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眼裏“搞得比較好”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原名重八，後取名朱國瑞，元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十八（1328年10月21日）丁未時，出生於濠州（今安徽省鳳陽縣東）鍾離太平鄉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
朱重八自幼貧寒，父母兄長均死於瘟疫，孤苦無依，入皇覺寺（位於鳳陽城西門外）為小沙彌，兼任清潔工、倉庫保管員、添油工。入寺不到兩個月，因荒年寺租難收，寺主封倉遣散眾僧，朱重八隻得離鄉為遊方僧。後於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覺寺。因其友湯和的一封信，參加了反元起義軍，改名“朱元璋”意為誅（朱）滅元朝的璋（璋，一種武器）。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暴政。
朱元璋在郭子興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因此郭子興便把養女馬氏嫁與了他，軍中稱之為“朱公子”。郭子興死後，朱元璋統率郭部，任小明王韓林兒的左副元帥。接著以戰功連續升遷，至正十六年（1356年）諸將奉朱元璋為吳國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吳王位。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餘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
朱元璋是繼劉邦之後又一個出身微細、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劉邦、成吉思汗一樣，都屬於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老粗”，卻創造了許多“秀才”（知識分子）望塵莫及的偉大功業。《明史》讚譽朱元璋“當其肇造之初，能沉幾觀變，次第經略，綽有成算”，實非虛詞。
毛澤東對朱元璋卓越的軍事才能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曾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李世民創造了許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最符合毛澤東的軍事思維；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緊隨李世民之後排名第二，是因為他的軍事謀略也深得毛澤東的讚許。比如，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麵對兩股勢力：一是陳友諒，一是張士誠。本來張士誠尤為逼近朱元璋的地盤，所以有人建議他先打張士誠。但朱元璋經過分析對比，卻先置張士誠於不顧，而首先解決陳友諒。其理由是陳友諒素性驕傲，而張士誠器量狹小，兩相比較，“誌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果然，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時，張士誠徘徊觀望，“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陳友諒既滅，張士誠頓成累卵，不久便為朱元璋擊滅。朱元璋後來回憶說，如果先打張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
在北伐中原的過程中，朱元璋以其雄才大略、遠見卓識對北伐又做出了精心部署，提出先取山東，撤除元朝的屏障；進兵河南，切斷它的羽翼；奪取潼關，占據它的門檻；然後進兵大都，這時元朝勢孤援絕，不戰而取之；再派兵西進，山西、陝北、關中、甘肅可以席卷而下。這就是他的“次第經略”的戰略思想。
毛澤東吸納並綜合了李世民“以弱勝強”、朱元璋“次第經略”的思想，形成“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原則。朱元璋的成功經驗，讓毛澤東領略到在不同戰略階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的“不要四麵出擊”、“不打無把握之仗”等戰略思想，顯然有著深厚的曆史淵源。
朱元璋打天下時十分注重知識分子的作用，善於將知識分子的謀略、智慧為己所用。劉伯溫、宋濂、朱升、章溢、葉琛等一批飽學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圍以備顧問，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極一時之盛，共襄盛舉，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內的宏圖。毛澤東更是這樣，他在延安時期撰寫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等重要文章，其著眼點也是文武並重。
1948年11月，明史專家吳晗輾轉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將他在當年8月份寫完準備再版的《朱元璋傳》的修改稿，送請毛澤東閱正。正在指揮解放戰爭的毛澤東於百忙之中擠出時間仔細閱讀了書稿，還約請吳晗深談了兩次。隔了幾天，毛澤東在退還《朱元璋傳》原稿時，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信。信中說：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功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麵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麵加力用一番工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對吳晗苦心為朱元璋立傳稱道有加，但又指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顯然，毛澤東和吳晗在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上，存在一定差異。在毛澤東眼中，唯物史觀亦可稱作“奴隸史觀”，是底層人民在創造曆史，曆史上的農民起義都程度不同地推動了曆史的進步。朱元璋作為農民起義的首領，更是如此。而吳晗的《朱元璋傳》卻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顯然沒有貫徹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1954年開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寫了《朱元璋傳》。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再次呈送毛澤東請求指正。毛澤東又認真通讀了一遍，在書中多處用鉛筆畫了直線、曲線等符號和著重號。如今在中南海毛澤東故居書房裏，還保存著這本吳晗寫有“送毛主席，請予指正”的上、下兩冊十六開油印書稿。
毛澤東對吳晗的修改表示滿意，同時指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麽壞（指朱元璋的晚年）。”1964年，吳晗根據征集來的各方意見，利用病休時間再一次對書稿做了修改，並於1965年正式出版。
朱元璋晚年以猛治國，用嚴刑峻法懲治貪汙，澄清吏治，結果倒使人人自危。但比起那些窮奢極欲、風流成性的皇帝來，朱元璋還算儉約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錯殺了許多人，這一點特別為後來人所詬病。毛澤東並不是認為朱元璋沒有過錯，隻是認為對朱元璋這位農民起義的領袖應采取基本肯定的態度，“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麽壞”。
毛澤東對朱元璋的經曆研究得相當仔細，甚至一些具體的曆史環節也不放過。比如，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朱元璋在即吳王位後親自率兵征伐武昌，一舉**平漢、沔、荊、嶽等地區。毛澤東讀到《明史》涉及此事的記載時，批注道：“不令諸子孫統兵作戰，失策。”在他看來，朱元璋應該讓諸子孫在血雨腥風中經受磨煉，不能讓他們坐享其成。
1953年2月，毛澤東與陳毅同遊南京紫金山，共發思古之幽情。陳毅興致勃勃地講了當地關於朱元璋的一些傳說故事。毛澤東接著說：“朱洪武是個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個謀士叫朱升，很有見識。朱洪武聽了朱升的話‘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最後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提出過“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以及“備戰、備荒、為人民”兩個基本口號，顯然是從朱元璋的策略中得到啟發，並予以發展和超越。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標早逝，朱元璋死後即由長孫朱允炆繼位，這就是建文帝。朱允炆采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等的建議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的覆轍。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處危殆，於是以“靖難”、“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隨後即皇帝位，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所謂“奸臣”，並滅其族。
毛澤東在讀清人穀應泰所撰《明史紀事本末》時，仔細揣摩了朱棣造反奪取皇位的過程，並多有評論。
朱棣在與南京對峙的過程中出生入死，打過許多漂亮的勝仗。特別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溝河戰役，朱棣將李景隆等率領的勤王之師打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但在隨後的東昌戰役中，朱棣驕傲輕敵，結果被盛庸等擊敗，被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當時朱棣身處重圍，左衝右突，奮力死戰，才得以逃脫。
毛澤東在對比了兩次戰役之後評論道：“白溝河大勝之後，宜有此敗。”這就是說，朱棣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注定會有閃失。這與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軍事將領不要“犯大勝之後驕傲的錯誤”的思想是一致的。
朱棣後來重整旗鼓，千裏奔襲，竟然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營，許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為所動，口口聲聲要捉拿“奸臣”，顯出咄咄逼人的架勢。毛澤東讀至此寫道：“始終以索戰犯為詞，使南京無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將矛盾尖銳化，以遂其奪取天下之誌。
朱棣兵臨南京城下，實際上是孤軍深入，帶有相當的冒險性。這時如果朱允炆棄城而走，作戰略轉移，不見得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可是方孝孺等人竟無半策以匡時艱，“唯剩一死報君王”。方孝孺以名節自勵，一心想以死留名千載，實際上形同愚人。朱棣令其起草即位詔不果，威脅道：“你不怕滅了你的九族嗎？”哪知方孝孺說：“滅十族又何妨！”結果陪方孝孺去死的親戚、學生竟達八百多人！
毛澤東對這位智謀不足、迂腐呆滯的書生沒有什麽好印象。據陳伯達回憶，他有次向毛澤東推薦方孝孺寫的《深慮論》，毛澤東不屑地說：“他自己的命運怎麽樣？他自己的命運都慮不到，還談什麽深慮？”
朱棣登上皇位後不久遷都北京，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業。明成祖屢次北征，在其統治下，幅員之廣超越漢唐，受朝命而入貢者幾達30國，可謂武功赫赫，威震殊俗。其雄武之略不減其父朱元璋，所以毛澤東稱讚朱元璋、朱棣父子“搞得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