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區管委會辦公會議最初的會議記錄很隨意，有時用筆記本，有時用信紙、活頁紙、打印紙等多種大小不一的紙張臨時記錄，然後用訂書機訂好，在我查閱的會議記錄中有的用鋼筆記錄，有的用圓珠筆記錄，還有沒墨水了用紅筆記錄的段落。
我在那些記錄裏看到了創業初期開發區的困頓和焦慮，更看到了開發區創業者的信念、勇氣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
那時候討論最多的是錢從哪兒來，建設往哪兒建，項目怎麽去談，拆遷安置如何協調，人才需要哪些，每一項工作一刻都不能停。還有幾乎每次會議都要提到的，迅速把國家級開發區的牌子扛回來。
所有的議題核心指向是：錢！
開發區基礎設施建設剛剛開始，5平方公裏起步區規劃配套工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原先規劃的建設項目必須上馬。新班子成立第二天，剛剛上任的管委會副主任梁建銀就直接站在了丹霞路建設現場，全權負責打通蓮花路到始信路中段的連接通道，將框型大道的“口”字變成“日”字。錦繡複建點、朝霞複建點等四處安置工程一分鍾都不能耽誤。梁建銀提起自己負責的這兩塊工作時說，最難的一是區縣協調，二是工程缺錢。協調他可以全身心撲進去擺平，而缺錢則毫無辦法。
土地賣不掉，貸款貸不到，借款借不到，撥款撥不了，如果不想辦法自救，無異於坐以待斃。
別人不來開發，我們自己先開發。
從哪兒下手？管委會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依托政府的資源、利用自身的力量辦公司、做實體、創效益、求生存。管委會無計可施的時候，能拿出來的辦法就是辦公司，“一個機構、一頂帽子、一個人，去創收”，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先行，此後合資成立了香馨建材公司、可明麗高科技廣告材料有限公司、晨龍石化貿易公司、恒達貿易公司、江淮新發汽車有限公司等一係列公司，與此同時，又獨資成立了新都貿易公司、繁華大酒樓、海恒工貿公司、海恒酒樓等。開發區四大公司最多時曾繁衍出了54個公司，這54個公司就像54個子孫，為開發區的生存與發展耗盡了心血，拚光了元氣，如今這些公司和實體都已經消失了，但它們注定了是以“忠烈”的形象凝固在合肥經開區的曆史冊頁中。
合肥城市建設綜合開發辦公室，簡稱“開發辦”，直屬市政府，直接指揮和參與合肥的舊城改造。政府想改造，也沒錢，於是，就采用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進行綜合開發。舊城改造一拆一建，重新規劃設計後的土地和空間就會增值，這個增值的部分就是綜合開發的利潤，利潤拿出來再用於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相當於政府不花錢改造了舊城區，還賺了錢。這種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運作的嚐試很大膽，也很有效，合肥市開發辦主任就是杜平太。杜平太出任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後，市裏的其他職務都免了，唯獨沒免開發辦主任。開發辦原先為舊城改造服務，現在還得為“新合肥”建設出力，於是市裏把開發辦下屬的市場化運作的公司剝離到開發區的旗下，成立“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公司在老城區開發，掙來的錢給新城建設使用。
開發區檔案室裏，我找到了一份“合政函（1993）19號合肥市人民政府文件”，《關於同意成立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的批複》的曆史檔案，文件下發時間是1993年4月23日，是省政府批準成立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後的第7天。省政府批文下來了，市政府拿不出錢來支持，唯一能夠動用的政府資源就是杜平太手裏的開發辦，利用城市綜合改造掙點錢支持開發區啟動。也許用“接濟”比“支持”更準確，因為在老城區掙的錢根本不能滿足開發區的建設，頂多算是救急。盡管如此，至少在1997年以前的四五年時間裏，開發區發不出工資和需要應急的時候，最先站出來掏錢的就是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
合肥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的運作模式是：邊拆、邊建，以地生財，就地掙錢。三裏庵要新建電信大樓，新城開發辦嗅出了鈔票氣息，立即衝了上去，先征用土地，土地賣給電信，再用賣地的錢在市政府劃撥的三裏庵和衛崗建拆遷恢複樓8萬平方米，5萬平方米用於安置，沒賺到現錢，但賺了3萬平方米房子，得把房子推向市場，可1993年還是福利分房的年代，商品房根本賣不動，新城公司隻好以房子抵水泥、鋼材和工程款，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商業運作方式來維持運轉，能賣出一點房子，掙點現錢，全都用於開發區救急。
青年路小學出土地，新城公司出資建設，建好後新城公司分得了一棟宿舍樓和一半的綜合樓，全都賣了。賣的錢除了付工程材料款，剩下的利潤全部交到了開發區。王勇當時在新城社會化公司銷售科，他說起賣房子的經曆時，感慨萬千：“房子不好賣，我們低價抵給材料商、施工單位後，他們又來以更低的價格委托我給他們賣房子。”政府沒錢，企業沒錢，老百姓手裏也沒錢，那時候的合肥真窮。
框型大道建好後，開發區一時變得冷清了下來，周宗華就回到市裏參與中菜市改造。本來這個項目是市政府委托市信托幹的，信托有錢，但拆遷、安置、規劃、設計、跟商戶簽合同，太煩瑣，幹不下去了，揭不開鍋的杜平太得知這一信息，當即願意接手，“規劃、設計、建設、拆遷、安置的人，我們都有，我們幹，保證你滿意”。幹了整整一年，掙了300萬，這筆錢可以給開發區用來發工資，支付一些逼得太緊的工程款，但欠錢太多，杯水車薪，隻能撒一點胡椒麵。說起這段經曆，杜平太眼圈都紅了，他說，那時開發區就像一個沿門乞討的要飯的，哪兒有錢賺，就往哪兒撲。在新城社會化公司苦戰過的李應天、杜勤、杜玉梅、王勇、周宗華、張紅環等一幫衝鋒陷陣的年輕人後來都成了開發區的中層幹部和中堅力量。
1993年10月的一天，正在工地的祖朝興接到周玉電話，要他立即趕到安徽飯店開會，祖朝興穿著沾滿爛泥的大膠鞋，騎著自行車到了安徽飯店，會議室裏鋪著厚厚的地毯，祖朝興找了一塊布擦掉了膠鞋上的泥後才進去。
裏麵召開的中外合資的“合肥香馨建設有限公司”股東會已經結束，由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合肥市土地開發總公司、合肥市政總公司第四工程公司、香港富達電腦軟件有限公司四方合資，總投資51萬美元，注冊資本36萬美元，開發區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占51%股份，市土地開發總公司占20%股份，市政第四工程公司占4%股份，香港陳妙齡的富達公司占25%股份。
祖朝興進了會議室後，杜平太對他說：“你幹總經理，照不照？”
穿著大膠鞋的祖朝興毫不猶豫地回答：“照！”
這是開發區第一個合資公司，也是第一個有港資背景的公司，香馨公司雖不大，卻是開發區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落地的第一個企業。開發區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戰線很長，在建設之外，配套的涵管需求量極大，開發區自己成立公司參與進來造涵管，既可以緩解工程款和材料款的壓力，也可以掙一些錢養活自己。股份製公司啟動時，開發區沒錢，隻能以土地作價入股，在投入少量資金後，第一個合資公司就辦起來了。香馨公司有兩大業務：做基建工程，造水泥涵管。公司開張，先買了一台挖掘機、兩台推土機，接著又買了一台康巴斯重型自卸車，施工、運材料、推土方，幹得熱火朝天。而公司生產的水泥涵管種類齊全，質量過硬，最大直徑3米，經過二十多年砥礪，香馨水泥預製品如今已成了合肥建築市場上的名優品牌。
香馨公司開張一年，完成700多萬營業額，利潤200多萬，隻是工程建設基本上是為開發區自己做的，沒錢付，利潤掛在賬上。自力更生，自我造血救自己的命。
廖津民從辦公室主任位置上到公服公司任總經理。一開始，公服公司做水電路氣的服務，項目來之前，三通一平，行道樹、綠化、衛生都由公服公司負責，幹多少活，拿多少錢，既為開發區省錢，又為開發區掙錢。後來越做越大，掙的錢也就越來越多了，到明珠廣場建設時，公服公司借6萬塊錢買樹苗，成立明珠廣場物業管理辦公室，在承擔明珠廣場綠化工程的同時，又承接了鄉村花園綠化工程。除了開發區的道路綠化、養護、管理、環衛之外，還有一些配套建設工程，包括為企業接水、接電、通信安裝、廣告牌製作安裝，什麽都幹。廖津民在公服公司幹了20個月，從賬上分文沒有，到還清欠下的200多萬工程款，公司盈利301萬，與香馨公司一樣，這些利潤是從開發區工程中掙來的，又被空掛在開發區管委會的賬上，拿不到現金。如果這些工程由社會上的公司來做，不僅成本大增，更令人恐慌的是，開發區付不起錢，也付不出錢。
肖光華原是合肥汽車製造廠的廠長，管過4000多人，下海到廈門外資企業籌建金龍汽車。鍾詠三在廈門招商時勸他：“要幹就幹我們自己的汽車，跟別人幹有什麽意思。”肖光華就回來了，回來沒幹汽車，幹起了開發區工業發展公司的掌門人。雖說後來工業公司跟印尼、江汽合資成立了江淮新發汽車公司，但隻是以土地入股，占了10%的股份，肖光華的主要任務還是以工業發展公司為平台，通過合作、合資的方式全方位地辦實體掙錢。實體越多越好，這叫“多生兒子好打架”，不到一年多時間，工業發展公司就成立了7家下屬公司，老肖任7個公司的總經理。
現在人們很難理解，當時開發區為什麽那麽急不可待地四處拉人合夥辦公司？開發區沒錢、沒地位，公信力嚴重短缺，沒有人願意來投資，沒有人敢到麥田、油菜地來辦企業，開發區沒有項目，工業公司隻有通過合資合作的方式來堅定投資者的信心，相當於把自己抵押出去，跟對方綁在一條船上，是一種同舟共濟、同生共死的合作方式。這是招商中沒有辦法的辦法。
可以這麽說，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艱難起步的時候，是工業公司點燃了開發區招商的第一簇火焰，它是開發區最困難時期的項目開發的火種。正是有了工業公司頑強燃燒著的火種，才有了後來開發區工業化鋪天蓋地的熊熊烈焰。
最初工業公司實際上承擔的是招商引商的任務，招不到大商，招小商，認準一個目標，奮不顧身地參與進去。“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無論大小，先把項目拉過來，把開發區“開發”的門麵撐起來。當然，在債主圍追堵截、工地經常停工、工資發不出來的窮困潦倒境遇中，開發區壓給工業公司的另一個重任就是，掙些錢來“養家糊口”和“貼補家用”。
掙錢談何容易，合作做生意，連本錢都沒有。工業公司的第一個合作項目是和安慶石化聯合成立的“合肥晨龍石化貿易公司”。管委會主任助理李平帶著肖光華和曹文林去安慶石化談了好幾次，反複描繪開發區的光輝前景和加油站的光明前途，安慶石化終於被說動，同意合作。辦晨龍貿易公司實際上就是辦一個加油站。加油站占地15畝，位於合安路邊（如今正大廣場地塊），總投資204萬，開發區占60%股份，安慶石化占40%股份。開發區錢不夠，外麵借不到，就向內部借，六十多位開發區職工每人集資3000元，湊了將近20萬，管委會機關又定向集資10萬元。有了這30萬集資款，加油站總算開張了。
靠職工集資款來啟動招商項目，這也就在合肥經開區能發生。職工一方麵工資不能按時發，一方麵還得從牙縫裏擠出錢來給開發區辦公司，開發區職工麵對家庭和朋友們的集資質疑，壯著膽子吹噓說：“開發區是幹大事的，這點小錢連毛毛雨都算不上，還能少得了你一分？”總經理肖光華和工業公司專職副書記盧崇福知道這筆錢來之不易，知道這筆錢的分量，所以他們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加油站開張初期，他們每天安排兩個人站在路邊，24小時數合安路上來往的汽車，根據流量測算加油概率，再計算出每年總需求量，以此來確定綜合成本和利潤目標，老肖說：“誰都不敢大意，不能虧損，虧不起。”
肖光華從廈門回來後，沒幹成汽車，卻賣起了汽油。
盧崇福在工業公司實際負責在加油站賣汽、柴油，晚上輪流值班，他就睡在公司旁邊小屋裏的單人**，夏天電風扇一夜吹到天亮，天亮醒來後，身上還是一身汗；冬天早上起來，腳還是冷的，吳壽保說不冷不熱的天氣，夜裏也睡不踏實，怕火險，怕被搶劫。老盧說，值夜班領導帶頭，那時候誰也不會搞特殊化，總經理老肖也不例外。
大家覺得既然來開發區了，就該夜裏睡在工地，睡在值班室裏。老盧每天早上起來後要量油罐裏的油位，加油機是電子加油，電子沒人能管得住，要是哪天電子失靈了，多加了油出去，那就虧慘了，到時候誰也承擔不起。吳壽保做加油站經理時，每天還有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一早起來給蕪湖、南京、銅陵、淮南等地加油站打電話，詢問油價，那時候是沒有統一定價的動態油價，油價高了，人家就不來加油。那年月車子太少，油並不好賣，老盧、吳壽保他們還要四處低三下四地去推銷油票，親戚朋友實在看不下去，就動了惻隱之心，買上一兩百塊錢的汽油票。吳壽保清楚地記得，為了省錢，當年加油站豎燈箱指示牌，他和老盧兩個人自己挖坑，一人多深的坑，兩人整整挖了一天，當廣告燈箱豎起來後，兩人癱坐在地上，懷裏抱著鐵鍬，滿身泥汙，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他們看到頭頂上的天空是彎的，直晃。老盧是部隊正團級轉業的軍官，在部隊，少校們見到他都要立正敬禮，吳壽保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從全國重點大學合肥工業大學走出來的，當年被稱作“時代驕子”，此時此刻，他們就是農民工。
晨龍加油站是安慶石化全省合資的十幾個加油站中效益最好的，每年盈利都在40萬左右，第一年40萬利潤按合資比例，開發區分得了24萬，12萬還本，12萬付息，兩年後，集資款連本帶息全部還清了。開發區幹部職工拿到本息後，非常自豪地說：“我們終於享受到了開發的成果了。”
在開發區最艱苦的歲月裏，自費開發和自找活路其實是一個意思。
當年的工業公司販紅磚、倒鋼材、賣水泥，什麽掙錢就幹什麽，加油站邊上還兼賣冷飲，一台“香雪海”冰櫃，一台冷飲機，垛在收款桌子邊上，天熱，司機加完油，結完賬，剩下些零錢，忍不住買一根冰棍或冰鎮酸梅湯解渴，成交一筆，加油站就能賺上五分一毛的。
開發區最早在小平房食堂接待，工作餐不講究，省長、市長、局長，包括北京來的國務院特區辦的領導們都在食堂吃過飯，草創時期，沒人計較。可商務接待，來的都是老板，是跑遍天下也吃遍天下的人，食堂接待肯定不行，怠慢了，項目可能就要泡湯。可要是都拉到安徽飯店、稻香樓、金滿樓去宴請，實在吃不起。於是，開發區決定自己開酒樓，勞動服務公司法人李鐵亮幹開發區繁華大酒店經理，海恒工貿公司法人周宗華在市區幹海恒酒樓經理，客商來開發區的接待就近在繁華大酒店，到市區接待就安排在市裏的海恒酒樓。開酒樓一是為開發區省錢，二是根據不同客商做特別訂製，管委會挖空心思給兩個酒樓做了基本定位，酒樓裝修要體麵，燈光要亮，包廂裏要配備音響係統，把那個年代流行的卡拉OK搬到包廂裏，搬到酒桌邊，酒喝到興頭上，客商吼上幾嗓子，暈暈乎乎地唱《我的未來不是夢》《最愛你的人是我》《月亮代表我的心》之類煽情的流行歌，喝足了酒，拉近了關係，消除了界限，項目落地籌碼自然就增加了。酒樓菜肴立足創新，主打本地正宗土菜，巢湖的魚蝦蟹鱉、肥西鄉下的雞鴨，花錢不多，風味獨特，加上態度熱情，吃過的客商都說：“特別的菜品，特別的接待，合肥開發區很特別！”如今，這兩個酒樓都不在了，但他們為創業時期的開發區做出了巨大貢獻，許多招商項目和融資項目都是在這兩個酒樓裏談成的，更重要的是，酒樓為囊中羞澀的開發區省下了大量的招待費。
開發區的公司做建築工程、造涵管、做鋁合金門窗、搞綠化養護、倒買倒賣建材、開酒樓、賣汽柴油、賣土地、賣房子、賣冷飲，而這些倒買倒賣的人，原先是一些機關幹部、大學生、部隊首長、國企領導，在這裏，所有的身份都失去了意義，要是有的話，每個人隻有一個身份：大家都是為開發區生存而玩命的人。
“玩命”是一個文學化的表述，開發區再難還沒難到要丟掉性命的地步，但丟掉虛榮和麵子是每個人都必須麵對的挑戰。韓立偉從航天工業部皖安機械廠投奔到開發區，在王剛手下的項目開發處招商，他想來幹一番大事，可開發區讓他幹的大事是開超市，他帶領從上海外國語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財經大學畢業的大學生，找幾個營業員，靠著4.5萬塊錢資金，開起了700多平方米的超市，宣平任經理，韓立偉任副經理。為了省錢，韓立偉帶著大學生打掃衛生、平整地麵、進貨送貨，看著簡易貨架上堆滿了方便麵、煙酒、毛巾、膠鞋等日雜百貨，韓立偉心裏既充實，又別扭，當年拚死拚活考上大學，不是為了站櫃台賣香煙、啤酒、方便麵的，回到父母身邊從來都撿好聽的話說：“開發區可厲害了，我們三天兩頭要跟外商打交道，那些外商，大夏天都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後來幾個大學生實在受不了，差不多都走了，有的是考研走的，有的是調走的，有的是撂挑子走的，難兄難弟們分別的時候，幾乎都是哭著鼻子離開的。開發區後來有了一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隊伍，那都是從大風大浪裏闖過來的，是大浪淘沙後的精華，留下來的都是抱定必勝信念和願與開發區同生共死的人，這些人應該叫作“同道”或“同仁”，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同事”。
盧崇福在談起工業發展公司經曆時說，“大家都豁出去了，所以，我們‘保飯碗，求發展’的目標實現了”。
那年頭非常流行一個新觀念，“找市長，不如找市場”。合肥經開區54個實體公司就是在市場上搏殺的一群英雄好漢。然而，真正的戰略性目標的實現還得要找市長。找市長，一是給政策，一是給錢。給政策就是給錢。
1994年，開發區發誓要開工建設30萬平方米的配套設施，確保建成20萬平方米，1000門程控電話、8000米自來水管網、3.15萬千伏變壓器及輸配電線路，還有明珠廣場工程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管委會簡單預算了一下，沒有2個億根本幹不起來。開發區管委會在春天寒冷的空氣中開了一個熱血沸騰的會，1994年香港兆峰陶瓷項目、華東建材城項目要落地，印尼輪胎項目還有合肥礦機廠等項目要窮追不舍，宏觀調控下形勢不妙，但開發區的開發建設勢頭不能減。等和靠就像守株待兔一樣，會把你等垮，會讓你守死。
從1993年4月到1994年5月，開發區各項基礎設施投入1.5億，實際可用建設資金卻隻有7600萬，資金缺口由框型幹道建成時的1200萬迅速飆升到7400萬，開發區已經扛不動、背不起了，四大公司“保飯碗”尚可，“求發展”也行，但是扛不動開發區全麵建設的重負。
所以，找市長比找市場更有效率。
市政府答複很簡單：沒錢！
市政府沒錢，但市政府可以協調來資金。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1994）50號文件《關於請求由房改資金中解決開發區建設周轉資金的報告》是直接打給市政府的，市政府本著“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的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將合肥市老百姓的房改資金借給開發區，鬥膽借了一筆，5000萬，期限兩年。可沒有這5000萬，開發區的1994年是挺不過去的，1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也是沒法開工的。
與此同時，經省政府宋明副省長協調，由市信托投資公司擔保，開發區委托市交行向馬鋼股票H股資金貸款350萬美元（當時相當於3000萬人民幣），貸款期限兩年。
民間有一個說法，叫作“一分錢難倒三尺男子漢”，還有一句民諺叫作“隻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用這兩句民諺來描述合肥經開區的起步階段，應該是比較準確的。