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睿是毛澤東讚賞的南北朝時梁武帝天監年間的一位名將。毛澤東讀《南史·韋睿傳》時，被韋睿的事跡所深深吸引，在該卷濃圈密點，文字批注達25處之多。
《南史·韋睿傳》載：韋睿字懷文，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郊區漢宣帝陵墓）人，梁武帝任雍州刺史時，韋睿即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帝。後梁武帝“兵起檄至，睿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趙，有眾二千，馬二百匹。帝見睿甚悅，拊幾曰：他日見君之麵，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可見韋睿與梁武帝關係之深。他“多建策，皆見用”，是梁武帝征伐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年）至六年，梁軍在合肥地區最終打敗了北魏的大規模進攻，鞏固了梁在淮河流域的邊防。
這一時期，正是南方齊、梁交替之際，北魏趁機蓄意挑起邊境衝突，向南方施加他們的影響。北方的軍事指揮官早期是任城王元澄，後期是中山王元英。天監三年的二三月間，任城王元澄率領蕭寶寅等的軍隊在東線進攻，在鍾離（今安徽蚌埠東麵）打敗梁軍後，同時又派兵在西線進逼義陽（今河南信陽），與梁將曹景宗的軍隊在西線相持。這次進攻由於四月間大雨和淮水大漲，元澄不得不引兵後撤至壽陽（今安徽之壽縣），失亡4000餘人，元澄為此降三階，北歸。北魏轉以中山王元英為統帥，繼續增兵南進。同年八月，元英攻陷梁之義陽。十月間，梁武帝蕭衍下決心派兵北上與北魏抗衡。這次梁軍掛帥的是蕭衍的兄弟，臨川王蕭宏；北魏則以中山王元英掛帥，為征南將軍，率10萬軍隊與梁軍相峙。這次是南方進攻，北方處於防禦，具體是韋睿督諸軍在前方作戰。
《南史·韋睿傳》描述了他指揮作戰的經過。《韋睿傳》稱：“睿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睿巡行圍柵。”毛澤東在此處加旁圈，並在天頭上畫三個大圈，批注曰：“躬自調查研究。”強調將領要親自調查地形和研究敵情。
正在此時，“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睿欲擊之。”毛澤東在此處加旁圈，並批注：“以眾擊少。”因為對方隻有幾百人，正好集中優勢兵力，以眾擊寡。
接下來，“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睿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毛澤東在“無故出人於外”加旁圈，在天頭上畫了三個大圈，並批注曰：“機不可失。”打仗要抓住戰機，挫其精銳，則城自陷。
《韋睿傳》接著說：“眾猶遲疑，睿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睿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毛澤東對“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睿之法，不可犯也”逐字加旁圈，批注曰：“決心。”韋睿若沒有決心，那就很難取得這次初戰的勝利，並攻下小峴城。
韋睿乘勝進攻魏軍駐守之合肥城，梁軍的先頭部隊在合肥，亦是久攻不下。於是“睿案行山川”。毛澤東在此處加了旁圈，天頭上畫了三個大圈，又一次批注：“躬自調查研究。”他還在批注“躬自”旁加了套圈，“調查研究”四字旁加了單圈。可見，毛澤東強調前線直接指揮作戰的司令員一定要親自摸清敵情，弄清山川地形，才能提出正確的作戰方案。
接下來，韋睿“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表率，傾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那時，魏在合肥東西兩側分築小城，韋睿決定先攻外圍二小城。突然遇到魏援軍5萬人奄至，眾將害怕不敵，請表益兵，韋睿不同意，他說：“賊已至城下，方複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征眾。‘師克在和不在眾’，古之義也。”韋睿的意思，臨戰請援，時間不允許，應該積極應戰。毛澤東對這段話也加了旁圈，批注：“以少擊眾。”即使敵眾我寡，隻要同心協力，同樣也可以以少擊多。
當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乘勝至睿堤下。軍監潘靈祐勸睿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釜。睿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取傘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誌。”綏，退卻的意思，意為帶兵的人死在畏怯退卻上，隻有前進沒有退卻的道理，古人有雲：狹路相逢勇者勝。隻有勇者才能以少擊眾。在此處，毛澤東加了旁圈，批注雲：“以少擊多。”在這四個字旁再加圈。這四個字無疑是對韋睿膽識過人、臨危不懼的表彰，唯其如此，才最終拿下了合肥城，取得了這次戰役的勝利。
韋睿所以能取得這次戰役的勝利，還與其善於調和部屬諸將領之間的關係有關。《韋睿傳》中說：“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誌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睿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複私鬥。’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
韋睿在攻打合肥這個戰役的過程中，處處都能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在拿下合肥班師回朝時，由於兩軍相距很近，擔心為魏軍所追襲，韋睿遣輜重居前，自己乘小輿殿後。魏人憚於韋睿威名，望之不敢逼近，梁軍全軍而還。
韋睿攻克合肥時，“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這與曹景宗貪財好色的作風不同。毛澤東在這裏逐字加旁圈，天頭上批了“不貪財”三個大字。
韋睿既好客又愛護部屬，《韋睿傳》稱其：“睿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他能勤奮持事，主動關心別人。毛澤東在這段話旁逐字加圈，並批注曰：“勞謙君子。”勤勞而又謙遜，才能團結人，保持隊伍的戰鬥力，並吸引更多有謀之士圍繞在自己身邊。
韋睿能在進攻時居第一線，躬自調查研究；班師作殿後，臨危不懼；不愛命，不貪財；對士兵仁義，對屬下的將領加強團結，顧全大局。這是一位德才兼備的卓越將領，難怪讓毛澤東流連矚目呢！
天監五年（506年）十月，北魏為了洗刷合肥戰役的失敗，再次派中山王元英會同蕭寶寅圍梁之鍾離。梁武帝蕭衍這次又讓韋睿將兵救鍾離，並受曹景宗節度。
《南史·韋睿傳》稱：“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眾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毛澤東在“眾兵百萬，連城四十餘”處逐字加旁圈，並加批注：“雖眾，何所用之。”人多，不一定管用，打仗還得靠智慧和勇敢。這次是曹景宗與韋睿兩支梁朝最精銳的部隊聯合作戰，而蕭衍則在首都建康指揮。在《南史·曹景宗傳》中講到蕭衍“詔景宗頓道人洲，待眾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沉溺，複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眾軍同進。’”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到這次戰役的最高指揮官是蕭衍自己。在《南史·韋睿傳》稱：“帝怒，詔睿會焉，賜以龍環禦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於是韋睿帶兵很快就趕到邵陽洲，與曹景宗的軍隊相會合。
《韋睿傳》稱“睿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穀，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睿緩行，睿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至邵陽洲”。毛澤東在這一段文字的開頭，批注道：“敢以數萬敵百萬，有劉秀、周瑜之風。”
與此同時，梁武帝敕曹景宗曰：“韋睿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梁武帝蕭衍在這裏是調和前線兩位主將韋睿與曹景宗之間的關係，二將和是打勝仗不可或缺的條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講到這件事，他說：“曹景宗驍將也，韋睿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豫敕景宗，得將將之術矣，敕睿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睿難。然而非然也，睿能知景宗之鷙，而景宗不知睿之宏。景宗之氣斂，而何患睿之不善處邪？”王夫之這段分析有相當道理，梁武帝賜龍環禦刀給韋睿是以防萬一；給曹景宗的敕文，是要他敬重韋睿，韋睿當然會寬容他。二將和是這一場戰爭勝利的保障，結果是“睿以景宗之下己，而讓使先己告捷”，“如其不然，睿愈下而景宗愈亢，睿抑豈能為人屈乎？”二將所以能和衷共濟，是因為蕭衍在二將之間，處理得當。
這一場南北雙方的決戰，北魏這次是其勇將楊大眼與元英親自參戰，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場硬仗和惡仗。在《南史》的《曹景宗傳》和《韋睿傳》中都記載了他們的戰況。
《曹景宗傳》中說：“及韋睿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卻，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
《韋睿傳》中說：“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披靡。睿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睿以強弩兩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眾。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眾來戰，睿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強。”野戰的重任都落在韋睿指揮的軍隊身上。
這一次戰役最後是梁武帝定下火攻的計謀，《曹景宗傳》稱：“梁武帝令景宗與睿各攻一橋。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毛澤東在此處批示：“此時梁武猶知軍機。”
《韋睿傳》載：是時，“值淮水暴長，睿即遣之，鬥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於是，“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這些描述，毛澤東在逐字加旁圈後，批注曰：“百萬之眾皆盡。”
王夫之認為，即“鍾離之勝，功侔淝水，豈徙二將之能哉！”把這一次勝利比作淝水之戰，不僅是韋睿與曹景宗在前方作戰的功勞，也有梁武帝運籌帷幄，調遣二將指揮得當的功勞。
毛澤東通過比較韋睿與曹景宗這兩個將領，認為曹景宗隻是一名好色貪財的勇將，這種人不是不能用，但得防著點，所以毛澤東批注說：“曹景宗不如韋睿遠矣。”
天監七年（508年），韋睿還碰到一件事，那時，“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睿督眾軍援焉，睿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複追仙琕，將複邵陽之恥，聞睿至，乃退。
毛澤東在“為將當有怯時”句的天頭上批注：“此曹操語，夏侯淵不聽曹公此語，故致軍敗身殲。”此事見《三國誌》的《夏侯淵傳》。夏侯淵是曹操的勇將，戰數勝，曹操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匹夫敵耳。”曹操這個話有道理，夏侯淵領兵在漢中因這一弱點被劉備所襲殺。
《韋睿傳》還稱韋睿：“居朝廷，恂恂未嚐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曆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毛澤東在這裏逐字加圈，並批注曰：“仁者必有勇。”對上恭敬，對親人慈愛，能散財於親故，這是仁者的表現；仁者無私心，故作戰有勇氣，這是其在戰爭中不斷打敗敵人的力量之源泉。
韋睿因疾壽終於普通元年（520年），終年78歲。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南史·韋睿傳》說韋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毛澤東讀到這裏，逐字加旁圈，揮筆寫下：“我黨幹部應學韋睿作風。”讚許之情，溢於言表。
縱觀毛澤東對《南史·韋睿傳》的圈讀及批注，其重點不在戰爭如何進行，而在優秀的將領應該具備怎樣的素養和品質。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紛紜，論地位，韋睿說不上顯赫，但毛澤東對他如此情有獨鍾，不惜筆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韋睿善於處理軍政的大局，處理好軍隊官兵的關係，處理好將領之間的關係，以保障戰爭的根本勝利；其次，在韋睿的身上，體現著作為領導幹部的種種美德與素養，諸如謙遜樸實、率先垂範、節儉廉潔、團結同事、勤奮工作，還有毛澤東素來推崇的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等。這些，在當今乃是涉及黨風、政風、軍隊作風的原則問題，所以毛澤東十分看重，更值得我們今日借鑒。
讓毛澤東“為之神往”的《南史·陳慶之傳》
《陳慶之傳》載於《南史》第六十一卷。毛澤東在該書封麵上，用粗重的黑鉛筆畫了讀過兩遍的圈記。在目錄“陳慶之”三字旁，畫了兩條著重線。在傳記開篇的天頭上，連畫四個大圈，又用他蒼勁的筆跡，醒目地標寫著“陳慶之傳”四個大字。在第一段介紹陳慶之生平的地方，毛澤東富含深情地批注：
再讀此傳，為之神往。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文內許多地方，毛澤東又圈又點，畫滿了著重線，足見他閱讀之專注和深情。
既有批注，又注明具體時間和地點，這在毛澤東批注《二十四史》中是極少見的例子。
陳慶之是怎麽樣一個人物，在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的形勢發生了什麽變化，陳慶之又做了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因而使得一代偉人毛澤東會為他“神往”呢？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今江蘇宜興）人，幼時是梁武帝身邊的隨從，相當於現在首長身邊的通訊員。後來成長為梁武帝手下的一員大將。他雖出身寒門，但為人忠正耿直，有膽，有識，有才，建有赫赫武功。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儈降梁，梁武帝派陳慶之去接應，又讓他率軍隊護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北魏10萬大軍抗拒，都被陳慶之挫敗了。後豫章王投奔了北魏，陳慶之及時地“斬關夜退”，保全了軍隊的實力。
大通元年（527年），陳慶之攻打北魏的渦陽，北魏派兵增援。有人說：派來的前鋒必定是精銳，打勝了算不上功勞，打敗了挫傷自己部隊的銳氣，不如不打。陳慶之說：魏兵是遠道而來，征途疲憊，隻要我們敢打，沒有打不敗的道理。他親自率領500餘兵卒奔擊，北魏前鋒被破。陳慶之迅速占領了渦陽城，與攻城的魏兵，自春至冬，打了“數十百戰”。有人想退兵，陳慶之堅決反對。魏兵在城周圍修築起13座堡壘，被陳慶之先破了四壘，他把這四座堡壘的俘虜，全都割去了耳朵，讓其他九座堡壘的敵兵看，加強威懾力量。又鳴金擊鼓，奮勇進擊，魏兵大敗，渦水為之塞流。陳慶之乘勝又占領了城父。
鍾離之戰以後20年，南北形勢有了一個大的變化。從大通元年起，北魏內亂頻仍：一方麵是北方的柔然、高車等遊牧族在北方侵擾北魏的邊境，另一方麵是破六韓拔陵（？—525）率領的六鎮邊民起義。北魏已無兵可用，秀容的爾朱榮在鎮壓六鎮起義的過程中力量不斷壯大，同時北魏上層統治集團日益奢侈腐朽，而且宮廷政變不斷，靈太後毒死肅宗元詡，引起北魏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和混鬥。爾朱榮率部進入洛陽，在河陰縱兵屠戮朝廷百官，使整個北魏王朝處於分裂和崩潰的狀態。在這個背景下，北海王元顥南奔降梁，這就為梁武帝派兵北上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時機。
梁武帝在大通二年（528年），派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7000人，送元顥北返為魏王。盡管北方有爾朱榮部步步抵抗，而陳慶之所率7000人的部隊孤軍深入，自銍縣（今宿州的臨渙縣）起兵，一直打到北魏的首都洛陽。在140天時間裏，大小47戰，陷32城，所向無敵。睢陽一戰，陳慶之以7000人敗魏將丘大千的7萬人。在河南滎陽，陳慶之的7000之眾與北魏40萬大軍相抗衡，《南史·陳慶之傳》稱：“時滎陽未拔，士眾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眾曰：‘……我等才有七千，賊眾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天穆、（爾朱）兆單騎獲免。”
陳慶之這樣孤軍深入靠的是銳氣和勇氣，居然能把北魏的孝莊帝趕出洛陽，迎元顥進洛陽。這次南朝大舉進攻北方，占領洛陽，為南朝百餘年弱勢未有之事。
陳慶之破關斬將、所向無敵的英雄戰績，充分體現了他的果敢機智和卓越的軍事才能。
1969年，毛澤東已是76歲的老人，遠離戰爭年代也已二十多年，他自己運籌帷幄、決勝千裏、威武雄壯的經曆，為陳慶之的事跡所引發，從而心馳“神往”古戰場，產生“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的千古共鳴。難怪他對“此傳”要一讀再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