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618—907）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係統記錄唐代曆史的一部史籍。《舊唐書》的主撰者是劉昫。劉昫（887—946），字耀遠，涿州歸義（今屬河北雄縣）人，五代史學家，後晉政治家。後唐莊宗時任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後晉時，官至司空、平章事。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年）受命監修國史，負責編纂《舊唐書》。
《舊唐書》原名《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後，才改稱《舊唐書》。《舊唐書》共二百卷，包括本紀二十卷，誌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紀十卷，誌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前後參與其事的有歐陽修、宋祁、範鎮、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人。《新唐書》的作者對誌下了一番工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沒有的《儀衛誌》《兵誌》。
毛澤東對《舊唐書》《新唐書》多有圈點和批注。《舊唐書》卷七十二《李百藥傳》中，錄有李百藥寫給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論》，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陛下每四夷款附，萬裏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借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才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
毛澤東在這段話旁揮筆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藥概括的李世民這四個特點，是說他的決策風格和他每天的幾大主要工作安排。毛澤東以“工作方法”稱之，自是政治家讀史的旨趣所在。
李世民的後兩種工作方法：“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才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顯然，此兩舉都不是直接處理具體的或緊要的政務，多半屬於務虛性質的討論和閑談，時間均在上午罷朝之後和傍晚夕陽西斜之後。討論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備盡肝膈”，足見相互暢談的坦誠氣氛；和文人們高談典籍詩文，中間還插說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務虛之舉了。
為了能夠經常進行這種務虛之舉，唐太宗李世民還從體製上做了設計。早在任天策上將軍時，李世民便在天策府開設文學館，廣招天下學士18人入館，號稱“十八學士”。這18人都是些博覽古今、明達政事、善於文辭的大知識分子。李世民讓這些學士，每天“值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足見依恃之重，為士子所向往。
李世民即位當年，曾搜集二十多萬卷書置於弘文殿，並在弘文殿旁設置弘文館，精選才學淵博之人充任弘文館學士，仍然是讓他們分班值夜，“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李百藥說他們的討論達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見李世民對務虛何其看重，興味是何等濃厚！
李世民論史用史，在曆代君主中最為有名。他經常和文學館學士虞世南一起讀曆史典籍，和文臣們討論“前言往行”，實際上都是在總結曆史上的經驗教訓。他的許多政治思想，多從讀史、論史中引出。他還在中書省內設置秘書內省，組織人力專門編寫南朝梁、陳，北朝齊、周和隋五個朝代的史書，以及《晉書》和《南史》《北史》。並下詔讓魏征、長孫無忌、房玄齡、岑文本、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藥、李延壽等一幹重臣負責修撰。李世民自己還執筆為《晉書》撰寫了晉宣帝司馬懿、晉武帝司馬炎的紀論，和文學家陸機、書法家王羲之的傳論。
李世民和文臣們的務虛，最終目的是“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討論以求其是，博學以成其道，務虛以為其用，遂使貞觀年間的政風民風，良可足觀。李世民是封建社會中少有的自覺探討、總結執政規律和領導藝術，並能夠運用其務虛所得的大政治家。這也是貞觀年間特別是貞觀前中期的政策失誤相對較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世民經常和文臣們討論學問時事，在其幹部集團中形成一種善於思考天下大事，勇於進諫規諷的濃厚風氣，並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這是創造“貞觀之治”的重要基礎。同李世民一道務虛的學士們，大都成為深諳政治的政治家。他曾對房玄齡說：“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而房玄齡則主修過《晉書》，還是曉暢軍機、長期執掌兵權的宰輔。這些人才追隨李世民，為國家統一、政治穩定和文化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乃至武則天和唐玄宗兩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過“十八學士”這樣的幹部團隊。
對於唐初的人才輩出、濟濟多士，毛澤東也甚為稱賞。他讀《舊唐書》和《新唐書》，常常寫下列傳所記文臣武將的名字。例如，在《舊唐書》卷六十三至六十四的封麵上寫了封德彝、蕭瑀等十人；在《新唐書》卷九十四至九十八的封麵上又寫了侯君集、馬周等二十人；在《新唐書》卷八十八至九十三的封麵上寫了李靖、李勣等二十八人。每次書寫這些名臣的名字，大概是為了增加對這個盛極一時的幹部集團的記憶。有時候，毛澤東還特意在這些人名後麵注明其才學特征，諸如：“姚思廉（曆史家）”，“令狐德棻（曆史家）”，“朱敬則，政治家，曆史家”，“鍾紹京，書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等等。
“務虛”作為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種，毛澤東始終是著力提倡並善於運用的。毛澤東經常要求領導幹部讀哲學，讀曆史，讀文學。他讀了好的篇章，就推薦給其他人，共同欣賞，甚至經常開列一些書目，供領導幹部學習。同一些領導幹部聊天，毛澤東也常常是“思接千載，視通萬裏”，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會議上，他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談。
1958年1月，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說道：“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這年3月26日，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還對務虛的問題做了專門闡述，說：“過去也不是一點虛沒有務，也談了一些，可以有那麽一點時間不談具體問題，專談一般的思想性質和理論性質的問題。”“先實後虛或先虛後實都可以，可以專門開一次實的會，也可以專門開一次虛的會。也可以同時並舉。不過現在就希望多一點虛更好，因為過去太實了。我看我們這些人，比較太實了一點。要逐步引導我們各級黨委的同誌關心思想、政治、理論這樣一些問題。”“中央一級、省一級包括地一級的第一書記恐怕解放一點，還要加一點，及其他同誌。中央隻解放我一個人，恐怕是不夠，恐怕還要有幾個同誌，把他們從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這樣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較大的問題。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總而言之，是少管一點事情，少管一點就能夠多管一點。”
“少管一點就能夠多管一點”，這句話，深刻道出了務虛與務實的辯證關係。
曾經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在回憶錄裏記述的毛澤東第一次同他談話的情景以及他的體會，可作為務虛之用的一個生動範例。李德生說：“我等著他對我到中央工作後提出具體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縱橫馳騁，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規的工作方法。他談起了黨的曆史，又問我平常愛讀什麽書。我看到毛主席房間裏那麽多書，頓感慚愧……談到學曆史，他又提出，《天演論》和《通鑒紀事本末》也要看。”“過去我聽傳達說，毛主席集中講一個問題時，愛引用‘不唱天，不唱地，隻唱一本香山記’。毛主席對我是不談工作任務，不談工作要求，隻談一個學習問題。我感到對我這個從軍長崗位上剛到中央工作的人來說，真是特別重要。”“我領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隻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難，而應該努力學習，這樣才能使自己視野廣闊，思路清晰，不致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所束縛。後來我從實踐中體會到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條件。”“我體會到，把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去指導實踐，運用之妙，是門藝術，是領導幹部必須努力把握好的一門藝術。”
作為“馬上打天下”的君主，李世民武略之高自不待言。毛澤東對李世民的軍事指揮藝術和在軍事理論上的建樹，也推許有加。他在馮夢龍的《智囊》裏讀到李世民“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諸語時，旁批道：
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於敵一路之兵力，四麵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毛澤東認為，李世民的最大失誤是在“接班人”的確立問題上。
毛澤東在讀《新唐書》卷八十《李恪傳》時，批注道：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聽長孫無忌之言，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兒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歡文武兼備、“英果類我”的李恪，並有意識地加以培養、教導，封為遠地藩王。還常常對左右說：“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亡憂。”足見倚重之深。但是太子李治則為人柔弱，思慮不精，少雄主才略。這一點，李世民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廢李治立李恪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長孫無忌為其外甥爭位，隻好放棄了這個打算。結果釀成李唐宗室的禍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則天為皇後。他不理朝政，導致武則天專權，並稱“二聖”。李治死後，武則天又連廢兩個皇帝，自稱“聖神皇帝”，還改了國號，誅殺宗室大臣。其禍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澤東認為當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強於李治，而沒下決心改立太子，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惋惜之情，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