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修好了，還不能說“築巢引鳳”的巢就已經築好。
標準化廠房流行於西方工業化國家，是中小型企業和產業集聚發展的生產場所和運行平台，標準化廠房在規定區域內統一規劃，統一建設，以通用性、規範性、配套性、集約性見長。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有一個“五彩夢”，所以，最初他們一直是活在夢想中的，夢想中的世界是信馬由韁的，是沒有邊界的。
“要幹就幹別人沒幹過的，要幹就幹別人幹不了的”，這樣的宣言，有時是夢中的囈語，有時就是夢醒後的行動。經開區是活在夢想中的，或是為夢想活著的，所以一出手就建標準化廠房，一建就是10萬平方米。合肥沒人幹過，安徽也沒地方幹過，沒幹過倒也罷了，許多人連聽都沒聽說過。
標準化廠房在1993年經開區成立之初就立項了，但直到1994年4月3日，也就是10.8公裏幹道建設一周年後才開工，這看上去似乎有紀念意義，但實際上是因為沒錢才拖到了第二年，香港的兆峰陶瓷項目已經與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正式簽署了合作投資協議，設備采購、人員配置、組織準備一切都在進行中，100天建成廠房，雖有玩笑的成分，但也是一個並不輕鬆的承諾。
不能再拖了，那年月流行一個說法，叫作“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1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就是沒條件而創造條件上馬的一個工程。
這時候，資金壓力和危機比一年前幹道建設時更大了，靠著從市裏挪用來的房改資金根本不夠，而幹道建設欠下的工程款債主們每天都在圍追堵截著要錢，有時不得不擠占少得可憐的廠房建設資金去應付一下債主。
先把隊伍拉起來。1994年4月2日，“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工程建設指揮部”成立，相當於一年前的幹道建設指揮部，總指揮杜平太，副總指揮梁建銀，指揮劉自忠，指揮部辦公室全權負責現場工程建設，辦公室主任祖朝興為現場總調度，副主任張義權負責廠房現場建設，副主任陳和平負責水電安裝和保障。三個毛頭小夥子三十剛出頭，卻已在建築江湖上闖**多年，是有著三拳兩腳真功夫的年輕人。
學道路橋梁專業的祖朝興是一個建築情結很重的人，畢業的時候分在合肥市公用事業總公司坐辦公室，可他主動跑到市政公司要求到工地一線幹活，他似乎在工地上的水泥、鋼筋、砂石、泥灰中找到了工作的樂趣和意義。有過壽春路項目負責人的經曆，祖朝興在10萬平方米廠房現場指揮調度的時候顯示出與他30歲年齡極不相稱的成熟和老練。
標準廠房位置低窪不平、池塘和溝坎交錯，土方工程量很大，而工期隻能提前，不能拖後。當時征地拆遷安置是由肥西縣負責的，一些糞窖、草堆因沒有補償標準而產生扯皮，影響了現場清理。敢作敢當的祖朝興帶著推土機連夜將糞窖、草堆推平了，第二天村民來鬧事，指揮部按每個糞窖20塊錢，每個草堆10塊錢給了，不用肥西付錢，快刀斬亂麻，立馬搞定了。
工期太短，工程分成三大塊，杯形基礎施工、預應力構件現場澆注、梁柱安裝幾乎同時進行。土方工程、挖地基、砌牆這些勞動密集型的工程由七裏塘建安公司、湖濱建安公司、廣廈建安公司、大圩建安公司、煙墩建安公司五家鄉鎮建築企業去做。預應力構件，單跨24米，單體廠房三跨72米，技術要求很高，工程交由省水安公司完成。梁架吊裝、安裝則由省機械化施工公司負責。這些施工單位很多人都跟祖朝興在市裏打過交道，因為以前祖朝興給施工單位付錢很爽快，協調起來很順利，可這一次不靈了。
一開始，工程進展很快，15天時間就把10萬平方米廠房的杯形基礎做好了，基礎最淺的兩米多，深的有七八米深，300多根柱子憑空矗立在綠油油的麥田裏，遠遠望去，像是麥地裏生長出的一片茂密的森林，在四周飄揚的彩旗和工地高音喇叭聲響的烘托下，氣勢恢宏，蔚為壯觀。在10萬平方米廠房對麵的華東國際建材城負責工地建設的俞光遠被這一切深深感染著，他想有朝一日自己要是能融入這一激動人心的場麵中，那將是人生最壯麗的一頁。一次杜平太站在他身邊，指著夕陽下10萬平方米廠房工地對他說：“你看，這些高柱子就是現代化，高柱子撐起的就是現代化的新城！”俞光遠說，杜平太說得**而富於詩意，他記住了這句話，並在三年後投奔開發區。
10萬平方米廠房建設的場麵完全可以用驚天動地來描述，像一年前建框型大道一樣，工程建設24小時連軸轉，工地上人山人海、紅旗招展，高音喇叭一個接一個地捆綁在每一個施工單位的電線杆頂端，喇叭裏每天不間斷地滾動著振聾發聵的口號標語、現場新聞，工地上成立了宣傳組，由新來的大學生彭桂貞、劉自強、趙誌剛、徐曉楓等組成。趙誌剛、徐曉楓在各個工段采訪，彭桂貞和劉自強則是既當通訊員，又當播音員，他們自采、自編、自播，對每天的工程進度和工地上的好人好事進行報道，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批評曝光。工地上人多車多，生拉硬扯的廣播電線經常被碰斷和撞斷，這個時候，在部隊當過通信兵的盧崇福帶著登高板、腳扣，親自爬到電線杆上去接通電線。畢竟已經45歲，他每次從電線杆上下來，累得滿頭大汗，盧崇福說：“開發區百業待興，每個人的十八般武藝全都能用得上。”中午吃飯的時候，彭桂貞和劉自強會放一些流行音樂的磁帶，建設者們捧著飯碗，高音喇叭裏回響著《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愛拚才會贏》《跟著感覺走》之類很切合當時情境的歌聲，歌聲穿過一個個工棚上空的炊煙，最終融入了深遠的藍天白雲之中。
從工地到管委會小平房有3公裏地，從村裏抄近道走約有2公裏，當時參加廠房建設大會戰的年輕人稱之為“胡誌明小道”，香馨公司隔壁的臨時小平房裏共住了八九個人，晚上在管委會食堂打一瓶開水，從“胡誌明小道”拎著回來。這裏是荒郊野外，沒吃的，沒喝的，沒商店、沒娛樂，實在寂寞難耐了，他們會說：“劃兩拳，再睡覺！”於是，同宿舍的兩小年輕就劃起了拳，沒劃幾個來回，發覺依然不好玩，就睡了。靠劃拳來豐富業餘文化生活是滑稽而無奈的。
還有不能睡覺的。每天送到工地的材料要登記造冊，然後經幾方確認才能付款。這天天色已晚，鋼材還沒送到，黃小平和夏可政不能離開，黃小平就騎車到3公裏外的小飯店買了點鹵菜、花生米和幾瓶啤酒，他們坐在集裝箱上一邊喝啤酒，一邊等送材料的貨車。夜已經很深了，啤酒喝光了，花生米吃光了，鹵菜的骨頭都啃淨了，天上的星星也累了，夏可政和黃小平就坐在集裝箱頂上數星星，後來終於看見了由遠而近的貨車燈光。貨送來了，夏可政和黃小平跳下集裝箱忙著清點登記，等到最後一輛車登記完畢的時候，天已經亮了。兩人又接著去上班了，我問夏可政：“不累嗎？”夏可政說：“那時候，通宵不睡覺是常事！”
其實，10萬平方米廠房的建設過程遠沒有高音喇叭裏歌聲渲染的那般浪漫，錢不夠，水電不通，勞務糾紛不斷，施工單位間相互摩擦，100天的工期像一把利劍懸在每個人的頭頂。工程調度會每周二、四、六下午2:30在管委會小平房大會議室召開，每天下午5:30在1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的工地現場召開工程建設碰頭會，現場辦公，現場解決難題。
難題太多了，像影子一樣，你走到哪兒，就跟到哪兒，寸步不離。
陳和平的記憶是清晰而牢固的，沒水，從2公裏外的繁華大道用水管接到工地，水再分配到各個施工點，根本不夠，24小時放水、存水依然解決不了水荒，實在急得沒辦法了，就用拉水車過來保養磚牆和水泥構件，混凝土攪拌機晝夜不息，為爭水，工地上甚至大打出手；沒電，從桃花、十八崗變電所臨時架線過來，臨時架線，線路不規範，電壓不穩，燈一會兒亮，一會兒暗，工地經常跳閘，負責水電的陳和平就不停地在水和電之間來回奔跑。
勞務糾紛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從幹道建設開始，開發區出台政策，農民可以通過勞務來維持和改善生活，勞務主要是建築材料卸貨，我在一份開發區文件中看到勞務細化到卸水泥每噸2元，黃沙每噸1.4元，鋼材每噸1.6元，紅磚每千塊4元，還有PVC水管、木模板、鋼模板、石灰、井蓋等建材全都明碼標價。可在實際操作中，意想不到的扯皮的事層出不窮，村裏的勞務分了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幾人十幾人不等，最常見的扯皮是貨到了工地後，人沒來齊，先到的人就不幹，而送貨的車要急等著回去；第二種是開發區出台的政策中有些建材沒標出價格，比如玻璃、塑料棚布、鋼架、油漆等等，還有一些新材料，卸貨時村民討價還價，有時漫天要價，不答應就不卸貨；第三種是由於村民裝卸不及時，工地又急等材料，貨主卸了，付了裝卸費後，村民又來要錢，說這是開發區規定的，勞務由我們做；第四種是有的雖有標價，但貨卸下來後，就地堆在車下，如果要送到十米二十米外，那就要加錢，不加錢就不卸貨，因為文件上沒說將貨送多遠。
指揮部人員都是年輕人，遇到扯皮，就自己上。一次天色已晚，安慶送水泥的四輛大貨車急等著回去，而村民卸貨小組隻來了三五個人，人沒來齊，他們不願幹，工程建設公司的莫之福、張仁斌、張曉明、李軍等十幾個年輕人說：“我們一起扛，錢還都給你們！”於是幾個年輕人一起蜂擁而上，將水泥全都扛到了工地工棚裏，他們用這種方式來感化村民。二十出頭的張仁斌在工地上已經很多天沒洗澡沒刮胡子了，人曬得黝黑，一身水泥灰，一臉胡子拉碴，顯得很蒼老，有一個心地善良的村民在扛完水泥後問張仁斌：“你有幾個孩子？”張仁斌說：“兩個孩子。”村民很同情地說：“那你負擔不輕。”說這話時候的張仁斌還沒找到對象。
通常情況下的扯皮，多少都能說出一些充分或不充分的理由，還有一些人強行送砂石、材料給施工單位，價格高，還要付現錢，不要就用車將前後路堵死，讓統一送材料的車進不來，出不去。這樣的建設環境和投資環境影響很壞，指揮部一方麵通過村幹部協調，協調不了就讓開發區治安辦依法處理，治安辦是市公安局的派駐機構，有15天拘留權，治安辦主任張學法二十多年後在接受我采訪時說：“我一般給他們三次機會，跟我們好好談，如果還談不好，我隻有掏出手銬，拘留。”
那時候，水泥比糧食還貴重，在10萬平方米兆峰陶瓷原料廠工地，因為繞道時加長大貨車的一個後輪陷到了養魚塘裏，車子失去了平衡，已經有三四包水泥滑到了水裏，眼看著幾十噸水泥就要翻到水裏全部報廢，可養魚的村民不給車走，說水泥把魚嗆死了，要賠錢。莫之福找村幹部和規劃土地處處長夏可政協調，補償款最終由幾萬降到了幾百元。夏天的天說變就變，悶熱的空氣中隱隱傳來陣陣雷聲，水泥不能淋雨了，莫之福和張仁斌來不及到村裏找人了，兩個人愣是將幾十噸水泥卸到了塘埂上，等到他們雇傭村裏的拖拉機將水泥全部拉走後，天上電閃雷鳴，暴雨如注，他們冒著傾盆大雨推著自行車走了六七裏路趕到開發區二十埠小平房，人累得癱在地上，爬不起來了。莫之福說：“腿抽筋了。”
夏天的工地上日子難熬，天熱、晚上工棚裏蚊子、蟲子橫行肆虐，在這樣的環境裏久了，人就容易上火，失去控製，兩家施工單位為爭水洗澡發生衝突，雙方五六十人打群架，指揮部控製不了現場局麵，緊急調動開發區治安辦和肥西警方出動警力製止了械鬥，一方被打傷了七八個人，占了上風的另一方被抓走了四個。工地停工了，負責工程的張義權冒著烈日騎自行車到黃山路工地求有工人受傷的公司複工，公司經理見張義權大汗淋漓、言辭懇切，動了惻隱之心，複工了；有工人被抓走的公司要求公安放人才能複工，在開發區和市建築管理處的多方協調下，兩天後放人複工。那時候，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自己累就算了，工地上千萬不要出事。
然而，最大的困難還是缺錢。
“帶資建設”是建築行業中風險很大的一種建設模式，弄不好的話，利潤沒賺到，墊進去的資金還收不回來，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一般都不願這麽幹。可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1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建設要求施工單位“帶資建設”，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質疑，管委會是合肥市政府派駐機構，是一級政府，而且到開發區幹工程又是合肥市建築業管理處（現建管局）親自組織的，在建築業管理處召集的那次會上管理處就提出了“工程很大，必須是有實力的企業方可帶資建設10萬平方米廠房”。於是七裏塘建安公司、湖濱建安公司、廣廈建安公司、大圩建安公司、煙墩建安公司毫不猶豫地就來了，這是合肥市最有實力的幾家鄉鎮建築企業。
廣廈建安公司建的廠房工程量最大，可廣廈幹到一半時，決定停工，因為開發區的錢遲遲不到位，起初帶資建設答應要付一半工程款，現在連一半的一半都沒付，張義權將停工的事向總指揮杜平太做了匯報，杜平太對張義權說：“現在賬上隻有5萬塊錢，開發區全部吃飯的錢就靠著5萬塊了。”杜平太要張義權跟施工單位再說說好話，讓他們再挺一挺。張義權找到廣廈經理，好話說盡，軟話說透，廣廈依然不鬆口，後來開發區找了市建築業管理處出麵，才沒有停工。說起那時候沒錢的困頓，張義權說，“工地上度日如年，隻想著混一天算一天地趕緊熬過去。”
10萬平方米廠房以“超深圳速度”的77天幹完了，廠房建成了，可由於沒錢付工程款，來的時候很牛的幾家鄉鎮建築企業公司有的倒閉了，有的趴下就爬不起來了。廣廈公司老總因為付不出工程款，被工頭在屁股上捅了一刀，杜平太被堵在門邊，不讓出去。杜平太說：“我現在沒錢，不等於將來也沒錢。相信我，我會連本帶息還你！”
開發區建設工程款大約在2000年左右全部還清，而那時候，有些建築公司已經找不到了。它們雖然消失了，但它們就像一些雪中送炭、拔刀相助的義士一樣出現在開發區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關鍵時刻。
1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建成的那天晚上，指揮部全體參戰人員在二十埠小平房食堂聚餐慶祝，大家都喝了不少酒。
聚餐後，杜平太帶著三四十個年輕人坐上中巴車，繞著10公裏幹道繞行一圈，最後在始信路佳安公司附近停了下來。
下車後，杜平太對著黑燈瞎火的二十埠方向問大家：“你們看到了什麽？”
年輕人說，沒看到什麽，有人說看到了遠處香馨公司方向有一盞日光燈亮著。
杜平太借著酒興，豪情萬丈：“不，那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你們看，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燈火輝煌！”
杜平太手舞足蹈地比畫著，他的**和夢想在酒精的催化下徹底爆發了。
年輕人一個個聽得熱血沸騰，他們也被杜平太的**點燃了，想起吃過的苦頭，受過的委屈，不少人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2020年9月，我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央視拍一部《扶貧路上的文學力量》的專題片，知道我要寫一部新合肥的創業史，攝製組到我房間采訪，我對記者們說到了這一情節，現場年輕的導演魏瑞娟眼淚似斷線的珠子流了下來，把我嚇了一跳。回來後她微信截圖發了一段她跟台領導的對話給我。其中有這樣的字句：“我周四采訪聽許春樵說的。”“我真的好感動。”“就是他說他們指著黑黢黢的黑夜說，那裏就是新合肥。”“我默默地一直在哭。”
這段微信截圖我至今還保留在手機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