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的人物列傳中，毛澤東特別矚目《範仲淹傳》，他非常推崇範仲淹。據文字記載，毛澤東曾先後四次對範仲淹高度讚賞並做出精當評價。
毛澤東讚揚範仲淹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
1913年11月23日，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在《講堂錄》中第一次對宋代名臣範仲淹和影響近代中國曆史進程的著名人物曾國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
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歉於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傑也，而非聖賢。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範希文，後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範、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
青年毛澤東將處於社會上層的聖賢君子劃分為“辦事之人”和“傳教之人”兩大類。“傳教之人”的最高典範是孔、孟、程、朱、陸、王，他們致力於探究真理，探討大本大源，畢生弘揚教化，澤被千秋萬代，故被尊為“聖人”。至於“辦事之人”，尊奉聖賢之所垂教，也能建功立業於當世，但他們無心窮究“宇宙之真理”，難以達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境界，故而不能躋身“聖賢”行列。毛澤東把範仲淹和曾國藩列為“辦事而兼傳教之人”，認為他倆既探究大本大源，又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創造了“三不朽”的最高境界。這無疑是對範、曾二人的極高品評。
風華正茂的毛澤東認為：正如在宋代，範仲淹的曆史地位要高過韓琦一樣，在清朝，曾國藩的曆史地位肯定高過左宗棠。因為範仲淹和曾國藩都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所謂“辦事”，是指建功立業；所謂“傳教”，是指建立和傳播思想學說，以影響當代和後世。也就是說，範仲淹與曾國藩兩人不僅建立了不朽功勳，而且其道德文章都可以為後世所效法，被後人所景仰。毛澤東把韓琦、範仲淹和左宗棠、曾國藩相比較，指出了範、曾二人比韓、左二人在道德思想領域裏高明得多，也就是因為他倆領悟到了“大本大源”的關鍵所在。
在青年毛澤東看來，聖賢應當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就是高舉理想道德的偉大旗幟，又能以此為大本大源來經世濟民平天下，並取得大功大業的人。所以即使拿破侖稱霸歐洲，也隻能算是一代豪傑，不能進入聖賢的第一隊列。毛澤東認為範仲淹是真正的“辦事而兼傳教之人”，即是評價他不但建立了輝煌的事功，而且其道德文章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弱冠之年的毛澤東對範仲淹已是十分欽佩了。
青年毛澤東效法範仲淹，以天下為己任
《宋史·範仲淹傳》這樣記述：“範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誌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
範仲淹是唐朝宰相範履冰的後代。他的祖先原是陝西邠州人，後遷徙江南，定居蘇州。範仲淹兩歲時父親不幸逝世，範母謝氏年輕，貧無所依，隻好帶著兒子改嫁給山東淄州長山縣朱文翰。範仲淹也就跟著這個曾當過縣令的繼父姓了朱，名叫朱說。範仲淹母子隨朱文翰先後遊曆過不少地方，少年範仲淹沒有中斷過學業。但作為一個異姓之子，難以承受的是寄人籬下的委屈。
範仲淹在朱家雖然受到歧視，但並不了解自己的身世。朱家是長山的富戶，其子弟習慣於揮霍享受，範仲淹對他們那種奢侈浪費的做派很是看不順眼，於是多次勸止，卻遭到異父母兄弟的搶白：“我們花的朱家的錢，關你什麽事？”範仲淹聽了大吃一驚，覺得話中有話，於是追究盤問，方知自己的身世。此事對他產生極大的刺激和震動，於是下決心脫離朱家，獨立生活，到南京發奮讀書。
191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講堂錄》中也親筆記述道：
範文正世家子，父喪，幼隨母適朱，故名朱說。所不自知其為範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極而泣。勵誌苦學，三年衣不解帶。嚐見金不取，管寧之亞也。公蓋蘇州人。子堯夫，仁俠似之，嚐遇故舊於途，見窘於資，指贈以麥雲。
毛澤東記述範仲淹的早年經曆時，正值寒風襲擊長沙，出身農家、“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的毛澤東，對出身孤貧的範仲淹感同身受，推崇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
據《宋史》記載，範仲淹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清廉為官，勤政為民，艱難坎坷地奮鬥了一輩子。任開封知府時，幾個月就把混亂不堪的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民間流傳歌謠：“朝中無憂有範君，京都無事有希文。”範仲淹與韓琦主持西北邊事，號令嚴明，民間又流傳：“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範仲淹主張“明黜徙，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隨後在全國各地推行“慶曆新政”。雖隻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範仲淹雖四次遭貶，卻矢誌不渝，仍然疾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言，為中國儒家思想中的進取精神樹立了一個嶄新的標杆。所以，元好問十分欽佩範仲淹，讚頌他說：“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
出身農家的少年毛澤東誌向遠大，他在走出韶山之前改寫《贈父詩》明誌：“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何處不青山。”正是受到範仲淹等曆代聖賢的影響，毛澤東號召人們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敢作敢為。他大聲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青年毛澤東立誌成就“內聖外王”之業，做聖賢、豪傑的思想越來越堅定。他說：“聖賢、豪傑之所以稱，乃其精神及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之謂。”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毛澤東“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艱苦卓絕，奮發有為，矢誌不渝。
毛澤東曾想效“範公之畫粥”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給遠在北京的亦師亦友的黎錦熙寫了一封長信，其中說：“然擬學顏子之簞瓢，與範公之畫粥，冀可勉強支持也。閣下於此，不知讚否若何？”
24歲的毛澤東竟然想效法23歲的範仲淹之畫粥而食，這真是一場跨越千年的神交啊！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歲的範仲淹毅然辭別老母來到南京，進入思慕已久的應天府，投師聲譽日隆的戚文同門下。戚文同不積私財，不營居室，終生教授，他告誡學生：人生以有義為貴。
戚文同的言傳身教對範仲淹影響極大。據《範文正公集》附《年譜》記載，他“晝夜苦學，五年未嚐解衣就枕。夜或昏怠，以水沃麵。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冬夜讀書倦極思睡，就用冷水洗麵。每日以稀粥為食，還常常吃不飽，且每天要到很晚才有的吃。這是何等的寒窗苦讀啊！
這一情況從另一記述也可以得到證實。據《範文正公集》卷七《上張左丞書》記載，範仲淹自述少家貧，在僧寺裏讀書，經常煮粥一小鍋，待凝結後用刀劃成小塊，早晚各取兩塊，外加一點鹹菜，即為一天飲食。
《宋史·範仲淹傳》也記述：“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麵；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就是在這種以苦為樂的環境中，範仲淹“晝夜苦學”，孜孜不倦，堅定不移。據說有一次宋真宗路過南京，人們都爭先恐後地去看熱鬧，唯獨仲淹仍埋頭讀書。有個同學特地跑來叫他：“快去看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千萬別錯過哦。”仲淹回了一句：“將來再見也不晚。”便又繼續讀他的書。
工夫不負有心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範仲淹赴京參加科舉考試，金榜題名，進士及第，得到了真宗的召見。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立誌“改造中國與世界”，他豪情萬丈地說：“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毛澤東效仿範仲淹“畫粥”並非一時衝動，因為他在青少年時代就以“身無分文，心憂天下”自勉，認真實踐著自己所倡導的“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心身修煉宗旨。
毛澤東品範仲淹詞：“介於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
範仲淹在文學上也很有成就。1957年8月1日，毛澤東興致大發，索筆蘸墨，龍飛鳳舞，把範仲淹的《蘇幕遮·碧雲天》《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兩首詞書寫出來。他又將自己的心得和見解發之於筆端，對範仲淹的這兩首詞作出如下評注：
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當兼讀。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我的興趣偏於豪放，不廢婉約。婉約派中有許多意境蒼涼而又優美的詞。範仲淹的上兩首，介於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可算中間派吧；但基本上仍屬婉約，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人的心情是複雜的，有所偏但仍是複雜的。所謂複雜，就是對立統一。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詞的婉約、豪放兩派，在一個人讀起來，有時喜歡前者，有時喜歡後者，就是一例。睡不著，哼範詞，寫了這些。江青看後，給李訥看一看。
毛澤東對範仲淹兩首詞的點評，流露出真摯的個人情感，有三條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古典詞作可分婉約與豪放兩種，即使是“中間派”的作品也具有傾向性；二是毛澤東的興趣“偏於豪放，不廢婉約”，兩者兼顧；三是從閱讀心理和閱讀興趣來看，不同風格的作品都應該讀一讀。
自己認真品評一番，還意猶未盡，一定要推薦給家裏親人共同欣賞，足見毛澤東對範仲淹詞的喜愛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