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逄先知回憶：4000萬字左右的《二十四史》毛澤東是通讀了的，有些部分不止讀過一遍。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還經常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人閱讀。毛澤東將史書篇章推薦給黨的高級幹部，顯然是為了引起他們以史為鑒，汲取經驗教訓，增長智慧和才幹。這也是毛澤東常用的一種獨特的教育下屬的方法。
毛澤東向高級幹部推薦《漢書·霍光傳》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曾向黨的高級幹部推薦過幾本書，古今中外都有，其中便有《漢書·霍光傳》。
霍光（？—前68），字子孟，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驃騎將軍霍去病之同父異母弟。十餘歲隨霍去病入京為郎，遷為侍中。霍去病死後，霍光為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深為漢武帝所親信。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漢武帝意欲以趙婕妤所生之子弗陵為嗣，認為霍光可輔佐，遂命人繪《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霍光。
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病危，詔霍光為大司馬，與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輔佐弗陵，是為昭帝。漢昭帝時年8歲，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主持朝政，於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封博陸侯。上官桀與霍光爭權，桑弘羊與霍光在鹽鐵官營等政策上有嚴重分歧。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劉旦、蓋長公主密謀，欲殺霍光，廢昭帝，立燕王為天子，最後事敗，上官桀、桑弘羊被族誅，燕王和蓋長公主自殺。霍光自是威震海內。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漢昭帝薨，無嗣，霍光以皇太後詔迎立漢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劉賀荒**無道，旋廢之。又迎立武帝曾孫劉詢，是為漢宣帝。
霍光執政期間，執行“與民休息”政策，削減國家財政支出，減免百姓租賦，重新恢複與匈奴和親，史稱“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其實，向“高級幹部”推薦《霍光傳》的，1000餘年前就曾有過一人。《宋史》記載：寇準當了宰相，前去請教張泳，張泳隻說了一句“《霍光傳》不可不讀”。寇準不解其意，回去讀《霍光傳》，讀到“不學無術”時，會心一笑，說：“此張公謂我也。”
“不學無術”這頂帽子是寇準讀《霍光傳》時，對號入座加到自己頭上的，張泳私下對他的評價是：“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
《霍光傳》記載：霍光要廢一即位就行**的劉賀，又怕日後擔“忤逆”的罵名，他想援引古例，卻不知“伊尹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的典故，於是問了一句“於古嚐有此否”。沒想到即此一問，讓人看出“光不涉學”了。“不學無術”一說就是溯源於此。
然而，《霍光傳》的價值還不僅止於此。讀《霍光傳》，使人能更清醒地認識“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曆史悲劇。
霍光是西漢武帝、昭帝、宣帝的重臣，有擁立新君、輔佐朝政的大功，是四朝元老，為漢室的安定和中興建立了功勳，是西漢曆史發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位列麒麟閣十一功臣之首。這棵根深葉茂的大樹，確實也庇蔭過他的後人。大樹底下乘涼，又極易有恃無恐，於是霍光的子孫們驕橫傲慢，即使什麽本事都沒有，也會什麽人都不放在眼裏。身居高位，“朝請”時卻“數稱病私出”。“朝謁”也叫“蒼頭奴”代勞。連家奴都狗仗人勢，竟因與人爭道而入禦史府踢大門，還動不動就揚言“縣官（指漢宣帝）非我家將軍（指霍光）不得至此”。
漢宣帝即位之後，霍光夫婦又做了兩件不光彩的事。《漢書》均有記載。一是將女兒霍成君嫁給皇上，二是將漢宣帝在民間所娶的皇後許平君毒死了，使他自己的女兒成了皇後。
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漢宣帝即宣布親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步開始剝奪霍家人的政治權力。此時的霍光一脈，在朝廷已盤根錯節，勢力強大。《漢書》雲，“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甚為形象。漢宣帝首先削弱霍光家族的軍權。他任命霍光的兒子霍禹為大司馬，霍光侄孫霍山為尚書，削其實權。最關鍵的環節，就是將“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親信”，換成了自己的人。
這一切，自然令霍家人坐立不安。霍禹、霍山等人，甚為恐懼。於是，霍氏決定冒險。這是說，他們想讓霍皇後下毒酒，毒死漢宣帝，然後由霍禹做皇帝。然而，此時的漢宣帝早已羽翼豐滿、成竹在胸了。公元前65年，漢宣帝一舉將霍家及其餘黨一網打盡。可憐霍氏一族，幾乎沒有留下什麽活口。霍光的老婆兒子被腰斬後，甚至還被棄屍街頭。唯一活下的人，是霍皇後，在冷宮終其一生。霍氏一家，真正算是死無葬身之地了！這一可悲結局，正由“君子之澤”的“庇蔭”所致。
要認真看書學習，為官執政的不可不學無術；要管好自己的家人子女——這兩條都是毛澤東反複強調的。毛澤東向高級幹部推薦《漢書·霍光傳》，其良苦用心，或許也就在於此。這對於當今建立學習型政黨和反腐倡廉，極具借鑒意義。
毛澤東曾要求王洪文讀《後漢書·劉盆子傳》
1972年，按照毛澤東的部署，王洪文從上海被調到中央工作。開始時沒有讓他擔任中央的重要職務，而是委托周恩來培養他，考察他。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同時為召開黨的十大做準備。一到上海市委康平路辦公室，王洪文就急著要找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朱永嘉。朱永嘉是複旦大學教師，對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罷官》前調到市委寫作組。王洪文對朱永嘉說，在北京的時候，毛主席要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很深奧，他讀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給他講講。
朱永嘉把這件事告訴了當時的上海市委負責人徐景賢。為了探索其中的含義，徐景賢要朱永嘉趕緊把《後漢書》找來一讀。
《劉盆子傳》中寫道：“劉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式縣，位於泰山腳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劉章，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而盆子是劉章的後代，身上有點皇族血統。不過，當時他隻是個放牛娃。新莽末年，赤眉農民起義，“琅琊人樊崇起兵於莒，西攻長安”。有人給起義軍的領袖樊崇出主意，要他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以便師出有名，號令天下。
當時，在赤眉起義軍中有景王劉章的後代共70多人，其中數劉盆子、劉茂、劉孝三人的皇族血統最近。究竟該挑選誰來當皇帝呢？結果采取“摸彩”的方式選中了15歲的劉盆子。劉盆子僥幸當上了皇帝，將領都向他膜拜稱臣，但他依舊故我，經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戲……
王洪文的經曆，在某些方麵和劉盆子有相似之處，他從小也放過牛、養過豬，在東北吉林的田野裏幹過農活。毛澤東也曾經多次向別人介紹過王洪文，說他務過農，當過兵，做過工，以後又當過幹部，經曆比較全麵。
毛澤東特意從《後漢書》中挑出了放牛娃劉盆子的傳記，讓王洪文閱讀，無非是提醒他：按照劉盆子的資曆、能力和社會地位，是不行的，隻是依仗著劉氏宗室這一條，“摸彩”摸得了一個皇帝的寶座；你王洪文資曆很淺，隻是依靠“文革”中造反起家。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學習，少長進，結果也會像劉盆子那樣，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務正業，最後將以失敗而告終。
當時，毛澤東對王洪文確是抱有希望的，但同時，心中也有隱憂：在我們黨的曆史上，選拔一個工人擔任黨內的高級領導職務，是有過先例的，王洪文能不能勝任呢？毛澤東對此當然很擔憂。
徐景賢給朱永嘉出了一個主意：隻做古文翻譯，不發表任何議論，除了把《劉盆子傳》用白話文詳細講解一遍以外，其他什麽話都不說。
第二天，在王洪文辦公室裏，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講解著《劉盆子傳》，王洪文聽得很仔細，還自己捧著《後漢書》看了許久。聽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聲不吭。
王洪文的政治嗅覺當然很靈敏，他隻聽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澤東叫他讀這篇史傳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麵前，他不動聲色。讀完了，他也不發表讀後感，故意談了一些別的事情，這項讀書活動就算結束了。
但是，王洪文後來不聽毛澤東“不要搞‘四人幫’”的忠告，不學無求，一意孤行地和江、張、姚一起搞陰謀詭計，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終於變成了現代的“劉盆子”。
毛澤東多次向高級幹部推薦《三國誌·郭嘉傳》
《三國誌·魏書·郭嘉傳》是毛澤東愛讀的一篇人物傳記。1959年，他曾多次推薦《郭嘉傳》給高級幹部閱讀。
據《郭嘉傳》記載：郭嘉是三國時期曹操賞識和重用的一位英才，可以說他們是一見如故。經荀彧推薦，曹操初次見郭嘉，論議天下事，便感歎道：“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郭嘉在袁紹麾下碰壁以後，見了曹操，也高興地認為曹操“真吾主也”。曹操隨即讓郭嘉擔任自己的首席軍事參謀。
郭嘉沒有辜負曹操的厚望。他每臨大事，神機妙算，穩操勝券，令曹操喜不自勝。《三國誌》作者陳壽評價他是“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可惜，郭嘉在38歲那年不幸病逝。曹操大哭，並表曰：“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製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及至赤壁戰敗，曹操再次大哭，對手下說：“郭奉孝（郭嘉，字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悲傷痛惜之情，溢於言表。
1959年，伴隨著“大躍進”狂瀾，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這年春天，毛澤東一度潛心研讀《三國誌》，試圖從中獲取經驗。他結合實際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評點三國人物，談得比較多的是郭嘉。
1959年3月2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向大家詳細介紹了郭嘉，幾乎把《郭嘉傳》裏描寫郭嘉為曹操謀劃的史實都複述了一遍。毛澤東說：
三國時，曹操一個有名的謀士叫郭嘉，27歲到曹操那裏當參謀，38歲就死了。赤壁之戰時，曹操說這個人如果在，就不會使我處於這種困難境地。許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呂布，當時議論紛紛。那時袁紹占領整個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許昌，呂布在徐州。郭嘉建議先打呂布，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見事遲，得計遲，不要怕，袁紹一定不會打許昌。於是曹操就去打呂布，把呂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呂布，如果呂布跟袁紹聯合起來同時攻擊，曹操就危險了。郭嘉這個計策很成功。然後又去打袁紹。袁紹渡了黃河，在鄭州與洛陽之間曹操打勝了。接著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紹的兩個兒子袁譚、袁尚的問題。郭嘉說不要打，我們回師，裝作打劉表，把軍隊擺到許昌、信陽之間，他們一定要亂的。果然，曹操的軍隊一挪動，幾個月，兩兄弟就打起來了。袁尚把哥哥包圍在山東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黨、亡國，就派了一個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這裏來求救。曹操去救，乘勢奪取了安陽，消滅了袁尚的部隊，袁尚本人跑到遼東去了，然後再去消滅了袁譚。這個計策也是郭嘉出的。就在這個時候，郭嘉得病，38歲就死了。這個人很有名。《三國誌·郭嘉傳》可以看。
毛澤東為什麽在這種時候大談郭嘉呢？他明確指出：現在，我是借郭嘉的事來說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點。
同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向中共高級幹部推薦《三國誌·魏書·郭嘉傳》。據薄一波回憶：毛澤東介紹《郭嘉傳》讓大家看，意思是希望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做事要多謀善斷。毛澤東說，多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麵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隻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應當根據形勢的變化來改變我們的工作計劃。反對黨內一些不良傾向，也要當機立斷。毛澤東還談到1958年定的高指標，陳雲是不同意的。他由此講到做工作一定要“多謀善斷，留有餘地”，要善於“觀察形勢，當機立斷”，找到“一個較好的工作方法”。
7月11日晚，毛澤東在廬山與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時，說到1958年經濟計劃被搞亂了，緊接著說：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這是《三國誌·郭嘉傳》上的話。曹操在赤壁之戰吃了大敗仗，於是想念郭嘉。
其實，《郭嘉傳》中並沒有這句話，是毛澤東記錯了。不過由此可以推想毛澤東當時的心態。郭嘉是曹操身邊的重要謀士，被曹操稱為“奇佐”。有郭嘉在，曹操就不會犯錯誤。經濟計劃之所以亂了，是因為沒讓陳雲這樣的“奇佐”管經濟，所以毛澤東又想起陳雲來了。
幾天後，毛澤東找李銳等談話，話題再次集中到郭嘉身上。他說：世上沒有先知先覺，無非是多謀善斷，留有餘地。《三國誌》裏《郭嘉傳》值得一讀。郭嘉這個人足智多謀，初在袁紹麾下不得施展，他說袁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就跑到曹操那裏。曹操說他“每有大議，臨敵製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躍進”出點亂子，不要埋怨。否則就是“曹營之事不好辦”，或者叫作“欲與共濟天下大難”！
毛澤東推薦讀《郭嘉傳》，其實不隻是稱道郭嘉的“多謀”，也有讚賞曹操的“善斷”之意。如上所述，毛澤東批評袁紹優柔寡斷，見事遲，得計遲，常常處於被動，吃了敗仗。而曹操就不同了，如果沒有他的當機立斷，郭嘉再好的主意，也不會得到實施。郭嘉之所以棄袁投曹，就是因為在袁紹那裏，其謀、其智派不上用場。知人善任，納諫用謀，是領導者的大事。有了“郭嘉”們的“多謀”，再加上“曹操”們的“善斷”，二者結合起來，領導工作就會如虎添翼，就能不斷解決難題，打開新的局麵，創造新的業績。
毛澤東向羅瑞卿推薦《三國誌·呂蒙傳》
1958年，毛澤東到安徽視察，同行的有張治中和羅瑞卿。在火車上，毛澤東認真地閱讀了《三國誌·吳書·呂蒙傳》。閑談時，他介紹說：三國的“呂蒙是行伍出身，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後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學苦讀，以後當了東吳的統帥”。他接著提出要求：“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後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三國誌》和《呂蒙傳》。”
毛澤東還當麵向羅瑞卿薦讀《呂蒙傳》，告誡說：“公安幹警應成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要求。”
《呂蒙傳》載於《三國誌》。呂蒙是東吳大將，但他少時不曾讀書，十五六歲就跟隨他的姐夫孫策征戰，孫策很賞識他的勇敢。孫權繼位後，呂蒙多次立功。後來，呂蒙接受了孫權的勸告，在戎馬倥傯之中攻讀不輟，讀書頗多。
呂蒙自從奮發讀書以來，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見識日廣，更加多謀。周瑜死後，魯肅接任統帥。起初，他對呂蒙並不重視。及至在怎樣對待蜀國大將關雲長的問題上，呂蒙向魯肅獻了“三策”，使魯肅吃驚不小。他說：我以為你隻會打仗，想不到你如今已不再是“吳下阿蒙”了。孫權更是讚頌不已：沒有人能像我們的呂蒙那樣，年長後還能下定決心刻苦自學，“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
呂蒙通覽經典之後，為孫權出謀劃策；指揮作戰，膽識俱增，成為東吳傑出的統帥。
呂蒙是孫權鼎足江東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主要貢獻就是策劃和主持了襲取荊州的戰役，使孫權的勢力從局促的江南向長江上遊拓展，獲得了一片寶貴的戰略緩衝地帶。同時也解除了來自荊州上遊的威脅，為孫吳政權的穩定奠定了基礎。後來呂蒙早逝，使孫權十分惋惜並深感沉痛。
《三國誌》作者評價呂蒙說：“勇而有謀斷，識軍機，譎郝普，擒關羽，最其妙者。……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
毛澤東非常讚賞呂蒙這種雖年長仍奮發讀書的精神。在毛澤東的推薦下，羅瑞卿回北京後，擠出時間熟讀了《呂蒙傳》，又派人將它譯成白話文，印發公安幹部學習，推動了公安係統幹部學習文化的熱情。這對改善公安幹警的文化素養，無疑大有好處。
毛澤東向彭德懷推薦《明史·海瑞傳》心情矛盾
毛澤東熟讀《明史·海瑞傳》，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國難當頭之時表現出的氣概所打動。
1959年4月，上海會議期間，毛澤東大力提倡“海瑞精神”，號召大家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來的種種失誤大膽陳言，將“五不怕”精神與海瑞的直言進諫結合起來。他說：“明朝皇帝對臣下嚴酷，廷杖至死，還是堵塞不了言路。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因此，要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嘉靖。”還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淨’，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裏，很不客氣。皇帝看了，幾次丟在地上，又幾次拾起來看一看，想一想，覺得海瑞這個人還是好人。但終究把他關起來，準備殺掉。有一天，看監人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便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盡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到他曾建議彭德懷讀《明史·海瑞傳》，又問周恩來看過沒有，周恩來說看過了。
上海會議後，彭德懷到東歐訪問前，專門讀了海瑞的事跡，有半月時間，那本載有《海瑞傳》的《明史》常置在他的案頭。
毛澤東這樣不厭其煩地向大家推薦海瑞，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他期望黨內同誌講真話，以便及時糾正政策失誤的急迫心情。他還表示：“我的缺點，你們也要批評，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們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
但在另一方麵，毛澤東對黨內出“海瑞”尚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提倡講真話的同時，就提醒大家講話要善於選擇說話的時機，不講策略也不行。他舉例說：“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自己被消滅，當時落得皇帝不喜歡。”
就是在上海會議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間，毛澤東還私下對人說：“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麵前都不敢講真話。我把問題交給少奇、恩來他們辦，自己退到二線。但過一段後又‘不安分’，實際上還是一線。我想把整個中國要緊的事情辦定。建設社會主義從歐洲到中國還不是很清楚的，我們不能吃人家吃過的饃饃，活著，多搞一點，比少搞一點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致，我有顧慮。”
在毛澤東眼中，“三麵紅旗”在大方向上是沒有錯的，錯則錯在具體政策上，所以在原則問題上沒有討論的餘地。正因為如此，當時胡喬木分析說，毛澤東號召大家學海瑞，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銳的人物。
毛澤東在對“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說明從曆史中吸取教益也並非一件易事，它受到當政者主客觀各種條件的製約。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上陳“萬言書”，結果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對此事件的解釋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中的大官僚。現在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曆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歡。現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缺點，是對的，我支持左派海瑞。”1960年，明史專家吳晗應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之約，創作了以“左派海瑞”與“右派官僚集團”作鬥爭為主線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然而，這出戲在“文革”前夕卻被視作為彭德懷翻案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成為“文革”的導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