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被革命導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開始研究，並有獨到的見解。
1915年9月6日，就讀於湖南一師的毛澤東致信蕭子升說：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於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早年毛澤東研究王安石變法的經驗教訓，對他日後改造中國、從事革命和建設不無影響。
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在曆史上又稱為“熙寧新政”，被詳細記載在《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中。
《宋史》撰修於元朝末年，全書有本紀47卷，誌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共計496卷，約500萬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詔修宋史，因體例未定而未能成書。元朝末年，丞相脫脫主張分別撰修宋、遼、金三史，各自獨立，這一意見得到元順帝的同意。於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開局，三史同時修撰。經過兩年半時間，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書。
《宋史》是在原宋朝《國史》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宋史》的特點是史料豐富，敘事詳盡。兩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學術活躍，雕版印刷盛行，編寫的史書，便於刊布流傳。科舉製的發展，形成龐大的文官群，他們的俸祿優厚，有很好的著述條件。加之統治者重視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學的發達。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擔；王安石變法改革官製後，主要由秘書省負責。宋代官修的當代史有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記載宰相、執政議事及與皇帝問對的時政記；有根據起居注、時政記等按月日編的日曆；有詳細記載典章製度的會要；還有編年體的“實錄”和紀傳體的“國史”。元末修撰的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宋朝舊有的《國史》編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原貌。
但是由於《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實的考訂、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麵存在不少缺點，如一人兩傳，無傳而說有傳，一事數見，有目無文，紀與傳、傳與傳、表與傳、傳文與傳論之間互相抵牾等，這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蕪雜亂之稱。
盡管《宋史》存在不少缺點，但是它卷帙浩繁，僅《列傳》就有2000多人，比《舊唐書》列傳多出一倍。敘事詳盡，就史料的學術價值而言詳勝於略。同時《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國史、實錄、日曆等書，這些史籍現在幾乎全部逸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係統的一部書。
毛澤東對《宋史》的一些重要篇章，都做了圈閱和評點。
王安石是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學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宰相，推行變法。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抑製豪強，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展農業和商業，緩和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王安石變法自始至終都受到了大地主階級和頑固守舊勢力的堅決反對。反對派實力強大，其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司馬光。司馬光任宰相後幾乎廢除了王安石變法的所有法案。
青年毛澤東目光如炬，高度評價王安石的過人才華和改革誌向，指出其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可謂精深獨到。
據《宋史》記載：王安石的新政，包含了多項變革，他自己最為得意的創新，也是最為當時人所詬病的是“青苗法”。
宋朝立國百年後，積貧積弱的形勢日趨嚴重。宋神宗趙頊即位後，麵臨內憂外患，立誌富國強兵，有所作為。當時，廣大農民十分貧困，導致他們紛紛破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高利貸的猖獗和地主豪強的土地兼並。每年青黃不接之時，農民為了維持生活和生產，常向地主豪紳乞借高利貸。於是，“兼並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為了改變這種情勢，神宗於熙寧二年（1069年），采納王安石的建議，出台了“青苗法”。
所謂“青苗法”，實際上就是由國家代替富戶來發放的一種用地裏的青苗做抵押的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並歸還。所定的利息為二分，自然較豪強富戶的利息低。此舉既可免除農民受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利國利民。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濟貧困、抑兼並、促生產，其宗旨不可謂不善。然而新法一經全麵推行卻完全走了樣，不但無“惠民”之效，反而變成了害民之法。
其一，自願貸款變成了官府強製攤派。
雖然朝廷屢次禁止州縣官吏向百姓抑配青苗錢，但為了出政績，各級官吏“務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強製攤派引起人民不滿，“民間喧然，以為不便”。但為掩蓋事實真相，官員們竟然上奏假稱“民皆歡呼盛德”。
其二，低息貸款演變成了官方的高利貸。
朝廷規定取息二分，“而施行之際則不然也”，“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許多地方明令取息三分，甚至更多。司馬光為陝西路青苗錢算過一筆賬，農民得青苗錢“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納新好小麥一石八鬥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
其三，新法的推行給地方官吏創造了盤剝漁利的機會。
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要有手續，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成了官員們撈取“好處費”的關卡。“閭胥裏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因而借青苗錢者在出息三分之外，還有許多額外的破費。正如蘇軾所說：“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漲，此臣所親見。”如此一來，借青苗錢者不但要負擔重息，經過官吏層層盤剝，甚至本錢也倒貼了進去。“雖兼並之家乘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
其四，官府的逼債手段比民間放高利貸者更加嚴酷。
官府掌握專政的機器，農民還不了本和息，官吏們則“鞭笞必用”，農民難以忍受。“青苗法”實行“二十年，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賣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最後，“青苗法”在朝野一片反對和攻擊聲中被迫廢止，王安石也被罷相，鬱鬱而終。
王安石“青苗法”的失敗原因成了曆代學者研究的課題。人們從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公認的一條原因，就是當時司馬光所說“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也就是說在推行新政改革的同時，忽視了吏治的改革和整頓。
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主要原因當然是守舊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但王安石不能知人善任，致使一些趨炎附勢、投機鑽菅之徒，借擁護新政之名，鑽進了變法的領導班子，也實在是他失敗的一個重要緣由。
誠然，在理論上，王安石在用人問題上曾有過一些精辟論述，寫過《材論》，提出過“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的育人用人辦法，發出過“人才難得亦難知”的慨歎，其實在實際中他並不真正懂用人之道。在《讀孟嚐君傳》中，他強調隻需“一士”就能辦大事，而鄙棄眾人智力，斥之為“雞鳴狗盜之力”。而且，推行新法過程中他所依靠的“士”，又沒有認真識別，便輕率加以任用，全然忘了“難知”二字。
譬如呂惠卿，就因多方“迎合安石”，兩人一起“論經義，多合”，王安石就十分賞識，說什麽前代的儒者沒有能比得上他的，同時竭力“援引”，使他“驟至執政”，成為第一號依靠力量。後來，王、呂之間一度產生矛盾，呂惠卿便施奸計，故意對人說：“惠卿讀儒書，隻知仲尼之可尊；讀外典，隻知佛之可貴；今之世，隻知介甫之可師。”把孔子、佛陀、王安石三者並列，極盡吹捧之能事。這種拍馬的話傳到王安石耳中，王安石居然輕信，嫌隙便立即解除了。還有像鄧綰之類“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物，也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
由於王安石用人的弱點，致使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人有空子可鑽。正如顧炎武所說：“幹進（鑽營求官）之流，乘機抵隙。”這當然使改革領導班子嚴重不純。
當王安石一度失利離開相位時，滿口“隻知介甫之可師”的呂惠卿非但不救助，反而落井下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此時那一幫風派人物立刻見風使舵，“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有的否定新法，有的借其他案件來株連誣害王安石。其後，王安石雖再度為相，但大勢已去，成不了氣候。剩下唯一可以參與機謀的心腹僅是自己的兒子王雱，不幸兒子又過早夭亡。他最後隻好喟然長歎：“義不足以勝奸，而人人與之為敵。”
這就是11世紀一個大政治家的悲劇！照理說，“義”是可以勝奸的，在王安石那裏為何又不能了呢？關鍵在於，改革變法的事業雖然是正義的，卻沒有識別和任用一批主持正義的人，而讓那些投機分子鑽到心髒裏來了。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曆史上規模較大的一次改革，但由於王安石在改革經濟的同時，不願也不敢觸動封建的上層建築，所以遭到失敗。它的失敗說明，改革必須將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配套進行，才能取得最後的成功。
毛澤東總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教訓是“不周知社會”。“不周知社會”內涵很多，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吏不得人”的問題。因此，毛澤東讚成“治國就是治吏”。毛澤東正是基於這種曆史的經驗教訓，反複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必須善於使用幹部。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幹部兩件事。”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幹部問題”。
《宋史·王安石傳》中說：“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王安石針對反對派反對、攻擊變法而提出的綱領性思想原則。
1965年6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與複旦大學教授劉大傑暢談文史，從天命論談到王安石。劉大傑說，對於王安石，我們一向總認為他能反對天命、反對封建宗法，是他的進步之處。毛澤東卻認為：“在王安石之前已經有人提出過反對天命、反對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時代，他搞變法，當時很多人攻擊他，他不害怕。封建社會不比今天，輿論可以殺人，他能挺得住，這一點很不容易做到。”毛澤東強調說：“要學習王安石這種‘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評，要敢於發展、堅持自己的見解。”顯然，毛澤東對王安石的看法和評價比早年更精當深刻了。
毛澤東不僅推崇王安石其人，也喜愛王安石的詩文。1958年，毛澤東從《人民日報》上看到江西餘江消滅了血吸蟲，欣喜異常，寫下兩首七律《送瘟神》，其中“春風楊柳萬千條”，就是化用了王安石的《壬辰寒舍》中的詩句：“空思似楊柳，春風萬千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