敬則的鼎力相助。武則天寵幸的張易之等奸臣媚權事貴，為武三思、蘇味道等十八人繪《高士圖》，想引誘朱敬則參與其事。但朱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若此”。公元706年，朱敬則受貶歸鄉，行李中“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侄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毛澤東對這些傳文都逐一加了旁圈，其敬重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毛澤東評姚崇上唐玄宗書
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時，對《舊唐書》《新唐書》中的《姚崇傳》都讀得十分仔細，在《新唐書·姚崇傳》開篇的天頭上批注曰：“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
姚崇（650—721），陝州硤石（今河南陝縣）人。其父姚善意在貞觀年間曾擔任過都督一類的職務。姚崇早年應“下筆成章”舉，文名遠播，並五遷至夏官郎中。姚崇曆事則天、中宗、睿宗、玄宗等皇帝，堪稱“四朝元老”。到唐玄宗李隆基當政時，其功業達到鼎盛，成為開創“開元盛世”的一代名相。
開元初年，唐玄宗務修德政，勵精圖治，準備任命姚崇為宰相。姚崇抓住皇帝銳於成事的心理，上書提出十條意見，以皇帝能否接受作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職的條件。這十條意見是：
一、武後當政以來以峻法繩下，陛下能否做到“政先仁恕”？
二、朝廷與吐蕃作戰，兵敗青海，至今仍未有悔意，陛下能否做到“不幸邊功”？
三、近來佞人觸犯法網，皆以受寵得解，陛下能否做到“法行自近”，無論親疏遠近，一視同仁？
四、武後、韋後時期宦官幹政，“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
五、宗室貴戚、公卿方鎮等紛紛納貢於上，陛下能否做到除“租賦外一絕之”？
六、外戚曾長期把持朝政，班序蕪雜，以後能“戚屬不任台省”否？
七、先皇帝侮辱大臣，有失君臣之禮，陛下能對臣下“接之以禮”乎？
八、燕欽融、韋月將等大臣以忠被罪，從此以後諍臣沮喪，陛下能讓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乎？
九、武後、中宗先後造福先寺、玉真觀等，費資巨萬，陛下能做到杜絕“營造”否？
十、西漢因為呂祿、王莽、閻顯、梁冀等外戚權臣亂天下，“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
李隆基讀了這份上書後說：“朕能行之。”於是，姚崇欣然赴命，出任宰相。
姚崇所提上述十條意見，總結了自唐初以來幾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見相當尖銳。所以毛澤東稱姚崇為“大政治家”，並在旁批中讚揚道：“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